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我”和“吾”
来源：新民晚报
原标题：《老子》的“我”和“吾”
◆ 刘康德
通常，我们将“我”和“吾”作同等理解的，“我”即“吾”、“吾”即“我”。这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现代人，就连古代人也将“我”和“吾”作同等理解的，如王弼本《老子·十三章》中：“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就被唐景龙碑本改为：“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而之所以能将“吾”改作“我”、“我”改作“吾”，是因为“我”、“吾”二字同义。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几乎不会去留意《老子》一书中的“我”和“吾”有什么不同，多年来一贯如此。
为了指示《老子》一书中“我”和“吾”的不同，并由此揭示出老子思想中未被我们注意的部分，我们先将《老子》一书中的“我”和“吾”作些罗列。
《老子》一书中的“我”和“吾”
首先我们列出《老子》一书中的“我”。
第1则，《老子·十七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按：“悠”，帛书《老子》和楚简《老子》均作“猷”。“猷”为“猶”，指猶疑、审慎、畏惧的态度（丁原植：《郭店竹简释析与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336页）。因为“猶”为“猶疑”（多疑），故可与下“贵言”（少说）相应（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功成事遂”，帛书《老子》作“成功遂事”。楚简《老子》作“成事述礻工”，在这里，“述”通“遂”，“礻工”读“功”。帛书《老子》将“事”、“功”二字位置交换，成“成功遂事”。景龙碑本作“成功事遂”。王弼本《老子》则变成“功成事遂”。诸本稍有差别，但意思大致相同。
第2则，《老子·二十章》：“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按：帛书《老子》“我”作“吾”，即“吾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第3则，《老子·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第4则，《老子·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5则，《老子·六十七章》：“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第6则，《老子·七十章》：“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以下我们列出《老子》一书中的“吾”。
第1则，《老子·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第2则，《老子·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按：楚简《老子》“吾”作“”。景龙碑本改作：“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
第3则，《老子·十六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按：楚简《老子》“吾”作“居”。居，处也。“从简文看，似以‘居’字更切文意。‘居’、‘吾’两字音近，但意义相去甚远。”（彭浩：《郭店楚简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第4则，《老子·二十一章》：“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第5则，《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按：楚简《老子》“吾”作“”，并将“吾”移在“强为之名曰大”之前，为“吾强为之名曰大”。帛书《老子》作“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景龙碑本与此同。有学者认为帛书《老子》中的“吾”字，乃系传抄者为了强化“作者”身份所为（丁四新：《郭店楚竹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第6则，《老子·二十九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第7则，《老子·三十七章》：“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按：楚简《老子》无“吾”字。帛书《老子》有“吾”字。郭沂认为“王（弼）本和帛本加‘吾’字，实弄巧成拙”（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由此，丁四新说：“帛本相对于简本而言，‘吾’字增衍数见，疑抄编者有意强化所为”（丁四新：《郭店楚竹书校注》，第89页）。
第8则，《老子·四十二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按：帛书《老子》作“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无“我”字。“教”之本字为“学”，“教”、“学”古通用不别。“学（學）字或作爻”，“字象巫作筮算而蓍草交错之形”，故“爻”即是“教”与“学”之初义（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因为“作筮算”（中），故不敢妄断，显得犹豫，所以《老子·十五章》会说这样的话：“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这样，“吾”在《老子》一书中常以疑问者出现，而不以“强梁者”自居，导致《老子》一书独多“吾何以知”、“吾不知”这样的话语。
第9则，《老子·四十三章》：“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按：景龙本无“吾”字和“之”字，为“是以知无为有益”。
第10则，《老子·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第11则，《老子·五十四章》：“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按：“吾”，楚简《老子》作“”。以下《老子·五十七章》的“吾”，楚简《老子》也作“”。
第12则，《老子·五十七章》：“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第13则，《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第14则，《老子·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第15则，《老子·七十四章》：“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从以上粗略的罗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老子》一书中用“我”的字眼和句子明显地要比用“吾”的字眼和句子少。其二，《老子》一书中用“我”时，往往将“我”置陈述句中作肯定讲，如“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老子》一书中用“吾”时则往往将“吾”置疑问句中作否定讲，如“吾何以知天下然哉”（《老子·五十四章》）。
在这里如果将“我”和“吾”作同等理解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留意这“我”和“吾”的差别。然而，上述却偏偏揭示出“我”和“吾”在《老子》一书中的差异。如此，《老子》一书中的用“我”和用“吾”就必定反映了老子思想中某些被我们忽略的部分。为此，我们试作若干剖析，以看老子思想中某些被忽略的部分。先从“我”字说起。
