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的老子从“道”中悟出人类的无知，感知到“圣人”自负后，发出“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哀叹，骑“青牛”西去，不知所终；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仁者之政”，虽气丧而志不沉，最终成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圣人之治”，至今仍香火不断。西方人研究《道德经》，并没有学习、标榜中国文化的意识，他们信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和“道”并无内在血缘联系，但西方的学者，尤其是现代政治家竟然巧妙地在中国古老“天道”中汲取营养，嫁接出最具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之道“无为而治”。
[关键词] 道 无为而治 看不见的手 一般规则
在几千年历史无声的演变中，中国人冷落老子，推崇孔子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万马齐喑的思想颤变，从此，顺其自然真正地演变为臣服、服从帝王之治，“有为政治”完全取代“无为政治”。上世纪中叶，人类快速进入科技、市场、文化、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但是，面对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平衡系统遭到人为破坏，市场因政府过度干预而失灵，政府因滥用权力而调控失灵，意识形态同化政策导致文化激烈冲突，思想改造运动最终导致精神禁锢和个人崇拜等等现象，西方各国把尘封中的《道德经》从书架下来，试图在中国的古老典籍中找到救世答案。在西方兴起“老子热”的同时，作为老子故里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先哲的大国之道却知之不多，甚至于嗤之以鼻。中国现代的学者与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从来没有放弃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也没有停止过孔子式的政治游说，这种献计献策的功力性探讨崛起大国之道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关注。
一、治大国，若烹小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是《圣经》，仅随其后的《道德经》。五千字的《道德经》成为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在西方众多读者中间，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其中之一。里根十分尊崇老子的“天道”，1987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告诉自由美国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古人的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
里根是一个演员，他既没有高深的治国理论，也没有从事市场活动的经验；既没有深厚的学历、渊博知识，更没有涉足国际事务的背景。美国人没有高谈阔论的习惯，也不懂得更深奥的哲学，他们知道用手指行使自已的权力，选择这位靠表演为生的艺术大师作为自已的总统，这就是老子所梦想的“弃圣绝智”[1] （《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的统治者。里根总统虽没有机会享受君主面南而坐的尊严，却基本上恪守总统的职业操守，基本做到了清静无为。就是这个清闲的里根，无为的总统，“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根更是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美国的实力取得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胜利，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极权主义阵营土崩瓦解。” [2]（《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2006年5月号）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这是数千年前老子的政治独白，也是驾驭青牛西去时对统治者的忠告。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说，“在别的宪法中，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在我们的宪法中，咱人民告诉政府怎么做，而且只能按照宪法上规定的去做。别的革命是用新的统治者来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我们的革命却立人民为主人，雇政府为仆人。在美国，是咱人民说了算”。[4]（《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2006年5月号）
如果在一种政治制度里，一个政治家总以为自己是全能的智者，它可以代表人民选择一切，可以任意运用一切手段去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或则随意发起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检验所谓真理，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其祸莫大焉。”[5]（《道德经》） 1984年，里根总统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在演讲中，他突出表达他的治国之“道”：“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和才干、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 [6]（里根总统的复旦大学演讲全文）
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一直被统治者或御用文人解读为“玄学”，虽然在黯然沉寂数千年，但在大一统的帝国意识中还没有找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存空间。在民族自豪感与国民自大意识中，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自制自主能力，把自已乃至于一切期望寄托于五百年一遇的圣贤之身。姚淦铭教授在《百家讲坛》主讲“老子智慧与老子文化”，对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了分析。他“把‘有为’和‘无为’的区别比喻为两个主妇油炸小鱼。油烧开后，将小鱼溜进油锅里，不动铲子，只在锅边凭色泽观察几分熟的主妇，就是‘无为而治’者。反之，不停地用铲子翻来翻去的主妇，只能独自欣赏‘烂’ 于‘有为’之中的小鱼了。”[7]（《老子与百姓生活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3月）也许在我们的传统思想意识里，那个勤劳的主妇，正是我们苦苦寻觅的舵手。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操劳是一种美德，但这位不停地用铲子翻来翻去的家庭主妇却无意间走进了老子的哲学视野，勤劳主妇粉碎了中国“圣人”用超常智慧统治黎民百姓的美梦，懒惰无为却开启了中国百姓的自主意识和聪明智慧。在里根的治国之“道”中，我们发现他将美国共和党的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结合得天衣无缝。 最近，美国有本《里根之道》（Tao of Reagan）出版发行。该书作者认为，里根是个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视天道为一切道德判断的源泉。所以，里根在1976年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8]（《轮到我说了》南希＆#8226;里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而在中国，政府领导除了担任公共职务、还行使着“父母”的权力，除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外，还可以像管教自己孩子一样管教人民；反之，人民除了要感谢政府英明领导以外，也习惯地称之为“父母官，服从政府善意的为所欲为。
