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提出了“道教之真精神”的论断，并对道教之真精神进行了阐发。他曾这样说：

    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則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 ① 。

    切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③ 。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容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③。

    阅陈寅恪的有关论述，可将他的评价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从儒道之别看，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道教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道教更具有包容的特点。第二，从释道之别看，道教注意人与物的关系，其论多与人情日用相关，故较易为人接受，佛教则背家弃亲，不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也不可能积极主动地提出变革现实生活的手段与方法。第三，从儒释道产生的社会功能来说，儒偏重政治社会制度，就思想文化的整体而言，具有严重的缺陷。道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适可纠正其不足，使民族文化在构成要素上，处于相对合理完善的地步。其长生不死肉身成仙的教义和精神追求，决定了道教必须通过相应的手段方法，成就自我，因而对医药科技等贡献为多。不仅如此，中国艺术，亦多与道家道教相关。至于释，陈寅恪在此虽未置言，但至少可以说，佛教的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学说。然而接引佛教传入中国，并将之消化，成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道教在其中所作出的功绩，远远超过了儒学。陈寅恪并未着意对道教之真精神予以全面阐释，然而他的论述，不能不说从根源上，把握了儒释道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功能的差别。

    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在现代社会似乎迷失了。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以其巨大的能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理性主义哲学与科学精神互为表里，将宗教视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东西，仿佛一夜之间，人类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创立的精神空间，被遗忘和唾弃。实际上，这种偏见或错误认识，严重混淆了科学、哲学与宗教的不同文化功能。就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来说，科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等，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如果说人类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不论古今中外，举凡同一地球上的人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的宗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宗教包容了科学、哲学、艺术等等所以的文化创造。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虽然将各学科从宗教中先后分化出来，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对象，但它依然不过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并没有本质的变化。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对自由的追求就不可能将宗教从人的精神深处剔除出去，自由不在人类自身之外，只在人的内心，在这种精神的渴望里，宗教所昭示的人格的完善，同样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类不可能通过理性活动，尤其是科学与哲学，完全满足人类精神成长的需求。这就需求我们进一步有反省的必要，仔细地考虑宗教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成绩，以及宗教在今天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今天人类几大文明古国，或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试想，离开了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我们不知道还能有别的因素，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否认宗教在历史曾经起着某种对社会进步的滞后因素，但是，新的文化形式突破旧有范式前进，从来没有一种新型的思想学说，不是从旧的文化成果中，汲取精神成长的合理资源，使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光大发扬。抛弃的只有不再适合生活需求的不合理的形式，那些真正代表了人类永恒向往的内核，经过思想家的解释和发掘，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如此总是被各民族珍视如生命而永远流传。

    道教在汉末的创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稍有对历史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承认，道教整合了前代和当时流传的各种文化因素，并以长生不死肉身成仙的中心追求加以贯通。道教之形成，诚佛教所谓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间者也。而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精神成果，特别是汉代人的宗教追求，由于道教出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和提高，它以一种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多方面的内容和鲜明特色，打破了日渐僵化的儒学对人的桎梏，为广大下层群众，贡献了一种富有生活理想和永恒情怀的终极境界，并随之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成员中。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像其他宗教那样，仅是将自己定位于心灵的解脱，而是把人世的幸福，与人体的不朽统一，将精气神合一与君臣民混一定位于自己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打通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提出了重生积德服务人群及存思守一的实践主张，以期气化三清，实现自我。别的宗教都是在许诺人死后如何，道教则反其道而行，问如何才能不死。这一独树一帜的理想，表现了中国人的务实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无可估量的力量。与那些投身庙堂的知识精英不同，张道陵创教之始，就将目光指向广大的下层群众，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长期流行的各种方术仪规，重新编排，建立了一整套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士生活需要的规范，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正因为它是面向大众的，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和民族心理的内在向往，与精英文化有所不同，才能广泛流行于中国社会。不论那些自为标榜 正统的上层阶层如何诋毁，还是不能消除百姓对它的热爱。

