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灿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发展目的意义和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从社会哲学层次研究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方向，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的发展和对理想社会目标向往的愿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合理的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源是研究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创新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目的意义和社会决定国家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研主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历史性方向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人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并且围绕这一价值线索而展开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但是青年时期马克思从抽象的人出发研究人的发展，把现实社会中异经化象，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加以谴责。随着研究的深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从现实的人出发展并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过程中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按照马克思对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理解，人把劳动当作使自己更全面地发展，不断超越人自身局限性的手段。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形式对人的意义，是通过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创造人的生活条件基础上，使人自身的潜能不断发挥出来，进而实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性，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异化理论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青年时期的马克思（1840年-1847年），以抽象的人的本质和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为基础，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看待人的异化现象，是消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1847年《道德化批制和批判化的道德》和《共产党宣言》以后）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出发，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过程中的人，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看待异化现象，在历史上出现是客观的、必然的，应该从历史评价的维度上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研究逐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他于1844年在《神圣的家族》中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生存的现实”。（《马克思、恩克斯全集》第2卷第44页），这说明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客观地评价异化现象，他当时首先关注的不再是有产阶级对异化中处于悲惨地位的无产阶级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是有产阶级本身也不过是异化的客观的、历史的产物。特别是马克思于1857年—1858年在《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最初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第二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谈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时写到：“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就是说，普遍异化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是一起降临的，没有这种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共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永远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在马克思看来，试图撇开普遍的异化来谈个人的全面发展，乃是一种“浪漫主义观点”。

        社会和国家都是历史范畴。坚持马克思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是研主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方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以劳动驾驭自然获得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物质条件基础上，不断改造人类劳动组织形式，使人摆脱自然界和社会一切束缚达到自由、自觉劳动的过程。
所谓社会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类交往作用的产物，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与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社会由人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和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构成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统治工具。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如封建庄园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封建领主在其中行使军事、司法、行政权利。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干予，不仅限制了经济发展，也限制了政治发展只能导致经济蒌缩，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商品经济赖以维持的货币关系和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双重冲击，使国家和社会由此分化为政治和经济两个独立的领域。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的实质是经济获得了独立自由发展的空间，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和调节政治对经济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创造了物质财富，但是资本主义所完成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并没有完全使国家放弃对社会的干予作用，相反，资产阶级国家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充分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不外乎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利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但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干予的手段和作用与封建制度国家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作用的本质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干予经济，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社会走向成熟和自觉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经济领域终于摆脱了国家对经济强制性控制而获得了经济独立运行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社会整体上从国家的支配下获得了经济上的真正的自由。实际上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获得了经济的自由，而大多数人虽然被资产阶级去掉了封建政治的枷锁，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却又陷入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剥削造成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这种政治上形式的平等和经济上实际的不平等，就是马克思依据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对劳动本质的观察所看到的国家和社会二元化在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新矛盾。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决定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是资本主义开创的国家和社会二元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而又难以克服的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不可能真正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切实反映全社会的普遍意志，相反地不断地扩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予示着建立新型民主制度，不断扩大社会管理经济的权利，逐步把国家和社会统一起来，创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最终走向国家消亡的历史性方面。所以马克思所设计的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有时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有时称作社会主义，是要建成消灭了商品生产，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实现了社会所有制，经济制度由社会管理自身的社会形态。这可能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有时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的本义。