二、朦胧的“道”与全能的“手”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诸侯称霸，旧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政治领域的、思想领域的、军事领域的斗争也日显复杂尖锐。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争论，尽管从表面上看诸子百家观念各异，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或其他百家，都是在总结前人的历史，围绕改变时政，扭转溃败之局展开的，提出自己的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这场“百家争鸣”式讨论，揭开了中国人自由思想、自主言论的历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理论争论和思想启蒙，虽未能改变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夏商周时代，圣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礼仪，所以，孔子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提出只有“克己复礼”国家才能兴盛。但老子却特立独行，认为仁、义、礼、智、信等都是社会的外在形式，即使它们能够成就社会秩序，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秩序。老子从自然界不变的规律中感悟出“道”的真谛，他认为，“道”是虚空之间的一切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本源，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法则。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思想行为，其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人们仅仅依靠“礼仪”统治社会，人们就会受到来自于非自然的束缚而不能最终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老子在寻找治国之道时，发现了自然之道与人类之道有十分相似之处，但是，人类只能或可以模仿自然的“道”到底是什么呢？老子也说不清：“道可道，非常道”。“道”是难以言说的，能说清楚的就不是“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9] （《道德经》）“道”就是这样一种似无而有，似有实无的东西。“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的，能化生万物，自然的总规律、规则，具有循环往复、返本归根的特性。老子认为天道是人类应该效法的原则，要尊重“人”，给“人” 以充分的自由，人人都能顺其自然，天下方能无为而治。
老子悟出的“道”打破了神的权威，破除了人们对帝王迷信，冲破捆绑人们手脚乃至于思维的“纲常礼仪”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也正是因为如此，老子与他的“道”一样，一直远离主流意识，沉寂与民间社会，顺其自然而然。
无独有偶，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从经济角度描述这样的社会秩序：分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但是，“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人们对这好处的直接追求而得到的，而是通过了交易这个迂回，但交易这种倾向并不是人之理性的必然结果。” [10]（《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斯密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把人定性为“经济人”观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理论最伟大的创新。
基于以上认识，斯密主张，把人类“自由”放在第一位，把资本所有者、生产者推到经济规律中去，服从“看不见的手”的导引，并遵守正义的法则，看成是找到了市场经济的“秘诀”。在老子论述“道”的时代，西方人还处于混沌愚昧状态。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与社会现象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那只不为人知，又无时无刻地支配着人类行为的“看不见的手”。从此，人们开始怀疑人类的理性能力，经过数百年的理论审视，逐步构建起一整套“无为”的思想框架。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人类本性由“恶”到“善”自然而然的演进规律，描绘出人类社会发现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演进的秩序。
在研究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完人为自己劳动时，他发现“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1]（《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亚当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人的本性出发，看到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2]（《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却从资本家创造出惊人利润中透视到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人们只有通过阶级的对抗，通过剥夺剥夺者完成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亚当.斯密开出人类有意识的适应自然的药方，他说，“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13]（《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这就是说，国家应废除一切人为的限制，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公平制度下，按着各自的路线，自由决策，自主经营，合理合法地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其个性与智慧，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在增进自己财富的同时增长社会财富。
