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之科学演绎》--前言

黄钢汉

各种对我身世的传说，把我（李聃或称老子）与《道德经》神秘化了，以至于很多人把《道德经》这部书当作摆设，不敢深入到其核心，还有些人，学习研究了很久，便故弄玄虚，整成了宗教，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大道确实很神奇，但她在我们生活中随时可见，随处可遇，因此，学习和研究《道德经》，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生活服务，要让我们生活的更加健康、更加幸福，这才是“硬道理”。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道德经》只写了五千字，而且用的都是文言文，所以，人们读起来比较费劲，历朝历代，也只有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敢碰及这部经典。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比如说一些人把我神化，说通过学习《道德经》可以得到成仙，而另一些把我懦弱化，说我的思想消极颓废，无法立足于社会，等等，就是在座的各位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我自己认为我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道德经》，也只是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一个认识，特别是自己长期做周王朝的图书馆馆长的原因，可以说，这部书也是对前人知识的一个总结。不过，我对大家有一个要求，就是在读《道德经演绎》或听我讲解时，要放下自己，放下尊卑，放下鉴别，放下一切，跟我亲近，就像和你最亲的人、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一样，和我同心气，最好是把我当成你，你就当成我，不搞争论，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我才能带领大家一起去领悟“道”的“玄妙”。

不论是什么时代，什么地域，但凡有些思想并有所追求的人，都会遇到这样几个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一切文化的核心问题。《道德经》，就是我对世界和对人生的一种认识。我当时为什么要用“道”这个词呢？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像系统论这样的理论，要是现在，我可以用系统论来说明它，也许大家就很容易明白，“道”可以说成是天地人组成的大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自身是“活”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所谓的“道法自然”是也，但系统论只是一种学说，一种人类认识上的方法，而“道”是世界的本体，这是不一样的。

“道”，既可以是本体论上的概念，也可以是方法论上的概念，既可以是认识论上的概念，也可以是实践论上的概念，所以，一个“道”字把很多人弄糊涂了，但它又确实很贴切，所以，我只有在开篇之时加以说明，“道”并没有固定的说法，有固定说法的就不是“道”。我们那时代认识世界的方法，是通过修养达到与世界一体的办法来认识世界的，不像现在有很多科学仪器，所以，一些体悟上的认识，不太好言传，你体悟到了的东西，人家没有体悟到，你跟他人说也说不明白。所以，西方人老说我们是神秘文化，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境界，他们也能领悟到这些。

我用“道”这个词，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要说明在这个宇宙大系统中，人并不是核心，也不是控制中心，“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确实是系统中的重要一员，起码是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系统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但对整个自然来说，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的很多科学家也有这种认识了，地球生态遭到破坏后，人类也将无法生存，这种认识是人类的一个重大进步，也许他们中，也有人看过《道德经》。

人类现在的信仰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把我、孔子、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等人都神化了，甚至是僵化了，教条化了，他们现在是很恭敬我们，却忘记了自然本身，我们个人与自然相比，那不知要差到什么程度，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敬重我们的塑像，敬重我们的言语，殊不知，我们的言语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更何况时代在发展，很多情况都不样了，但他们仍在咬文嚼字，搞得自己痛苦不堪。其实，我们只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智者，我们宣传教义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拜倒在我们脚下，而是要他们像我们一样有智慧。我喜欢列宁说的一句话：“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那些崇拜我的人，总喜欢把我说成跟别人不一样，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真害苦了我啦，我成了他们拿去争强好胜的作战武器，成天跟别人斗争，最可气的是，他们去斗的全都是我的朋友，像孔子、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苏格拉底等等，我们这些人，现在还经常在一起，亲如兄弟，但我们的信徒们却让我们斗争不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些人，不去真正融入我们，而是为了世俗的名利，争强好胜，搞宗派主义，整天打斗，把个本来美好的世界整得污七八糟，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我说的太阳，跟他们说的太阳是一样的，我们在地球上时，也呼吸的是一样的空气，他们只看到了我们个人，而没有看到整个世界，我们成了一叶障目的“叶子”了。

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那些人的，应该说根本就不是属于人的，而人，应该是属于世界的，真理，也不是一个人就能讲完的，也不是哪个时代的人就可穷尽的，还是庄子说的好啊，“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可那些愚昧的人们，总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自认为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都把别人提出的不同的正见正识，都归为“歪门邪道”。当然，现实中，确实还有很多歪理邪说，在这儿，我就不说他们了，他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不足于影响世界。在真理的宽容性方面，西方科学界做得比较好，不管是数学、物理学、化学，还是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他们相互支撑，相互利用，相互促进，所以就产生了你们现在较为完善的科学体系。

