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当如何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问题。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思想家都很踊跃地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四种类型:孔子认为,人应当过仁、义、礼、智、信的生活;墨子认为,人应当过“兼爱”“节用”的生活;杨朱认为,人应当过珍重自己、“不以物累形”的生活;老子、庄子则认为,人应当过顺应自然、“与天地为一”的生活。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称得上大学问家,所以孔子曾向他问礼、问道。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宋国蒙人,宁愿在当地做“漆园吏”,也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礼聘。今存《庄子》一书,其文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形式,表达老庄思想。
今日,我们选取三则寓言故事,一起来感受老庄关于生存理念、处世态度、处事方式的生活智慧。
01
“相忘于江湖”
个体都保持理想生存质量
《庄子》记录了老子和孔子交往的许多事迹,一般都是孔子问、老聃答,老聃即老子。唯独有一次,“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在孔子想来,老子虽然知识渊博,但在“仁义”问题上,自己学有专长,可以与对方讲一讲。不料,这一举动却遭到老子的一番批评。接着,老子给孔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寓言中包含两种场景,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理念。前一场景是两条鱼在泉水干涸成为陆地的情况下,各自以口中的湿气和涎沫滋润对方,以延续对方的生命。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将仅有的一线生机留给他人,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关怀到了极致。后一场景是两条鱼生活在江湖之中,从不会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湿气和涎沫去滋润对方。当处在适合生存的环境里,不存在生存危机的状态下,人们就会忘掉相互之间的“仁义”关怀。
对这两种场景、两种生存理念作一比较,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前一场景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即便“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所能维持的生存质量必然很低,也很难长久;后一场景是一种最适宜、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个体都保持着理想的生存质量,个体之间无须相互关怀。在老子看来,“仁义”思想,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基础之上的一种生存理念。这种教化越盛行,说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越恶劣。
所以,老子倡导这样一种生存理念:人应该如同鱼儿在大江大湖里那样,生活在适合生存的环境中;在那种环境下惬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间的关怀救助,社会也无须进行“仁义”教化。这种“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才是人们应该持有的,并且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人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寻找、营造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
由此,老子将相濡以沫的“仁义”教化,比喻为“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人已经逃走,才敲打着锣鼓去寻找,不亦晚乎?听了老子关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孔子惊羡得“口张而不能嗋”,回到住处后连续几天不说话。
若干年之后,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一曰散关)西去,应关吏尹喜所请,撰写《道德经》一书。该书第八十章,将“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环境定性为“小国寡民”,其生存状态令人向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聃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千乘之国”不安于现状,时时想着发动侵略战争、侵吞他国土地财物的动荡之际。一旦国家小、人口少,“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人们就可以吃得香甜、穿得美丽、住得安适、过得惬意。这样一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画面,正是老子“相忘于江湖”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图景。
然而,老子这个为天下人谋幸福的生存智慧,并没有被当时热衷于争霸图强的大国诸侯所接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完之后大鱼之间殊死相残的局面愈演愈烈。同时,在老子的大智慧面前,读书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症,不同程度地曲解了“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小国寡民”的理念。还有人甚至将老子倡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生存理念,斥之为开历史倒车的“最后悲鸣”。
02
“万物与我为一”
增强深度感知世界能力
第二个故事,记载于《庄子》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与庄子同游的惠子,是曾在魏国执政多年的惠施,因为秦国张仪的离间,刚刚走下政坛。《庄子》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现代人往往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学问大,其源盖出自于惠施。惠施曾将自己的10个命题,告示所有喜欢名辩的学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纷纷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辩题,“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将激荡300年的先秦名辩思潮推向巅峰状态。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与惠施的这一场“濠梁之辩”无疑是一次更经典、更精彩的论辩,2000多年来始终为人津津乐道,甚至经常有学者充当他们的评判人。
从逻辑角度考量,惠施的推论是合理的。这位以譬喻著称的逻辑学家,遵奉的是“异类不比,说在量”的类比原则。不同的类,衡量标准不一样,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论。由游于濠梁之上的人的快乐心情,不能推论水中出游从容的鱼也是快乐的。
