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小勇
提 要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总体的智慧品格和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主张在“修己”中“安人”，达到“以德治人”；主张在“日常”中“超越”，达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主张在“有为”中“无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主张在“入世”中“出世”，达到“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些融合思想恰恰体现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更加圆融、圆通的智慧品格，更加综合、整全的智慧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内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构筑了独特的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重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精神追求，以此提升自我修养与人生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键要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文以化人”与中华传统人文精神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对于“人文”的关注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与西方不同，中华文化在轴心时代的思想特色不是“从理性出发”（科学主义），而是“从人性出发”（人文主义）。这就使得中华文明的出发点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与西方文化不一样的非宗教的世俗伦理道德。按照钱穆的观点，中国文化有一种入世的人文化的宗教特质。儒家就具有这样的“人文教”的特点。近代以来，两种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东方文明力求寻求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而西方世界则在反思现代理性的弊端，诞生了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他们越来越看到东方文明的优越之处。
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印度佛教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调和持中”。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具有独特的文明思维方式，这就是注重天人合一、注重心性体验、注重道德优先、注重和而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修养学说，成为中国人文精神传统的主要特色。在中国文化看来，修养中的“修”与“养”涵义不同，“修”主要是“修身”，“养”主要是“养心”、“养性”。修养哲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了自己快乐。修养的本义乃是一种道德主体的人文精神，包括了修身养性、反省自新、陶冶品行和涵养道德。
中华传统文化的修养特质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这就是不崇尚思辨，讲求体验；不崇尚功利，讲求德行；不崇尚竞争，讲求境界。这种修养特质体现了独特的中国式人文智慧，蕴涵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价值导向。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在其所著《修养》中也曾论及东方文化的独特人文价值。他区别了“事业上的成功”与“人格上的成功”，而“人格的成功”乃是个人修养的核心所在。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修身应“以克己为本”，这是“人格”修炼的关键，是对自我心性、欲望的内在修炼。修身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获得“人生的幸福感”，提升人生智性的自觉。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独特价值意蕴
（一）“为仁由己”的儒家人文精神。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质可以简单概括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刚健有为。《大学》三纲领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重自我的德与善。《大学》八条目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儒家修身学说主张“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内圣外王”是儒家关于人格理想与君子之道的核心思想，“内圣”主要指的是“圣贤人格”，“外王”主要指的是“王者之政”。基于这样的人格理想，儒家修养追求的形象是君子形象，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君子的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着，更是“内圣与外王”真正统一的行为。
在历史上，儒家人文思想通过礼义廉耻的社会教化与内圣外王的个体教化，将对个体、社会的教化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主张君子人格与道德担当，凸显君子美德与价值诉求。礼，能使人注重礼节与规则；义，能够使人充满仁义而无巧诈；廉，能够使人清廉不藏恶行；耻，能够使人感到耻感而不妄为。孔子主张把“德”与“礼”放在治理社会的首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礼义廉耻要落实到个体的修养之中，这就是内圣外王的道德追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重在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实践，更加凸显了儒家乃是成己成物之学，是修己安人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儒家人文精神注重德礼并重，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魅力；弘扬家国情怀，凸显了“社会担当”的责任；强调笃实力行，升华了个体的“生命境界”。
