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蒼穹：中国历史天幕上那颗煌煌巨星
夏挽群
中国思想文化的河流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强大的注入，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标志的道、儒、墨、法等诸子思想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之后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道儒融合。汉唐以降，道儒互补，再加上佛教的调适，三教合流，在宋代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特征、价值理念、心理密码、文化特质和精神品格的基因，并以其强大的内力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道儒互补是中国思想哲学这颗大树的主干，但其根是道。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道教鼻祖的老子，他那深邃得象太空、抽象得象梦境般的学说，以及产生这个学说的土地，令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它。
乡关何处——中国思想文化巨匠老子
与千年古城鹿邑（一）
虽然我们匆匆告别了农耕时代，虽然我们进入了21世纪的现代工业文明，但我们的确不能就此停止对历史的眺望。我们站立在今天向昨天瞭望，瞭望久了，就会让我们衔接上传统的成熟，更衔接上传统的活力。只要你调整好望远镜的焦距眺望，你必然不会忽略中国思想文化的根脉：老子、老子的哲学，以及产生这种宏大而深刻思想的那座历史古城——鹿邑。这样，你才真正能接通文化的风水和地气。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来述说一条河流。这条发源于开封、一路向东南而去、最后注入淮河的、全长380公里的古老河流，没有黄河般的烟波浩渺，没有长江般的惊涛拍岸，就那么静静地、优雅地、谦逊地在无际的黄淮平原上流淌了千万年。在古代，这条河流的两岸也曾巨树掩映、青草如茵、鹿鸣呦呦，再后来，这里也曾是帆樯如林、喧声如潮。它是豫皖之间的水运要道——这条河流叫涡水。
自从涡水这个文明之犁在其疆域里开垦出第一块耕地之后，这片土地便再也不肯荒芜。涡水承载着千年的波涛在文化间流动，这些文化曾是它在漫漫的岁月里雕琢而成的。涡水雕琢出来的第一座城邑叫“厉”（读赖）。“厉”这个地名出现时，它与远古传说时代的葛、昆吾等民族封地有大小相同的地位。然而，象葛、昆吾这些地名在古老的中国版图上仅仅是昙花一现，唯独厉，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延续至西周、东周、秦汉……直至今天。朝代屡更，地名几易，但厉的位置始终未变。它就是鹿邑的前身。公元前773年，当时属于陈国的厉的旁边出现了苦（读古）县。春秋时期，厉称厉乡，属苦。苦先属陈，之后，陈为楚灭，苦又属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给了老子里籍一个权威的说法：“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苦县就是现今的鹿邑县，厉乡曲仁里就是现今鹿邑太清宫镇。
一切都遥远得象神话，优美得象诗歌一样，但它们却都是历史真真切切的存在，而且涡水流域这块方圆百里的一块地方，的确一度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舞台上占据过聚光灯下的中心位置。
8000多年前，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率其部族告别了干旱缺水的黄土高原，一路风尘沿黄河东下，来到了这片土地上，遂定居于此，在这里开创了华夏的史前文明。伏羲始创八卦，揭示天地阴阳、世间万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天道观”已在这个时期初见雏形，辩证、循环的思想在八卦易理里也有清楚的演示。从黄土高原一路东行的还有女娲部族，在这里形成了娲皇文化，展现了“阴柔包容”的哲学命题。还有神农氏，继风姓而王，在这里开创了农耕文明。神农治世身先于民的亲民思想、不用甲兵的反战主张、返朴归真的理想主义追求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五帝之后，一个新兴起的东夷部族，就是后来建立了以青铜器、甲骨文为标志的商朝的殷商族，也起源于涡水流域。东夷、华夏、苗蛮三大部族交汇融合，拉开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序幕。
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老子思想哲学诞生的前奏和铺垫。就连距离老子故里不足百里之遥宋国的那位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也坦率地承认：老子和自己的思想并非是各自的首创，而来自“古之道术”。文化的土层在这里厚厚地堆积，为思想之树的生长周详地预备了肥沃的田园；早期文明的萌发和酝酿，在这里造就了文脉旺盛的地望和风水。当一切筹备就绪了之后，这片土地便急切地呼唤着涵天覆地、宏阔精深的大学问的出现，等待着震古烁今的大贤哲的来临。于是，老子在公元前571年应运而生了，他在涡水流域挑选了自己的出生地，这个地方是鹿邑。他姓李，名耳，字聃。所以，鹿邑是幸运的。
