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荣晋
一、 时代呼唤《道德经》回归
在20世纪，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物质生活，但是，军备竞赛、战争频发、生态危机、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恶果，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国盛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金融诈骗、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氢弹核弹、生化武器、爱滋病、疯牛病等灾病流行和人口的恶性膨胀；随着机械化、城市化的发展，极大地削弱了人的独立人格，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完全失去了诗情画意的社会生活；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人们身心交瘁，幸福感和快乐感极度下降等。这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人类面对这些世界难题，不能不在文化层次上去寻求一种共同的哲学智慧，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查尔斯·斯诺(1905-1980)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对抗倾向造成了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使人类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某些西方一流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的主客二分法、物理还原、静态分析法和孤立实证等形而上思维模式日益显得陈旧过时，他们不得不开始从东方道学思想中汲取文化营养，寻找人类出路。
《道德经》从17世纪进入西方世界后，老子及其“道学”思想逐渐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弘扬东方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道德经》一书已经引起了海外的普遍关注和推崇，老子及道家对和谐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生命的关注，为全世界所瞩目。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评述老子选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的评语是：“假如老子的确是《道德经》的作者，那么他的影响确实很大。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在西方。《道德经》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流行。”
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面对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的悲观世界，他们在痛苦中终于发现：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一位东方哲人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1996年8月召开的“北京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说：“道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这对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国学者蒲克明曾预言《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他说：“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认为：“《老子》的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这本书道出了一切。”
道学是一种以“自然无为”为核心价值、以“反者道之动”为思维方法、以构建“逍遥游”人生境界为目标的文化。它充分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哲学智慧。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道学文化也是一种具有超前意识的智慧宝库。道学的哲学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
据《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报道：老子仅凭5000余言的《道德经》，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全世界古代10大作家之首。德国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以来，《道德经》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
道家哲学虽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但它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与使用价值,越来越重要。正如德国人尤利斯噶尔在1910年写的《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中所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许多许多生命的，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老子是河南的也是中国的，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全人类都在呼唤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回归，21世纪将是寻找老子的伟大时代。
二、 《道德经》与治国成败
人类发展史证明，“《道德经》是一本“救世书”。当人类步入21世纪，面对着市埸经济和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各国领导人要想构建“和谐心灵”、“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就必须善于从老子《道德经》中去寻找政治智慧。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曾在电视上大声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美国前总统里根先生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名言，以阐明其治国理念和方略。在他出任美国总统期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因此，不仅里根赢得了“美国最敬爱的总统”赞誉，而且美国人对道家及道学的兴趣也由此而大增。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6月19日，向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建议：“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如果我们遵循中国哲学家的遗训，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平衡点，并成功走出这场巨大的考验。”当天早晨在网上翻阅时，他又看到了老子的《道德经》。梅德韦杰夫援引了文中的一段内容说：“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认为《道德经》是当今世界驶出社会经济发展迷航的指明灯。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经》，一再强调运用老子道学大智慧。据联合国官方网站消息，联合国大会2012年6月21日通过决议，任命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第二个任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潘基文在随后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对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承诺将秉承《联合国宪章》中的神圣原则，加强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应对全球挑战，使联合国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潘基文表示：作为秘书长，他将在会员国之间、联合国系统内部以及联合国与诸多国际伙伴之间，发挥一个协调员和建桥者的作用。他援引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三、 《道德经》与经济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在古代社会推动着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里，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过：“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他还认为“道家在西方的发展可能与佛教、印度教不同，它不会表现为宗教运动，而会体现在挑战过头的启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原则，提供新话语、新洞识、新范式，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引导我们树立生态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态度的转变，道家治疗性的哲学对西方人有关真理观、自我、性别认同等的反思有积极作用，对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具有显著疗效，因而一般性地对西方反思启蒙的后现代计划有意义。”
