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人们对老子生平事迹的了解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桞，又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长寿；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著有《道德经》；西游不知其踪；晚年死于秦地扶风。
笔者通过推理和考证，给老子的主要生平事迹勾画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轮廓。
这就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桞，又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长寿，大约生于公元前911年，卒于公元前781年，享年130岁左右。老子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老子熟知典籍和历史，和精通＂阴阳＂和《周易》。约在中年时期，老子经历了西周“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这段历史。在周王室衰落的情况之下，老子奉周王室之命去了周荣公封地“占地脉”，而西出函谷关来到了当时所谓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荣德山等地，开始了“西游”。老子在荣德山期间，面对周王朝的衰落，在总结周文王的＂德政＂，和周武王的＂武功＂，以及周厉王的＂暴政＂的得失成败之中，基于“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的思想而“悟道”，从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想，以之与“刚强胜柔弱”针锋相对，并且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缔造了“武术”、“武学”。以此，形成了老子《道德经》思想。在老子回周王室复命之后，辞官不做，又开始了“西游”，再出函谷关，为关令尹喜写下了《道德经》。老子此去，来到了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并且＂修道＂，和以门派性的、规范性的、程式性的方式传道。老子的道学，开创了蜀中尚武之风。特别是道学由西南“蛮夷”之地秘密的流入中原之后，导致了“隐士”出现，“老子”得名不胫而走。老子长期致力于＂修道＂和＂传道＂。老子晚年，逝于秦地扶风。
之一：老子生活时期考
老子生活时期究竟如何？
据现在的普遍说法，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乃周朝人。其中，对老子的生活时期究竟是“西周”，或者是“东周”，均无从查考。不过，对老子的岁数的说法，倒存在几种：
一是司马迁认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但其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二是老子文化网认为：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约百岁以内。
三是孔子曾说：“窃比我于老、彭。”其中，“彭”者，彭祖也。古传彭祖寿高八百，此间将“老子” 与“彭祖”相提并论，看来老子的岁数的确不小。其说法，也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从这些说法来看，老子长寿无疑，且在孔子之前。其中，第1、2种说法，因有附会“孔子见老子”之说，而因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老子也是“春秋晚期”人，即东周人。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
然而，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晚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
为什么？
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即“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武术”，和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是根本就不会产生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而只有“西周中晚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土壤。
那么，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这个“土壤”就是：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
对此，形成如下两个推论：
推论一：“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即为“西周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西周时期”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只普遍存在有“单打独斗”的“武打”，而基本没有诸侯间争霸战争的“集团作战”。也就是说，只有在“武打”的时期方才能够产生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思想。
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擂台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等等，就已经阐明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把“武打”变成“武术”的事实。而“武术”，就是后来的“兵法”之源。因为“武术”与“兵法”虽然“打同一理”，但是“兵法”概念的外延远比“武术”大得多，并只有在“集团作战”的时期得以出现。故从“武术”时期与“兵法”时期划界，“武术”乃是“单打独斗”的产物，而“兵法”则是“集团作战”的产物。换句话说，“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方才表现为“武术”时期，而诸侯间争霸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兵法”时期。
因老子缔造“武术”，就是建立在“单打独斗”的武打基础上的。这个事实表明，老子生活在“武术”时期，即“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一个充满“武打”，但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特别是没有诸侯间的争霸战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几乎没有战争，社会相对比较平和、安定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西周时期”。
如果老子生活于诸侯间“集团作战”的争霸战争的时期，即如“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老子就不会单单创“武术”了，而应该会创“兵法”。
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春秋时期”，即从东周16年{公元前684年}开始的长勺战争就已经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武术时代”，而全面进入了诸侯间“集团作战”的“兵法时代”。故在东周16年后，不会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同时，孙子、鬼谷子等人，人们公认他们生活于“春秋中、晚期”，他们的“兵法”则由老子“武术”而奠基。故在“武术”与“兵法”的传承关系上，有着如“老子”与“孙子”之说，即在如类似“血缘关系”上的“暗喻”。这个事实表明，老子，与孙子、鬼谷子等人不会共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老子的生活时期必然远比他们更早。
而且，笔者研究，老子“西游”在今四川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此后，老子在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和道教。老子的道学，在秘密之中传承。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传入中原地区。这种情况，使得中原的“隐士”出现。而孙子、鬼谷子等人就是春秋时期中原的“隐士”。故他们的“兵法”思想源于老子的“武术”、“武学”，当是可信的。