（二）“崇尚自然”的道家人文精神。道家人文精神的特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性命双修、崇尚自然、清静无为。道家所谓的“性”主要指人的内在精神与思想、秉性的层面，“命”主要指人的身体、生命的能量与物质层面。“性命双修”也就是指“神形兼修”、身心的全面修炼。道家、道教的特色与儒家哲学不同，乃是主张贵生、乐生、重生，甚至要追求长生。所谓“性命相依，命为重”。道教关于性命的关系常用灯来作比喻，灯油是命，灯光是性，修道关键就是要“积足油量，并教以点灯之法”。道家、道教修养主张以静为主，以动为辅；以静养神，以动养形。根本宗旨是充分调动人体精、气、神的运化、聚合，达到形神永固、身心两健。道家的修养哲学最终体现为崇尚自然、清静无为。正如《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从自然规律、顺其自然乃是智慧的大道。
道德哲学追求的人生境界乃是“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老子》），《庄子》所言“应物而不累于物”，更是追求生命的愉悦和人生的达观。《老子》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曰：“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这些思想都主张人生应该追求大道，返璞归真，避免更多人为干涉，要顺应自然规律之道，真正达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境界。“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巧作为。“无为”的智慧一是要顺势而为；二是要韬光养晦。可以看出，“无为”的哲学乃是一种人生智慧，是一种效率原则，是一种道德原则，也是一种养生原则，更是一种处世智慧。
（三）“智慧觉悟”的佛家人文精神。佛家人文精神的特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法身慧命、诸法无我、解脱出世。佛教传到中国后，不断与中国文化融合，更加体现出其现世的追求和智慧的品格，并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不离的一部分，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智慧品格。在佛教看来，法身不同于色身，法身以智慧为生命，赖智慧以长养。其实，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觉者”由梵语音译为浮屠，佛陀等。所谓修佛，乃是修炼“心的状态”，佛本身就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历史上，释迦牟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而成佛的标志就是断除生老病死，断除贪、瞋、痴等烦恼。这就是一种“智慧觉悟”的境界。在佛教对于宇宙世界的“图景”描绘中，最基本的价值“图景”是“四圣谛”说和“三法印”说。“四圣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大义理。佛教认为我们不可顽固地执著无常为常，执著无我为我，否则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在轮回中流转，主张要洞察无常、无我的真谛，这样才能能超脱痛苦和生死，获得解脱，进入涅槃境界。
佛教哲学的精神关切生死，正如《西藏生死书》中的“智慧之问”：“如果一切皆会死亡和改变，那么什么才是确切和真实的？”佛教的觉悟智慧乃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与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不一样，佛教更多的是通过否定世界和洞察生命的方式，寻求人生智慧的究极。民间佛教在中国敞开方便之门，烧香拜佛，劝善行善，但是佛教深义却是主张“莫向外求”、“反求诸己”。在人间佛教的哲思中，太虚法师这样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他直言：“把人做好，就是成佛。”这就是人间佛教哲学的生命智慧所在，也是佛教不断中国化后积淀的中国式智慧品格。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代启示
仔细比较可以看出，儒家的人文特色在于“德性”，道家在于“自然”，而佛教的特质则是“觉悟”。三家学说体现了各有侧重的人文智慧品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在修养目标上，儒家修“圣”，道家修“真”，佛家修“佛”。在修养取向上，儒家重“入世”，道家重“超世”，佛家重“出世”；儒家重“治世”，道家重“治生”，佛教重“治心”。在修养理念上，儒家讲“有”，道家讲“无”，佛家讲“空”；儒家讲“秩序”，道家讲“自然”，佛家讲“解脱”。在修养方式上，儒家讲“主敬”，道家讲“守静”，佛家讲“成净”。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在人生得意时，更多的是儒家情怀；在人生失意处，又钟情于道家风骨；而在人生绝望处，又寄托于佛教精神之中。
同时，尽管三家哲学各有侧重，但是儒释道融合之后，又逐步汇聚成为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整体性智慧，三家学说互相影响，相互支撑，融汇成独特的中国式人文智慧。正如《菜根谭》所言：“躯壳的我，要看得破，则万有皆空，而其心常虚，虚则义理来居；性命的我，要认得真，真则万理皆备，而其心常实，实则物欲不入。”又言：“宇宙内事，要力担当，又要善摆脱。不担当则无经世之事业，不摆脱则无出世之襟期。”这些融合的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人文智慧的独特魅力，绘就了儒释道思想交织的绚丽精神画卷。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总体的智慧品格和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主张在“修己”中“安人”，达到“以德治人”；主张在“日常”中“超越”，达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主张在“有为”中“无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主张在“入世”中“出世”，达到“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些融合思想恰恰体现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更加圆融、圆通的智慧品格，更加综合、整全的智慧追求。总而言之，儒释道人文精神各具特色，又综合圆融，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成为当代中国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和有益启示。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