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玄同”强调为了整体的利益，修道之人必须深入大众，和光同尘，和大众打成一片，并引导和带领大众走上通往太平盛世之路。然而，“和光同尘”会在一些人的眼里有“放弃原则，迁就大众”之嫌。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句话讲一个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应采取的政策，在战争状态下应采取的策略，以及在参与天下大事时应采取的态度。意思是说：要以正“道”来治理国家，要以奇“术”来用兵打仗，要以相安无事来立足于天下。这一章是针对君主和帝王来说的，前面我们说过修道之人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大众之中的一员，这其中必然包括各邦之君主、各国之帝王、君主。帝王虽然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与权力，但他们也有与之相对等的责任，如果他仅享用其地位与权力，而不尽其相对等的责任，那么他迟早会“自绝于人民”。当然，会这么去做的人，他就根本没有明白，根本没有得道。
何谓“正”？“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清静为天下正”，一个是从整体性上来谈的，一个是从人的本性上来谈的。从整体性上来说，“正”就是要把邦、国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下的各个部分、各个单位及所有的个体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同时使它们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这些联系要以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形式来进行保护和规范，使得“士农工商”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共同发展，使全体成员受益，因此，“正”亦 “政”也。而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正”就是清、静，清者明也，不暗藏也，静者归根也，守本分是也。也就是说，“以正治国”是要以国家的整体（所有个体的统一）利益为目的来制定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并公之于众，成为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矩。这些规矩应该简单而明了，使每个人都能清楚明白，同时，还应该符合人的本性，让人能够自觉自愿地遵守，这就是“正”的含义。
“以奇用兵”，作为有道之君王是不应该发动战争的，但是有了战争就不得不应战，一旦开战了就应该力争取得胜利，或者以其他某种特殊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奇”就是让人意想不到、出乎意料，是与前面说的“正”相对应的。“正”是可以公之于众的，而“奇”是不能让敌人提前知道的，“正”是要求与大众正面相对的，而“奇”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的。“正”是以真实、诚信为基础的，而“奇”是以真示假，以强示弱，“围魏救赵”，故意掩盖战略、战术目的，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因此，“治国”是要使国家安定、人民安全的，而“用兵”是要迷惑敌人、扰乱敌人的，它们根本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方法上它们也是截然不同的。《孙子兵法》是中国人用兵的奇书，其中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战争本来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战而示之软弱；要打，装作退却；要攻近处，装作攻击远处；要想远袭，又装作近攻；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敌人混乱就要攻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敌人兵强卒锐，就避其锋头；敌人气势汹汹，就设法扰乱它；敌人谦卑就要使之骄横；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离间他们。总之，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攻击，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这是指挥家制胜的秘诀，不可预先讲明。
“以无事取天下”，与“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一脉相承的。“取天下”是谈修养者应该修养到的境界，而这里是谈国与国之间的对外政策或策略，要想天下无事，就要国与国之间无事，要国与国之间无事，就要各君王都做到清静无为，特别是对于天下之共主——帝王来说，做到无事更为重要。前面讲过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些就是无事取天下，如果帝王、君王们特别崇尚选拔圣贤而又不公平、不公正，必然引起非议和争执；如果帝王、君王总是喜欢那些难得之货，就会拼命向民间去搜刮；如果帝王、君王总是考虑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天下所有人的欲望都会被激起，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盗贼横行。黄元吉先生有云：“天以无为而尊，人以有为而累。我若居敬行俦，不繁冗以扰民，不纷更以骚国，但端居九重之上，静处深宫之中，斯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且淡定为怀，惟以诚意正心为事。而孰知正一己即以正朝廷，正百官即以正万民，皆自此静镇间来也。万民一正，各亲其亲，长其长，无越厥命，永建乃家。于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仓箱有度，俯仰无虞，而民自富矣。若此者，皆由上之人，顺其自然行所无事，有以致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句话是说，我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呢？