亚当.斯密最为可贵的是告知人类要服从那支神秘的、“看不见的手”的导引，还希望人类要主动遵守正义的法则，有效遏制为所欲为的放任个性。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本定价为1镑16先令的著作，不仅由此经济理论的变革，改变了整个欧洲，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亚当的发现无意间改变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影响人类社会的整个演变进程，亚当“无形的手”虽经风雨沧桑，但始终牵引着人类有形社会缓步前行一样，都非人类设计的结果。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说，“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14]（《西方社会史》, 巴克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西去的“青牛”与周游列国的“丧家之犬”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乱象已萌”的时期，清静无为的老聃深知周礼已崩，人心不古，便萌生退隐之意，离周西去。据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5]（《史记＆#8226;老子韩非列传》）
五千言《道德经》，言简意赅，博大精深。老子以深邃的智慧，探讨了宇宙的形成与自然的规律，国家的治理与人类身心的修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概念。给人们以无穷的思想启迪。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学、科学家乃至普通平民，纷纷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也哀叹世道不古，但却与老子针锋相对，他不仅提出一系列治国理念，还周游列国，企图说服大家“克己复礼”，以“仁政”、“礼教”治理天下。他在周游列国途中，不断宣传政治主张，还公开宣称：“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16](《史记＆#8226;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渴望通过游说找到一个能任用他，采纳他学说的明君，然后借助于政治权力恢复原有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仁政”理想。然而，孔子弟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 [17](《史记＆#8226;孔子世家第十七》)，并未得到众多诸侯的欣赏，反而落得失魂落魄，像一个丧家之犬蜷曲在城门之外。据记载，“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18] （《史记＆#8226;孔子世家》）
在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西去与孔子的周游列国虽然代表了中国最早哲学流派两个不同的走向，但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为”与“无为”的纷争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被称颂千年，其“有为政治”遗传至今，老子西去本身也印证了老子学说悲观与颓废，但儒学的“有为”也没有逃脱后的“焚书坑儒”噩运，更没有摆脱“圣人”武断、臆断困扰，使“有为”无功而返，不终而终。
如果我们只看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千古功绩，就可以得出文治武功是大国崛起秘诀，似乎有点以偏概全。我们如果从焚书坑儒用暴力灭绝了六国文化，摧残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中断了中国思想自由的历史；如果从百姓苍生犹如“人间炼狱”，“生不如死”的社会现状上看，我们才能真正感悟出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政治意境。秦的暴政和“仁政”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但在社会实践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结果没有根本区别。我们怎么能忍心去回味、重复“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政治的构想呢？
实际上，反对老子“无为而治”理论的学说家并不是儒家一派，与此相对立百家大都是围绕“有为”政治展开的，其中 以法治国、以智治国、以力治国和仁政德治等治国方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影响着中国政治走向。相对于“无为而治”而言，“有为政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要大得多，一部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有为政治的历史。“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民间虽然影响深远，但在中国政治运作实践中确黯然失色。
无论是中国的理论家还是西方的理论家都在不断地探讨政治制度演进的方向，但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心始终如一的围绕“仁政”展开的，可惜在政治社会的现实里，周而复始的国家兴亡，来来去去都是百姓的人间炼狱。孔子生前的悲凉与死后的风光，孔圣人与孔老二的提天壤之别，在“砸烂的孔家店”里形成的巨大反差。就像儒学“仁政”梦想与暴政现实殊途同归一样令理论家头疼，老子西去，一不小心走进了美国的白宫，钻进总统里根大脑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在西方大国的融合，成为“美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现代经典，这也都是始料不及。
四、“圣人不死”与昙花一现的“无为而治”
老 子认为，国家以任何形式对民众的干涉、引导、教化都会引起社会动乱，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丑恶现象，主要是统治者的引导和教化以及对民众的干涉引起的。他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19]（《道德经》）如果国家不崇尚有贤能的人，那么老百姓家不会争着做贤人而引发争端，如果国家不把稀有难得之物放到珍贵的地位，那么社会中就不会存在偷到的现象，因而，国家不表现出追逐利益的欲望，那么民心就不会浮躁纷乱。