推论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天子专制的时期”，即为“周厉王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周厉王时期”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正是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之源，正是老子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源。
史书载：周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的局面，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施行的无疑的是“霸道”和“暴政”。公元前871年“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另说：平民推选诸侯共伯和执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这段历史，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提供了“社会实证”。
基于此，老子从“道法自然”及其“阴阳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之对“刚强胜柔弱”进行了批判。
“刚强胜柔弱”是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基础”。在统治者看来，“刚强胜柔弱”是颠扑不灭的永恒真理。以此，统治者自比为“天子”、“太阳”等等，俨然不可侵犯。但是，统治者的“刚强”，却在“柔弱”的百姓发起的“国人暴动”面前被碰得粉碎。故老子认为，“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彻底动摇了统治者赖以的“统治思想基础”。
也正是这段历史，使老子产生了以“民心”观和“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表现在：
第一、“国人暴动”，使老子看见了百姓的巨大力量，从而产生出了“民本”思想。
老子的“民本”思想是什么？概括起来，这就是，其一，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为“公”，不为“私”的“忘我”思想。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认为，道和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道”，这里简单说就指“政权”。道生长培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故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做到为“公”不为“私”，其统治才能长久；其二，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先人后已”的思想。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认为，要成为“圣人”，则要将自身置之于度外，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和艰辛，并身先士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干，方才可能。这也正如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其三，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爱民”的思想。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其四，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得“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圣人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言行一致。只有这样，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
第二、“共和行政”，使老子看见了“契”的重大作用，从而产生出了“有德司契”、“以契彰德”的“契约管理”思想。
老子通过“共和行政”，看见了国民“推举”出来的大臣、诸侯等等代替国王行政的事实，从中，老子看到了在国民之间、大臣诸侯之间，和在百姓与大臣诸侯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约定”，即“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维系了14年之久，并顺利完成了周天子的接替。这个事实，使老子认识到“契约”也是执政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且，因了这“契约”关系，彰显了人们“遵契”、“守契”之“德”。社会由此而安定。基于此，老子产生了“契约管理”的思想。
那么，老子“契约管理”的思想是什么？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暂时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解决了。而且，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而表现出来的，而无德的人才会去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自然赋予各个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间没有亲疏，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因此，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在老子看来，只有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做到“德善”、“德信”。正是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契约管理”思想。这正如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在老看来，“契约”充满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体现出“对等”和“公平”，彰显出“德治”。这就是最好的管理。
因此，老子的“民本”思想和“契约管理”思想，它们反映在政治上就讲“绝圣弃智”。其中，“绝圣”，就是摒弃统治者自以为是的“愚民”政治；“弃智”，就是摒弃各级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坑民”政治。从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正是如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要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为收敛，并要做到“忘我”、“爱民”，顺乎“民心”，和实行“契约管理”，这样做，就表现为统治者自居“柔弱”地位，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于是其统治才能更加长久，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在《道德经》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只有在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深刻总结、反思之中，方才可能产生。
所以，只有西周“周厉王时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真正的、唯一的土壤。
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符合老子思想实际的，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发展逻辑的。
除此之外，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都不可能产生出老子这种思想和主张。
比如，先秦历史上的“商汤灭桀”、“武王伐纣”，等等，都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斗争，从根本上说，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其无视百姓的力量，最多不过就在“利用”百姓而已。故从中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民心”、“爱民”和“契约”、“契约管理”的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比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有道是“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权利交替和更迭，不过都在演绎着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时，只有野心和贪欲，只有强权和兵戎，而无所谓“忘我”和“无私”、“爱民”和“民心”、“正义”和“公平”、“有德司契”和“契约管理”、“无为而治”和“德治”等等。故有的是，只有“战争”和“兵法”。