东方文化的几个大教派中，比较繁荣、比较有影响力的，基本上都在中国得到传承与发展，它们各自一个体系，自圆其说，虽然说，它们之间也相互借鉴，但他们不能像科学界一样，形成一个大的相互兼容的系统、体系。西方，他们自身不产生宗教，他们现在信奉的基督教、天主教，也都是从中东地区传过去的。东方人喜欢造神，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所造的神和所信奉的神也不一样，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经久不衰的且存在一定影响力的宗教，已经只剩下了那么几种，但在东方人的血液里或基因里，几乎都有造神的因子。在东方，一个人一旦取得了成绩，就会有“老子天下第一”的精神需要，就会有一帮人把他造成“神”。这时，造神，不仅是一个人的需要，而且是一批人的需要。造神因子的本质，就是“我比你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一旦某人成了神了，那他本人或他带领的组织就成了真理本身了，这就很危险了，也许，真理从此将被个人的私欲和不健康的需要而受污染，真理将变成谬误。所以，很多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想被人家“神化”，他们只是想当个教育者，但他们的那些徒子、徒孙却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他们造成“神”，所以说，教师也难当啊，一不小心就当上教主了。不论怎么说，东方人身上确实存在着造神的因子，你们看看周围人群，再看看你们自己，大家似乎都生活在攀比之中，攀比就是造神运动的开始，攀比就是追求不平凡，不平凡，最后就会导致神化。

说句实在话，西方科学家们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贡献，不比我们这些人少，但他们没有受到我们这样被神化了的待遇，我们这些被神化了的人都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当然，科学家们自身并没有这个要求，我们也没有要求这个，但事实上就造成了这种局面。这就是东西文化上的差别，科学发现与发明，可以通过物质的形式显现在人们面前，并可以把它做成机器、仪表等等，即使你不懂里面的原理，你也可以使用它，像你们现代人用的电脑，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呢？但你可以照常用它。然而，东方文化不一样，它的成果主要在思想领域，在直觉领域，这里面的发现与发明，别人无法直接交给你，你得跟着别人学习、去体验。

所谓的“学习”，就意味着你必须得从头开始，这里的成果无法像继承遗产一样的来继承，这与科学界的成果不太一样，牛顿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在精神领域，你无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而是你必须臣服于你的老师，跟着他学习，在达到他的那种境界后，你才能和他平起平坐，当然，如果你有很好先天的资质，你也许可以超过老师。但是，如果你仅仅做到与老师完全一样，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因为你已经没有了自己，你永远是一个影子，一个可怜的“跟屁虫”，这意味着你并没有真正学到手。

在精神的领域里，并没有时间、空间上的限制，所以，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可以直接深入到最终层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说经典的都是最高层次的，都是精品，甚至是极品，像唐诗宋词，现代人去写，也很难超越。但不是说，现代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精品、佳作。一部《道德经》，也只是我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后人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同样不要迷信，不要认为终极了对“道”的认识。没有那一个人，甚至整个人类能终极对“常道”或“恒道”的认识。所有“终极论”者，不是疯子，就是自欺欺人。

但凡“有”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对于有志于学习、修养之人来说，必须做到从“有”到“无”，还要懂得“无中生有”。这样，也许你能真正成为明白人。如果，你达不到这种境界，你只能是抄袭，模仿，你做不到真正的解脱。《金刚经》云：“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过河，是要用筏子，但是一旦过了河，你就不需要总扛着它，除非你是要扛着它到集市上去卖。你们喜欢学这个经典，学那个经典，但都是拿在手里，都放不到脑子里去，更谈不上融入于心。这个“法”也舍不得扔，那个“法”也舍不得扔，那是因为你们还不会生“法”，所以总喜欢拿着别人的“法”，如果能把别人的“法”变成自己的“法”，你才算是真正得到了“法”。当然，如果你能修到那种境界，那就无所谓“你”，也无所谓“我”了，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甚至是无你，也无我，一切皆自然而然。

西方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是从逻辑推理开始的，是可以用数字和公式来表达的，而我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一种修炼境界得来的，是一种直觉体验，也许，这正是人们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上一些科学名词和科学道理来进行讲解，这样，对你们来说，也许能听得更明白一些。所以，这次讲《道德经》，可以说是全新的讲解。我对科学的了解并不很深，也许会弄出不少笑话，所以，希望大家自己可以更细致地去研究，去把握，我只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然，科学并不是解释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现代的人们，由于追逐物质享受的需要，使得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把原本自然的世界，改造成了“人为”的世界，这也使得很多人只能看到这个“人为”的世界，而忘却了自然世界本身。这种忘却，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致命的：能源的匮乏，环境的破坏，人口的爆炸，核弹的威胁等等，人类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这是人们正在反思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迷信于科学，特别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如果他们还不能警醒，人类将是危险的。科学技术既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为人类“纵欲”提供了工具。我们东方文化讲修养，就是要强调平衡，强调和谐，防止“纵欲”，防止走偏，个人修养是这样，人类发展也是这样，纵欲的结果就是提前灭亡。这不是耸人听闻，纵欲会成瘾，会成病，等到病入膏肓时，就无能为力了。

