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成

1925年3月28日，闻孙中山逝世，在欧洲考察的蔡元培，作挽孙中山联。上联为：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6页）
这是我在欧美自由女神之外所得知的东亚自由神。后来研究孙中山自由观过程中，孙中山用老子无为而治解读他命名的先民自由歌。我的思路也由孙中山这位近现代的中国自由神，追溯到古轴心时代的自由神，那位荣称哲学之父的老子。
孙中山命名的先民自由歌，是尧舜时代八旬老人击壤而唱的《击壤歌》。歌词是：“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他解释说：“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0—281页）并且强调指出：“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第5卷第491页）君主“无为而治”是理性总结：“帝力何有”（帝力威权的干扰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是感性描述。从公元前2000年的尧舜之世，到公元前800年前后开始的轴心时代，即我国春秋向战国的演化时期。两者相隔1500年，中华民族自由思想上产生了从“帝力何有”向“无为而治”的飞跃和升华。
老子自然无为的自由论，寄托着君主无为（不扰民），百姓无事（不乱政）的双重期待。可看作中华民族自由精神史上汇源与开流的界碑，当然是中国自由神始祖的奠基石。
                                                        二
从先民自由歌的《击壤歌》，到老子自然无为自由论，中间有伯夷叔齐口唱而由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记载下来的《采薇歌》。歌词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是一首由悲愤而发的浓缩了历史智慧的史诗。诗的正面锋芒是反对“以暴易暴”，其潜在主题是呼唤自然人道主义。他们怀念三皇（神农）、五帝（虞舜及其延续的夏禹）的“公天下”，批判汤武革命后的“家天下”，怀疑并反思先秦三代文明社会发生异化的弊端。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楚图南的《读〈史记〉》（1929年11月）一文，作了更为深切的分析。他认为，这支古歌，“无疑，那是迫切的怀恋着自由，而自由的时代似已过去；痛切的抗拒着权威，而权威就屹立在自己的眼前。……以不能的屈服的生，却可以大胆的自由的死，来实证了直到后世才被发现了的‘不自由勿宁死’的名言。所遗留下来的那激愤而悲沉的哀歌，也如微凉而刚劲的霜风，时时袭击着爱自由而不得的人心。”（《楚图南文选》第419页）
郭沫若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1923年）一文中指出：“要信任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他们同以三代以前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老子与庄子尤极端反对三代之宗教的思想，憧憬于三代以前之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而奉为自己的学说之根底。”又认为老子的无为说，“解放个性，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学术文化随笔》第103—104页）
司马迁感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又以“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八个字，空出了夷齐兄弟这两位清士的松柏风骨，韩愈《伯夷颂》以“特立独行”的人格评价相赞誉，同太史公的心思是贴近的。在先民自由歌之后，《采薇歌》这首呼唤自由的史诗，给老子这位轴心时代的中国自由神，“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产生了更为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老庄词典》中《庄子》提到伯夷的词条，5篇里出现11次之多，可为佐证。
                                                                       三
楚图南先生从夷齐的《采薇歌》而论及太史公其人其书。书中本纪从黄帝说起，世家列吴泰伯为首，列传以伯夷开篇。这是为什么呢？楚老认为：“他要以在传说上是治者让位，耕者让畔的那自由无争称为郅治的时代，来做成了中国历史的极有光辉的第一页。”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与昭示未来的人类以自由的深心。”（同上，第422页）对班固在《司马迁传》“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等等的非议，他轻蔑地说：“威权的豢养之下的顺民，如何能知道爱自由的反抗的叛徒？”（同上，第424—425页）
如果爱自由反强暴的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的话，那么，被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前484—前430/20年），则是一位最初的独立知识分子，名为“自由的个人”。英国赫·乔·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写道：“在波斯帝国中叶，曾有一个名叫希罗多德的自由的个人，我们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最先持批判的态度、有见识地写历史的人中的一个。”从这种“自由的个人”，即最初的“独立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终于在人类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即人类的自由知识的开始。”（该书第247、248页）
无独有偶。以历史考证癖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也称老子为“自由主义者”。现列其论证要点如下：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史》（1919年2月）从老子开篇。作者申明：“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胡适全集》第5卷第238页）作为革命家之老子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老子反对有为的哲学，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主张无为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第235、236页）