总起来说，根据上述推论，既然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周厉王时期”，那么，老子具体的生卒时间究竟如何呢？这里，结合老子可信的岁数，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即，按照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最少是160岁数的说法未免过大，同时，时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没有能够活上130岁的人。故按照一般最长寿的估计，老子岁数当在130岁以内。以此推算，如果按照老子在“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之时就基本懂事，即按照18岁的年龄来计算，那么，将“国人暴动”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即公元前889年，则大约就是老子的出生时间；而老子去世的时间，则大约为公元前759年。因此，老子生卒的起止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或者稍前稍后，即主要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为“西周中晚期”人。
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还有《道德经》中所写的一些景象和事实，予以印证。
印证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小国寡民”，就概括的准确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经济特征。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社会。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据史载，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划地为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诸侯国之间，划地为牢，互不相犯，虽然可闻鸡犬之声，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因此，老子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是不会有“小国寡民”这样深刻的描述的。
印证之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对西周“国人暴动”的赞扬和肯定。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国民，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过几次？答案几乎就是一次，这就是“国人暴动”。而且，它还是自夏朝以来至西周历史上的可谓唯一的一次。“国人暴动”，体现出了百姓的强大反抗力量。而这种强大反抗力量正来自百姓敢于与统治者“吾与汝皆亡”的不怕死的精神。故先有国人暴动的“不怕死”，后才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感叹。
甚至，应该说，老子不仅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而且，“亲见亲历”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为什么？因为，尽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但是，如果没有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直接参与、深刻了解，没有切肤的、深刻的感受，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经》这样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
何况，在有据可查的众多史书中，看不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与宗周、老子与众多诸侯国等等的丁点记载，全然不见了老子这时的行踪。这就表明，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诸如“孔子见老子”、“老子与庄子对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就是“相传”、“故事”，和“附会”而已。其实是无稽之谈，牵强附会。这也证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非此莫属。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动摇了天子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之二：“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考
从古至今，就有“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但是，自明朝末期，道教全部退出了峨眉山后，峨眉山便完全成了佛教的圣地。这样一来，就很少听到“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了，甚至这种说法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笔者今天重提此说，旨在研究中国道教的起源，研究老子的生平和行踪，以填补这些研究中的空白。
笔者认为“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是可信的。同时，笔者认为，老子“西游”到过四川。他在四川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后在峨眉山修道，形成了“中国道教”。故中国原始的道教为老子所创，由峨眉山发源。
一、老子“西游”的去向和目的
关于老子“西游”的去向问题，史书说“不知所终”。至于老子“西游”的目的，则更是一无所知了。但对于老子是否到过今天的四川问题，四川史志略有线索，后据梁启超考证：老子在西南“蛮夷”地区当过“耆老”。
笔者认为，老子“西游”到过“西秦”、“蜀中”和西南“蛮夷”之地。其中，“蜀中”，即为古之“蜀人”所在地。“蜀人”，为先秦时代族名。其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为蜀王，与夏商多交往，随周武王伐纣，封于蜀。西周时蜀王杜宇建都今郫县。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而青神之西南，包括成都以及荣德山、峨眉山等地，则为西南“蛮夷”之地。
老子“西游”的目的何在？至今存在几种说法：一是如梁启超“耆老”说。但是老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来到西南“蛮夷”之地当“耆老”，和怎样当“耆老”，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令人不得其解；二是传说老子为寻找“大地之乳”来到了西南“蛮夷”之地；三是老子“为周家占地脉”到了西南“蛮夷”之地。在这几种说法之中，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最为可信。
那么，老子“为周家占地脉”到了西南“蛮夷”之地，这是否是事实，有无根据？
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据有二：
其一、在四川省威远县的老君山，又名“希夷山”，古为西梁山、荣德山，留有清代乾隆年间威远诗人李进的诗，曰：“万仞雄台插蓖空，出关老子落苍穹：丹砂炼就莲池绿，紫气滕来石室红。若为周家占地脉，直教唐世戴天工。何人能似骑牛客，犹有缑山化鹤翁”。这首诗，不仅道出了老子来四川威远荣德山一事，而且还道出了老子来四川威远荣德山的目的，这就是“为周家占地脉”。同时，又有清末翰林、诗人、书法家赵熙登临老君山，赋诗刻于石壁之上，曰：“一念前生堕世间，飘然人外御风还；秋来化鹤三千岁，独立荣州第一山”。赵熙这首诗，讲了老子成仙的故事，但从中却将老子出关后的时间、地点说得清楚、明白。
其二、据威远县志记载：“老君山，因相传太上老君曾在此炼丹而得名。在西周时期，老君山为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故又名荣德山”。史载，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之子，生卒年不详。周王朝的建立者。在位19年崩，谥曰武。