世界变成这样，是科学家们自身也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是与当时科学界们的世界观是密不可分的，那时的人们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绝然分开，因为在他们研究的世界中，找不到任何精神的立足点，所以他们不得不把精神世界归功于上帝。世界本身是冰冷的，自然被近代科学袪魅了。近代科学──19世纪以前以机械论、还原论为世界观的学说，它们把自然描述成是由一些毫无生机的基本粒子所构成的，因而自然是纯客观的，是没有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的。这样自然就“祛魅”了──缺乏任何活力和自主性，只是死气沉沉的，千古不变的，即使是变也是早已固定了的，决不会有突发性和奇迹。近代科学的不断发现，证明了自然中不存在任何价值，自然事物本身也不会有任何价值。因而也就证明了整个宇宙的无意义，这其中也必定要包括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

近代科学对自然的描述有三种形象，即“完美机器”形象、“终极粒子”形象和“纯粹客体”形象。美国佐治亚大学哲学系主任弗雷德里克·费雷先生在《宗教世界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这样写到：

一种重要的科学描绘认为，事物尽管在人们初期经验中显然是杂乱无章的，但实际上是极为规律的，这表明了一种“完美机器”的理想。这种观点认为，人们用一种理想的、精确的机械主义来思考和感受宇宙，宇宙中的万物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它的每一部分都是由驱动它的发条和齿轮决定的。这一理想是科学活动的基础；甚至很难想象有这样一种科学：人们也许在接受其明显的无序时，对表面的价值不以为然。完美机器为这些理想提供了依据，并鼓励人们长时间地去探索隐藏的规律性和马吉诺所称的表层背后之联系（包括科学天才的胜利），之后，世界便形成了。完美机器的世界模型还有更进一步的结果：它使万物的理想联合有了合理性，从根本上把万物组织进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它还使得那种由万物相伴而生、没有意外、瑕疵和不幸这种感觉而产生的安全感变得合理了。

完美机器的形象，它源于自近代科学的理想，这些理想自17世纪起一直塑造着人类的意识。另一个重要的形象就是“终极粒子”的形象。费雷先生说：

由伽利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儿所完善的分析的方法，是近代科学的基础。这种方法要求将问题分解到最小的构成，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然后再分别加以解决。因此，用这种方式来解答总是就是探求其最小的单位，即简单的、构成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只有人们在确认和了解了基本粒子（或诸粒子）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建立在终极粒子基础之上的复杂事物。解释的获得有赖于还原。根据这一理想，要了解一个事物的真相就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构成这一事物的组成部分。原子理论的吸引力，更进一步说，亚原粒子直至夸克（如果夸克的确是所有其他糕闰子产生之源）的吸引力便是对终极粒子的理想描绘。它代表着存在本身，是存在的存在。它的特性规定了实在的特性；所有其他特性不过是些表象。要发现其实质就必须面对万物本质上最深奥的秘密，结果证明其本质是最朴素的。它排除了色彩、声音、结构或质量这样一些我们在日常世界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它们是“实在”与主观精神相互作用的共同产物。在终极粒子的形象中，精神本身并没有占有确定的位置，它与其他可算作实在的东西有所不同。也许它只不过是衍生出来的表象？

第三种形象是“纯粹客体”的形象，它强化了前两种形象。近代科学主要的理想之一是摆脱一个单纯的主观世界，进化论它是在科学信仰的层次上（在此，客观性必须统领一切奇念怪想）还是在具体问题的层次上（在此，必须在每一领域彻底清除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的残余）实现的。人们对客观的东西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主观的东西却退避三舍。甚至于实验室似的惯例，如填写结果这样极不具人格色彩的行为，也遵循并加强了这种拥护客观性和客观体的理想。

不幸的是，从这些近代科学理想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宗教世界模式（即世界观模式—作者注）与人类深刻的企盼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协调起来。如果我们推崇蕴含在完美机器这一形象中的性质---规律性、预测性、控制性，那么我们就会丧失自发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等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才恰恰相反是人性的价值所在。如果全部实现那些应被视作和感觉成极度规律和精确的东西，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其先前的环境决定的，那么不管我们实际上做什么，我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我们便不成其为负责的力量，不能够引发连锁事件，而只是因果关联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一关联无疑要通向未来并无情地将我们与过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我们永远也不能像哈里·杜鲁门那样真正地宣称“这家伙在此止步”。“这家伙”是永远不会止步的；在完美机器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机器在前一时刻的状态为先决条件的，以此类推以至无穷。个人的责任成为了规律性和预测性的牺牲品。这种损失继而为现代文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心理后果。那些从不肩负任何基本责任或缺乏个人创造力的人，更容易被置于流水线生产技术的经济枷锁之中；势力强大的官僚阶层在机械地统治着我们的生活时，极少有效地去交流，不仅没有主动性，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从生至死，都没有任何的个人的道德责任感。