是依据以下的观察而得来的：天下制定的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贫穷；民间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容易混乱；人们的技能越多，各种奇怪的东西就会不断涌现；颁布的法律越多，盗贼就越多。这一段是对“无事取天下”举的反例，让大家知道以“有事”取天下的危害。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忌讳什么？为谁忌讳？这是问题的根本。帝王拥有各种特权，但如果这些特权没有用在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和天下整体的利益上，而用在了保护自己和宗室的利益上，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很多禁忌。比如取名字，平民百姓名字与他们完全一样，或读音或谐音相同，都不行。如果是新皇帝登基，名字犯了忌讳，就是 80岁百姓也得改名，否则，就有杀头之危险。当然，忌讳绝对不是在起名字这一个方面，在政治思想上的封建禁锢，层出不穷，尤其以“文字狱”最为残酷。忌讳越多，老百姓就越不敢有所作为。更有甚者，一些人靠抓住别人在这方面的失误去邀功请赏，这就会搞得人人不得安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谁还能安心搞生产，人民焉有不贫之理？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社会上为什么要拥有那么多武器？就是因为公理、正义得不到伸张，人们已经习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或者说，官府昏庸，政治黑暗，只剩下以武力镇压解决问题，老百姓只有奋起反抗，官逼民反，以武力反抗武力，遂天下大乱。故“人多利器”根本的原因在于帝王、君主们的昏庸和腐败。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伎巧，是指人的技艺或技能。“伎巧”一方面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则加速“奇物”的滋生和发展。奇物是指不平常之物，稀奇之物。平常之物是指那些“为腹不为目”的东西，即能满足人们正常生活需要的东西。而奇物就是那些“为目不为腹”的东西，供人好玩、好看、好听的东西。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说是“人多伎巧”，现代社会的“奇物”，也不能说不多，但它们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正是很多人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科技带来的文明，在很多方面满足了人的感官需求，同时也在不断地刺激人的感官欲望。然而，奇物的众多，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的根本需求（身与心和谐后的整体性要求），相反，它们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紧张，带来了意识上的畸形和价值观的偏离。比如，现代物品的各种包装，它们往往被人们搞得异常华丽，甚至超过物品本身的价值，但实际能用的东西只是物品本身，包装总是在被遗弃。这样既浪费了资源，又破坏了环境，特别是那些化工产品的包装物，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奇物”出现后，让正常物品变得不受重视，比如粮食、蔬菜等对人类生存来说，比手机、电视更为重要，但它们往往不值钱，这就是人们说的“管人们生死的只能受贫穷，而管人们娱乐的则能享富贵”，这种行业上的不平等，正是由于人类意识上的“猎奇”而带来的，而现代科技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法令是一定需要的，但法令太多、太滥、太严酷，就会适得其反。“彰”，是彰显，“滋彰”，就是突出而滥用的意思。黄元吉先生说：“三代盛时，君皆神圣，民尽淳良，令悬而不用，法设而不施，所以称盛世也。今则法网高张，稠密如罗，五等刑威，违者无赦，三章法典，犯者必诛，顾何法愈严而奸愈出，令愈繁而盗愈多乎？盖德不足以畏民志耳。古来民之职为乱者，未有不自此刑驱势迫使然也。”这话是说，君王们制定的法令太多、太严了，而自身德不足以服民众，百姓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为了生存岂能不为盗？因此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还有，过于严厉和过度渲染的法令，总是会刺激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的心理，他们会在与那些执法人的斡旋中找到乐趣，这些人成为盗贼并不是为生活所迫，他们是在追求一种刺激，如果社会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可能就是引起社会动荡或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
“我无为，而民自化。”如果统治者能够清静无为，心神笃定，心态平衡，就不会被“名”的意识所左右，他的所作所为就能依据事情本身的需要来进行，所以他与周围环境乃至天下达到了浑然一体状态，其中没有丝毫用意去突现自己，“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这种大的环境下，百姓自然都会化育自己，不需要你去设置众多的禁忌。这里面确实有个问题，总想成为圣人的人，却不能成为圣人，而不执意要成为圣人的人，反而就成了圣人，这就是“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固能成其私”的道理。
“我好静，而民自正。”如果统治者喜好清静，或者能够清静，就不会去猎奇，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让他人忙于应付。相反，如果统治者追逐声色犬马，喜欢奇珍异宝，喜欢古玩字画，喜欢莺歌燕舞，那么下面的官吏焉有不讨好之理，百姓又岂能安分守己？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事”的“事”，是指那些劳民伤财、兴师动众之事。清静无为，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自然就富裕了。
“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才能够尊道修道，无欲无为，百姓则自然回归于淳朴。纵观历史，“天下没有难治的百姓，只有无道的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