而“周荣公”何许人也？一曰：周荣公为文王之大臣，佐武治天下者。为与周同姓的诸侯，则荣之为姬宗。封于荣邑{河南陕西交界处，在今河南巩县一带}，食采于荣，以荣为氏，是为始祖；二曰：周荣公就是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文王。这两种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共通的一点：不管是周荣公或者周文王他们与西周王朝的建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笔者最同意第二种说法。故尔，包括有荣德山在内的周王室的封地，当是可信的。
由于有着这样的渊源关系，这就与老子“为周家占地脉”一说有了内在的联系。
这个联系就是：在周王室衰落的背景之下，老子奉命去周王室祖宗之封地去“占地脉”，以祈求王室及族人安康。
正是老子“为周家占地脉”一说消除了历史上的两大疑惑：
一是“老子西游”，和“不知去向”之说的来历与周王室的绝对机密有关。
据司马迁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桞，周守藏室之史也。因为，老子既为“周守藏室之史”，就理应“守藏”和“熟知”经史等等典籍，包括周文王的“易经”，以及风水、占卜等学。正是如此，老子才可能去“为周家占地脉”。同时，老子一直在为周王室服务。既然如此，故他当周“守藏室之史”，或者，去到周王室的封地上“占地脉”，应当说，这都是老子份内的“工作”。因此，老子奉命去周王室封地“占地脉”，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足为奇。然而，“为周家占地脉”一事，无疑的，当属周王室的“绝对机密”，必须保密。故尔才有“老子西游”，和“不知去向”之说。
二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后的行踪就明朗、清楚起来了，而不会像之前理论界所说的“一无所知”。
自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时入川之陆路，只能越秦岭，过剑门关入蜀。为此，老子要到四川，必出函谷关，经陕西地界，方能入川。而它们处西南，这就印了“老子西游”之说。故“老子西游”的路线，就是西出函谷关后，经西秦，即陕西、陕南，过“蜀中”，最后来到周王室的封地，即西南“蛮夷”之地的荣德山、峨眉山等地。
因此，老子去四川荣德山“为周家占地脉”之说，应当是合符情理的。
二、老子“西游”和“修道”的时间
老子“西游”的时间何如呢？
据史书载，有人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又有人说：“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于是去”。这两种说法，就是老子去荣德山的时间。这些说法，共通点，都是老子去荣德山是周王朝衰败的时候；不同点，前一种说法时间隐晦，后一种说法时间较为明确。
然而，说到“周之衰”，虽然周平王东迁已见衰势，而真正的衰，当在周厉王时期。因为这时出现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以至将周厉王赶出了王室。因此，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的时间，大概当在西周“共和行政”时期。
老子“西游”的时间牵涉到了“老子生活时期”的问题。对此，说法有三种：一是老子生活于“周朝”时期。其说法含混；二是老子生活于“春秋”晚期；三是老子生活于“战国”初期。而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于是笔者著文《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考证了这个事实，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良好反响。正是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这就与“周之衰”，和老子“西游”的时间吻合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还必须廓清《道德经》成书的时间。以此，才能大概确定老子“修道”的时间。
有书载：“老子西出函谷关，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这说法表明，在老子当守藏室之史的时候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只有在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占地脉”之后，才可能形成《道德经》思想。对于此，下文将专门论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老子在荣德山“为周家占地脉”回京复命后，再出函谷关时，方才可能为尹喜写下《道德经》。而老子再出函谷关的时间，也就是他辞官不做，而上峨眉山修道的时间。
对此，有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有人说是函谷关}，为喜着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有集解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臣胜实，莫知其所终”；又有列仙传曰：“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而在这些说法中，一是只说到“老子西游”，而并非是“老子西出函谷关”；二是“老子西游”，它是概指，究竟有多少次，并未说明。因此，逻辑的看，只有老子从荣德山回来复命后，再出函谷关时，方才可能给尹喜写下《道德经》。这也才会有老子后来死于秦地扶风之说。
三、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形成“道、德”思想
为什么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会形成“道”、“德”思想？
老子形成“道”、“德”思想的直接原因就是：
一是对“王道”的思考。
当老子来到荣德山“占地脉”的时候，必然要缅怀周文王的“积善行仁，政化大行”，缅怀周武王的“武功”，和反思周王朝兴旺和衰败的原因。这种缅怀和反思，就表现为对西周“王道”的思考。而对“王道”的思考就是对“道”的思考。正是如此，就形成了老子“道”的思想。
二是对“天地自然”的思考。
当老子在对“王道”的思考的时候，必然要思考“王道”的受制性和条件。而“王道”为“大”乃“四域”之一，故老子不能不把对“王道”受制性的思考转向“地”、“天”，和“自然”。由此，深化了老子“道”的思想。
老子对“道”的形成和深化的过程，就正表现如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而老子的“道”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四域之中，“人”，就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王道”；“地”、“天”指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中存在“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自然”指宇宙万物中存在“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受制于“阴阳及其变化之道”。同时，老子认为，“道”和“德”即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说法，故“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从而形成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道高德高”、“道低德低”，或者，“德高道高”、“德低道低”的思想。对此，笔者著文《论中国“道”、“德”思想的变迁》专门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老子形成“道”、“德”思想的介接原因就是：
一是受先秦“阴阳”观的影响。
据传，伏羲创“阴阳”以及“八卦”。以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哲学观。这种哲学的一大成果，就是造就出了一大批诸如“阴阳家”这样的方家术士。老子也位列其中。但是，老子在思考“道”的时候，将此阴阳观贯穿其中而产生出了新的认识，即在老子看来，“柔弱”与“刚强”的关系就是“阴”与“阳”的关系的反映。以此，就能做到以“阴阳”观去认识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而与历史上的“阴阳家”划清了界限。
二是受山川地理的影响。
老子“西游”，一路走来，必然会受到沿路山川地理的影响，而带来思想认识上的启发。
比如，荣德山的一些地貌特征就可能激发老子“阴阳”及其“辩证法”思想。
对于“阴阳”的联想：
其一、荣德山，即老君山，有“大老君山”与“小老君山”之分。大老君山，在西，雄奇峻险；小老君山，在东，尖耸秀拔。两山相距约6公里，互为映衬。这种地貌，也就如阴阳家所说的“大地之乳”。
其二、在荣德山，即大老君山上，有在整体岩石上形成的“鸳鸯池”。其积水不多，但四季均衡。
对于“辩证法”的联想：