    道教之可贵，还表现在它面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参与态度。当太平道、天师道以三十六方、二十四治建立自己的教区时，包含了与封建王朝分庭抗礼的意识。王朝与宗教教团之间的张驰关系，有助于调节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至少对下层群众有了一个反映表达其意志的场所，使处于僵化的政治体制不得不面对宗教集团这样的政治力量，有所收敛。而宗教体制内部存在的科仪戒律、经典教义、宫观庙宇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宗教戒律与国家法律互为表里，但更富有人性；宗教活动形式与社会生活的礼仪相互渗透，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因宗教而代代相继。正因为道教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我们才看到了历代信众以高度的宗教热情，刻经、造像、修庙，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离开了这些，我们将无法直接面对我们先民伟大的文化创造和所取得的成就。世界是人活动的世界，世界的意义由人的活动而呈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由于人而永远统一在一起，从来没有相互排斥相互脱离的阶段。道教的思想意识表达了道教对世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了它中国人才对世界人生的了解不至于单薄而显得丰富多彩。有了对道教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有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豪迈情怀，以及内外丹的具体实践形式，道教才为日益固定化的生活提供变革的因素和力量。这就是道教一以贯之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正在于道教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自己不脱离现实生活又具有超越现实的价值关怀。

    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使道教在思想内涵上复杂丰满，这一特点及优势，使道教具有博大的胸怀，能够一方面吸收外来输入的新成分，又能立足民族本位，不断成长。在道教的宗教生活中，人是中心，神是对能够顺应自然智慧明觉的人的奖赏，一种预期的可能达到的最终目标。真正的人的生活生命，当他领悟了宇宙的奧秘，世界向他洞开大门。勤勉地履行一个人在尘世的义务责任，充分地发挥自我能动的创造潜能，他将与宇宙万化同体而合一，不再有困惑烦恼，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因此，在面对自然、社会、自我的多重关系时，道教为大众提供了各种相互关联又富有弹性的解决之道，顺应自然虽然是最高的理想，然而顺应自然并不是在自然面前，仅是盲目被动地接受一切现成的秩序，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要积极地认识自然，掌握宇宙的内在的机制，服务于人生。这样，人类将永远面对自然的挑战，在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中成就自己，这就将人类的终极命运和使命提升至永恒的无限的意义世界，超越了仅是关注现实的庸俗的领域，指明了人生的价值不是嘈杂的世俗的有限个体，不能因之而迷失自我。

    挑战自然是人类能动力量的真切反映，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或哲学体系能够像道教那样，如此关注知识的价值问题在自身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问人死后如何而苦苦寻问人如何不死的独特思考，使道教将一切知识部门都容纳到自己的关心的范围，在这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内丹学与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具有密切关系，外丹学与几乎所有的古典科学水乳交融。体现了道教精神价值的历代高道，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是当时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杰出的科学家、诗人、作家，为人景仰的哲人。离开了道教，我们不仅不能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化学史、物理学史、医学史、天文学史，而且也无法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音乐史、绘画史，等等。在中国古典文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将看到无所不正的道教的影子。否认了道教，其实是阉割了中国的文明成就，而道教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其深层的原因依然在道教的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长生不死肉身成仙气化三清的宗教向往上。

    道教是切近人情的宗教，切近人情表现于它为社会大众提供解决人生困惑的手段和方法，从生产实践到人伦日用，都可看到道教具体的主张，它没有将生产与情感的需求脱离分割，而是完全融合为一。就拿科仪斋醮来说，以现代“科学”价值的马首是瞻的现代人，看到道教的法事仪规，往往视之为迷信，可他们忘记了，道教的法事仪规是宗教形式下的礼，所谓礼者，理也。从摇篮到墓地，人的自然存在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关怀，出生、成人、婚姻、死亡，前辈对后代，后人对前辈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来表达它们的向往，反映前辈对后人的希望，死亡虽然是不可抗拒的事情，然而正因为活着的人表达的哀思，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同一地域主要以自然村落为集团的人们，从生产到生活结合，互助互爱，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师不受钱，神不饮食”的清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超前的价值观念。人首先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然后才能从事科学、宗教、艺术、哲学的活动，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永远无法全部可知的世界，人总是不能通过已有知识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当面对困难无法解决时，需要用一定的方法从苦恼中释放出来，包括生活中随时可见的不解茫然，如果没有一种可以从困惑中摆脱出来的方法以重新建立信心，人将举足不前，影响人们的现实创造，社会也不能继续进步。法事仪规正是在理性化的形式下，规范人们的生活，给社会大众以人性的温暖。道教将对神灵的敬畏，与日常的人伦日用结合，从而在世俗化方面，与儒沟通，在超越性方面，消化佛教，举凡中国社会的节庆、礼仪、庙会、贸易，从形式至其深层内容，道教的价值理想与行为规范都贯穿其中。历两千年而不衰的顽强生命力，反映了道教扎根于生活，且符合人性需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正是中国人心灵、情感、历史、文化任何一个方面须臾不离的表现形式。

