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原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通篇《道德经》是我对道、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生的一种认识，我并不强求大家把我的认识当成绝对真理。因为真理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在人类不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人类不可能穷尽真理，只能不断地探索真理。全篇《道德经》是对真理的一种探索，又可以作为探索真理的一个“指南”。只有大道与自然本身，才是永恒真理所在！

世间文章，无非分“信言”和“美言”两类。“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句话是说：真实可信的语言并不一定很动听，动听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反映客观事实。《道德经》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说出了真话、实话。正言若反，很多话让人听起来并不舒服悦耳。比如说第三章的“不尚贤”；第五章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八章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第九章的“功成名遂身退”；第十二章的“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八章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九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二十八章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第三十章的“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五章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第三十六章的“将欲歙（xī）之，必故张之”；第三十八章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第四十一章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第四十七章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第六十一章的“大国者下流”；第六十五章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七十三章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第七十五章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第七十七章的“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第八十章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等等。这些话有的让君王们听了心里不痛快，有的让一些老百姓听了心里不痛快，更多的是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听了不痛快。因为这些话与他们所想的、所做的不一样，甚至冲击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和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我一定要按它的本来面目来说，如果我因为要奉承某些人，就说一堆他们听了高兴的话，那倒有可能让我个人升官发财，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而这些于我如浮云，而且会让我背离大道，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不替任何人说话，我只按照大道的原则来谈论自己的观点。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真话讲的是客观事实，不用诡辩和花言巧语，而诡辩和花言巧语背后，恰恰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道德经》既没有单纯地从君王们的立场出发，也没有单纯地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既没有单纯地从某个地区的利益出发，也没有单纯地从某个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是力图从“道”的层面（即以世界万物为一个整体的层面）来探索世界的本质及人生的本质。这里存在着两种“超越”，一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超越，二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超越。这两种超越也是两种升华，会让人们的眼界更宽阔，会让人们的思维更深邃，因而对世界的本质认识也会更全面、更深入。然而，那些有意要和我争辩的人，他们仍然是站在他们个人的立场上来对待我的言论，而且意见很大。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与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说事。打个比方说，我站在山顶上看到远处有一座庙，就回来告诉他们远处有一座庙，但他们站在山脚下偏说没有，我让他们上山来看看，他们又不上来，却始终坚持我是瞎说，这就是各种争辩的实质。很多人连自己的欲望都控制不住，让他们超越“自我”，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而对于他们的种种非议，如果我花精力去与他们争辩，不仅是自己浪费口舌，而且会让他们更加愤怒，所以，还是不辩的好！当然，如果大家站在同一高度来探讨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我是愿意接受和采纳大家的意见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充满智慧的学说，并不一定是面面俱到的，而那些面面俱到的学说，也并不一定真正阐明了真理和大道。所以知识要求渊不求博，要寻根求源，探寻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发展趋势。不懂得超越“自我”，他的知识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来看问题，他的世界只能是一个“二维”的世界，可真实的世界是一个 N维的、圆融的整体性的世界，在“二维”世界的知识再多，也不能真正看透世界的本质。然而，我这句话实质上也是对这篇文章的局限性作一个说明，因为在我所处的年代，很多人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学说，但大多数人都是在“术”的层面来建立自己的学说的，而且他们往往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或者是君王的立场上，甚至是站在“人类中心”说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这部《道德经》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来的。如果仅仅从“术”的层面来建立学说，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因此，我要强调道的重要性，但这不等于说“术”就不重要。“术”只有在“道”的层面上生根发芽，才不会偏离大道，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强调的是道的重要性，因此，对“术”的描述就不是很多，如果“术”是建立在道的层面上的，那它就是“道”的一种显现，也是“道”的一部分。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纵观古之圣人，他们不为自己积攒财富，不珍藏自己的思想，他们越是为别人考虑，为别人做事情，自己就越能拥有财富与智慧，他们越是给予别人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帮助，他们就越能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多荣誉。比如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还发明“结绳为网以渔”，造福于民；神农教民耕种，他还尝百草，创医学；黄帝造舟车弓箭，染五色衣裳，他让妻子嫘祖教人民养蚕，还命令大臣仓颉造文字，大挠造干支，伶伦制作乐器，等等。这些圣人，他们一心想着大家，把自己的思想与发明创造都无私地奉献给大家，这不仅是让当时的人民都得到了实惠，而且还惠及了子孙后代，即使是现在的人们，也还在享用他们思想及发明创造所带来的好处。“圣人不积”，是因为他们无私，他们无私，是因为他们明白“道”理及人生的真谛。“大道”赋予人类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意识，而且赋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则，人们过于自私，才会把积攒财富当成人生的追求目标。而圣人是明白大道的整体性原则的，他们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后，是不会去积攒财富的，而是会让那些可以积攒的财富去发挥更多的作用。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按一般人的思维模式来考虑，只有为自己多考虑，自己才会多拥有，只有去与人争夺，自己才会拥有更多。这种思维在“静态”的系统里，也许是对的，因为静态系统内一切财富都是有限的。但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财富是可以不断创造和继续增加的，就像我们播撒种子一样，在收获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比种子更多的粮食。如果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句话更是如此。一个人为别人多考虑，多做事情，其接触的范围就越广，其经历就越丰富，其思想和经验就越丰富，而把自己的思想与经验无私地奉献给别人，不仅自己没有减少，而且整体的水平得以提高，反过来自己又能享受到整体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东方人的观念是愿意让大家分享自己的思想及成果的，不像西方的一些观念，动不动就什么“知识产权”保护，什么“专利”保护，其结果就是让某些人财富越积越多，多数人处于贫困之中，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衡，必将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当然，我并不是要单纯地反对“知识产权”及“专利”的保护，我要强调的是现行的一些西方观念并没有上升到整体性的高度，各种“保护”手段，必须纳入到保证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否则，那些“强大”的个体，不仅会因为私欲膨胀而无所顾忌，而且必然会让人类社会走向危险。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的根本，是给万物带来利益而不损害万物，圣人之道的根本，是为大家谋利益而不争名利。这句话是本章的核心思想，也是全篇《道德经》的归纳与总结。人类来源于自然，就必然会受到自然的制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然规律是独立于人类的意识之外而对人类施加它的作用力的，这种力量从天地产生之时就存在，只要宇宙还存在，这个力量就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可能长久地生存与发展。中国人的“道”文化思想，是整体论的思想，它认为世界万物同质、同源并天然地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思想得到了现在众多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赞同与认可，对解决现在人类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对人类及自然本身带来的威胁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整体论思想，也是一种系统论的思想，它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利益和长久利益，强调个体（部分）利益在整体利益中得到体现，个体价值在整体价值中得到实现。可现在的很多学说，都把价值建立在个体（部分）的突出上，并过分强调个体（部分）的重要性，甚至是忽略整体性，这就根本背离了“天之道”。王治河先生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序言里说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宇宙是主动包含于它的每一个部分之中的。由于整体包含于每一个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包含于每个部分之中。”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人可以分成一个“内我”及一个“外我”，“内我”与“外我”的统一，才能形成一个“真我”，对其他万物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利他”是事物的重要本质，“利他”与“利己”的辩证统一，才是“天之道”的根本。圣人效法天之道，他们更重视“利他”的重要性，因为“利己”是一种本能，无需去强调。从“整体大于部分”的观点来说，“利他”比“利己”显得更为重要。