如，据南宋《舆地记胜》记载：荣德山，即大老君山，“其山在山谷之中，独拔五百余丈”，但是几十里路之外的“资州、昌州、富顺皆见之”。这样的地貌特征，就可能激发老子的“高下”、“远近”等等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形成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以及“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正奇”、“攻守”、“进退”、“高下”、“远近”等等辩证法思想。并以这些辩证法思想作为“条件”，而支撑起了“柔弱胜刚强”这一老子的核心思想，从而形成了《道德经》。
所以，如果没有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清清静静的对周王朝的兴衰得失的一番思考，又哪里可能写得出《道德经》？由此，可以说明，老子的《道德经》最终形成于荣德山。
四、老子修道的“秘传性”使得“中国道教”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在荣德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而在峨眉山修道。
那么，老子是否到过峨眉山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峨眉山地处青神以南，位于川西南。从地图上看，它与荣德山几乎同在一个纬度上，而从两山相距看，行程约百余华里。故峨眉山也应该是周荣公之封地。如此，老子也就必然会去峨眉山。同时，荣德山山顶不过三亩之地，如果老子要开道埸、授弟子，就显得十分狭窄，相反，峨眉山山高地阔，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据《峨眉山志》记载，峨眉山位于今四川省乐山市境内，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居长江上游，屹立于大渡河与青衣江之间。据沿峨眉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柏香林青铜器、石岗村汉代铁制农具和石雕田塘模型等众多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峨眉山人已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活和劳动。正是峨眉山的这种良好的生存环境，才使得老子在峨眉山修道、创道。
那么，老子修的是什么“道”呢？
如上所述，老子基于阴阳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认识到社会就是由“刚强”和“柔弱”所概括出来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统治者”及其“统治基础”表现为“刚强”，而“被统治者”，特别是“百姓”则表现为“柔弱”。在“刚强”和“柔弱”之间，“刚强胜柔弱”是绝对的，而“柔弱胜刚强”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此，老子揭示出了社会武、戈不息的本质。老子认为，要止息社会的武、戈，统治者只有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而要实现这种政治，就要使统治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社会认识：一方面，统治者要自觉的认识到“柔弱”是能够战胜“刚强”的；另一方面，统治者要自觉做到“忘我”、“无私”。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有了这些认识，方才能够与百姓的立场一致，做到“以百姓心为心”、做到“有德司契”，实现“无为而治”，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从中，也方才能够使统治者“无为而有为”。
而从中，就体现出了老子修道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一是缔造“武术”。为社会，特别是百姓提供物质批判的武器。以期实现“以武制武”的目的；二是传播“德治”思想。特别是要通过对“德”的修为，做到“德高道高”。以期实现“止戈为武”的目的。
据笔者盘破门师传，老子在峨眉山九老洞修道。其间，就缔造出了以“狗脚猴手，虎背熊腰”为形体的 “盘破”武术拳法。从而使老子成为了中国武术之鼻祖。同时，老子又是中国修行道学之鼻祖。
可见，老子的“道”，它不是讲对“天”、对“地”、对“自然”的崇拜，不是讲对“图腾”的崇拜，不是讲对“神”的崇拜。而是老子基于“阴阳”观和“辩证法”思想，以及“柔弱胜刚强”的精神而表现出来的“武学”的品质。老子的这种思想，无疑的，对自然、对社会具有积极进取的革命的本质。
然而，正是老子站在“柔弱”的立场上而对“刚强”的叛逆，并提出“德治”而对“王道”，以及“霸道”、“暴政”进行批判，故老子这种态度和立场是不可能被周王室的统治者所接受的。这样，老子从荣德山回来复命后，辞官不做，而再出函谷关，上了峨眉山。
老子在峨眉山修道，并创立了“道学”。这就应了梁启超所考证的“老子在西南蛮夷地区当过‘耆老’”之说。但是，在笔者看来，老子不可能“直接当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耆老”。而是老子“坐阵”峨眉山，统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而实际有了“耆老”之名，和“耆老”之实。
为什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老子有此至高无尚的地位？
原因在于：
其一、老子有显赫的身份。
老子到西南是“奉命”而来的，无疑的，在“蛮夷”眼中，老子就是周王室派往西南的“特史”，是“天朝”的代表。故对老子的尊敬，就是对“天朝”的尊敬。由此，老子成为了“天朝”权力的象征。
其二、老子有饱学的知识。
老子知识广博，特别是，老子既会“占卜”、“风水”等学，更会“周易”。这就更令“蛮夷”崇拜。由此，老子完全就成为了“蛮夷”眼中的“神”。
其三、老子有武术。
老子创造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理论为基础的“盘破”武术，故在武打上完全能够做到“以艺服人”。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八方“蛮夷”来朝敬峨眉山，和修道，从而老子成了不是“耆老”的“耆老”。并把“道学”以个人修行的方式，和门规性的、程式性的方法，传播开来。
老子的道学，在峨眉山发源，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传入中原地区。
然而，当老子的“道学”传入中原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秘传”的方式，和打上“宗教”的色彩。
为什么？有史为证。
表现为：
其一、《道德经》保密。
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也就是老子要保密“武术”、“武学”的思想。
其二、中原“隐士”出现。
在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士”的阶层。但是，“隐士”的出现，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末东周初的时期。这与老子的“道学”流入中原的时期相吻合。
而“隐士”是些什么人呢？这主要就是中原的“兵家”、“纵横家”。
比如孙子。
据苏州孙子兵法网记载，孙子曾有两次隐居的历史：
一次是公元前523年孙子离开老家乐安，来到了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奔吴后，在今苏州的穹窿山“辟隐深居，十年面壁，潜心著述”。成书《孙子兵法》。
二次是公元前483年孙武又过上“辟隐深居、著书立说”的生活。
又如鬼谷子。
史载，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再如陆通。
古籍中记载：春秋楚昭王时期(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峨眉山}结庐耕食隐居”。
可见，陆通不仅是隐士，而且，从中可知，隐士所“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了。
所以，老子“坐阵”峨眉山行“耆老”之实，和在中原隐士的出现，这些事实表现，老子与“蛮夷”、百姓、“隐士”之间，就实际上存在着“教主”与“教民”的关系。正是如此，老子的“道学”就实际上成为了“道教”，于是，才有了“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
五、历史佐证
佐证之一：“武术”、“武学”发端于老子及其峨眉山。
一是据《吕览》记载：“蜀人尚武，巴人好剑”，“蜀人善戈，巴人弄剑”；又说：“贵人好武，善使铁棍”。又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四川的北部民族以棍术见长，成都地区以善拳为主，川东地区以剑术为最。
二是在老子“盘破”武术出现之后，它直接派生出了地处青海湖边的道家武术“神意门”、地处天山的道家武术“形意门”、地处天山的道家武术“太极元功”。