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他的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一书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卡托研究所副总裁邓正莱（James A. Dorn）先生，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他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通过缩小国家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来走向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天道自由主义。”
加裔美籍教授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享有“欧元之父”称号，他说：“中国人相信的是道，这种道教的思想实际上在中国的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中都存在。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
四、 《道德经》与道商
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和西方世界，悄然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经济文化群体“道商”。所谓“道商”，就是“道魂商才”（或“道体商用”）即就是以道学的精神气质和哲学智慧来从事商业的经营管理、实现成功人生的商人。简言之，就是以“道”经商的人。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成功的“道商”人物。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瑞敏、薛永新、张德赛、潘石屹、冯 仑、陈永明、郑南雁、丁 磊、朱铁玉、李兆基等人。
当代世界具有卓越影响力的道商企业家、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8226;博格先生声称：“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在中国通用，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学习型组织”的创始人圣＆#8226;彼得十分推崇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提倡的领导哲学。曾担任财富五百强公司高级执行官的詹姆斯把《道德经》尊为新世纪的商业理论。
美国微软帝国创始人比尔·盖茨根据老子的“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富而好德，视财富若浮云；在微软企业文化中，注入“无为而治”、平等自由，以人为本；坚持执一守本，技术领先…… 。
美国GE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有人问杰克·韦尔奇：“什么是优秀的管理理念”？他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的思想，回答是：“简单的管理”。这个有趣的“简单的管理”回答，道出了管理的真谛。
美国管理学大师艾博契特，在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中，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引用了《老子》的“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并评论说：“讲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
芬兰诺基亚总裁奥利拉自称以老子为师，他常引用老子的话是：“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日本学者伊藤肇先曾经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老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的不胜枚举。”
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松下公司花园里，塑有一尊老子的铜像，下面石座上刻着中文：“道可道，非常道”。松下商业帝国的缔造者，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他强调说：“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从另外一方面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充分肯定。
五、 《道德经》与科学技术
老子的道学思想，不仅在古代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登上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殿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道德经》。《道德经》的回归不限于中国，同样也出现在海外。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从1948年开始，研究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约三十册，目前已出版十五册。他在信仰上自称是“荣誉道家”，自号“十宿道人”。他曾这样评价儒家与道家：“后来的儒家思想变得僵化成一个经院哲学的东西，而道家反对他们的那些主张。……许多科学史家发现，炼丹术起源于道家的巫术，探求长生不老药。”“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同时，李约瑟博士早在1957年就指出：现在“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魔盒）？我再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M.Shalls）1985年出版的《新科学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前进的惟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英国科学家霍金（1942—）提出的“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从科学上证明了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猜想。
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1885—1981）在其《世界文明历史》中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要将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老子是孔子前最伟大的哲学家。《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他所蕴涵的思想，在思想史中，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1911—2008）说：“现代物理学大厦就建立在一无所有上，从一无所有导出了现在的所有，没想到的是，近代西方历经数代花费大量物力财力才找到的结论，在中国的远古早已有了思想的先驱。”这里讲的“在中国的远古早已有了思想的先驱”是指《道德经》中的“天下万物生於无”的伟大的“道”的思想。惠勒教授提出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子所谓“道”的质朴性是不谋而合的。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证明道家所谓“道”的观念与现代物理学所谓“场”的观念是极为相似的,充分肯定老子关于“道”的观念是一个“非凡的智慧”,为克服当代物理学危机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同时，卡普拉指出：“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
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在多年的物理学研究中,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与老子所说的“道可道 ，非常道”的思想,颇有相合之处。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1927～ ），协同学的创始人。他在《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的序言中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道家)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法国科学家勒内·托姆（1923～ ），突变理论的创始人。他在《转折点》一文中说：“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我相信今天中国许多喜欢这个学说的科学天才，会了解突变理论是如何证实这些发源于中国的古老学说的。”
比利时学者、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指出：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道家关于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性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奥地利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社会经济学家哈耶克(1899—1992)，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其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
丹麦互补理论创始人、物理学家玻尔(1885—1962)，在丹麦王室授以勋章时，他说：“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道家）得道者”；“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表现在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玻尔认为道家的“阴阳图”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标志，他把“阴阳图”作为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标徽。
