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男，1953年生；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诗意——道教人生哲学的理想目标

 “人建功立业，但他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这是二十世纪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所引十九世纪诗人荷尔德林晚期的一首诗。对此海氏评论说，我们可以想象诗人们的栖居的确时常是充满诗意的，但为什么把每一时代的每个人都说成是诗意地栖居呢?所有的栖居难道不是与诗意不能兼容吗?我们的栖居苦于住房的短缺，即便不为住房的短缺发愁，我们今天的栖居也被工作所困扰，也被追名逐利弄得不安全，也被娱乐消遣行业搞得心荡神迷。如果说今日人类的栖居还有一席之地留给诗意，那么这实际上是种美化。由此海德格尔自问自答地展开争论：人能否诗意般地栖居在这大地上?他的结论是，诗所筑造起来的，正是栖居的本质，诗与栖居不仅不排斥，相反却是相属共在，每一方都在呼唤着另一方。诗意是人的栖居必备的基本能力，只要纯真的善与人的心同在并持续下去，人就根据诗意的本质来创造诗，而当这种诗意恰当出现时，人就人性地栖居在他的大地上。［1］显然，海德格尔完全相信，人回归纯真的善，就能过一种合乎人性的诗意般的生活。他并不经意探讨如何去做诗，何谓诗的意境，他所关心的是怎样以诗的态度去生活。

 诗化人生，过一种诗意般的生活，这正是道教人生哲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的人生哲学思想，以逍遥快乐、长生不死的神仙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描绘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人生构图，这幅图画古往今来吸引了不少人为之倾倒。神仙形象可以说正是道教诗化人生的一种折射、一种艺术的体现，神仙过的日子说到底是种归真返朴的生活样态，道教在神仙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寄托了诗化人生的理想。试看道士们笔下的神仙，自由自在，天真如婴儿，棋琴书画，潇洒似行云，或玄珠无心，或坐忘返朴，或林下论道，或海阔天空，往来无拘束，谈笑有高朋，适性忘情，圆满自足。这种神仙过的诗意般的日子，也正是道士们所想要过的日子。儒家要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种官本位的人生。道教的功名观与此不同。张伯端《悟真篇自序》说，当人经过修炼内丹，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这是种仙本位的人生，以成仙了道为功名。在道教看来，人生短促无常，“昨日街头犹走马，今朝棺内已眠尸，妻财抛下非君有。”［2］与其贪图利禄求荣耀，不知不觉已憔悴衰老，不如抓紧时光修炼仙道，求取长生。以虚静无为养生修道而成仙，这是种诗化的艺术人生，是道教人生哲学理想的人生目标。

 那么怎样才能到达这一目标呢?换句话说，如何才有诗意般人生的实现呢?道教为要实现诗意般的人生，首先便主张归真返朴，走回归清静自然的路，这条路就是道教眼中诗化的人生之路。抛弃了名利的诱惑，避开人与人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喧嚣繁华，自己却悠然自得地过着田园风光式的宁静生活，与大自然溶化为一体。阳光、空气、水分，一切都那么清静自然，充满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但这远远还不够，对道教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返归自然不仅仅是回到自然界，而且还要回到精神上的自然而然，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回到自我的真实本性，摆脱名利的羁绊，得其心灵的虚静。道教所谓自然，不全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自然界，也非西方所谓自然主义，其主要内涵是指精神上的独立无待，本来如此，自由自在，也就是人们心性的本真状态，没有修饰，没有伪装。现代人所说的自然现象严格讲起来是他然，待他而然。自然界的现象处于因果关系中，相互依待，这正好是不自然不自在，即庄子所谓“有待”。道教叫人回归自然，不是回归这种有所待的自然，而是无待的自然，这样的自然只存在于精神现象中，亦即精神的独立无待。在道教眼中精神独立无待才能算自然，这是种超越了“有待”的自然现象的境界。人生只有进入这层境界，把外在的虚伪造作通通去掉，由此解放出来，获得精神自然自在，心性虚静真诚，才说得上是种诗化般的艺术人生。