三是在老子“盘破”武术赖以的“柔弱胜刚强”的打法理论出现之后，中原兵家、纵横家以之与“集团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产生出了《孙子兵法》、《鬼谷子》等巨著。
佐证之二：张道陵自奉老子为“教祖”。
张道陵，本名张陵，生于公元34年，卒于公元156年。东汉沛国丰邑人。道书载：张道陵7岁读老子道德二篇，即了其义。他为太学书生，通晓天文、地理、诸子、五经。永平二年(59)以直言极谏科中，拜巴郡江州令(今重庆)，时年26岁。因素志于黄老之道，见世风日下，不久遂弃官隐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汉章帝、和帝诏征皆不就。后与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诉流至云锦山(今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三年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闻蜀中民风纯厚，易可教化，入蜀居鹤鸣山修道。汉安元年(142)感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之道或云三天正法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创立了道教“五斗米道”。立二十四治，以祭酒分领，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符水治病，百姓奉之为师。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撰《老子想尔注》阐扬道教教义，称“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以“道”为最高信仰。永寿二年(156)，以盟威都功诸品经箓、玉册、剑印付子衡，与夫人雍氏升仙而去，年123岁。而且，据历史传说，张道陵会剑术，武功深厚。
故从张道陵会“武术”，和“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来看，他无疑的是老子道德思想的传承人。
但是，目前史学界依然认为，只有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教”，中国“道教”才“正式”出现。
这里，笔者置疑：既然张道陵“尊老子为教祖”，其在中国“道教”发端的问题上，不敢以“教祖”自居，而进行了自我否定。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紧紧抓住“张道陵创中国道教”这个问题不放手呢？显然，这是不懂老子的“道学”为何物所致。
佐证之三：据记载，峨眉山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从东汉以后开始，出现“道”、“佛”杂居。明末清初，道教才全部退出了峨眉山。
佐证之四：荣德山，即老君山，从来就是道家“修真”之地，至今香火不断。
一是据清代乾隆《威远县志》记载：“大老君山，上有老君祠，修道石崖14所。有池，古开千叶莲”。
二是唐宋时期，有陈抟老祖在此修真。据《威远县志》记载：“相传唐末五代道士陈抟老祖曾在老君山修真，故老君山又名‘希夷山’{宋太宗赐号陈抟为希夷先生}”；
三是历代文人墨客在荣德山抒发对老子的怀念。
四是时至今日，不少海内外华人都崇敬威远老君山，其老君祠中香火不断。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这些说法因历史久远、资料匮乏而显得扑朔迷离，但是，威远县志所记载的“老君山为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和老子到荣德山“占地脉”这些事实，应当说，是可信的。正是如此，老子在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此后，老子在峨眉山创立道学和道教，就有了根据。也应当说，这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因此，“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并非是空隙来风、人为杜撰，而是可信的、真实的事实。
之三：李耳得名“老子”考
一、
众所周之，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而为何得名“老子”？而且，《道德经》又名为《老子》？对此，史学界说法不一，这成了一大历史之谜。
现将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种现成说法甄别如下：
一是“长寿说”。因为李耳长寿，故被称为“老子”。
李耳的岁数有多大？孔子曾说：“窃比于我老彭”。古传彭祖寿高八百，老子与之齐名，看来岁数确实不小。司马迁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又，汉郑玄注《礼记·曾子问篇》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可见，李耳长寿，当属无疑。
此说虽然有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特别在先秦的那个时期中，人生七十，便视为“长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孔子也有七十余岁，当在长寿之列，却为何不见其有“老”字之说？
应该说，不独李耳，先秦百岁之人可能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却未见于“老”字，也未见于书载，这又是何故？
故“老子”以“长寿说”得名，值得商榷。
二是“耆老说”。因为李耳在部落为“耆老”，德高望重，故被称为“老子”。
梁启超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史”多由耆老担任。据《后汉书》、《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耆老”，他们是各个部落的长老兼巫师，享有很高的威望与权力。故认为“老子”得名，源自德高望重的“耆老”。
此说，可见李耳西出函谷关后，确实到了四川，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但是，说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当过“耆老”，则不可信。
故“老子”以“部落耆老”得名，可能欠妥。
三是“姓名说”。认为李耳本姓“老”，故被称为“老子”。
对此，如廖海庭说：“先秦诸子中，孔子姓孔，墨子姓墨，余可类推。独老子姓李，不曰‘李子’而曰‘老子’者，‘老’‘李’一声之转，‘老子’犹‘李子’也”；高亨亦曰：“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矣。……周秦旧籍，若庄、荀、韩非、《吕览》、《礼记》、《国策》等，于孔、墨大师皆举其姓，独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明见老子原姓老矣。”
此说显得有些奇怪。因为通观史籍，举国内外，似乎未曾见到过有“老”姓之人。故尔普天之下，唯独李耳姓“老”。这岂不感到奇怪？而且，纵有“一声之转”则只表现在口头上，然而在文字上也表现如此，这就令人不解了。
故“老子”以“老姓”得名，实无根据。
四是“尊称说”。认为李耳受人尊敬，故被晚辈和后学者尊称为“老子”。
有人认为，晚辈和后学者在老年人面前，特别在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面前要恭顺，要毕恭毕敬，同他们说话，绝对要禁止直呼其名，而呼唤他们时要使用尊称。因此认为，“老子”是晚辈和后学者对李耳的尊称。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晚辈和后学者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的尊称，必须要加以姓氏，方能有所区分。比如，儒家门徒谓孔丘为“孔子”，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在尊称上含糊其词，相反，达不到尊称的目的。比如，当在尊称“孔丘”的时候，只言“子”。那么，这个“子”是谁呢？特别是在没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下，这种说法，怎么也是令人不可明白的。如此，便使“尊称”就显得毫无意义。
故“老子”以“尊称”得名，逶实片面。
除此之外，还有以“神仙”说而得名的“老子”。此说，无非是历史上对老子的“杜撰”和“神话”罢了。故不必多说。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是“老子”得名之由来。而李耳之所以得名“老子”，是因了“密传说”的缘故。因此，笔者今天提出“老子”得名之第五个理由，这就是：老子思想的“密传说”，使李耳得名为“老子”。
二、
所谓“密传说”，就是婉约的、秘密的表现出了在“《道德经》思想”传承之中的一种不公开的、但又点到自明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表现如“老子”与“孙子”在“血统”关系上的一种“暗喻”。
此说是否有理？
要了解这个“密传说”，就必须了解老子是否有“保密”的思想及其“保密”的东西。
对此，答案是肯定的。
《道德经》明确的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