第二，《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而治》（1933年5月）。老子“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无为政治，用斯宾塞的话解释，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第21卷第626页）
第三，《中国思想史纲要》（1942年10月）。指出：老子、孔子的上古时期，“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第8卷第149页）
第四，《谈谈中国思想史》（1947年6月）。从商末到周的第一个时代（前三至前六世纪），有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思想。老庄和《吕氏春秋》，代表自然自由思想。（第8卷第474—475页）
第五，《自由主义》（1948年9月）。称：“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第22卷第735页）
第六，《自由主义在中国》（1948年10月）。重申：“中国讲自由，历史很久，远在二千五百年的老子，就开辟了自由主义风气之路。”（第22卷第745页）
第七，《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49年3月）。明确指出：“中国思想界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第13卷第605页）
第八，《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看法》，是《亚洲古代威权与自由的冲突》大题下的分支（1954年3月）。列举四件大事：1、老子无政府抗议的无为而治；2、孔孟自由主义教育哲学；3、墨法极权主义；4、汉朝打倒极权，运用老子无为的政治哲学。（第8卷第449—450页）
熊铁基等著《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第四章有“介导自由主义”的小题。提到：“胡适认为，老子开创了以不干涉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哲学。”“学者们既用老子作为中国古代政治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也将老子作为思想自由的先锋。”（第173、174页）
                                                           四
《道德经》“往而不害，安、平、太”。（第35章）诸家有不同的解读。严复《老子》评语在此处的解释是：
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
“合群”同“博爱”有什么不同？孙中山认为：“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还有译为“民族”、“互助”、“亲爱”的。因此，译为“合群”，同“博爱”是相通的。
严复不仅译有西学的政经哲法几种名著，而且写大量按语，。不仅有不少政论时评，而且有《政治讲义》、《宪法大义》的讲座文稿。著名学者夏曾佑在《老子评语序》中说：
“若夫老子之所值，与斯宾塞等之所值同也，盖亦尝相同矣。而几道（严复字几道）之所道，则亦与老子、斯宾塞等之所值同也。”
这是说，严复是用政治哲学的眼光，将老子的政治学说同西学的政治理念加以比较会通的。然而，作为轴心时代的中国自由神，不仅要会通中外，更要纵贯古今。我举老子之前的尧舜、夷齐、稍后的希罗多德，就是为此。老子的安、平、太，不仅会通欧美近现代政治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承接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这两方面，同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郭沫若的研究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1850年1月31日所写的《时评。1850年1—2月》，中译本第二版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文中谈到古老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前夕。欧洲反动分子逃到万里长城时，将看到城门上面写着：
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第277—278页）
四十岁的郭沫若，1931年译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书的导论里，作者指出：
“太平天国的革命，那使马克思高喊 着在中国万里长城上已经打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招牌，那虽然是归了失败，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终竟把中华民国的招牌打出来了。”
需要说明的是：1、严复（自由）、谭嗣同（平等）、康有为（博爱），分头对接西学，均在辛亥之前；2、蔡元培的义、恕、仁与法三大义互释，在民国教育总长任上的1912年2月；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林肯三民、法国三色加以会通，在1924年以前；4、严复写安、平、太评语在1925年年底。
因此，辛亥革命以后，不论激进、保守，还是党魁、学人，都在中华民国招牌之外，扛起过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但是，重视并介绍马克思上述预言的，却只有1931年的郭沫若这部著作。
孙中山逝世不久，严复用安平太评析孙氏政治体系的核心观念，从一个侧面将老子同孙氏贯通起来，其潜在意义是轴心时代自由神同近现代自由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绵延。
                                                    五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摘录过摩尔根《古代社会》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的论述。（第370页）摩尔根还认为，文明社会的更高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古代社会》下，第556页）