由终极粒子理想而产生的宗教世界模式的后果是沉闷压抑的。还原论观点认为，整体即部分的集合；部分是什么样，整体就是什么样；这样形成的自然实际上是“乏味的、无声无息、无感觉、无色彩的；自然只是物质无休无止和毫无意义的骚动”（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科学和现代世界》）如果我们注重实在而轻视表象，我们便可毫无顾忌地在这个世界观模式之上建立一个丑陋的社会，因为审美价值只能出现于观察者的带有主观色彩的眼中，只有全身心地积聚物质，才能最贴近实在。而且，由于物质自然没有思想和自己的价值观，因而我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的环境，致使资源挖掘殆尽，垃圾堆积如山，而我们却毫无悔改之意。

近代科学在技术领域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更加有力地支持了这种以“完美机器”、“终极粒子”和“纯粹客体”形象为主的世界观及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证明了自然的无价值，人类不管怎么标榜自己有价值，它也只是整个自然中的一个孤立者（因为只有人才有精神），整个世界都没有意义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又会有多大意义呢？随着这种思维模式在人们头脑中的扎根，人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物质”的一部分，而为了在无意义中找到“有意义”（因为人觉得没有意义就无法生存），人们从精神到肉体都必须“物质化”，以占有“物质”、控制“物质”和玩弄“物质”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了。因而，人类成了破坏自然（地球）、并将彻底毁灭自然（地球）的“机器”。美国物理学家布赖恩·斯温说：“我们的星球面临着诸多的麻烦：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1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这就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前景。这也正如英国伦敦大学物理系教授大卫·伯姆所说：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的普遍意义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复存在了。这种意义的丧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正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

但我说自然是活的，“道”是活的。好在后现代科学证明了这一点。后现代科学是指二十世纪产生的以相对论、量子理论、新宇宙学和生态理论为主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提示了宇宙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物，宇宙之中的任何事物都有着“内在联系”，而不像机械论、还原论所认为的那样：事物只存在外部的、纯机械式的联系。大卫·伯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写道：

相对论是背离机械论的首要一步。它引进了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新概念。爱因斯坦认为，物质的组成要素不是一个个分离的微小粒子，而认为是“场”遍布所有空间中，空间有强区和弱区之分。有些稳定的强区代表着粒子。相对论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无缝的和完整的整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保留了机械论的某些特征。相对论认为，在空间中处于不同点的场是相互分离地存在着的，彼此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这些基本要素只是局部地发生联系，位于一点的场，只能影响到极附近的场，这种观点强调基本要素的存在是分离的，而不会对远离它的事物产生直接的影响。

量子论的提出，带来了与机械论完全不同的观念。首先，量子论认为：一切行动或一切运动都可以在一个被称之为量子的非连续的和不可分的单位中找到。早期的量子理论认为，电子不得不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而不经过中间地带。机械论的核心，即粒子不断地运动的观点因此受到质疑。平常的可视的运动，如我手的运动，被认为是包含了大量的量子运动，就如同，如果沙漏中盛有足够的细沙，流动看上去就像是连续的。量子论认为，所有运动都由极为细微和非连续的运动构成，这些运动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通过穿越中间空间而从此处到达彼处。

其次，量子论认为：物质和能量都具有一种双重性；它们既可表现为波，亦可表现为粒子，视它们在实验室中被处理的方式而定。一个电子通常是一个粒子，但它也表现为波；光通常以波的形式出现，也可表现为粒子；它们的变化取决于处理它们的环境，也就是说，物质的性质取决于环境。这种观点与机械论完全相悖，因为机械论认为，粒子的性质与其所处的环境无关。当然，对于复杂的事物来说，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例如，很显然，器官很是依赖环境，大脑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环境中，头脑发挥不同的作用。量子论的新观点认为，这种环境储存的观点对于自然的基本单位来说也是适用的，因而这些单位看上去更像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

量子论的第三个要点是其非局部联系的特性。在某些领域，事物可以明显地与任何远距离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而无需借助任何外力来推动这一联系。这种“非局部性”与爱因斯坦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背道而驰，与机械论也是矛盾的。

量子物理学的第四个特征，也是与机械论相悖的论点是：整体组织部分，即便是普通的事物也是如此。人们在生命体和有机物中均可发现，整体状态组织有机体中的不同部分。但是，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各种现象（如超导性）的电子中。事实上，化学的全部内容便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的。

总之，量子物理学认为，粒子不在连续的运动；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事物与其环境的联系都是存在的。各要素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是存在的，而且不能够进一步分解。这一切表明，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机械论生物学的方法论是，将生命有机体当作一架机器来进行研究。许多生物学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笛卡儿之后的生物学家，采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并断言，生命有机体是机器。