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赞赏道家的现代性，他于1968年在《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中指出：“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汤川秀树（1907—1981）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他公开承认他提出的“空域概念”是受到唐代道家信奉者李白的思想的启示。他在基本粒子研究中,为了探索基本粒子“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他曾试图以老、庄的“混沌”之说揭开这一科学奥秘。
前苏联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林德先生曾说过：“宇宙创生于无的可能性，是非常有兴趣的，应当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是绝对玄学的，但是，我们有关玄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类玄学问题有时却由物理学给出答案。”
《道德经》除了对于现代物理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外,道家哲学还在农学、医学、建筑学和管理科学中，也发生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提出了“自然农法”的构想。福冈正信说：“自然农法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他还说：“如果我们早听老子的话，也不致使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在当代医学模式的转换中，《道德经》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建筑学家赖特先生根据老子的“有无相资”思想,提出的“有机建筑”理论,完全反映了当前人类回归自然的要求。把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自觉地运用于企业管理,完成由硬性管理向软性管理的转化，使许多企业家获得了成功，这已是不争之事。
因此可见，现代科学证明，当代科学技术的大厦,不只是建立在西方古典原子论和近代牛顿力学之上,同时，它也是建筑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家哲学的基础之上。随着当代文明危机的暴露和科学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向道家哲学寻求新的哲学智慧与思维模式,以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道家哲学正在当代物理学中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它不仅对当代物理学用以摆脱西方原子构成论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困境提供启示,而且对现代物理学的新的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开拓当代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道家哲学必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六、 《道德经》与人生哲学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德、法两国的某些哲学家总是以高傲的态度，否定《道德经》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但是，从20世纪中叶特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世界各国哲学家在深入研究和理解《道德经》的基础上，正在逐步理解《道德经》的真正价值和恢复它的历史他位。
（一）《道德经》的真正价值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三生万物的三段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他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盛赞“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超过了近代人。”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道不是人们以前翻译的理，道是门”。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在评论《老子》一书时，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7年出版的《语言的本》中说：“老子的‘道’能解释为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即‘开出新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精神’、‘意义’等更原本，其中隐藏着‘思想着的道说’或‘语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荷兰著名的汉学家、欧洲汉学会会长许理和指出：“《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也最富于中国智慧，或甚至更广泛而言——东方智慧。”
（二）、《道德经》与西方哲学
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早就告示人们：“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俄国汉学家海澳基也夫斯基说：“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学说，是中国一切哲学发展的出发点，所有其它中国哲学家的体系，都是在道德哲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1929-），在《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指出：“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它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欧洲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5年)，他从《老子》第十四章中发现了：“视之不见名曰夷（yi）、听之不闻名曰希（xi）、搏之不得名曰微（wei）。”所以，他认为：“yhwe（雅赫维）等于“夷希微”，就是上帝耶和华名字。”
法国传教士傅圣泽（1663—1739），他认为：“真正的儒教就是《道德经》的教义。”他还提出了“神道教”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古经中唯一真实的道即代表着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创造及保存者，在本质上与宇宙真主合而为一。”
法国第一位汉学家讲席雷慕沙（1788—1832）认为：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无可争辩的共同之处”。
德国哲学家、启蒙运动学家康德（1724－1804）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1891年俄国圣彼得堡一位出版家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受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影响“很大”，而受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
不管是西方的哲学家还是神学家，都肯定老子的《道德经》与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而且还公开地承认了《道德经》是“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三）、《道德经》与人生哲学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曾指出 ：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这一评价真可谓是入木三分的警世之语。
德国诗人柯拉邦德在1919年写的《听着，德国人》一文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公开号召德国人应按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改造欧洲人，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推广“简单生活”方式，因为这是一种绿色生活、健康生活。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在1884年3月10日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在这里，托尔斯泰不仅要求西方人按照老子的“上善若水”理念塑造理想人格，而且还要学会以“方圆之道”待人处世。
在今天这物欲横流、甚嚣尘上的社会，品读《老子》、《庄子》，更有着一种特殊的需求和意义。放眼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日益增多的小汽车在日益增多，加宽的高速公路上喷云吐雾，高度的机械化层层包裹、缠绕着人，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日渐离我们远去，大自然日趋枯萎，人类日益远离自然、自我封闭，渐趋异化。在当今社会，由于过度的欲望，选择多，压力也大，竞争使人们疲惫不堪，毫无人生自由。如何才能使“疲惫的人们”过一种萧洒的生活呢？只能从老庄的道学中去寻找。日本当代学者卢川芳郎说：“《老子》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曾经说过：“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不管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为道日损”、“身重于物”、“少私寡欲”、“上德若谷”和“知足常乐”理念，还是《庄子》中的“以死为乐”、“坐忘”之道和“逍遥游”的理想境界，都是构建萧洒人生的精神文化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家哲学是一种快乐人生的哲学。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我们的时代急需要这种快乐哲学，把“疲惫的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