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生

在鹿邑、涡阳两地关于老子故里的争论中，《庄子·寓言》中提到的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是“涡阳说”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证据。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庄子·寓言》的原文：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同样的记载，《列子·黄帝第二》记为：“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大同小异。
对这段记载，“涡阳说”学者强调：《庄子·寓言》中记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事，可见老子是沛地人士。《战国策·秦四》上讲的宋之相地与沛很近，《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沛郡之县有相，故相也为沛之相，因此有了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庄子》成书早于《史记》，并且庄子是较早的道家传人代表，对老子的了解应该很清楚。去掉《庄子》中的寓言成份，大都可信，所谓“重言十七”。姚鼐说得好：“庄子尤古，宜得其真。”（《庄子章义序》）（以上观点选自《学术界》１９９７年增刊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博士 夏当英）
以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就可以证明老子是沛地人士，并进一步证明老子故里是在涡阳县吗？且不论春秋时期的沛地与历史上为夷邑、城父的涡阳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就算“宋之相地与沛很近”，今天的涡阳县地属于西汉时期设立的沛郡，《庄子·寓言》中记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难道就可以证明老子是沛地人士、证明涡阳县是老子故里吗？
好在庄子的这篇文章不长，我们可以认真分析一下：
阳子居为虚拟人物名，即杨朱。杨朱，先秦哲学家，战国时期魏国（今河南开封市）人，字子居。《庄子·寓言》中提到的几个地名和关键词分别是：
沛，在今江苏沛县。这个沛与西汉时期设立的、郡治在相县（今安徽淮北市境内），管辖21个县的沛郡是不同的概念，属于包含关系。春秋沛地属宋，春秋末，齐、楚、魏灭宋，楚得沛地，设县。秦建沛县，属泗水郡，西汉析泗水郡设沛郡，沛县属沛郡。到了东汉，沛郡改为沛国，仍辖沛、丰、单等县。汉以后人们为了区别沛县和沛郡、沛国，便称沛郡、沛国为大沛，而所辖之沛县便习惯称为小沛了。这一习惯称谓直到南北朝的北齐结束。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撤销沛郡，沛县隶属彭城郡（今徐州市），大沛、小沛之称不复存在。此后文史书籍中出现之沛皆指沛县，即小沛。秦，在今陕西省。梁，在今河南开封。邀，就是邀请、约定。郊，就是郊外，《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邑”，一般指城邑、都邑、采邑等。“郊”，《周礼》曰：“距国百里为郊”。《说文》按：“周时距离国都五十里的地方叫近郊，百里的地方叫远郊。”《周礼》杜子春注云：“五十里为近郊。”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远郊百里，以此差之，远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以当时沛有“郊”的状况，“阳子居南之沛”的“沛”应该是一个城邑而不是沛泽，因为“沛泽”是无法确定其“郊”之所在的，故“邀于郊”的“郊”就在沛邑附近，也就是一二十里的范围内。舍，就是驿馆、馆舍，《说文》：“客店也。周礼之庐也，路室也，候馆也，皆是。”《庄子·说剑》：“夫子休就舍。”中国古代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杜预注：“一舍，三十里。”我们把这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了，庄子的这段话理解起来也就不难了。

《庄子·寓言》的大意是：阳子居往南到沛地去，正巧老聃要到西边的秦地闲游，阳子居便与其邀约在沛地的郊野相会，但没有遇到，又西行到了梁才见上了面。老子仰天长叹说：“当初我把你看作是可教的人，如今看来你是不可教的。”阳子居一句话也没说。在老子下榻的旅舍，阳子居进上盥洗用具，把鞋子脱在门外，双脚跪着上前说道：“刚才弟子正想请教先生，可是先生旅途中没有空闲，不敢冒然启齿。现在闲暇，恳请先生指出我的过错。”老聃说：“你仰头张目傲慢跋扈，那你还能够跟谁相处？常言说：洁白至极好像不太那么洁白，德性至极好像不太那么圆足。”阳子居听了脸色大变羞惭不安地说：“弟子由衷地接受先生的教诲。”阳子居刚到沛地旅舍（见老子的时候），舍里人都出来迎接并恭请入内，男主人安排坐席，女主人拿来毛巾梳子侍候盥洗，舍里人又为他让座，近火者也都远离火灶。等到他（与老子谈话之后）离舍返回时，舍里人已经跟他争席而坐了。
在庄子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阳子居住在沛的北边，他先往南走，与居于沛邑南边的老子相约于沛邑的郊外见面。也就是说《庄子·寓言》里提到的“沛”、“郊”即不是阳子居的故里，也不是老子的故里，而是他们相约见面的地方。二，这个“南之沛”的“沛”应该是一个城邑，而不是“涡阳说”所理解的“沛泽”或包括相县以及再往南约300里的城父县（今涡阳县）很大一片地方的所谓“沛地”了。三，如果阳子居与老子相邀的这个“沛郊”是老子故里，那么，他们的见面就不会用“邀于郊”，而应该直接用“南之沛见老聃”就可以了。所以，“涡阳说”论证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不对的，没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说，只有“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这样的记载，“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的情景乃“涡阳说”杜撰。四，阳子居与老子真正见面的地方不是沛地，而是沛地东边的梁（今商丘市）。五，老子不是在家中等阳子居上门拜访，而是在旅途中的驿舍之内，老子先是离开故里到了约定的地方“沛郊”，未见阳子居，又西行至梁，在梁的驿舍内与阳子居见面后，再西行于秦。这从“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夫子行不闲”等细节中可见一斑。馆舍和“故里”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儿老子故里在现今涡阳县的任何蛛丝马迹，倒是可以由此否定《庄子·寓言》中“涡阳说”认定的老子故里与沛地的关系。“沛”在《庄子·寓言》里仅仅是老子西行路过之地，而绝非是老子的西行出发之地。由此可见，“涡阳说”学者以《庄子·寓言》中记有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前提来证明老子是沛地人士，进而望文生义、移花接木到现今的涡阳县，是有点断章取义、异想天开了。
既然我们从《庄子·寓言》中看出“阳子居南之沛”不是当时老子的故里和住所，那么老子当时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沛”，至梁见阳子居，再而“西游于秦”的呢？
从《老子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老子56岁时，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相县居住。次年，老子57岁，因王朝图书被运走，老子失去职位，去往秦国。先秦史书中，除了《庄子·寓言》记载的“阳子居南之沛”以外，《列子·周穆王》也记载了一则老子与陈国关系的事：“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过陈”就是由秦至鲁经过陈国，在这里遇到了老子。纵观老子一生，除21岁以前生活在故里以外，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周王室任守藏室史，回故乡居住就这么一次，而后“入秦”，再后71岁时在沛地见孔子一次，８７岁时去关入秦，途中为函谷关令尹喜挽留，撰写《道德经》，后不知所终。我们从《庄子·寓言》和《列子·周穆王》对老子言行的描述可以断定此时老子绝非21岁以前的老子，而只能是五十余岁其学说完全形成了的老子。由此可见，逢氏“过陈，遇老聃”是在“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是前后相距很近的同一时期的两个记载，逢氏“过陈，遇老聃”在“阳子居南之沛”之前的一年之内。故不论老子故里是在那里，由此可证老子见阳子居的出发之地是陈国，而非其他任何地方，包括那个所谓的“宋之相”。
（写于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