对生物学中机械论的批评并不是否定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分子生物学在对基因进行描述和控制方面的成功也是机械论和还原论观点的胜利。生命体中亦有机械的一面：肢体运动的方式与杠杆相似，心脏工作的原理与泵相同。批评机械论模式并不是意味着否认这种思想方式的作用，而要认识到，在生物学中尚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对机械论方法做出反映的，这些问题包括发生生物学、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动物行为的某些方面以及思想和意识的进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生物学教授查尔斯·伯奇在《后现代对生物学的挑战》一文中指出：

机械论的生命观认为，在一个生命有机体中，只有一类原因在起作用。它们是些外在的联系---是那些左右着有机体环境的组成部分。笛卡儿试图把生物学法则还原为运动的物质的法则。“给我物质和运动，”他如是说，“我将建造一个宇宙。”人们认为思想只存在于人类，地球上的其他一切造物，包括人类的躯体，都是以一种严格的机械论方式来解释的。

后现代的生物学承认外在联系以外的第二类原因，即内在联系。当我们的生命受到某种外界意图的深刻影响时，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人类的生命由于这些影响而改变。我之为我，部分是由于从受孕之时起，施工于我的所有外在联系的结果；但我之为我，还由于内在联系，即我自己选择的对应外部条件的方法。内在联系决定了一个实体的性质，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决定了其存在。查尔斯·伯奇说：

把内在联系作为原因的论点从根本上动摇了严格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观点。这一论点的目标是把世界无限地分解下去---我们称这些实体为“原子”或任何你愿意的称呼，然后再用这些材料重新构筑世界。一旦你这样做了，你便得到了一部机器。在机械论观点中，建筑材料是实体，它们之间不存在着内在联系。所谓实体，就是彼此独立存在着的东西。实体论思想认为，氢原子都是相同的，不管是太阳中心的氢原子还是我大脑分子中的氢原子，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与其周围环境毫无联系。这便是氢原子的实体观。而根据内在联系的观点，人（暂且以人为例）一旦离开了他（她）周围的环境，就不再是同样一个人。人类是一个主体，而不仅仅是由外在关系所左右的客体。作为一个主体，它应是有反应的，能够有目的地对其所处环境做出反应。我认为后现代观点最合理之处便在于它把人类的经验当作一般存在实体（不管它们是细胞、原子抑或电子）的高水平的例证。一切事物者是主体，它们都有内在联系。

随着组织的逐渐升级——电子、原子、分子细胞等等，每一较大整体的特性不仅仅是由它所包含着的单位决定，而且还是由这些单位之间的新的关系决定的。这不单单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问题。在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进化过程中，部分本身也重新被界定和重新被塑造。也就是说，物质在原子这一层次上的特性并不代表着在细胞这一层次上的物质特性，更不能预示着复杂的有机体这一层次上的物质特性。

我认为一个有机体，或曰自然实体与一部机器不同。一部机器的各部件遵守力学定律，作用于这些部件的是外部力量。在某些现代化的机器（如计算机）中，也不过是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代替了螺母和螺栓。从任何实际意义上讲，计算机都没有什么进化，它只不过是由设计者改变了机器的外部设计。当然还有一个自然选择的问题，即市场选择。同样，生命的机械论观点认为，真正的进化并没有发生，发生的仅仅是各部分的重新组合以及不同组合中的自然选择。

螺栓和螺母不能够进化。它们只能被重新组合。这意味着，关于进化的彻底的机械论的解释是从自然中粗劣地抽象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和现代世界》中写道：

彻底的进化论哲学与唯物论大相径庭。唯物论哲学的基础是最原始的东西，或曰物质，它们是不能进化的。这种物质本身便是最终的实体。根据唯物论的原理，进化的作用不过就是成了表述物质各部分间外在联系变化的代名词。没有什么可进化的，因为这一类外在联系与任何其他类别的外在联系都一样完美。发生的仅仅是无目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这一理论急迫需要一种有机的概念作为自然的基本法则。

在生态的或有机的观点看来，进化是主体的进化，而不是实体的进化。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主体内在联系的变化。

弗雷德里克·费雷先生对生态科学作了如下描述：

首先，生态科学是一种与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完全不同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当然，生态学家们在其研究方法上需要并使用分析。他们需要对复杂的化合物进行化学分析，对生态系统进行地球物理学分析。但对于生态学家们来说，这些分析永远是达到一种更广阔目标的手段，这一目标就是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保持生态系统的意识。

生态学并不排斥分析。它包容和运用了所有现代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它既不停留在分析上，也不推崇客观、冷漠的分析价值观。它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了分析，而这种整体论的方法对于其概念的任务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生态科学成为后现代意识的楷模，它既不是还原论的，又不是反理性的。