“圣人之道”，为什么是“为而不争”呢？“天”是产生万物并由万物组成的大系统，它是世界万物的“母系统”，它对待万物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利而不害”。而圣人，他只是众人中的一个分子，他与众人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所以，他对系统整体利益的维护，只能是依靠“协同”手段，而这就是圣人之道与天之道在根本上的不同，但“利而不害”的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圣人也只有为大家做事，为人民造福，才能称得上是圣人。但为什么要“为而不争”呢？如果圣人为大家做了事情后去争名争利，那么，这就太突出“自我”了，而这种突出“自我”的做法，很容易激发众人的私心与私欲。当一个社会私心与私欲很严重的时候，是根本不能太平的，天下不能太平，作为君王的人就是做了再多的事情，也不能称之为“圣人”，因为圣人要有圣人之心，也要有圣人之圣绩。很多人在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还能一心为公，但当自己权力大了以后，自己的私欲也开始变大了，便开始在财富和功名上拼命地侵吞与掠夺，目的是要在享受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捞取“千古圣人”的美名，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圣人之道”。因为“圣人”的称号，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同。大家应该看到，在很多有名的“圣人”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无名的“圣人”，他们虽然无名，但在自然的眼光里，他们仍然是圣人，因为他们有圣人之心，有圣人之行，只是在社会上没有圣人之位而已。

说实话，我写这篇《道德经》不是为了要留名千古，而是被尹喜逼迫的。因为我要出函谷关，我不写他就不让我出函谷关。当然，一旦要写，就要认真写，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以及自己体验到的东西都如实地写出来。我是周朝图书馆馆长，接触到的历史文献比较多，因此，我写的这篇《道德经》，应该说是对前人文化的一个总结，也是自己“悟”道的一个总结。宋朝朱熹说：“盖老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倍好之。如五千言，抑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未可知也。 ”（《朱子文集·卷三·答汪尚书》）。他说的很对，我提倡“道”的思想，完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结晶。我只是加以总结、升华，使之更加科学、系统，更具有哲理而已。我的做人著述原则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决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