现在，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严复重新解读的安平太同潜在的氏族根本原则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轴心时代的老子，面对文明异化的现实，是如何返朴归真，在文明的更高阶段复活氏族根本原则的。
20世纪中国自由思想史上的先锋人物，当数写过《自由书》（1899）、《论自由》（《新民说》中—节，1902）的梁启超，以及将穆勒《论自由》译为〈群已权界论〉（1903）的严复。这两位大师有各自的学术个性和思想内涵。从总体和大的方面看，他们的异中之同在西学为多，而同中之异则在严崇老、梁尊孔为主要文化向度。一句话，他们关注的文化资源包括中华民族自由精神之源流在侧重点上明显不同。
严复对安平泰的评语，不是有感而发，而是对老子平等的自由主义理念或平等的自由观，以及复活氏族根本原则的一种新的诠释。
第一，在评第35章时，将安平太与自由、平等、合群（博爱）对释与互译，是总体上古今中西的会通。
第二，在评第3章时写道：“《南华》以《逍遥游》为第一（自由）、《齐物论》为第二（平等）、《养生主》为第三（合群）。《老子》首三章亦以此为次第。”《老子》的体道、养身、安民前三章也以自由、平等、合群为顺序。此批在三章篇首，是对一、二、三章的总评。
第三，《庄子》内篇的总评之一。严复指出：“开宗明义，首告学（道）者必游心于至大之域，而命其篇曰《逍遥游》。《逍遥游》云者，犹佛言无所住也，得此而后闻道之基以立。”游心于至大之域的逍遥（自由），在庄子是闻道以立基，在老子则要体道（河上公章句第一）以入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第四，《庄子》内篇总评之二。严复认为：“其次，则当知物论之本齐，美恶是非之至无定，……”“物论之本齐”即平等；在《养身》（河上公章句第二）则“人惟自知拘虚，大其心，扩其日，以观化，而后见对待之物论无不可齐。”“对待之物论无不可齐”亦即平等。
第五，《庄子》内篇总评之三。严复强调，事道之要非《养生主》。“《养生主》者，非养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变境而无生灭，安时处顺。”在《养生主》又批曰“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可见，“安时处顺”，同河上公章句第三“安民”是相对应的。这是老庄及黄老之民主治道，亦即合群博爱之道。
第六，《与熊纯如书》中，严复还感叹：“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
                                          六
鲁迅1918年8月致乡友许寿裳信中说：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书信集》上，第18页）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指出：1、“全在道教”，不是讲道家，当然是有所差异，但尊老子为创始人则是同一的；2、“近颇广行”，说明1918年已开始的反传统并非打倒一切；3、以道读史是个科学的治学方法。
鲁迅还说过：
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
这可以作为上面那段话的直接注脚。从中不难看出，在鲁迅的审视之下，道士通过道教传 扌布   的老学，道士口传野史中的民间文化，才是中国根柢，中华民族精神之源头活水。
现在，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鲁迅为什么看重道教与道士，将其同“中国根柢”与“中国大半”相联系？二是鲁迅的自由精神同中国自由神老子有何关联？前者是问题的一般，后者是问题的特殊。
关于问题的一般，有两本书可代为回答。一是吴俊博士的国学大师丛书《鲁迅评传》中“师心使气，希踪古贤”；“纵游碑海，上下千年”；“潜心金石，冥思真极”的三个阶段。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魏晋风度及其他》所选“旧文明批判”、“文化史研究”、“新文艺概观”的三组文章。
关于问题的特殊，笔者有如下综述：1、鲁迅早期著作《文化偏至论》等充满了人道主义批判精神；2、《汉文学史纲要》以老庄为首席文学家，《中国小说史略》开拓出民间野史的非主流文学之路；3、《嵇康集》体现的玄学传统及魏晋风度。
鲁迅自由思想的构成是多元的。老庄的任达，杨朱的唯我，魏晋名士的风骨，径行独往的仙侠气度，等等，是从老学和道教传统而言的，他的自由诉求与自由体验还有如下要点：1、1930年2月，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签名在大同盟《宣言》之上；2、1936年6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表明为争取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志向；3、1936年10月，又在茅盾起草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这是重病中的鲁迅最后的政治遗愿；4、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130多篇，编成《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个文集；5、1928年3月，在译完日本人见鹤佑辅的《说自由主义》以后写过《题记》，等等。
萧军讲过：“为人类的正义、公理、幸福、自由而战斗，是鲁迅的基本精神（1941年）；胡风把鲁迅看作“为祖国的自由和进步战斗了一生的先驱者”（1936年11月）；巴金表示：“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实现，便是纪念我们的伟人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了”（1937年10月）；自由主义学者周策纵写的小诗中两句为：“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1999年）；郭沫若写《鲁迅与王国维》，既把鲁、王作尼采一派，又看重蔡元培“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关爱与影响（1946年9月）；五十年代中期胡适曾告诉周策纵：“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书屋》2001年第5期第21页）
鲁迅在翻译（日本）片上伸《新时代的豫感》时，译文中闪现出如下的警句：