第二，生态科学涉及一种实在观，它与从近代科学中阐发出来的毫无生机的、异化的形象截然不同。后现代的实在观点来源于生态学对世界形象的描绘：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网络。在每一系统中，较小的部分（它们永远不能提供所有的解释）只有置身于它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的统一体中者清晰明了的。而且，这些统一体本身不只是部分的聚集。一些统一体还有自身的具体计划。它们需要“不受干预地”从自身的利益（而不仅是人类的需求和关注）出发，全面地评估自己的重要性。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价值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同时，与被研究事物相异化的现象也得到了克服；生态学家本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从积极参与科学而不是漠不关心的观察者的意义上讲，是精神将生态学与其他学科截然分开。

  第三、后现代的生态学的一系列价值观与近代科学观点为特征的操纵的和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保护人类的火神—作者注）式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与之相反，适应于生态意识的价值观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调节的和完整的价值观。人类的开发不能不加批判地当作我们征服自然的一种理由。当然，只要命种存在下去，人类的干预就会被认作是一个事实，和一种必需。生态学的价值观并不憎恨人类；但后现代的生态价值观也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一点与近代科学培育的控制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生态意识的基本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和各物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种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

众多的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科学本身也存在着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是：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占统率地位的机械还原论，至今仍在发挥它的重大作用，即使在将来它还要发挥作用，然而由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自身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二十世纪产生的一些新型学科如相对论、量子论、生态学等则在机械还原论矛盾着的另一端，很好地描述了世界，世界不再是“死的”，世界上的事物也不是“独立地孤单地”存在着的。不同的观点，却都正确地在描述着世界，而且在应用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且不用说机械还原论的成就，因为那是有目共睹之事。在后现代的科学观点中，新的宇宙起源说，宇宙活动说，已经从推测走到了实际验证阶段：宇宙正在膨胀、物质能量可转换、时间空间被引力弯曲着等现象，都得到了科学上的印证。在生态学中全息理论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从由植物细胞培养成幼苗，到“克隆羊”的诞生，这些都是整体有机论的最好验证。

“科学本身存在着矛盾”这一事实，对于习惯于逻辑思维的人来说是比较难于接受的。他们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A只能是A，B只能是B，A不可能是B，也不可能包含B，这就是逻辑！然而，现实世界并非都是逻辑式的存在着，它还包含着随机的另一部分，这就像量子理论认为的那样：“电子不得不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而不经过中间地带。”这是典型的随机事件，是超逻辑的事件，甚至是超时空的事件。但这种思想是陷入亚里士多德式思维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然而，在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思想很容易就能得到解释。我在《道德经》开篇中就说，世界万物是由“无”和“有”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包含其反面，并可以相互转化，而统率这正反两方面的则是“道”。“有”和“无”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可以是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方式。既然有机械的连续性的运动，应该存在非机械式的非连续性的运动，所以“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而不经过中间地带”这一现象，就是变得很好理解了。电子在第一个轨道由“有”变成了“无”，而在另一个轨道则是由“无”变成了“有”，中间是以非连续的方式通过的，而操纵这一行为的就是“分子的道”。这就是最古老的整体有机论。“无生有“的世界观，源于《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所以任何事物中都含有阴阳五行，事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下其内部的阴阳五行关系会产生变化，事物的特性及性质也就会随着变化。老子对《周易》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说明。

曾几何时，由于西方机械还原论的飞速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世界上很多人都把东方文化视为“神秘主义”，并给予了极为不平等的待遇。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主流中，缺少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一种古老的整体有机论。这种片面性，导致我们目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正如大卫·伯姆所说：“片面性的思想正导致现实逐渐分裂成为无序的、不协调的和毁灭性的行为”。布赖恩·斯温说：“我们的星球面临着诸多的麻烦：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1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这种困境的产生，正是由于世界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中的片面性所造成的。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正在认识：作为科学的另一部分──后现代科学的重要意义。后现代的主旨就是整体有机论。这正是我们东方文化几千年前就提出来的思想。所以西方很多人士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界。”这话不光是指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且更主要的是指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将是中国“道”的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文化体系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世纪。

在机械还原论者的眼睛里，宇宙中存在“测不准”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远距离作用”也是不可能的。甚至，连爱因斯坦都断言：“上帝不玩骰子。”但量子理论却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玩骰子”。在我的眼里，世界既存在可捉摸的、确定的东西──“有”，也存在不可捉摸、不确定的东西、甚至是没有显现出来的东西──“无”，它们是矛盾的统一。《道德经》云：“有无相生”，又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说“有”和“无”是可以相互产生、相互转化的。一切都是从“无”中产生的。在“无”产生“有”的时候，还会有“反有”的伴生，因为这是道自身运动的需要。根据这一思想，就可以推断：世界既然存在物质，也应该存在反物质。这一推断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保罗·狄拉克从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提了出来，并由卡尔·安德森予以证实。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在《上帝与新物理学》中是这样写道的：