临行前的老子，以“有为”的态度警告世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20]（《道德经》）。老子认为“圣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警告人们不要相信圣人，尤其是那些自恃、自称高尚的圣人。国家应该“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21]（《道德经》）统治者如果能把各种教化、知识教育、道德丢到一边，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应有的品德，从而使无为国家自然而然实现大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无为”的政治思想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汉初名相曹参早年曾出任齐国相，前往求教于精通“黄老之术”的盖老先生、获得了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的治国真经。曹参为齐国相九年,齐地大治,朝野称曹参为贤相。 到了汉代，萧何病故,汉惠帝令曹参进京任相国,曹参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 百姓衣食丰足,安居乐业，国库充盈，事业繁荣，开创了“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萧规曹随”的故事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支持，当曹参宣布一切遵守萧何所定法令,事事无所变更的政令一出，就遭到众人的非议。加上他身为一品大员整天在家，闭门不出，喝酒吃肉，堕落至极的“无为”状态，更是引起满朝非议，纷纷斥责他是一个懦弱，毫无主见的人。
西汉初期的无为政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文景之治”。正是由于国库充盈，民富国强的缘故，更加激起了帝王的“有为”之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号令，激发了无数入时的豪情与壮志，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壮志未酬身先死，无数英雄尽折腰的历史怪圈。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历史轮回都印证了老之怒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孔子虽求教于老子，但对老子的“无为而治”却不屑一顾，他讥笑老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实现“无为而治”，如果在“礼崩乐坏”东周列国时期，去奢谈“无为而治”是不合时宜。孔子周游列国后，虽有鸿鹄之志，但因疲惫不堪，身心交瘁，丧心极致，开始了闭门教书育人，为国家未来培养圣贤明士之业。孔子的博学与“仁政理论”被历代统治者所吹捧，最终为孔子迎来了“圣人”的无冕称号。
孔子“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为儒家文化独领两千多年风骚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化先后经受过坚船利舰重创和“五四”运动后的思想洗礼，直至文化大革命“血腥清洗”后，孔家店被砸烂了，“孔圣人”也永远跌进西洋政治文化深渊之中。儒家文化在形式上陨落，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血液之中凝结的“有为”因子和“圣人之治”夙愿。人们还在西洋文明的光环下不断期盼着“圣人”降临，重现盛世中国的辉煌，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圣人”与大盗是两个对立概念，任何人也想象不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景象，人们始终认为伟大人物所犯的错误也是伟大的错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正是在考察了华夏民族理性建构历史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类的无知以及对自然的无奈。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从“天道无为”发展来的，是尧舜以来，经过夏商周盛衰，老子以“理性”眼光看待自然、社会发展规律，把“道法自然”移植到社会与国家的治理方式上的必然结果，本身就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但尽管无为而治仅是昙花一现，但老子仍然给人类留下永远的“余香”，供后世品味无穷。
五、哈耶克与老子的时光“遂道”
1974年10月10日，在诺贝尔奖盛大的颁奖晚宴上，哈耶克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毅然决然地予以反对。”理由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奖项会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学的时髦。”二是诺贝尔奖将赋予那些经济学家以不应有的权威。经济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们。而经济学家主要会影响外行：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公众。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于治理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有什么好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很容易以为，自己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结果，就出现所谓“知识的僭妄”。 [22]（《哈耶克传》,[英]阿兰＆#8226;艾伯斯坦著,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不很合适的政策、法令以及政治制度，其实都是经济学家狂妄自负的产物，这些怪论与老子在两千年前的臆语十分相仿。但哈耶克要比老子幸运得多，因为两千年前老子因胡言乱语，想以“道”服人，被中国政治家羞辱了两千年，至今还沉默不语，哈耶克只是在与凯恩斯的公平论战中，被雄辩的凯恩斯揶揄一番，不被人理解，甚至于被人误解，于是自愿退出江湖几十年而已，不过，哈耶克因高寿最终还是迎来了他自已的荣誉和自由主义的春天。
凯恩斯以无可辩驳的论证，宣告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政府的时代，计划的时代，管制的时代，政府可以科学地控制经济增长的节奏。凯恩斯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这一理论曾支配了二次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达数十年之久，引发世界当代经济史上的“凯恩斯革命”。早在30年代，哈耶克主要的学术论战对象就是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因其学术的观点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普遍接受而成为经济“圣人”，而哈耶克却因被人们嘲笑戏弄愤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研究，哈耶克数十年如一日 坚持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过程，试图从根本上捍卫了自由市场秩序的核心理念。在三十年代哈耶克的一部重要论著《价格与生产》出版后，凯恩斯则评论道：“说实在的，这部书在我看来是我所读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之一。……它是一位刚愎自用的逻辑学家如何以错误开始并在一片喧嚣中收场的特例”。 [23]（《哈耶克与凯恩斯》 韦森《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0月28日第35版）但历史证明了，破产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的管制和计划。