那么，《道德经》“保密”了哪些东西呢？
概括的说，就是“保密”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
因为，《道德经》说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其中，“国”，无疑的，为动词，就是指的“兴国”、“立国”、“保国”、“卫国”之意；“国之利器”，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这一“思想武器”。故尔，在老子看来，这“国”之所在表现在：一是只有统治者做到“无为”，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顺应民心”，止息社会的“武”、“戈”，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局面，促进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发展，实现“兴国”；二是只有统治者，以“不争”为“争”，方才能够使国家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实现“保国”；三是只有统治者“顺应民心”，做到“民心无敌”，方才能够面对强敌而使国家巍然不动，实现“卫国”；四是只有做到以“柔弱胜刚强”，即以“武术”为物质批判武器，注重条件和时机，方能取而代之统治者的地位，实现“立国”，等等。这些，就正是老子要“保密”的根本东西。
显而易见，上述这些思想，如果不保密，李耳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并且就会使《道德经》不可能流传到今天。
那么，《道德经》是怎样进行“保密”的呢？
笔者在《“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道德经》的“保密”，主要表现为“几多几少”：一是讲哲理多，命题少，甚至于开篇就将“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命题隐去了；二是讲“柔弱胜刚强”的事例多，理论少；三是讲武术理念多，方法少，甚至将武术众多打法法则隐去了；四是讲“以德治道”多，“武术”少。这几多几少，加之行文无序，又书以韵文体形式，故使人难以把握《道德经》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至于命题与论证之间的关系也就看不明白了。故谓“《道德经》，五千言，玄而又玄”之说，正起于此。
三、
正是《道德经》的“保密”，使得晚辈及后学者在继承《道德经》思想的时候，必然同样采取了“保密”的态度。此之，则形成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之“密传”的事实。
那么，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晚辈及后学者是什么人呢？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除开李耳的道家之外，如在儒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等之中，哪些秘密传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呢？
这里，只消稍微分析一下就清楚了。
首先，最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儒家、法家、名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孔子，即儒家，它讲的“道德”，是“宗法伦理”修养方面的道德，这与老子讲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道”和“德”的思想，特别是由“道”，即“柔弱胜刚强”所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比如法家，它讲的“法、术、势”三位一体，就是在为“刚强胜柔弱”造势、建言，而这明显与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来批判“刚强胜柔弱”的思想相悖。
比如名家，它讲逻辑，讲“名正言顺”。无疑的，它是维护孔子“克已复礼”的“正统”思想的。
其次，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墨家、阴阳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墨家，虽然它讲“兼相爱，交相利”，与《道德经》的“有德司契”的契约观如一脉相承，讲“尚贤”、“尚同”，与《道德经》讲的圣人要“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如出一辙，讲“非攻”，与《道德经》的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好像一致，等等，但是，它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经》在对“国”的认识上的“柔弱胜刚强”思想这个根本。
比如阴阳家，它讲“阴阳”，讲“五行”、“八卦”，但其作用旨在“堪舆”，和看凶吉、看风水、看相等等，故其完全与《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一样。
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兵家、纵横家了。
而这两家，正继承了《道德经》“国之利器”的“武术”、“武学”，即“兵法”、“智谋”思想。
概括的说，《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其中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思想。它贯穿了老子所揭示的基于“柔弱胜刚强”而产生的“武术”的“内在条件”和“三种武学境界”。《孙子兵法》明确的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武学思想。《孙子兵法》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还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的“上乘武学境界”，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谋”思想。
同样，纵横家以《鬼谷子》一书为代表，也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智谋”思想。正如史书评论：“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等，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因此，有“《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之说。
如果说《道德经》，与兵家、纵横家的武学思想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道德经》主要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单打独斗”，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条件”的话，那么，孙子、鬼谷子则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集团作战”，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外在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情况表明，老子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
由此可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兵家、纵横家才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武学思想。而且，兵家、纵横家谨遵《道德经》“保密”的告诫，故对其“武术”和“智谋”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出处，实行了严格保密。
对此，有事实为证。
证明一：《孙子兵法》、《鬼谷子》，及后来的《三十六计》等等，在其书中均不见师承关系，不明武学理念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这是何故？这难道说都是历史的“偶然”吗？显然不是。而这种情况，正反映出了历代兵家对《道德经》之“国之利器”的保密告诫之“忠诚遵守”所致。这就是唯一可信的解释。