    生死之事，亦大矣，然在生生死死的链条中，道教在任何一个人们所能想像到的环节，都给了现实的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易传》有曲成万物而不遗之说，揆之道教，若合符契。道教来自于民间，但从未将自己降低至日常生活的水平，与自己崇高理想混淆不分的境地，它理解人民生活的所思所想，但为他们增添了精神超越的不朽因素，引导大众的生产实践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积极面对现实又不沉沦迷醉于仅仅是具体的感性表象。深刻的信仰自律与履行道德义务的他律要求完整统一于道教，因其广泛的人民性及生活实践的全方位的参与，使传统的中国人，对自然、生命的敬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而现代人已丧失了古典时代深沉的精神自觉。

    信仰的价值和意义，最直接地反映于对文化传统的服从和继承，它绝非是理性的对立物，而是理性真实的具体的表现。无论如何，理性是信仰的基础，没有理性信仰无从谈起，可是理性的深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极不相同，但信仰却可以将知性的贫乏提高至人性的最高层，显示从人性的尊严与伟大，映证生命的不朽。在人类历史上，直到今天，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分歧，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在于信仰，而在于理性判断失去了怀疑的本性，只将自己的认识判断当作真理，而否认了别的认识判断的真理性，与之相反，道教从来都承认别的宗教自有其价值，容忍与自己不同甚至是严重对立的东西，承认其反映了生活的许多内容，以开放的胸怀态度，吸收别人所长，丰富自己。对佛教如此，对摩尼教亦如此。这不仅没有丧失其特质，相反使它更圆满。避免了因宗教信仰的差别造成的流血冲突，这是别的文化区域中，不可想象的事实。由此来说，信仰离开了理性，实质上这样的信仰是一个封闭的不足以与其他思想相交流的体系，而使自己处于要么牺牲理性要么取消信仰的两难境地。近代化的一个严重不足，在主流倾向上，把理性与信仰对立，当然在古代，尤其是西方曾有过理性屈从于信仰的所谓中世纪，可我们至今也不能说中国人信仰与理性处于严重的对立冲突。这得益于中国人把人理解为人是自然中的人，自然是人观照下的自然，自然与人彼此之间理应和谐共处的观念，这一认识，在中国古代当然是道家最先倡导而为道教继承光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思想资源。是之故，信仰必须与盲从划清界限，而且从本真的意义来说，信仰从来都是盲从的直接敌人，就因为当理性在为信仰提供深沉的意义价值的底蕴时，是以怀疑为先决条件，不断用自身的知性能力证明自我的不足，又在价值的领域，厘定知情意的不同的作用，使人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走向深入。其前提就在人从蒙昧进入文明时，先知己将人的价值摆在了世界的中心，对神的敬畏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可以逃避无知的巧妙借口。因此，在人生中，意义与价值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对这些不同层次问题及价值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哲学家与那些堪称人类导师的先知、宗教领袖的贡献，能否贯彻于现实生活则主要是政治家的责任。历史上有过强调某一方面而贬低另一方面的时期，但没有愚蠢到把贬低的东西要彻底取消的程度。然而，只有理性、信仰、情感与现实政治环境及物质创造张驰有序，社会才是一个合乎理性化要求的社会。20世纪初期刚刚经受西方思想文化沐浴洗礼的中国优秀分子，在高扬民主科学理性的同时，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道教几乎等同于迷信的代名词，由此表现出来的浅薄激愤，虽其情可原，但其流毒至深。