二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一对相互对应的范畴，其基本的规定应该从主客体的关系去把握。社会是人懒以生存其中的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的结构领域；人生存在一定社会结构体系中与社会是主客体的关系。社会结构体系作为社会的客体。现实的人则作为社会的主体，相互连结而存在。当我们把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当作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提出来的时候，应该紧紧把握社会主客体的关系，实施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互为基础，互为前提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两个方面的发展，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社会客体规定着社会主体，社会客体的发展制约着人的发展状况。社会客体的发展是社会主体发展的基础。作为社会主题的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之中的，离开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孤立和抽象生存的人是没有的。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特别强调，费尔马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所以，要实现人的发展，必须推动社会的展；无论是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和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都要依赖于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和进步，只有社会结构体系发展进步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和基础。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侈淡人的发展提高，只能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体又反过来规定着社会客体。人的发展状况也会反过来制约着社会发展状况。人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承担着。作为社会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是在人的发展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可以借助于自己的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社会。所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人们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所以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条件。人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发展水平。否则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就会由于缺少主体承担者而不能实现和巩固。从人和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判断，人的发展是主体条件，社会发展是客观基础。人们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和进步，最终是为了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即为了人的自身全面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这一最终目的，社会发展就没有意义了。而虽然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又需要人的发展来推动，要推动社会发展，又要求人们不断发展自身，所以人的发展和社会是主客体的辩证统一。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是个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人的自由的发展，是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提升自身自然，推动征服外在自然的过程。按照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和社会决定国家历史观，认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社会取代国家管理社会，实现人自由自觉劳动联合体，只有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又需要各具阶段特色。这就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内容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结构体系的具体要求，受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性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各个不同的建设阶段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和标准，社会全面进步结构体系的具体要求能够达到的程度和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有着客观前提并按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和人的主体能动的目的性，实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和各个发展阶段的连续性的统一。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即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要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才能有效进行。

三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阶段。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接轨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市场经济转轨并采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展略的路径选择，在实现效率提高刺激经济增长取得高速发展成就的同时，出现了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的贫富差距形成长期拉大的趋热，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城差距、乡乡差距等“多二元结构”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市场机制不成熟，法律不完善，监督不到位，运作不规范所千篇一衍生的一部分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以及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的体制转移性收益，与体制转嫁性损失者之间的“新二元结构”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档收入阶层的逆向介离，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悖，有体制性的内在因素和体制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加速深化改革和加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建构工作。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其间的十五年左右都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目前只能从属于转轨途中的过度状态。

        中共十六十大选出的新领导集体，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十五年来积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及时制订了新一轮改革方案，提出：“按照统等城乡发展，统等区域发展，统等经济社会发展，统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等国内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项标准”的执政观和以提高弱势群体收入为标准的政绩观。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和操作规范、监督到位的深化改革过程中，从不协调走向协调，从不平衡走向平衡，最终实现相对协调，相对平衡的平衡性与非平平衡性统一，逐步妥善解决“多二元结构”和“新二元结构”的问题，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及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性方向。

1、人的全面发展从提高人的生存状态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观和政绩观的正确途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性的复归，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性复归和公仆意识的复归，是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对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人类社会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民雇佣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人民的统治者，使人们处于困惑的思想状态中，“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曰因已久矣”。（《老子》通行本第58章），老子把“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原因归结为统治集团缺乏理性，“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同上第46章）造成的，进而希望于统治集团的理性上认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跃”（同上第58章）导致的“返朴归真”循环不论的历史观，并非机械的循环运动，“朴者真也”反映了老子求真向善思想，探索理想社会形态的良苦用心。并揭示了相反相成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国家历史观具有亲合一致性。

2、社会全面进步，按照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和国家统一起来，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和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就是国家要逐步把本属于社会委托给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逐步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防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77页）按照马克思关于国家和社会统一起来的历史性方向，必须确立社会高于国家，人民高于统治者的历史地位。只有社会才是决定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按照这个原则只有民主制才是实现国家社会统一起来的唯一途径，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81—282页）也只有在国家和社会走向统一的进程中才能实施新型的民主制度，逐步把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归还给社会管理，才能提高新型民主制度的质量。在管理经济的职权归还给社会的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人员，才能实现“返朴归真”把已经进颠倒了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再颠已来。才能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和全社会的普遍意志，复归人民公仆的职守，从源头上限制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制约所造成的国家权力的异化。才能实现人民讫希望的“使庸一夫于家，受其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怒而黩罚之”的民主愿望。但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统一，是一个此消彼民的历史运动，根据马克思社会决定国家的方法论原则，扩大社会管理权，必须首先从经济领域和农村基屋政权突破，逐步加强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必须强化法律、法规和经济杠杆的调节机制，实行综合执法管理，是一个多环节国家和社会功能的综合体系。特别是我国目前属于准市场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监督不到位，操作运行不规范，市场运行环境指数不高的条件下，国家机器的作用还不能随意弱化，在弱化国家管理职能强化综合执法管理此消彼民的进程中，加强社会结构体系的建构工作，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实行平稳过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关系，加强区域整合、城乡整合，畸高收入群体和畸低收入群体的整合，经济与社会整合，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