这就该说到老子其人。如果以上讲述的是老子在涡水流域出现的文化基础，也就是其必然性，那么，我认为老子的一生其实还充满着一系列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在老子的人生路途上挑战似地等待着他。
李耳成年后在周王室当了一名“守藏室史”的官。顾名思义，守藏室史是一个管理王朝典籍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使他捕捉到得以博览各诸侯国“古之道术”的机会。我想，他在图书馆里肯定阅读了《周易》、《尚书》、《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完成了自己的知识沉积。三十年的积累和熔炼，他已俨然而成大家。连孔子都说：“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之归，吾师也。”于是后来到洛阳与老子有一番晤谈。回到鲁国后，孔子对他的弟子说：“我知道鸟会飞，兽会跑，鱼会游。会跑的可以挖陷阱去捕获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射下它，会游的可以用钓具钓起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乘着风飞上天，高深莫测。我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吧。”可见，这时候老子的学问已经犹龙一样，上可飞天、下可潜渊，进入自由境界了。成就老子的是他三十年“守藏室史”的经历，这是老子的一个偶然，也是他的一个幸运。这是他的造化所致，或者上应着天意。
公元516年，周室腐败而愚蠢，甚至发生了争夺王权的内乱。抢夺王权的王子朝失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李耳见诸侯国之间充斥着龙争虎斗、谋略权术、战争杀戮，极度失望，便决意回到苦县设坛讲学，专事学术。这是他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决定。设若没有王子朝“奉 周之典籍以奔楚”，李耳可能会将就着继续自己的官场生涯，继续在朝廷议事时站在旁边依着柱子做他的记录。那样的话，世间就多了一个官吏，而少了一个英才。历史上为官者不可胜数，但大多都寂寂无名于荒草野冢之间，所以，当李耳意兴索然地走出洛阳的时候，其实正是自己走向辉煌的开始。这是他的又一个偶然和幸运。
李耳回归乡野之后，专心治学，经过又一番参悟，必是愈发哲思如潮，浩阔无际，更加臻于成熟，进入化境了。以至于孔子以“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又数度到苦县问道于老子。
到了公元492年，楚灭陈，老聃再遭亡国之痛，遂决定去秦国，这就到了函谷关。函谷关位于今天河南三门峡灵宝市北30华里的王垛村，古时是“崤函古道”的咽喉，“襟带两京”的锁钥，雄关要塞，深险如函，历来是一个天生的战场，浓重的杀气弥漫在山峦之间，至今难以消散。但偏偏当时这么重要的关隘的守将是一个文化人。
老聃骑着青牛缓缓地来到函谷关，关令尹喜见“紫气东来，料有真人通过”，便留下了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所著之书便是那册石破天惊、经纬天下的千古绝响《道德经》。老子西去后，不知所终。也有说尹喜也干脆随老子去了秦国，还有说老子到了终南山附近修道、论道、传道，最后死在扶风，葬在槐里。这些说法，学人们至今仍在絮絮地争论不休。
函谷关写经是老子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偶然，设若防守函谷关的是一介武夫，不曾留老子著书，从此便无《道德经》传世，因为除了《道德经》，老子的著述存世者极稀。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国古典知音文化的又一个例证，尹喜不仅是老子的知音，而且是一个智者，没有他，中国文化的宇宙将留下一个永远不可知的空洞。老子驾鹤西去了，但有《道德经》流传，成了照亮后世的明亮光源。正如庄子所说“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火却传下去，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纵观古今，凡一位大人物的产生往往有其必然，又有其偶然。必然可以常遇，偶然不可常得。各种必然和偶然能够毫无疏漏地集合在一起，方能成就一个伟人，但是这种情况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圣人的出现是艰难的。