对于什么是最有效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老子对君王能否遵守“道”表示怀疑，他十分担心君主擅用权力，任性地使用自己的智巧、权力破坏这种自然秩序。他一再告诫君主，政府只有限制自己的“有为”，减少或停止对于政治秩序的有意识干预，才能以无为的方式做到无不为。
老子对政府说“我无事而民自富”的论断，可以说是最早自由主义思想。哈耶克亦以反对中央计划、政府干预等“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为终身学术旨趣，认为社会秩序乃是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人为设计”是人类“致命的自负”，它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
老子对“道”研究后发现，自然界是依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运行的。[24]（《道德经》）宇宙各种事物的矛盾以及人、地、天、道之间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5]（《道德经》）的关系。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受大地的承载之恩，行为应该效法大地；大地受天的覆盖，大地应该效法天的法则而运行；“道”是天的依归，就应该效法“道”的法则周而复始；“道” 是化生天地的万物之母，其本性是无为的，其发展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就要依照“自然”的无为。
由习惯、传统、法律等构成的一般性规则。“乃是我们存在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26]（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第72页。）“一般性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活动中经由试错而逐渐无意地形成的，实质上是一种无数代人社会智慧的结晶；虽然一般性规则也具有必须遵循的强制性，但人要适应或改变它，只能是“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是“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人类社会演进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内在固定程序，古往今来东西方争论不休。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最初是从哲学的角度上开始的，但争论最终落脚点都是在于：人类对自身的发展是“有为”，还是“无为”；是顺应自然，还是理性建构。如果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盘点，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从惧怕自然，将对自然崇拜转化为对神的敬重，然后，神权威被科学化解后总是不甘心被动地服从或顺应自然规律，尽管人类因自身理性建构社会的努力屡遭失败，乃至于灭顶之灾，但这些理性的、善意的、有意识改变自然，左右个人尝试的并没有停止。
六、老子的“无知”与全能的政府
老 子把“道法自然”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来，得出了人类不能改变自然规律的结论，他警告人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你能认知一切，更不能因为你是智者，你就自然要指挥、管理、统治他人。他说，“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27]（《道德经》）这就是说，知道自己无知，这就是聪明；不知道自己无知，这就是愚昧。而圣人之所以没有这种愚昧毛病，就是因为他把这种愚昧看成是一种严重弊病而根除掉了，因此才会没有这种毛病。
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到底有多大，改变自然能动性到底有多强？自古至今没有人敢于回答。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好像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但有位著名科学家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不断增强，人是范围不断扩大，认识空间不断拓展，深感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认识空间的狭小性。科学家的谨小慎微和老子的“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倒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中国，用哲学理念系统论述、描述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老子堪称第一人。老子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但为了渺小、脆弱的人类，他还是违背了自己“无知”与“无为”信仰，著书立说告知人类的“无知”，警告了人类“有为”行为。由于这种近似于“玄学”的“忠告”，并未引起官方与学界足够的重视，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学术探讨和学术成果几乎绝迹。当年老子从知识有限的角度得出治国之道：“以智治国，国之贼。以不智治国，国之福”。 [28]（《道德经》）提倡以“无知”治国，反对统治者用智巧心机的心愿，也就随老子的西去而化为乌有。
人类对社会规律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更为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西方，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中的那句铭文——“认识你自己”——成了人们永远都在追求、却永远也难以达到的目标。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习惯是第二种自然”，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从来都不是个人自己选择的结果。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而不是一种事前的论证，这不正是哈耶克自发秩序最原始的启蒙教材吗？
人类对自然界不懈探索孕育出了科学和技术，使人们增强了驯服自然信心，但是经过18、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人们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时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西方人探讨社会变迁规律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诞生之初。孔德关于社会发展是从军事时代到法律时代再到工业时代的论述，斯宾塞从军事型社会到工业型社会变迁的理论，迪尔凯姆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理论，滕尼斯从社区到社会的理论，以及M.韦伯所建立的庞大的宗教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体系,都在某种意义上以欧洲社会为蓝本,探讨了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和发展过程。这些理论无一例外都是人类行为是后的总结和分析，他们虽然揭示了人类现象，但没有人试图改变人类发展的轨迹。
