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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周三将在立法会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观乎形势，二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理念，很适合拿来给今天的香港使用。

　　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以烹小鱼比喻治理国家。这是说烹小鱼时，不要一直翻动，越翻动，鱼肉就越容易碎烂。治国也一样，主政者应以正道待民，不要经常以变(法)来变。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而不是一个国家，但此际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大环境，与老子当时身处的环境相似：政治动荡，社会不安。在反对派不断搞乱社会之时，主政者就要避重就轻。

　　香港很多制度其实已经很不错，只要看看一般市民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谋生之道，收入基本上稳定，就知道主要的民生制度已较为完备，政府就不必额外再推出新的大型措施去鼓动全民的谋生意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港人一举振兴了香港经济，令举世瞩目，奠定了今天香港坚实的基础。这种风光不可能再来另一次，若再牵动巨大建设，只会劳民伤财，也有可能不敌于周边经济正在腾飞的越南、缅甸，更会远远落后于已经腾飞的深圳、新加坡等地方。香港社会如今非常关注的全民退保计划，要找出落实可行的方案;高铁必须尽快拨款建造(作为中国南大门的香港，没有高铁，很不像话，无法向自己交代，无法向世界解释);教育制度要检讨和完善;楼房供求、公屋建设上的枝节问题要理顺;司法中的检控制度要适当整理(有时社会关注的一些大案，地方法院已经把被告入罪，被告不服上诉，上诉庭却又驳回，重定被告无罪，虽云这情况下司法与行政并不相涉，但当中政府司法部门的检控制度如果作出一些反思，有些漏洞可以避免)。

　　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说鼓励人们慵懒，什么事都不管都不做，任由社会自生自灭。恰恰相反，应做的便一定要做，在这前提下，是尽量调整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上错配的小节，总的概念是与民休息。即如有个人走进警局，说丢失了钱包，警察绝不能不管，“唔关我事”，这要不得。管，却也不能兴师动众，说“立即在丢失钱包处装上闭路电视捉贼，甚至出动大队帮事主找回钱包”。同理，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似乎并非今天市民所急切需要的。

　　反对派在这边厢搞事，政府在那边厢调适制度，令市民更安心。市民生活上感觉到得心应手时，就会明白谁是真正的乱港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