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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碑高1米，宽O.45米，圆首，首身一石。首刻二龙戏珠，边饰图案，明代万历已酉（公元1609 年）年赐进士鹿邑县知事王梦蚊撰文并立石。碑文楷书阴刻“孔子问礼处”五字。

   该碑原立于万教之祖牌坊西侧，后移于老君台上，现嵌于老君台上大殿前壁东侧，惜字迹已于文革时被凿坏。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聃，历史上实有其事，不少古籍都有记载。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虽有本传记载稍异，但对问礼一事则确认无疑。孔老相会和孔子学子老子的记载，见于《礼记·曾子问》四次，《庄子》五次（见“天地”、”天道”、“天运”、“回子方”、“知北游”各篇）。此外也见于《孔子家语》和《吕氏春秋·当染篇》。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出现于不同学派的典籍上“在传说不同的系统中，而发现可以互证的材料，则不能不说是有力的材料”（见徐复观《有关老子其入其书的再检讨》）。“孔子问礼的传说，春秋以及战国，必定是很流行，所以儒家都不能为他抑低孔子而埋没他（语见陈荣捷《战国道家》）。所以孔子问礼于老聃，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查阅古籍，孔子问礼前后有两次，一次是老子在鲁国苍党为入助葬时，在从墓地返回的路上遇见孔子，孔子向其问礼。《左传》记载当日有日食现象。另一次是孔子和南宫敬叔一道，受鲁王派遣，驾着驷马一车，到东周王城洛阳“问礼于老聃，问乐于长弘”，查考先王之遗制，探究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

其实，孔子问礼于老子前后共三次，这第三次问礼之处，就是鹿邑县东大街路北的明道宫，时间是孔子陈蔡被围后，自陈返鲁时途中。

然而不知何故，此次问礼史籍无载。现在想来，其原因可能如下：一是同类事情，无须反复记录。二是因鹿邑地方偏僻，消息难以上达国家史官（此时尚无私家作束之例）。另外可能因为老子崇尚虚无，不务虚名，又将返隐西游，嘱咐门下隐密其事。

   虽然此事没有记录，但在予东民间却盛传不衰，有口皆碑，下面，就把传说简录于下：

话说孔子一生并不得志，仅做了鲁国三个月的司寇，就被新兴的封建势力轰下台来。为了恢复他认为最理想的西周社会形态，曾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传经布道，到处宣扬“克己复礼”，仁爱忠恕等一套儒家思想。怎奈其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制取代话奴隶制的大变革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向没落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整个天下一片礼崩乐坏。所以，孔子所宣传的那一套并不合时宜，所到之处，处处碰壁。更有甚者，在陈蔡竟演出了一场“绝粮七日”的悲剧，险些连性命都搭了进去。陈蔡之围一解，孔子心力交瘁，遂仰天长叹曰：“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遂打消了西行传道的念头，率领众弟子掉转车头，返鲁而去。

老子是鹿邑人，家住今县城东十里的太清宫，当年叫做濑乡曲仁里。他原在东周王朝做史宫，掌管朝廷的图书典籍。周景王死后，王朝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讧，王子朝与敬玉、悼王展开长期的争夺战。王子朝最后战败，席卷了所有的图书典籍，逃亡到楚国，把图书做为见面礼献给了楚王。图书既已不存，老子无可做，并且对统治阶级的内讧十分反感，于是厌倦官场，回到辽阔别已久的家乡，再次到明道宫修道。

再说孔子。在返鲁途中进行了苦苦的反思以后，对自己宣扬先王之道无人接受的事实，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苦苦思索时，不觉已来到了鹿邑县境。对于老子回乡修道，孔子当然也有所闻。所以来到鹿邑，忽觉柳暗花明，便萌发了再次拜访老子，以请教释疑的念头。主意打定，便径直造访，受到了老子的热情的接待，并用宋河酒，即宋河粮液的前身，招待了孔子师徒一行。孔子在连赞“好酒”之后，告诫其弟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说，你们众入不论酒量大小，但都不要因酒好而贪杯吃醉了，不要闹出笑话。至于孔老的谈话内容，无非是针对孔子提出的问题，阐发其“顺其自然”，“清静自正，无为自化”，“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和治世方略。

按说此次相会主要讨论社会问题，已经脱离了周礼的内容，为什么后人仍称为问礼呢？笔者认为，既然孔子问礼已被传为佳话，所以陈陈相因，人们仍旧称为问礼。但无论如何，这个传说和明代所立的“孔子问礼处”碑刻一样，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