 初唐道士成玄英提出复归真性的复性论。他认为人君宰割了人的真性，造成人的矫伪无实；儒家仁义礼法对人们真性的残害，简直和刑戮一样，使人拘束性情，不能遨游自得，成为笼中之鸟，违背自我本性。针对这一弊端，他呼唤：“复于真性，反于惠命”［3］，回到人的真性实命。所谓真性就是人的自然之性，就是人的本性、天性。为了帮助人们恢复真性，成玄英提出这样一些命题：(一)“率性任真”，即听任人的真实自然的本性充量发展，让人实现真实的自我。(二)“率性而动”，即在人的天性范围内动作，无为而为，为而无为。(三)“率性合道”，即放弃对名利的追逐，以合自然之道，这样就会像流落他乡遭遇不幸的人回到故乡，充满喜悦之心。精神家园的失而复得，使人不再有四处流离之感，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四)“率性保分”，这是说各人的禀性不同，每个人对于天赋给他的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这种天赋给个人的性称为“性分”，各人守住各人的性即为“保分”，而能够保分就能复归真性。(五)“任性适情”，人一方面顺适自我的性情，另一方面又当顺万物之性，如此可尽逍遥之妙致。成玄英既主张适情，即顺任的自然之情，又反对“滞情”，主张去除“矫情”、“情欲”，提出“至人无情”、“忘情利害”。适情是对“人情”的否定，因为人情违背天然，人情有罪。人情之罪就在于其中含有填不满的欲望，这种欲望驱使人犯罪。人情使生命在迷途上流浪，不再有回归家园的日子，只有至人真人能够做到“无情”，超越人之常情，保持天然淳素的状态。(六)“穷理尽性”，指人的自然之性就是合理的，即人自然本性就是理。在成玄英眼中，性与理是一回事，但性又可从理中游离出来，人的任务就是防止性脱离开理，这样就能达到复归真性的目的。归纳起来，成玄英的复归真性是要追求一个超越的、解脱的人生，是要从儒家仁义的桎梏中求得个性的自由、精神的解放，是要从仕途功名的压力下求得虚静自在、诗意般的人生，并最终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可以说是道教主张回归自然、回归个人本真的艺术人生的一个具体写照。

 道教同道家一样，认为人的生活要像诗，就应保有赤子之心、童心。婴儿纯朴自然、天真无邪，没有庄子所谓“机心”、“成心”，人诗意般地栖居就要像婴儿那样活着，保持赤子状态。婴儿是道的象征，体现了无知无欲、无拘无碍的大道精神。人如何才能像婴儿般活着?首先是见素抱朴、虚静寡欲，即对外在的、表面的物质生活和庸俗的感官享受看得淡然，刻意追求内在的、本质的精神生活和高雅的审美享受。再就是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应该以“无为”的原则待人处世，无为就能回到婴儿的人生境界，体验到艺术人生的真谛。陶渊明有首诗说得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4］要想获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一种诗化的人生，恐怕没有“心远”的虚静境界、心的横空出世，没有赤子之心，那是很难办到的。

 二、此在——道教人生哲学的基本特征

 必须指出，道教人生哲学追求的诗化人生是此在的而非彼在的，就是说它在此岸而非彼岸，它是实实在在的。道教不像佛教那样为了追求彼岸世界而苦苦修行，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在现世中追求幸福快乐的心理需要，以至为了解决现实人生所碰到的种种实际问题，所以其人生哲学立足于大地上，务实求真。道教人生哲学实际上是在摸索探求如何使人类的生存充满一种快意乐趣，并将这种幸福快乐保持到永远；这种幸福快乐是超越流俗的“至乐”、“大乐”。尽管其诗化的艺术人生不免有理想化的成份，但总的说来更为追求切实可行，使人能够亲身感受体验，而非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所以道教的主流派并不主张出世，独自跑到深山老林修道，而是强调在入世中出世，即在闹中求静，在尘俗之境当中修心养性，炼养神仙长生之道。用道教的话说就是外混俗务，内修真道，和光同尘。诗意般栖居大地，诗化的艺术人生用不着脱离人群，用不着抛弃家室，去深山作隐修之士。东晋著名道士葛洪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他同意这样的观点：“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5］。“大隐隐于闹市”，“上士得道于三军”，这是葛洪十分赞赏的人生格言，亦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身居闹市而一尘不染。葛洪的人生理想并非纯粹栖遁山林，隐修神仙，他没有忘记建功立业、平治天下。他主张在现世活动中获得精神解脱与肉体飞升，亦即既经时济世，又超凡入仙。既能“佐时”，又能“轻举”的上士，是葛洪心目中理想的修仙者形象，也是他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价值目标。在葛洪身上鲜明地体现了道教人生哲学的此在性。

