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七十五章

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始终是生存的第一需要。而满足百姓的第一需要，也是当权者的第一要务。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百姓为什么会闹饥荒，是因为统治阶层收取的税负太重。这里面有几层含义，第一是指统治阶层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的财政开支就越来越大，只得向老百姓多收取税金；在封建社会制度下，随着统治者统治的时间越长，吃俸禄的人就越来越多，王室的子子孙孙要吃俸禄，被受封爵的大臣们的子子孙孙也要吃俸禄，官吏们也要吃俸禄，也就是说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负担就自然越来越重。第二是指统治阶层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老百姓生产出来的粮食多被他们消耗了。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开明的帝王颁布“禁酒令”，目的之一就是节省粮食。在中国历史上，夏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相传“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二》）。在此，“绝旨酒”可以理解为自己不饮酒，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绝旨酒”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表明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被美酒所诱惑，同时大概也包含有禁止民众过度饮酒的想法。实践证明夏禹的预见是正确的。夏商的两代末君都是因为酒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导致亡国的。从史料记载及出土的大量酒器来看，夏商二代统治者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越演越烈。出土的酒器不仅数量多，种类繁，而且其制作巧夺天工，堪称世界之最。这充分说明统治者是如何沉湎于酒。据说商纣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可运舟。据研究，商代的贵族们因长期用含有铅的青铜器饮酒，造成慢性中毒，致使战斗力下降，酗酒成风被普遍认为是商代灭亡重要原因。西周统治者在推翻商代的统治之后，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说道，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抓起来杀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初中期，酗酒的风气有所收敛，这点可从出土的器物中酒器所占的比重减少得到证明。《酒诰》中禁酒之教基本上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并认为酒是大乱丧德，亡国的根源。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百姓难以管治，是因为上面的统治阶层胡作妄为，所以老百姓才不服从他们的管治。“有为”，是指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强制做一些事情的行为，比如秦始皇，他不仅嫌自己的宫殿小，花费大量钱财去修建供其活着的时候享用的“阿房宫”，而且修建了供他死后享用的“地下宫殿”，即现在发现的秦始皇陵。整座陵区总面积为 56.25平方千米，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地下皇陵，虽然这座陵园被列入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但人们绝对不能忘记这是由多少百姓用血汗、甚至是生命换来的结果。据考证，修建这个陵园历时 38年，据说还没有完全修建好，而用人最多的时候，有 72多万人在现场同时劳动，这其中还不包括在外地伐木和搞运输的劳工。这种劳民伤财的举措，恐怕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与秦始皇对自己的认识是相一致的。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远远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因此，与大臣议定把尊号改为“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患“大头病”最严重的皇帝，他不仅是要在活着的时候，享受“天下第一”的称号，而且要在其死后、在地下享受“地下第一”的称号。像他这样的折腾老百姓，老百姓安有好日子可过，他们要起来造反，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见，这不是民之难治的问题，而是统治者的统治不得民心的问题。现在也有一些人，置民生于不顾，不考虑实际需要，不考虑国家财力，热衷于“政绩工程”，企望“留名青史”，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到头来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百姓不怕死，敢于起来造反，是因为上面的统治阶层太贵己生，轻民生，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而老百姓无以为生，穷困潦倒，这叫官逼民反。李自成一句“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河南几十万饥民起而响应，终于推翻了大明王朝，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即北京景山）上吊。在第三章，我给大家讲过几个年轻人抢银行的故事，他们的心理就是：靠自己在外打工是永远坐不上豪车、住不起好房、吃不起豪宴的，因此他们甘愿冒生命之险去抢银行，去体验那些被人们炫耀得神乎其神的富贵生活，所以，面对死亡他们不怕，他们认为自己体验过那种富贵生活之后，死了也值得，这种讲究生活享受的风气，如果造成了太大的反差，那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因为它激起了大多数人心中的不平。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这句话是说：只有不为求生之厚而作为的人，才真正懂得生命的价值。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类？”所以“贵生”是人的天性。什么是真正的“贵生”？就是“不以贵己生，而以贵民生”为己任的人，即少私寡欲，轻徭薄赋，实行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无衣食之忧的圣君、明君，才算上尊重生命的贵生之人。能做到这样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真正明白人生真谛的人。

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根据系统理论的观点，系统内部的各个元素之间都是存在内在的、本质上的联系的，各个元素在理论上的价值几乎是一样的，它强调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相统一，如果破坏别人的价值，就是破坏整体价值，并最终得到整体的惩罚，而使自己的价值丧失。所以，贤明的君王都应该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那就很危险了。孟子可谓是个大教育家，他一步一步启示梁惠王要与民同乐的故事，就透射出这种系统理论的思想，但梁惠王能否接受是另一回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君王们“迷”得太深，个人欲望太盛，所以，他们看不到个人与他人的内在关系，看不到社会的整体性，他们的意识在分裂，品格在分裂。一方面他们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却让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方面他们追求自己的长生不老，另一方面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们认为的生命价值，恰恰是违背了大道。

“贤于贵生”者把生命看成系统概念，因而能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系统内元素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个人的存在是以他人的存在为支撑的，不管你是君王，还是百姓，同样都是如此。因此，对于君王们来说，他们的思想观念应以国家全体成员的生命为重，如果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以自私自利为核心，那么，百姓的思想观念又如何做到以集体、以国家为重呢？我要说，只有那些不单纯追求自己生活享受而又能为百姓衣食冷暖、为集体、为国家做事的人，才是明白了生命意义的人，他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