剖“我”看《老子》
《说文解字》解说“我”字时说：“我，施身自谓也”（《说文解字·我部》）。因为“我”，是“施身自谓”，所以早在《尔雅·释诂》释“身”时会用“我”来释“身”：“身，我也”。这样，历史和现实中就一直会有人将“身”称为“我”，将“自”（我）呼为“身”。
而这“像人之身”（许慎语）的“身”，除“可屈伸”之外，它还是古人度量外物的尺度标准，也即“近取诸身”、“以身为度”：用身体的手足及身高来度量外物，并由此形成尺度标准。如《孔子家语·王言解第三》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一寻为八尺，古代长度单位），还说：“三百步为里，千步为井”，以及“十发为程，百步为亩”。在这里，这“寸、尺、里”等度量单位的形成离不开人自身（“我”）的“布指展手舒肘和迈步”。尽管这些“尺、寸”的度量单位在各时期不尽相同（夏以十寸为一尺，殷以九寸为一尺，周以八寸为一尺）。这样，也就形成“以身作则”这样的说法。又因为“身”即“我”，“我”即“身”，这样，“我”也就有了“以我作则”的含义，并隐含着“我为准则”的含义。
《说文解字》对“我”的解释当然不限于此。《说文解字》还说：“我，顷顿也，从戈从；或说古垂字。”而关于“或说古垂字”，陆思贤、李迪所著的《天文考古通论》对此解释说：“或说古垂字，即立柱上附挂垂球，用垂线的方法保持木柱垂直立于地面上为‘我’。”也即是说“我”的字形在甲骨文中作“”形——是在立柱（木杆子）上附加（“垂”）一个锯齿状物，以用作立竿测影。（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而这立竿（“我”）测影在古代又被视为相当重要和相当神圣，所以古人先祖（妣）就索性将“我”用为人名，也就是“娥”，这样导致卜辞中会有“贞犬于（娥），翌言正”这样的说法。对此，《天文考古通论》解释为：“翌言正”的“正”，“即垂直”，这从“我”字的“‘娥’（我）是一根垂直的立柱，可以用来做立竿测影工作，再以观象用词为人名，便是郭沫若引《山海经》说的‘娥皇’”。（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第194页。）
这样，无须从“身”转向“我”，这“我”字原本就有标杆、准则的含义。以至于会有“我身高八尺、一表人材”这样的说法：“我”立在那里，“我”原本就是八尺标杆（表、圭表），以测定物象气象、节候气候。这“我”本身就是准则和法度。
还因为这立竿（“我”）测影被古人视为相当重要和相当神圣，所以古人也就会将不同时期的图腾物直接附于这立竿或立柱（“我”）的顶端，由此形成有太阳鸟图腾柱和羊角图腾柱，以此来立竿测影观测天象。因为有了羊角图腾柱（“我”），所以也会有这“从羊从我”的“義”字。由此导致卜辞也会有“義”这样的字眼：“義京”。而“我”又是人，所以“義”字也就成“儀”字。这样，“儀”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观察（观测）的儀器，有着规范、标准的含义。对此，张舜徽先生解释说：“儀，臬也，臬者射准的也，故法度谓之儀。臬、儀双声，一语之转耳。古者法度（准则）之立，（又因为）近取诸身……故儀字从人。”（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85-486页。）
“儀”中有“我”，“我”也由此可被称为“儀表堂堂”，作为标致、标杆、标准，被人瞻目，引人向往，使人向“我”看齐。
也因为如此，所以《老子·五十七章》会这样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这里，老子本人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以我为主的想法，反映了老子的“以自我为标杆、准则”的思想。
然而，处于衰世（社会变动转型）的老子果真能做到“以我为主”（我为准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处于衰世的老子在独撑一段时间的以我为主的自我标准后，在少有人搭理的情况下，十分伤感地说：“知我者希”，并自我安慰地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老子·七十章》）。
处于衰世的老子体会到社会标准道德规范的转化：“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老子·二十章》）。在旧规范被弱化、新标准未建立之时，“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老子·二十章》）。而坚持自我标杆、准则的老子也必与众不同：“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俗人昭昭而我独昏昏，俗人察察而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这一时期的老子应该说是孤独与痛苦的：“我独泊兮，其未兆”（《老子·二十章》）。
幸亏老子不仅仅作为政治家出现，老子还作为哲学家出现。老子反省上述若干，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若干烦恼和痛苦，并表现得“宠辱若惊”，是在于过份坚持“自我”、执著“自我”、以我为主、以我为标杆和准则：“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我）”（《老子·十三章》）。反之，“吾”将以我为主的“我”和以身作则的“身”都去掉，我还会有上述的烦恼和痛苦？所以，《老子·十三章》记录了老子本人的反省警言：“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用哲学语言来说，去掉以我为主的“我”和弱化以身作则的“身”，眼前的一切将会显现不一样的场景。人没有必要非得将一切（自然、社会）统统纳入人之自我设想之中，即人不能非得将自己标准强加给别人或他人、他物身上。
在这里，作为哲学家的老子能说出这般哲学话语，还是离不开作为政治家的老子对形势的判断：形势的变化是由不得你的主观意志的，是不由你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哪有这“形与势”是往你身上靠的？你只有变化自身，不过分执著自我，去掉所谓主体性，才有可能不被这形与势所抛弃和阻隔。
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大概还作深远思考：即使能树一代之标杆、开一代之风气，引领时代规范社会，这“我”果真能永远不变？当“我”在树一代标杆之时，作为另一个“我”的“他”也在琢磨开一代之风气，此“我”与彼“我”的“他”都在为强化自我主体轮转着，并倚伏着祸与福的转变，“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见多识广的老子想想后怕，于是彻底弱化“自我”：实在不行，任其自然总可以，于是也就有《老子·十七章》的话语：“我自然”。
有这种思想的老子还真的付诸实践：（老子）出关原本就想一走了之，隐身自我；只是被弟子尹喜所逼或被弟子尹喜所激，不得不留下或一不小心留下反映老子自我思想的五千言——《道德经》。
好在老子内心尚存底线，尽可能去“我”之标杆准则，所以表现在《老子》（《道德经》）一书中就较少地用到“我”字（有限的几处“我”字），即使要用“我”时，也改用“吾”字，如《老子·十三章》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随之而来，“吾”的态度也显得谦卑起来、恭敬起来，“吾”也常以协商的口吻、疑问的形式出现，不以标杆之“我”自居，如《老子·五十七章》所说：“吾何以知其然哉？”《老子·五十四章》还说：“吾何以知天下然哉？”《老子·二十一章》也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这时的“吾”比起上述的以我为主的“我”，就显得大不同了。为了进一步揭示“吾”与“我”的不同，我们还得从“吾”字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