撒谎是奴隶和君主的宗教，真实是自由人们的神明。（《鲁迅全集》第16卷434页）
自由神是真人。在老子传真的后继者，鲁迅能不是一个现代的先驱者吗？
                                                七
公元前800年前后开始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奠基和文化早熟的历史阶段，道德（中）、宗教（印度和希伯来）、法律（埃及和苏美尔）三大社会规范体系的构建；信仰（希伯来）、求知（古希腊）、仁爱（中）三种元典精神的创始；在上帝、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种普适价值的萌发；真善美（或真善忍）、自由平等博爱三种理念的衍生，等等，都和轴心时代的先师和祖师有关。
从历史与文明的关系看。孔子《春秋》、希罗多德《历史》的编年体、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都带有凝聚历史智慧，反思文明异化的弊端，充满批判和怀疑的人道关怀等特点。但是，作为柱下史之史官的老子，作为哲理史诗元典文本的《道德经》，均处于先驱和前锋的位置。
从哲学正与负两种方法看。冯友兰把西哲的逻辑叫做正的方法，把中印佛道重直觉体验叫做负的方法。是什么（重视区分）、不是什么（消除区分），成为正负方法的试金石。他的以西解中，褒西贬中的哲学立场是可以理解，但需要加以校正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科学与道学的加减（正负）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之道有为加有余，加速分化；天之道无为减有余，缩小分化。这是两种道学的加减（正负）法。正的方法是掠夺征服的斗争哲学，负的方法才是互助中和的安平太哲学。
从人类自由史的上古与近代两种走势看。走出文明前的氏族共同体，走向文明的古典自由民社会，是第一阶段的走势。与此相应的在我国是从轴心时代到汉武帝独尊儒家的这个时段。走出封建宗法共同体的中世纪传统社会，走向近现代的自由市民社会，是第二阶段的走势。与此相应的在我国则是鸦片战争后迄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从《击壤歌》到自然无为论，从氏族根本原则到安平太，是老子对第一阶段走势的对应；严复将安平太与法国三大义对译，孙中山用三民同林肯三民与法国三色会通，是在更高形式上对氏族根本原则的复活，其民族传统精神之源在老子的安平太政治理念。
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看，康德说：概念无知觉是空的，知觉无概念是盲的。马哲实践论有同样的名言：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是空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的。这当然是理性主义和实践哲学的重要观念。但它只属于求知的科学之元典精神，不够全面的宽容。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刘笑敢博士在《老子》一书中认为，老子“道”的概念，否定创始说而接近科学，提倡终极关怀而接近宗教，可以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统一起来。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又是道教的先师；是大道科学的真人，又是道教尊崇的神明。因此，老子是自由人，又是自由神。
                                                       八
什么是神？《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回答的释文是：具有人格意志而不受自然规律支配、神通广大，变化莫测、长存不灭的超自然体。还说，中国道教不仅认为宇宙间有神，人的本身也有神。（第7卷第142页）
严复指出：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由之神号。并将神人兽划分为：神有自由、兽有束缚、人则自由加束缚。（《严复集》第1册第132、133页）
道德是神的绝对命令。（康德）逻各斯是命运的守护神。（赫拉克得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强调：“神学一直试图调和福音的要求和权力的要求。”（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霍克海默集》第255页）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基督教的原始神话是表演于上帝和人之间的爱与自由的戏剧。”（同上，《别尔嘉耶夫集》，第261页）
“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郭沫若）蔡元培发现了“中国自由神”孙中山。自由主义者胡适晚年弟子唐德刚认为“胡氏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种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胡适而外，又谁能当之？”（《胡适杂忆》第20页）又说：“在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胡适’简直具有‘自由男神’的形象。”（《胡适全集·胡适口述自传》第18卷第293页）
崇拜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的胡适，是民主主义自由神；号称中国林肯的孙中山，则是共和主义自由神。黄老之道是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结合。有人以“华夏民主思想的先河”为题，撰写《老子道德经洗尘录》。（赵毓民、赵琳著）《史记·周本纪》所载前841—838共15年的“共和行政”，成为离轴心时代不远的中华古老历史上的政治美谈。因此，近现代的两位中国自由神，当然那样崇敬这位集民主、共和于一身的轴心时代自由神——老子。
神人就是圣人，他功德无量，因此神圣的自由不可侵犯。
神性来自灵性，他活力无穷，因此神灵的自由不可亵渎。
神界均有秘藏，他法度无边，因此神秘的自由不可猜透。
     这就是我称老子为哲学之父，又推崇他为自由神之祖的深层动因。

                                 （本文作者为南昌陆军学院教授）
                                     联系电话：0791—3680168      
                                              2004年11月8日下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