老子的思想哲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以“道”为核心概念，以“道法自然”、“尊道贵德”、“清静无为”为基本原则，创立了世界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探讨世界存在“始源”问题的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老子世界哲学之父和世界辩证法鼻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道德经》用“道”来描述世界的始源、根本、本质、规律，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相统一的终极基础。道作为万物的始源而存在，虽无形无名，不可言说，但道生万物。他把道德置于自己学说的核心，把重积德作为人与道合一的根本途径，把修身、修家、修乡、修邦、修天下融合起来，洋溢着伦理精神的光辉。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反对违逆自然而肆意造作的“妄为”，希望顺道而为，达到“无所不为”。他提出“寡欲”的主张，强调“守中”“知足”“知止”“慎欲”，反对对个人私欲无止境地追求，表达出对于朴素、纯真、本然和恬淡的本性追求。老子提出的“玄览”，与孔子提出的“格物”，禅宗宣扬的“了悟”一起成了中国哲学“悟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典型表征。
《道德经》之所以辉煌，并不仅仅因其两千年的“古老”，而是因为它思想和形式的“深刻”。它迫使每一种文化、迫使每个人反思，它其实是用一种穿透精神的“根”的深度，时刻提示着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秉持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面对着它，我们不仅是在眺望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眺望自己。
自老子学说问世之后，从古迄今，研老注老之风流行两千余年，在某些时候甚至形成了一泻千里的大潮。先秦以降，研老注老的著作不绝如缕，超过四千余种。老子思想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老子文化热正以一浪高过一浪之势风靡世界。二十世纪以来，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众多国家和地区，《道德经》相继翻译出版，单是日本就有300多种版本。老子是站在地球之巅，对全人类讲话，所以《道德经》在全世界译了又译，注了又注，译本近500种，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黑格尔、尼采、亚斯贝尔斯、罗素、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李约瑟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都从老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并予以高度评价。
浩瀚的宇宙有一颗星，叫“鹿邑星”，由哈佛大学美籍华人邵正元发现，并以他的故乡而命名。世界文化的天际，还有一颗星，那就是老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颗星也属于鹿邑。鹿邑的母亲河涡水为老子的临世做了万事俱备的铺陈，老子成名之后，鹿邑这个地域更是与老子须臾不可分离，就仿佛鹿邑是专门为老子而存在的。
老子的成名使鹿邑在历朝历代受到上至宫廷、下至庶民的共同注目，鹿邑这个地方从此便常常车马如潮、龙旗如云、人声喧嚷、香烟缭绕起来。自汉桓帝延熹八年派大臣到鹿邑朝拜老子，并修建老子祠开始，历代皇家祭祀老子的场面便绵延不绝。汉桓帝一年之中两次派专使到苦县朝拜老子。三国初年，曹丕见老子祠因战乱而“楼屋倾颓”，曾下令修整。后又亲自去苦县察看，见老子祠已经“殊整顿”，就是特别的华丽。到了唐代，老子及老子的学说受到了空前推崇。武德三年，唐高祖李渊追认老子为李姓始祖，以老子庙为太庙，“特起宫阙如帝者居”。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六年敕修太上老君庙。乾封元年二月，唐高宗李治偕武则天皇后及文武官员至厉乡老君庙朝谒老子，虔诚致敬李氏祖先，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尊号，改建老子庙为李氏祠堂，建紫极宫，改谷阳县（原苦县）为真源县，其意是说此地乃道家、道教之源。其后，武则天称帝后，为纪念李耳的母亲，再改真源为仙源。后又改为真源。到了宋朝，宋真宗赵恒是历代帝王朝谒老子规格最高、仪式最隆重、记载最详细的一次。宋真宗加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建太清楼，“庙貌甚侈”，还亲自“御制御书”并篆额，又下诏改真源为卫真，以表明他比唐王朝更加维护老子及道家、道教的至尊地位。另一位到过鹿邑太清宫的北宋皇帝是宋徽宗，亲自到太清宫恭行谢礼。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北宋灭亡，太清宫所在地不归宋有。然而金人也并没有冷落太清宫，金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甲子，仍“遣使报谢于太清宫”。
出于对老子及道家、道教的尊崇，历代在老子生地兴建的纪念建筑层层叠叠，不可计数，到处是殿宇崇矗，匾额高悬，湖水潆洄，古柏苍郁。经风雨剥蚀、兵燹匪患，这些建筑屡修屡毁，屡毁屡建，有幸保存下来的还有老君台、太清宫太极殿、赶山鞭、洞霄宫正殿，皆极珍贵。