保罗·狄拉克试图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其E=mc²与20世纪物理学的另一重大革命──量子论调合起来。量子论涉及的是原子及亚原子物质的行为。……狄拉克在进行了数学分析后，提出了一个新方程式来描述高速的原子物质。该方程式立刻获得了成功，解释了一个当时一直令人困惑的电子的特征，即电子总是得自旋两周才能再现出同一面孔。给新物理学强有力的支持。

狄拉克的方程式却还有令人不解的一面。方程式的各个解答正确地描述了普通电子的行为，但每一个解答都伴有另一个解答，这种相伴解答在已知的宇宙里似乎没有任何对应物。只要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就可能想出这未知的粒子是怎样的东西。它们的质量和旋转方式与普通电子一样，只不过所有的电子都带负电荷，而这些神秘粒子却要带正电荷。它们的其它特征，如它们的旋转，也要与电子相反，使这种新粒子成为电子的一种镜像。

更有意思的是狄拉克预言。他预言说，假如能聚集足够的能量，以前没有这种粒子的地方就会出现这么一个“反电子”。为了电荷守恒，出现这么一个”反电子“的同时，必定也得出现一个电子。这样，能量就可以以电子──反电子的形式直接创造物质。

后来到了1933年，卡尔·安德森在用金属薄板研究宇宙线（即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时，头一次明确地发现了狄拉克所预言的反电子。在实验室里的受控实验中，物质被造出来了。接着很快证实了，新发现的粒子具有已预言过的一切特征，于是狄拉克和安德森因这精彩的预言和发现他分享了一项诺贝尔奖。

在其后的年月里，制造电子和反电子（反电子通常被称为正电子）成了范围广泛的实验室实验过程中的家常便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核粒子加速器的发展也使得受控生产其他种类的粒子成为可能。反质子、反中子也制造出来了。今天，正电子和反质子可以大批量制造，并被储存在磁“瓶”里。镜像粒子或曰反粒子都被称为反物质。

由上我们可知，宇宙中似乎不存在的物质，也是一种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存在而已，。因而有很多科学家猜测，是不是有一个与我们生活的宇宙相反的一个世界──反宇宙存在。那里的一切都以我们相反的方式存在着、运动着，这与“反者道之动”同理。

当然我的“有生于无”的思想也得到了新物理学的支持。戴维斯写道：“还有一种可能性更令人惊讶，这就是从能量为零的状态中创造物质。”而且整个宇宙的总能量是零。天文学家们通过测量诸星系的质量，星系间的平均距离，以及它们退行的速度，并把这些数字代进一个公式，得出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在可观测的精度里的确是零。而某些物理学家已把这个数字解释成宇宙的总能量了。

宇宙学的研究表明，宇宙并非从来如此，也不会将永远如此，它是有始的，是由“大爆炸”而产生的，这思想跟中国“道生万物”和“太极生物”的思想极为吻合。至于宇宙的终结，戴维斯是这样写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充满活动、富丽堂皇的宇宙将会有一个惨淡的下场。尽管宇宙灭亡所需时间长得令人无法想象（请记住，10的100方，1后面有100个零），然而，看来没有什么疑问的是，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一切结构注定要消失，只留下那黑暗、寒冷、近乎空无一物的空间，其中的物质密度越来越低，只有几个零星的中微子和光子，以及很少的其他东西。”

英国当代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说：“罗杰·彭罗斯和我指出，从爱因斯广义相对论可推断出，宇宙必须有个开端，并可能有个终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最终也将热死。但是，道家和儒家并没有给宇宙安排“后事”，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是天地（相当于宇宙）也是“有”，“有”有生有灭，而“无”──“道”或“无极”则是永恒的，也即佛教所说的“空”是不灭的。

宇宙学的新成果还有很多，我们无需一一去探讨。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新宇宙学的主体思想又回到了东方文化上。然而不同的是，宇宙学只研究“大爆炸”后的宇宙，很多科学家不敢想象“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当然，基督教则很乐意以“大爆炸”理论来解释上帝创世学说）。而我的学说，不仅对宇宙万物进行了描述，而且提出了宇宙万物由“道”产生、并由“道”统率和管理的思想。《道德经》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个“物”字，也许不能叫物，而是一种“不可名”的一种实在，也即我所讲的“常道”──不变的大道。宋朝大儒、程朱理学的代表朱熹认为：“太极乃是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颠扑不破者也”（《答陆子静第六》己酉）。“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即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二）。也就是说，世界万物既由“太极”生成，同时又由它管理着。虽然“道”、“太极”等词，不太好理解，但毕竟解决了宇宙来源及归宿的问题。

