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座谈会昨在沪举行

■ 学者称四个出土简帛《老子》古本，形成了从战国到西汉的完整链条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卷）书封。

汉简本《老子》内页，老子上经（局部）。

汉简本《老子》内页，简背划痕或将解开竹简制作流程之谜。

　　经过近四年的整理和编辑，《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卷）（简称汉简本《老子》）于去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昨天，“《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卷）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在上海举行，该书的编者北京大学副教授韩巍、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等出席了昨天的座谈会。韩巍认为，汉简本《老子》的发现，“在郭店本、帛书本与传世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现有的四个出土简帛《老子》古本，形成了由战国中期到西汉中期，由萌芽到成熟的完整链条。”

汉简本与传世本相同居多

　　汉简本《老子》是继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以及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之后，从地下出土的第四个简帛《老子》古本。

　　据汉简本《老子》的整理者韩巍副教授介绍，汉简本《老子》全书正文现存5200字，另重文110字，此外还有计字尾题13字，简背篇题八字。推测原书正文应有5265字，另重文114字。残缺的文字有不少可据上下文补出，对理解文义有影响的阙文总计不超过全书的百分之一，在目前所见出土简帛《老子》古本中保存最为完整。

　　汉简本共77章，较传世本《道经》少四章。汉简本与传世本相同之处居多，不同者只有7处。汉简本分章与传世本相同，这就为解决以往学者对传世本分章的很多质疑和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所谓不同之处，一共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汉简本将传世本数章合为一章，共有四处；第二种情况是汉简本将传世本一章分为两章，仅一处；汉简本分章位置与传统本不同，有两处。

　　韩巍认为，汉简本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一个处于“定型”阶段的完整而精善的《老子》古本，这固然为《老子》一书的校勘增添了不少新的文本证据，但更重要的则是，“在郭店本、帛书本与传世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现有的四个出土简帛《老子》古本，形成了由战国中期到西汉中期，由萌芽到成熟的完整链条。不仅使我们对《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型的过程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也为研究简帛古书的演变规律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

同一古书

可同时存多个版本

　　这是《老子》书名在出土简帛中的首次发现，也印证了有关《老子》称“经”的文献记载。《上经》44章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33章相当于传世本《道经》。《上经》、《下经》章序应与传世81章本一致。韩巍认为，《上经》与《下经》的区分，说明汉简本两篇的顺序与帛书本一样，都是以《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汉简本则以《上经》、《下经》名篇。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这说明司马迁所见的《老子》古本就是分为上、下两篇。北大藏西汉竹书的《老子》的发现，印证了《史记》的记载。

　　汉简本、帛书本都是以《德经》在《道经》之前，与现存本不同，顺序的不同是否为不同学派所传？韩巍认为“这个问题一时恐怕还难以解答”。 这两种版本直到西汉中期仍然并行不衰。“德道”本究竟是何时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是一个疑案。

　　韩巍认为，汉简本中的很多实例，有力证明古书文本的演变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多条线索相互交错形成复杂“网络”。一种古书在同一时代存在多个版本系统乃是常态，其中只有少数版本得以流传至今或见于文献记录。

《周驯》篇发现将

“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枚西汉竹简，这些竹简随之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内容全都属于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种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西汉竹书中未见汉武帝以后的年号，仅在一枚数术类竹简上发现有“孝景元年”纪年。由书体特征并结合对全部竹书内容的分析，学者推测这批竹书的抄写年代应主要在汉武帝后期，下限不晚于宣帝。这批西汉竹书是继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汉代典籍宝库，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根据计划，“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整理完成后，将出版7卷，昨天首发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卷）是其中的第二卷，也是该出版计划中最先面世的一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对这批竹简最感兴趣的是《周驯》，它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载录，却在以前从未有见。学界曾因《周驯》的内容与今天对道家的印象相去甚远而致疑。赵昌平认为，细研《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著录，会发现不少品种都非后世印象中的道家。譬如《管子》，后世艺文、经籍志多列入法家，而《汉书·艺文志》正列入道家。这些情况说明，后世关于诸子百家的认识，恐怕与其原初形态相去甚远。“《周驯》的出土，恰恰印证了《汉书·艺文志》论道家所说，道家出于史官。后人心目中独任清虚的道家，其实是先秦道家中‘放者为之’的末流。因此，《周驯》的发现，有助还原先秦道家的原初面目。”

　　包括已经出版的《老子》，“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将共出版7卷，大致按照《汉书·艺文志》“六略”的顺序来编排：第一卷：《苍颉篇》；第二卷：《老子》；第三卷：《周驯》、《赵正书》、子书丛残；第四卷：《妄稽》、《反淫》；第五卷：数术类文献五种，即《荆决》、《六博》、《雨书》、《揕舆》、《节》；第六卷：日书类文献三种，即《日书》、《日忌》、《日约》；第七卷：医方。目前，竹书各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正在按计划分头进行，除已出版的第二卷《老子》外，第一卷《苍颉篇》和第三卷《周驯》、《赵正书》等文献也已形成初稿，即将面世。

简背划痕

或将解开竹简制作流程

　　在整理这批西汉竹书过程中，研究者还得到一个意外收获，有可能解开竹简制作流程之谜。2010年初，研究者在整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时，了解到其中部分竹简背面存在整齐的刻划痕迹，于是重新检视西汉竹简，发现大多数竹简背面也存在既浅且细的斜直划痕。简背划痕现象，最早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09级本科生孙沛阳同学，于2010年1月参加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工作时发现的。他还观察到包山楚简和上博楚简也存在类似的墨线和划痕，并推测这类痕迹与竹简编联有关。

　　从测量数据看，划痕全部位于简的上部，一般每简各有一道，少数简可见有两道划痕，或未见划痕。这种划痕应是竹简编联成册时为防止散乱而有意留下的标记，其分布有一定规律。发现相邻竹简背面的划痕大多能够前后衔接形成一条条完整的“划线”。这些划线都是从竹简上端开始，向右下方斜行，划至竹简中部。

　　从这个规律，研究者推测出了当时制简的方法。研究者推测，制简工匠先在截成适宜长度的竹筒上划出螺旋状的划线，然后再将竹筒劈破，制成一枚枚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