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使人高山仰止，不可企及，同时他也是争议最多、颇具悬念的人物之一。每一个研究老子的人，都会面对着一连串沉重难解的问号，沉醉于团团迷雾之中。千万不可匆忙地把问号删去，换上圆满的句号，因为今天我们还没充分的力量可以爽然解读其中的隐秘。为此，历代学者们也曾前赴后继，不懈地努力追寻着老子扑朔迷离、飘然而去的身影，试图抓住历史残留下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从而获得来自天际的真理。他们钻进卷帙浩繁的书海，皓首穷经，试图通过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揭开其中的层层悬念，还老子一个真实的面貌。

关于老子争议最多，颇具意义的是《老子》的成书时代。对此，自古以来便是众说纷纭，从春秋末到西汉初年的各种说法都有，时间差距近400年。人们不禁提出质疑，如果从历史的真实角度去编写中国哲学史的话，老子应该放在哪一时期更为合适？在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后，形形色色的观点遭到批驳，而一般趋向于成书在春秋末年。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批年轻的学者再次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老子》书中夹杂着很多战国时期才出现的语言，像“上将军”、“偏将军”等词语，绝不会出现在春秋时期。再说，《老子》中所包含的抨击孔孟仁义礼智的思想，也应当在孔孟倡导的这种思想之后。另外，从文体上分析，《老子》的文体是简易的经体，应当在问答体的《论语》之后。也有人提出，《老子》若成书于春秋末叶，何以老学在当初没成为显学，而当时墨子、孟子等好批评之人都没有批评老子的学说？由此，一些学者认为《老子》晚于《论语》，应成书于战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冯友兰。

在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论之后，学者们一般不再把《老子》看做是春秋末年的作品，而是成书于战国时期。像侯外庐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契的《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等著作中都采纳此说。但是梁启超和冯友兰等人的观点并不是绝对权威，继而一些学者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詹剑锋指出，“王侯”、“王公”等称呼，周初就有了，而“仁”、“义”对举也绝非孟子的“专卖品”，而是春秋时期的通用语。詹剑锋还针对冯友兰“老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指出，“春秋之时，私人著述之风已开”，邓析的《竹刑》、孙武的《兵法》等都在孔子之前，因此，老子著书立说之事也在情理之中。

1963年，刘殿爵出版译著《老子：道德经》，他在附录中以惊人之语提出，《老子》一书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集众人之作，也就是说是经过了后人的整编和注解。他认为书中文字驳杂，观点多样，而且段与段之间的文字有时并无内在的联系，只是因为语句相同而被编纂集录起来的。刘殿爵在文中出示了有力的例证，充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并且是令人信服的。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刘殿爵认为，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之初，某种形式的《老子》就已经成形了。

此后刘殿爵在伦敦大学的同事葛瑞汉，在他晚年的著作中提出，《老子》是一部成书于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部匿名著作，并从各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就进一步否定了老子的存在，《老子》的作者就更加虚无缥缈起来。刘殿爵与葛瑞汉的学术观点在西方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