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战国的历史脉络，原始的《老子》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之书”，还有，《老子》明白是给国君而不是一般人的策略指导。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好的兵器，都是不祥的东西。这里“佳”和“不祥”明确对比，使一件兵器“佳”的理由，也正是使它“不祥”的因素。“不祥”正来自兵器的“佳”，兵器有多“佳”，它就有多“不祥”。兵器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其“不祥”就在于威胁、伤害其对象，所以“有道者”不会要和兵器在一起。“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证据就在于君子平日起居以左为贵，但要动用兵器打仗时，却反过来以右为贵。很明显，君子和兵器处于相反的位置，兵器不是“君子之器”，而是“不祥之器”口周朝礼仪中，和活人有关的，左边的位子比较高、比较重要；相对的，和死人有关，丧祭之类，则倒过来，右边的位子比较高、比较重要。这是周人安排分别生死领域的原则，老子提醒我们：显然战争是被归类在“死”的那一类，不是“生”。

日本的礼俗中，保留了这种严格的左右分野。到日本温泉旅馆里换穿浴衣，不管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一定要穿成左上右衽，如果反了，右上左枉，那件衣服就不再是浴衣，变成穿在死人身上的寿衣了。左和右、生和死，紧密对应。兵器、战争，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活人领域的正常行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所以应该尽量少用，尽量减省(“恬淡”)。能不打仗就不打仗，能少用几件兵器就别用那么多，数量、规模、频率，都是越减越好。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动用兵器就算打胜仗了，都不是好事。赞扬战争，是战胜为好事的人，本质上等同于以杀人为乐。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得到天下民心，也就不可能遂行其意志。这点上，老子和孟子的态度一致。《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就明白地对梁惠王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在大家打仗打成一团，各国杀红眼的时候，反而只有不喜欢杀人，不以杀人为乐，不以战胜为“美”的人，才能统一天下。更进一步说，老子和孟子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同样的普遍心情。各国彼此征战打得太多太惨了，人民受不了，必然厌战，渴望和平。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这是对左右礼仪进一步解释：礼中，喜事左高于右，凶事右高于左。而在军事仪式上，地位较低的偏将军在左，地位较高的上将军却在右，表示是以丧礼的态度来对待战争的。

“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战争一定要杀人，打胜仗一定要杀很多人。依照道理，杀了那么多人，当然应该用哀伤悲凉的心情面对，该哭泣而不该兴奋大乐。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就算打赢了，礼仪上仍然用丧礼的方式来安排。这一章很重要，因为明确凸显了《老子》思想及主张的背景。其核心概念“无为”，是回应战国纷争而产生的。反复规范国君要“无为”，强调要“无为”才能“无不为”，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国君都汲汲营营要“有为”，抱持野心扩张对人民的控制，动员人民去打仗，不停歇地追求更大的国土、更多的财富。

人民累了，社会想休息了。《老子》将这种心情转化为人生哲学与处世道理，逆转过来伸张自然“无为”，巧妙地宣称：恢复自然状态，用减法而不要用加法，反而才能得到更多权力，更安全保有权力，更有效运用权力。

将《老子》所言视为一套超越时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令人不安，因为里面有太多太明显反智、反文化的主张。让一般人都吃得饱饱的，什么都不想，当然是“反智”的态度。要求“损之又损”，弃绝文采、财货，当然是“反文化”的态度。但若是将《老子》放回战国中后期的乱世背景里，我们看到的、理解的，会很不一样。其实那是拿来对应非常、极端人间状况的一套智慧。那个时代，权势者欲望高涨无所节制，而一般百姓小民无力对抗被驱使去满足权势者的这些欲望。《老子》巧妙地找到了一种方式，试图对这种潮流踩刹车。

他用一种比国君更权威的口气，同时却又采取了一种教国君运用权力的态度。他不是反对国君，只是他比真正的国君更了解如何当国君，以这个立场来批判他们运用权力的现实方式。他还用了一种令人眩惑、“正言若反”的吊诡论证风格，来表达要求国君不再“进”、不再增长野心，倒过来应该“退”、应该俭省的主张，因为如果不是这种口气、这种论辩风格，面对欲望高涨的战国国君，这些话是不可能有人愿意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