在论辩过程中,惠施又从“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推论“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也是合乎推理规则的。相反,庄子在论辩过程中,犯了一个自语相违的逻辑错误:他的第一个反驳语“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肯定了惠施不知道庄子知鱼之乐;第二个反驳语却又肯定惠施知庄子知鱼之乐,从而对“安知鱼之乐”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解释。
从哲学的角度来考量,庄子的“知鱼之乐”,是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处世态度的必然结果。在庄子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道的具体而微,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此,人与鱼儿之间是相通的,没有截然分割的区别。人能感知鱼,鱼也能感知人。鱼是否快乐,人当然能感知。
为了证明人类和万物之间的相通性,《庄子》的齐物论篇还记载了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究竟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虽然二者可以相通互化,但庄周和蝴蝶毕竟有所区别。这种既看到人和万物之间的相通性,又看到人和万物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哲学思维,使得庄子的处世态度能够顺应自然而又超然物外;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同时,又不傲睨万物。
有了“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就能从道的层面看世界,将“物无贵贱”的理念自觉转化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平等,从道的层面获得了保证;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易事,人与物之间的沟通也有了基础。生活,变得轻松、舒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难以攀登的高度。
就像庄子能感知鱼儿的快乐与否,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处世态度,必然能增强我们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03
游刃有余
既遵循规律又注重效率
第三个故事,记载于《庄子》养生主篇中:有一位姓丁的厨师替文惠君宰牛,宰牛时的手、肩、足、膝呈现的姿势,优美如古代的舞姿;进刀分解牛体发出的声响,美妙如古乐的韵律。文惠君禁不住喝彩:“好极了,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地!”
丁厨师放下屠刀回答:“我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越了技术。我刚开始宰牛时,所见无非是一只牛;三年之后,就不是见到整只牛了。如今,我只需心领神会而不用眼睛观看,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听从于心神的引导;按牛体的自然结构,劈开筋肉的间隙,进入骨节之间,顺着固有的路线进刀,经络盘结之处畅行无阻,更不要说大骨之间了。”
丁厨师继续说道:“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切割筋肉。家里的普通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砍骨肉。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多年,分解的牛有数千头,而刀刃之锋利,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是有间隙的,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几乎没有厚度的状态,以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有间隙的骨节,当然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了。”
“所以,这把刀用了多年,仍然像新磨的一样锋利。虽然如此,每当遇到筋骨盘结之处,我知道不容易行刀,便小心翼翼,眼神专注,手脚缓慢,动刀甚微,便骨肉相离,如泥一般溃散于地。我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然后把刀子擦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听后感叹:“善哉!听丁厨师之言,得养生之道了!”
庄子在这个故事之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顺应自然规律,“可以保身,可以全性,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接着讲“庖丁解牛”的故事,阐述养生之道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这个寓言讲述的不是顺应自然的理念,而是顺应自然的一种具体方法:以无厚入有间,恢恢然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的最大功用,就是刀刃与牛骨不发生“摩擦”。在日常生活中,则是尽量避免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摩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最是个多心的人”,既抱怨自然界中风霜雨雪对自己身体的摧残,又抱怨外婆家长辈的不照应,与宝玉、宝钗等兄弟姐妹之间也“摩擦”不断,以致本来就娇弱的身体愈发衰弱,年仅十几岁就终结生命。想必曹雪芹是赞成庄子的处事方式,才将林黛玉作反面教材,告诫世人凡事都要从游刃有余上下功夫,方能保身全性、养亲尽年。
游刃有余的养生方式,后来沿用到对世事的处理,成为一种体现能力的最佳处事方式。这种区别于庄子的处事方式,一度成为世人追慕的典范,这种处事方式,名为鞠躬尽瘁,源自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这是一种不辞劳苦、贡献一切的处事方式,就工作态度而言值得肯定,就办事效果而言难免怀疑。但是,“死而后已”,勇气可嘉,却有不负责任之嫌;后一句话,更表现出缺乏信心的问题。后来的实践也证明:鞠躬尽瘁成为诸葛亮屡败屡战的充分理由,以致拥有“天府之国”自然资源的蜀国,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与鞠躬尽瘁相比较,游刃有余的优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注重工作效率的处事方式,因而对其结果充满信心。在今天的社会,鞠躬尽瘁的处事态度应当赞赏,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也要提倡。
总之,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到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那就是“顺应自然”,即遵循自然法则。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法则。与之相比,儒家相濡以沫的生存理念、“三纲五常”的处世态度、鞠躬尽瘁的处事方式,脱离了自然法则,具有“伪”即人为的特点。这正是我们重新关注老庄智慧、认真思考该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