“道”和“太极”到底是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还是两者合二为一？这个不太好说，精神与物质的说法，只是西方文化的概念，而东方文化中相对应的概念，是有与无，理与气，空与色，等等，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科学研究表明：物质的产生，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事情，而人类现在定义的“精神”是人脑的产物，是大脑的属性，这就使物质与精神在时间上就无法对应。如果把人类的大脑属性作为精神，那么，物质与精神就不能成为一对哲学概念，要从严格的逻辑学上来说，如果说现存的所有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都是精神层面的映射结果，那么应该所有的物质属性都是精神领域。同理可推：精神，不仅仅是人类所独有，自然本身就有一个精神世界，只是表现的精微程度不一样而已。

也许，人类应该表现得更谦虚一些，人类是站在时间和空间的立场上来看世界的，有些超时空的事情，也许人类就根本无法理解，就像霍金说的“黑洞”一样，它里面到底是什么，现在不能确切地搞不清楚（只能靠推论），未来恐怕还搞不清楚，“由于黑洞中的光无法逃逸，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更不可能了解它里面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认识，也许一些人会说：“这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已被一些人用来做批判他人的武器，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学者，是不是真有思想的人，他们都可以用“不可知论”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这样做似乎人家就成了无知的象征，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把一顶“不可知论”的帽子扣在康德的头上，就再也用不着去管康德其人及其思想内容了。这就是浅薄！现在很多的人，喜欢给别人戴“帽子”，今天给这个人物戴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明天再给那个人戴一顶“二元论”的帽子，俨然他们自己就是全然的上帝：“别人都是有错误的，我是从来不犯错误的”，虽然他们自己连独自认识世界的能力都没有，却偏偏喜欢去批判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的是非，其中竟然也不乏为了生计或名位而批判之人，更有藉此成名或借以维持生计的学究们。但别忘了，对于这些被批判的先哲、我的这些朋友们，毕竟人家都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根据我的观点：有可知论存在，就有不可知论存在！因为人类的诞生毕竟只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地球也不过只有40亿年的年龄，据宇宙学家的观测，地球大概还有40亿年的寿命，太阳也不只过有80亿年的光景，到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早已不存在了，而宇宙还要长时间地存在下去，大概是10的100方年那么长。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知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风度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确实，朝生暮死的“朝菌”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整月的，因而它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月是意味着什么，生活在夏季的蝉，它是不知道春秋是什么样的，因而它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整“年”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物”的局限，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局限，人能只知道他能知道的，不能知道他不能知道的，这是非常辩证的思想。

现代人心浮气躁，对事物的研究很难静下心来，很多人只知道“做”学问，只知道批判别人、抄袭别人，玩文字游戏，不去用心体验生活、体验自然，喜欢给别人“贴标签”，这个是“经验主义”，那个是“实证主义”，说我是“消极主义”，说孔子是“保皇”思想，说佛是“虚无主义”，等等，他们这样做，不仅使他们无法借鉴我们的经验，而且更容易养成不求甚解的习惯，他们只能在表面现象中转圈子，而无法真正深入事物的深层，这样的学问做得越多，就越害人害己。还有一些的人，喜欢陶醉自我的“水井”里，其实自己是“井底之蛙”，却还认为别人都不全面，都会受环境、历史阶段及自身素质的约束，只有他自己才是最正确的。 这是一种麻醉状态，是一种病态。我希望你们能真正地修心养性，不要在修养中贪图名利，否则，你们无法得“道”。

我要告诉你们，东方文化的自然观，是全面的自然观，它不仅描述宇宙是什么，世界万物是什么，是怎么来的，而且它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道”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精气神”（三位一体）的思想，不仅包含了现代宇宙学及生态学等学科的内容，而且把人的“精神”也包含其中，这是与西方很多思想不同的。在西方的主体文化中，“精神”似乎很难找到落脚之处，他们只能把它推给上帝。就连近代科学，也只能把它描述成物质世界的一个特例。

西方文化是以逻辑（理性）为主的，而东方文化，则是以经验（直觉）为主的（当然，东方文化中也有理性，西方文化中也有直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并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它们又各自存在自身的缺陷。对西方文化来说，虽然它由机械还原论发展到了整体有机论，但它毕竟在身心体验上缺乏切身体验，因而说它只是一种理性上的观念而已，虽然它在指导科学研究和发展技术上已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然而它在“人与自然直接沟通”方面，则显得经验不够、方法不多。而对东方文化来说，虽然在“人与自然直接沟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然而这种经验式的方法，不易让人们在理性上接受，因而它也很容易被人们视为“神秘主义”，因而在传播上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说，东西文化的真正汇合，使它们更加接近于自然的本来面目，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自然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在，大家来学习《道德经》，要以身心俱佳并和谐统一的状态来体验自然之道。而身与心相分裂，心与意相分裂，意与感官相分裂，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机体，是无法去识道和悟道的，所以说修心养性是修道的开始，也是修道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