有《三十六计》之“编者”说，其计谋源于《易经》。但是，《易经》本质上是一部“占卜”书。对此，《孙子兵法》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可见，《孙子兵法》尚不信占卜，“不象于事”，“不验于度”，那么，《易经》又何来生得出“兵书”？然而， 事实上，《三十六计》充满了《道德经》的“武术”和“智谋”思想，其战例几乎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结晶。因此，兵家、纵横家继承了《道德经》思想。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证明二：《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始于春秋，最后形成于战国时期”，并公认为“并非是孙武一人所为”。可见，《孙子兵法》有着众多作者，前后计有几人。既然如此，除开孙武之外，其他几人也都姓“孙”，这可能吗？显然不能。其中的“隐秘”，难道就不是“保密”？
证明三：从时间上看，据笔者考证，老子大约生活于“西周中晚期”，即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而孙武、鬼谷子大约生活于东周中晚期，即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时期。这就使得老子的“武术”、“武学”发展为“兵法”、“智谋”完全符合逻辑。
证明四：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分“德经”和“道经”。其中，“道经”侧重讲哲学，主要包括“武术”、“武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德经”和“道经”因有“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思想从中连接，故《道德经》必是一部“兵书”无疑。既是兵书，后人必然要对其保密，而且必定“密传”。历史的看，对“武术”、“武学”的传承，自古以来就讲“口传心授”，就讲“不传外人”，这已经是不成文的传统和规矩，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基于此，《道德经》思想必然“密传”无疑。
因此，先秦兵家、纵横家是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传人，并且对其“武术”、“武学”思想进行了保密。
四、
先秦“隐士”的出现，正是对李耳及其《道德经》传承并保密的表现和结果。
在中国先秦，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士”的阶层。但是，“隐士”，作为“士的阶层”中的组成部分，它出现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末东周初的时期。即为李耳“道学”的传人。
什么叫“隐士”呢？
对此，虽然《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但其解释，完全是今天“庄子式”的解释。故这种解释，至少在先秦时期是错误的。
而西周末和东周时期的“隐士”是怎样的呢？他们通常居于山林僻静之地，但有学识、有专长，虽然游离于政局之外，却不乏具有干预政局的能力，于是“隐士”便得以产生。“隐士”并非就不出山做官、干政，而是要待以合适的时机。
那么，先秦时期的“隐士”指的是哪些人？这就是兵家、纵横家。
且看事实。
比如孙子。据苏州孙子兵法网记载，孙子曾有两次隐居的历史：一是公元前523年孙子离开老家乐安，来到了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奔吴后，在今苏州的穹窿山“辟隐深居，十年面壁，潜心著述”。成书《孙子兵法》；二是公元前483年孙武又过上“辟隐深居、著书立说”的生活。
比如鬼谷子。史载，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然而，这些“隐士”在修什么道呢？
这里，以与孙子、鬼谷子几乎是同时代人，并同样是“隐士”的陆通来说明。
古籍中记载：春秋楚昭王时期(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峨眉山}结庐耕食隐居”。
可见，陆通是奔老子在峨眉山所创的“道学”而去的。
据笔者研究，老子大约于西周“共和行政”时期，奉周王室之命，为“周家占地脉”而西出函谷关，到了今四川的“西南蛮夷”之地。老子在“西南蛮夷”之地的荣德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并在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其道学主要内容是：旨在缔造和传播“以武制武”的“武术”，和“止戈为武”的“武学”，特别是“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老子的道学，发源于峨眉山，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流传入中原地区。
由于老子的道学，其基于“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武学”思想是对西周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王道”、“霸道”的批判，因此，在流入蜀国、流入中原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秘密”的形式。正是这“秘密”的流传形式，就打上了宗教的色彩。故老子的“道学”又被视为“道教”。因此，当老子的“道学”传入中原的时候，就导致了中原“隐士”的出现。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隐士”就是老子道学的密秘传人。
正是如此，“隐士”的出现，表明了老子道学在密秘之中传承。
这里，老子西游的行踪，就与梁启超的这种“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当过‘耆老’”的考证就联系起来了。
但是，笔者之所以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其原因在于，老子不可能“直接当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耆老”。而是认为，老子创道教而“坐阵”峨眉山，统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而实际有了“耆老”之名，和“耆老”之实。这就是分歧之所在。
五、
正是对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保密”的结果，方才有了“老子”之说。
先秦的隐士，即兵家、纵横家，他们既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但是，又不忍心埋没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正是在这两难之间，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以“曲笔”和“暗喻”的办法来达到两全。
而所谓“曲笔”和“暗喻”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就是，借孙武之姓，并将“孙子”引伸为“血统”意义上的“孙子”，而将李耳视为“老子”，即“爷爷”，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爷孙”血脉嫡传关系。
正是在“老子”与“孙子”的对应关系中，暗中体现出了“爷爷”与“孙孙”的血缘关系。这样一来，做到了“引而不发，跃如也”，让人们去猜。其结果，一方面，达到了遵从《道德经》“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以及对“武术”、“武学”的保密告诫；另一方面，又委婉的、隐约的点明了兵家、纵横家的“兵法”、“智谋”的师承和出处，进而则点明了《道德经》的“武术”、“武学”的本质，而做到了一举两得。
那么，这个“曲笔”和“暗喻”是否合符历史实际呢？
笔者认为，这完全否合符历史、符合逻辑。
因为，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出于对老子的敬奉和崇拜，并给予了老子以部落的最高的礼节和待遇，于是尊老子为“耆老”。故在这里，“老子”之“老”，发源其间。可是，当老子的“道学”，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之后，由于中原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蛮夷”之地，故谓李耳“耆老”之说，这到了中原根本就不能入流，就会叫人看不起。于是按照先秦中原以“子”为尊称的贯例，故在这里，“老子”之“子”，便发源其间。正是如此，中原便取“耆老”之“老”，与“子”连在一起，称李耳为“老子”。这就是李耳得名“老子”的由来和原因。
由此可见，在“老子”与“孙子”之间，不仅表现出了“血缘”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着“部落首领”与“部落臣民”的“统率”关系，宗教“教主”与“教民”的“传承”关系。因此，前面第四种说法，即“尊称说”之所以“片面”，就在于，除了对李耳尊敬之外，还有“继承其事业”的意思。
综上所述，李耳得名“老子”的由来和原因，正出自于李耳道家之晚辈及后学，即如兵家、纵横家，他们遵守李耳及其《道德经》之“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告诫，和对其“武术”、“武学”的“密传”所致。唯有这种解释，方才符合历史、符合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