K .马克思是探讨社会发展著名哲学家，他用唯物哲学的观点和辩证思维描述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方式，用三大科学发明成果论证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开创了人类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像控制自然那样规划和控制人类社会的先例。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他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弄清真相。这里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 [29] （《历史研究》黎澍，《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J]，1984-1）但受苏联无产阶级政治专政理论成果的影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3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59页。）
谢韬（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说“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31]（《炎黄春秋》杂志2007-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其实，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人们靠垄断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权力，独家为权力延伸寻求合法性解说、合理性证据本身具有强烈的功利性，那些“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32]（《炎黄春秋》杂志2007-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如果在现代社会里，还有人自称是“圣人”，或某个政治组织自称担负着历史使命，把自身利益与本阶级理想神化为历史规律，可怜的人类仍然会不予余力地将自以美好的未来，寄托于那些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把握了人类未来“圣人”。老子不会相信，但老子的子孙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或许丧失骑青牛西去的豪情，经不起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也难以涌现出叛经离“道”的勇气，因为此时的“道”已非老子的“道”，已经可以“名”了。 启蒙思想的根本信念在于启蒙人的理性能力，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改造客观事物的能力。马克思的哲学信念正是与此不谋而合：“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3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7-1 )马克思援引他的一般社会原理，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东方社会不仅仅作为一种西方社会形态的延伸，而是作为一种有机体而按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马克思具有鼓动性哲学预言，的确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自发演进过程，开辟了人类自我设计、自我计划未来理论和大规模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本来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因时、因地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人们使用着不同的象征性符号、遵循着不同的仪式、以不同的语言方式进行交流、以不同的方式维护着不同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人类理性建构主义的介入，诸如，人类终极理想、普世价值观、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等等都在真实地改变世界正常地走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见证人类理性建构终结，但并不能改变人类特有的幻想和好奇，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内，人类有意识的改变社会，创造人为设计未来的举动还会愈演愈烈。
七、“君王南面之术”与政府“有意识的社会控制”
哈耶克也许根本不认知老子，不懂得清静无为与“君王南面之术”有何瓜葛，但他知道如果不遏制政府“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不用法律约束政府行为，就难以保证给人类自主自由制度。哈耶克告诉那些自以为高明的“圣贤者”，人类即使明确的知识也仅是个人的知识，它们总无法整合为整体的社会知识，这种所有个人的知识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对知识累积性增长的叙述。虽然人们能够拥有“明确的知识”，但在事物“过程”中，人对知识始终有个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不知道文明功用或其生生不息之存续所依凭的所有基础性条件。
“君王南面之术”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涵。老子要求君王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而然，民可自化、自富，这种要求完全是一种自觉的无为行为，但是，如果在缺乏约束机制的环境下，帝王的清静无为之心是有限的，一旦国富民强势不可挡，帝王的智慧之心，志向和抱负之便意油然而生，所以，在人类建构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性自身征服自然的冲动必然打破“道法自然”常规，直到现代社会，人们还没有明白这些不可名的“常规”。
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人们后天的发现 “自由是一种体系，在此体系中，所有政府行动都受原则的指导；但除此之外，自由还是一种理想，如果自由本身不被作为一种支配所有具体立法法规的最高原则来接受，就不能得到维续。”基于这种假说，人类有意识地将自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并以此为“最高原则”来构建和完善约束政府行为的制度，使政府在理论上不得不老老实实的面南而坐，在法律上时刻有如履薄冰之感。