    道教的真实内容，我们今天知道的依然十分有限，就有限所知的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蕴藏的丰富的思想，它不仅在本质上不与现代生活对立，相反是我们由今天迈向未来的难能可贵的文化基因宝库。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或者说我们要创造未来新型的符合中国人精神需要，又能够为其他民族有所借鉴的新文化，必须面对道教，与它广泛交流对话。应当期待同时呼唤，以理性精神而不是科学至上，历史上客观地将道教摆在三教并行的位置，而不在对它冷漠仇视；以对祖先的尊重而不是健忘，倾听古典时代的睿智，续上我们文化与血脉之根；让我们发扬前人兼容并包而不失自我主宰的精神，积极创造，有足够的实力和能量，在世界文化争得一席之地，并最终统领潮流。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比较容易看清楚道教究竟是什么，而眼前首要的任务。是要使学者和每一个人，从偏见和固执中解脱出来。

    道教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已证明，它本身从来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汉末创教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了道教的成型，其后吸收借鉴佛教、儒学等已有精神成就的合理部分，为己所用，为我们保留了民族文化可贵的历史遗迹的变迁，这种尊重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囿的态度，如同深深扎根于大地的参天大树一样，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养分，也无所畏惧地抵御着风霜雨雪，它可能因雷击而遭损伤，但生机不息。因此我们说，继承传统而又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胸怀博大不固步自封，随着时代的的进步发展，是道教的真精神；关注人伦日用，不论在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方面，以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化的方式，为社会大众提供合情合理又内涵丰富的生活方式，既关心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注重精神超越又强调物质生活的改善，是道教的真精神；将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实践相关联，精神觉悟心灵纯洁与生活实践相统一，追求人格的完善与现实幸福统一是道教的真精神。

    无可否认，道教在今天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这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道教自身的原因，而道教自身的原因肯定是主要的。愚意以为，调整科仪戒律等不适合的因素，发扬道教积极參与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在环境治理及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积极投入，重新树立自己服务人群的形象，增进社会大众对道教的亲和力，与信息时代的节奏同步。道教同人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同各方面广泛交流对话，使道教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扩大道教的影响力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深度广度。教內外同人须加大对道教历史、经典、教义等研究的力度，以期将蕴藏在道教内部的至今尚有很大生命力的东西，充分地揭示出来，服务于社会。如以现代科学的观念和实验手段，对外丹学中科学思想的总结，看它是否还有继续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以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对内丹修炼机制的挖掘，为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参照，推动科学的成长；利用现代精密的实验仪器，分析道教丹药的成分，将之市场化，让更多的人享受道教先知为后人的创造的成果带来的福泽；整理数量众多的道乐、绘画、雕塑等，出版推广，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需要，为社会贡献精神生活的丰厚资源，如斯等等。这些都是道教的价值理想与社会大众联系的载体，离开了这些具体的文化形式，道教将脱离人民群众，使自己孤立于社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当道教的价值理想既不失其时代性又具有其群众性时，总是道教的良性发展时期，反之，道教陷于困境。

    今天，教内的朋友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道教的精神向往的合乎情理的把握，因为，道教从来都是生活化的，但它又体现了时代的鲜明特色，它是面对现代生活需要，以期更贴近现代生活的尝试。这种尝试反映了教内的朋友力图在全球意识下，立足传统而超越传统，进而回归传统，所以生活道教的理念又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所谓全球意识，正是一方面输入外来文化又不失民族文化为本位，不使自己游离于世界各民族之外，而坚持民族文化传统，这依然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旗帜，只不过它在内涵上已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所谓现代意识，则是历史的发展无可避免地使世界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人时时面对着来自如同爆炸了的信息的冲击，谁都无法逃避，是基于自己的生活需要及未来发展的思考与选择，早已不同于过去的旧有形式。所谓回归传统，恰恰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具有的永恒真理性，经过新的解释在内涵上更加丰富深刻，为我们继承光大，从而为世界人民的未来，提供值得珍视的价值理想，以和平消除战争，对话取代对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不仅是中华文化所昭示于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道教的不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