 初唐重玄名家成玄英批评儒家圣迹，试图超越圣迹，以老庄价值观作为人生指导，超凡脱俗，自由逍遥。然而，现实的社会人生又令他感受到难以冲破尘俗之网，人不得不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生存，世俗的眼光足以将一个敢于反抗仁义圣迹的人扼杀，所以具有超凡脱俗精神的真人、圣人只能把自己包装起来，戴着假面具，混同尘俗。基于此，他提出“韬光晦迹”的处世态度。他认为：“晦迹韬光，能继常道。”［6］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里的“迹”是指人的真迹，本来面目，真情实性。隐晦真迹，掩盖光彩照人的光芒，行圆德备，才能“无复遗余之殃咎”，方可以“承袭常道，绍隆真教”［7］。一般人要做到藏名晦迹，有大功德而不为人所知，实在不易，只有圣人和神人可以。“圣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群品日用不知，不显其迹，此诚难也”；“夫巧合天然，善能晦迹，泽其万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谓乎！神人无功，故能之耳”［8］。圣人、神人是韬光晦迹、不显其迹的典范，处世接物就该像他们那个样子。晦迹韬光作为一种手段，成玄英认为似乎还不足以达到完全保存真我的目的，他感到还须“混迹同尘，和光顺俗”［9］；“降迹同世，随物所宜”［10］。此所谓“混迹”、“降迹”之迹与“晦迹”之迹不同，晦迹的迹指本我之真迹，而混迹的迹则指尘俗之迹。就是说要保存真我还应该混迹人间世，不与世俗唱反调。当然，混迹尘世，却又不能忘了本，还必须守道，沉浸于道的境界。成玄英《庄子·天下疏》就讲：“原，本也。一，道。虽复降灵接物，混迹和光，应物不离真常，抱一而归本者也”。混迹和光却又迹不离本，这是一内一外之事，外表与尘俗无异，内心却沉睡于道乡，内外和合，既不背离真常，又不招惹世俗。成玄英吸取了老子和光同尘的思想，也继承了葛洪的“朝隐”之说，为修道者指出一条立身处世的途径，这途径就是内修真道，外混尘迹。

 身在尘世，心却远远的去追踪“道”，于入世中出世，这就是道教主流派的主张。道教的神仙也离我们不远，不时出现在人间，为人们解除倒悬，锄暴安良，惩恶扬善，甚至下凡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他们的形象都是那么亲切可爱、平易近人。道教还有所谓地仙，就脚踏实地生活在这大地上，与人的距离更近。其实在道教那里，神仙大多是由人转化而成的，人与仙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此正应了一句俗话，神仙也是人做的。神仙对于人来说并非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即可成仙，神仙与人的距离如此之近，强烈地体现出道教人生哲学的此在性。而神仙恰恰就是道教诗意般艺术人生的理想体现，是人生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对道教徒来说，人一旦经过修炼转化为仙，诗意般人生也就圆满具足了。

 人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必不可免要面对现实人生的得失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人生的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道家道教哲学是失败者的人生哲学。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认为：“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十章引德效骞的话说：“儒家思想一直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则是‘失败者’或尝试过‘成功’的痛苦的人的哲学。”并认为此话说得很好。［12］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称：道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些被长期的战争、混乱和死亡吓坏了的思想家因不愿追逐权力、地位和财富而表现出来的消沉退却的哲学。”［13］失败、退却者的人生哲学，这就是许多人眼里的道家道教哲学。的确如人们所言，道家道教的人生哲学能起到安慰人在精神上遭遇到幻灭与痛苦的作用，使人即使掉进逆境，也不气馁悲观，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开，以豁达虚静的心态对待失败。但道家道教哲学依然可以是成功人士的哲学，成功者以此人生哲学为明镜，不时地提醒自己“福兮祸之所伏”，不飞扬骄横，不居功自傲，谦虚谨慎，从而保持其成功长盛不衰，即便从顺境陷入逆境，也不惊不诧，应付裕如。关键的是，成功者应始终保持一颗道家道教式的山林心态，以此不变之心态应万变。这一点晋人郭象早已看到，他注解《庄子·逍遥游》时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位处庙堂，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是中国士大夫正统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庙堂为官即是人生成功的标志，这是十分典型的儒家人生价值观，但就在此功成名就之际，内心深处也应该保持道家道教那种啸傲山林的人生价值观。盖因如此可以化解伴随成功而来的巨大的身心压力，消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不为名教所拘禁，获得对官本位那种刻板单调人生不足的补偿。又因庙堂与山林的场景是会发生转换的，一旦从庙堂下野，步入山林，就不致产生心态的失落感，不会有太大的反差。所以在郭象那里，道家人生哲学也是成功者——“圣人”的处世哲学。“功成身退天之道”，这是老子传授给成功人士的处世哲学，也是道教一再强调的人生准则，是成功者实现其诗化艺术人生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