哈耶克的理性在于他认为以笛卡尔、卢梭为代表的假的、理性的个人主义或以阶级利益之上的集体主义理论，往往会推导出“社会设计的理论”：即人类理性可以指导或控制社会过程，并能够发现和遵循规律实现为人类目标服务的理想，结果“总是有演变成为个人主义的敌人”，成为政府“有意识的社会控制”的帮凶。哈氏还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唯理主义”哲学，“他的理论后来成了大多数现代非理性主义和全权主义的源头。”[34]（《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现代社会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中央计划或社会整体设计是人类理性的自负，它是威胁自由的思想源泉；政府的“无为”不过是保证个体处于免受强制的“自由状态”。维持这种自然秩序免遭人为的破坏。
老子的“无为而治”有一大特色，它将“道”本体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将政治社会哲学与人生哲学高度统一起来，大到治国，小到修身，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为而治”一以贯之。它不但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强制、智识的行动，还反对一切智识的文明成果和物质享受，认为“五色令人之目盲；五音令人之耳聋；五味令人之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35]（《道德经》）哈耶克意义上的“无为”则从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角度解释了现代版的“无为而治”。[36]（《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第72页）
到了中国近代，孙中山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创立民国，制定了宪法，创建了国会，为建立人民自主追求幸福，当家做主人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蒋介石却在实现宪政的道路上，开右灯，向左转，一方面高唱“三民主义”，另一方面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政治逻辑是分明了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他个人又在党之上，按照这种逻辑搞到底，国家还是用他的“仁”和他的“爱”以及他的独断管理人民，治理社会。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是蒋介石的华盛顿+秦始皇，还是后来的马克思+秦始皇，都与孔子的仁政理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逻辑程序也是沿着“仁”最终演变为专制独裁的路径发展的。
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628-629页）但是，后来经过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演绎，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秩序的设想，被专政者神化为历史发展的“铁律”。这些“铁律”传到我国后，又被神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谢韬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认为，“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38]（《炎黄春秋》杂志2007-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
自然秩序思想与建构秩序思想自始自终是针锋相对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人为设计”在社会秩序产生和协调中作用的不同认定，进而形成了各自理想社会追求的抵牾。老子的“道”与哈耶克的“一般规则”在思想是相通的， 但在社会实践上却分野明显，这种分野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分野。总之，黯然失色的“无为而治”与自发秩序思想,都是是东西方最智慧的哲人最具有感悟世界的思想表达，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更不能从善的角度中演绎出的思想恐怖。
Email：dingyan2020@163.com
注释：
[1] 《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
[2]《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2006-5
[3]《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
[4]《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2006-5
[5]《道德经》
[6]里根总统的复旦大学演讲全文
[7]《老子与百姓生活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3
[8]《轮到我说了》南希＆#8226;里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道德经》
[10]《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11]《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12]《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13]（《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14]《西方社会史》, 巴克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14]《史记＆#8226;老子韩非列传》
[16]《史记＆#8226;孔子世家第十七》
[17]《史记＆#8226;孔子世家第十七》
[18]《史记＆#8226;孔子世家》
[19]《道德经》
[20]《道德经》
[21]《道德经》
[22]《哈耶克传》,阿兰＆#8226;艾伯斯坦著,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
[23]《哈耶克与凯恩斯》 韦森《21世纪经济报道》2002-10-28
[24]《道德经》
[25]《道德经》
[26]《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27]《道德经》
[28]《道德经》
[29]《历史研究》，黎澍，《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1984-1
[3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59页
[31]《炎黄春秋》杂志2007-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32]《炎黄春秋》杂志2007-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3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4-7-1
[34]《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35]《道德经》
[36]《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628-629页
[38]《炎黄春秋》杂志2007-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