祭拜老子的古建筑煌煌然如帝苑，其碑刻则必是矗立如林。它们历尽沧桑，岁月剥蚀，仍立于大野，或藏于地下，无言地宣示着这座古城昔日的荣光。其中特别著名的碑刻有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宋《先天太后之赞碑》、《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太清宫崇真桥记》、《金续修太清宫碑记》……
时至今日，面对这些历史的陈迹，我们仿佛还能听到持续了两千年的人与天的深情对话，仍能看到凝结在碧霄九天的、寄托着无数百姓祈愿的袅袅香烟，还有老君台那静穆的汉唐残阳，洞霄宫那悠悠的宋金钟鼓，明道宫那明清时的潇潇秋雨……便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和韶华易逝的淡淡惆怅和苍凉向你袭来，让你悚然而不知身在何乡。
近年来，当地修复了老子诞生地太清宫和老子讲学地明道宫，规制宏阔，殿宇巍然，烟水飘渺，是对老子及对我们祖先的告慰。又修建了老子文化广场，刻《道德经》于石壁之上。老子雕像岿然而立，慈眉善目，长耳垂肩，双眼微闭，似在继续着两千多年前的深思。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文明“轴心时代”的命题，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灿若星辰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巨匠，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有老子、孔子；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重新燃起火焰”。
而在当今，我们似乎不再注重这些大思想了，社会的思想似乎变小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大家不象从前那么在乎思想了，于是我们只能把经验拿来当做思想。上世纪80、90年代，大家认为中国只要把经济和科技搞上去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重商主义的时代。大家认为那些铸造民族精神品质的大学问，如果不能快速转化为GDP，它的价值就微不足道了。这种趋势造成了唯利是图的信仰、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理智的享乐和没有道德的商业……
面对社会风气和道德的诸种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于是，许多人提出，社会应当重建我们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重建我们的理想主义。而我们新的中华文化的大厦决不能构筑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我们重建的基础必定是数千年形成的，并且符合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其中首先就是老子文化。
如今，中国社会已经意识到儒家的文化力量，一提软实力则言必称孔夫子。但春秋轴心文化不只有以人为本的儒家，还有以自然为中心的道家学说。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形成的过程中，道家为体，儒家为用，道的本体是哲学和宇宙观，而儒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理论体系，二者是互补的关系。庄子批评儒家忽视了道的本体，而游乎于仁义，是舍本而逐未。虽然此言有失偏颇，但确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思想哲学的本源。
我赞成中国的软实力尽快西进，特别主张老子文化的西进，因为当前这个纷乱的世界尤其需要老子的思想。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人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攫取甚于和谐。社会堆满了欲望，欲望的狡黠在于：它推动人类前进，也加速人类灭亡。几百年来鼓励人们不顾一切地、有时甚至不惜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发财美梦的资本主义理念，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地球还能不能承受环境的破坏和战争的摧残？人类能不能把重点放在解决自己的真正的重大问题——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上？地球孕育人类，人类该如何与地球相处？人类自己之间该如何相处？许多先知先觉的圣贤都发出了自己的呼喊，留下了许多醒世恒言。老子对自然的保护、对和谐的信念、对贪婪的批判、对战争的反对、对女性的赞扬等等，对西方人类来说都是天籁之音，是振聋发聩的软实力。
我相信老子的思想哲学里存在着引导人类意志的力量，它宏大壮美，寂寥无垠，在它的面前，我们的得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好自为之。
（作者系中国民协顾问、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