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2章中，老子已经说明了天地万物的相对性。同理，后人对《道德经》理解的正确与否也存在一个相对性的问题。

但老子对人们是否能准确理解他的作品显然不是很乐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说：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翻译一下：

我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很容易践行；天下人（这个群体）却不明白，不能践行。

老子的说法在2000年前，但自从《道德经》问世以来，直接解读它的作品没出现一本公认的权威之作。这是为什么呢？

以下是我的分析，欢迎指正：

老子对很多事的预言是因为“道理的先在性”，比如“为学日益”，《老子》全文只有5000字左右，而后人研究《老子》的文字5000万也不止，而且还在不出断地出版“解老”之作。

有些“预言”不是预言而是总结。是老子观察他所在的时代，人们也没办法理解他的道理、没办法执行他的道理。所以2000年以后，他的“道理”仍被人曲解。

《老子》之所以能影响后世2000多年，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要从这书自身的特点分析；《老子》之所以被世人误解2000多年，并且还可能继续曲解下去，也要从这书自身的特点着手分析。

《老子》一书，前人说“文约义丰”，用白话说就是文字简洁，但道理众多。尤其是那些显而易见道理虽然大家都明白，但他的表述有“语言美”，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比如“少则得，多则惑”，比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后人对《老子》的误解，原因有很多种，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因为庄子的“小化”。庄子对“道”的理解与老子无异，但理解了“道”之后应该怎么劝世，庄子的路与老子的路不同，所以我说从“入世”角度看，老子和孔子近，和庄子远；从“出世”角度看，佛家离庄子近，离老子远。在我看来庄子相当于佛家的小乘，而老子的主张反而更接近佛家的大乘精神。

二是因为王弼等人的“玄化”。王弼、严遵等解读老子，洋洋洒洒，玄之又玄。王弼文采一流，有时似是而非，有时似非而是。严遵的《老子指归》与其说是解老子，不如说是说他自己的思想，如果不冠以“老子”二字，他的书可能就只能留在图书馆的角落里。

三是因为道教人士的“窄化”。很多道教人士解读《老子》都是通常所说的“义理派”，但道教人士的“义理派”著作显然不如“修仙派”著作出名。所以不论是在道教内部还是道教对外界的影响，《老子》更多地被看作是“修仙”的引导。我之前说过，从“修仙”的角度看《老子》可以，但不能说《老子》只是用来“修仙”的。

四是因为儒家理论的“主流化”，这是外因。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老子》就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尤其是在武帝时期，作为“黄老之术”一员的《老子》应当更为以武帝为首的汉朝官僚所轻视。同时，儒家文化自身的系统性以及官方性，都影响中国有识之士研究《老子》。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如果专心研究《老子》，一方面可能会被家长视为不务正业，二是会被官方视为“思想叛逆”。

五是因为没有出现一本直接读《老子》的权威作品。《庄子》一书，文学性大于思想性，所以其书中的道理从数量上不如《老子》多，比如《庖丁解牛》一文，只是解释了老子的一句话“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并且解释得不充分，因为庖丁解牛只能是“无有入有间”。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理解比较准确，但同样是因为篇幅有限，韩非子没有对《老子》展开理解。其它历史上解读《老子》的著名作品如王弼的《老子注》、《河上公注老子》、严遵的《老子指归》等，作者没有“明道”，所以也没有彻底明白何为“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