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内涵丰富的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骨器、瓷器等600多件，加之较多的骨镞、贝币、蚌泡等小件器物，总数近2000件。其中青铜器2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瓷器近200件。

随葬器物多在椁室及棺内，并且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北椁室内放置器物最多，有160余件，一般都分为上下两层相叠压，上层为陶器，下层为青铜器，青铜器的空隙之间放置瓷器。8件仿铜陶簋放在青铜器之间，显然是精心设计与布局过的。该处随葬陶器数量繁多，达百件，有罐、罍和小口尊等。另有盆、簋、豆、觚、爵、瓮等，其中带盖器就有80余件。原始瓷器中有尊、罐、豆等，釉色之晶莹，胎色之纯正，造型之美观，皆为商周原始瓷器之最，器形之丰富亦为商周墓葬所罕见。

北椁室下层青铜器中以饮食器为主，有鼎、簋、甗等，还有部分酒器及少量的玉器。发掘时东部出土一件腹部呈方形，下部为四足的铜器，另在较远处发现一件铜甑，把这两件器物合在一起，刚好为一件分体甗，其上部是因为位置变动而滚落在一边。长子口墓和商周时期的大墓一样，青铜器为主要随葬物，青铜器的规格充分代表了墓主人的地位。在北椁室中部出土一件玉簋，呈浅白色，微泛青色和黄色，半透明，内外抛光，十分华贵。此簋口微敛，斜折沿，方唇，腹外呈壁弧形，内壁润光。玉簋高10.2厘米，口径13.5厘米，腹上、下饰弦纹，中部等距离分布8个浮雕圆涡纹，造型端庄沉稳，显然为王室用品。目前商周玉簋考古发现较少，殷墟妇好墓出土有两件，此簋为第三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价值不言而喻。

北椁室的一件铜斝内，还发现一件圆雕玉虎形跽坐人，虎首高昂，大口暴张，牙齿清晰，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虎头下为人身跽坐形状，双手扶膝，五指向下，腰部挺直，略向前倾。虎形跽坐人的背面雕刻成枭的形象，呈蹲状。虎之双耳为枭耳，耳后倾，大钩鼻，圆目突睛，怒视前方。虎形人的后背作枭的前胸，人的胳膊为枭的双翼，造型极为诡谲生动，可谓匠心独具。枭鼻下有一圆孔，显然是墓主人生前的佩戴之物。这件高5厘米、宽2.5厘米的玉饰件，将人与凶禽猛兽完美地集于一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充分显示了商末的时代特征。

西椁室随葬品共有80余件，分陶器和铜器上下两层，基本和北椁室器物放置情况一样，但是大多集中于北半部。青铜器中以酒器为最多，计有觚、爵、角、卣、觥等，其中铜方形器为多。发掘时，发现在一件铜方尊的口部覆盖有厚厚一层植物叶子，经初步鉴定为桂树叶子。根据这种现象推测，埋葬时，器内应盛有酒类液体。

西椁室南部放置有多组禽骨排箫，保存较完好的有两组，每组13根，最长的21.6厘米，以下长度递减，管身有两道用带子束管的痕迹。在其周围散乱的骨管尚有40余根，根据骨管的排列情况推测，至少有5组。排箫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乐器，《诗经》中“箫管备举”形容的就是排箫这类乐器。

在此之前的考古发现中，出土排箫的墓葬共有三处，一处是春秋时期河南光山黄君孟夫人墓，出土有竹管排箫1件；一处为春秋中期河南下寺楚墓，出土石排箫1件，也为13根管；另一处为战国初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2件竹排箫。长子口出土骨排箫，比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石排箫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排箫时代更早，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排箫实物，说明排箫最原始的形态为骨质，而非竹制。骨质排箫的发现，将排箫生产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

在南椁室的东西两侧以铜饰件、铜车马器、铜工具、铜武器为主，有器物50多件。东椁室出土以乐器、青铜兵器为主，其中有铜铙6件，依形制和花纹的不同可分为两组，每组大小依次递减。另有石磬1件和铜铃数件。在东椁室的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灰痕，外涂朱砂，长约1.5米，6个铜铙散乱地分布在一处灰痕的附近。据此推测，灰痕可能是放铜铙的木架腐朽后的痕迹。长子口墓出土的乐器，骨排箫、铜铙、石磬、铜铃等配合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8人的小型乐队。这些乐器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或收藏的，看到这些乐器，人们可以想见到墓主人生前徐舒广袖，轻歌曼舞的生活场面。

棺内围绕在墓主人的骨架两侧及上部，放置有大量的玉器，有玉戈、玉柄器等，其中形体最大的玉戈、玉刀、玉柄器等都置于墓主东侧。另在棺北端放置玉璧1件，东侧有玉戈1件。在出土的玉器中有仪仗用的戈、刀、镞，有作为礼器用的琮、圭、璋、璧、玦、环、簋，另有装饰用的虎、龙、鸟、兽等。这批珍贵的玉器，质地细腻，造型生动，雕刻精美。

长子口墓出土青铜器种类之齐全，几乎包括了商末周初的全部器类。与其他保存完整、未被盗掘的殷末周初较大型的墓相比，该墓随葬的青铜礼器，为首屈一指。其中绝大部分的铭文为“长子口”或“子口”，由此断定墓主人为长子口，这是继安阳殷墟妇好墓之后发现的，所出商周玉器最为丰富的一座高级贵族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