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时间遵从“黄老道学”，那就是汉朝初年，此后发生了强烈的道儒之争。而后，在统治者的思想中，真正纯粹遵从道家的大朝就少之又少了。道家以重生不重死，讲求无为而治的思想而让大乱之后的国家得以休养生息。(其实无论我们同意与否，成功帝国中的新兴统治阶级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道家的思想，否则就会象董卓一样成为乱时军阀，而不能成一时帝王。)
　　
　　后来，儒家或佛教在中国大地大兴天下，成为汉以后的统治思想主流。我个人认为，道家思想从根上来讲极难解决短期内的问题，比如：如何迅速达成统治者的意志，道家讲究“大器晚成”，自然天成，以柔克刚，无为而治，而统治阶段需要的是立即把一切“刚”与“柔”都“尽在掌握”。发端于黄帝等氏部族时代而来的“朴素唯物与民主”，在人口增多、矛盾尖化的帝国时代，便越来越不合乎潮流，只是在大战之后，有意无意地被统治者“顺便”采用了一下而已。道家慢慢褪变为休身养性，八小时以外的“居家良品”。
　　
　　法家，以其宗法制度方面的“唯法”不“唯仁(儒家)”和不“唯自然(道家)”而解决了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立即限制贵族的权力，进一步打压贵族及以下力量。有了法家思想的强势，统治者便可以成就“普天之下，莫非……”的大愿。法家，在帝国崛起的过程中，为统治者提供了强力的思想武器，让统治阶级可以在激励士气，限制思想方面解脱了缓慢的枷锁，从此摧枯拉朽，大踏步向前。秦的兴起是在法家的思想指导下达成的。曹操和诸葛亮也是法家思想的毕身追随者。
　　
　　但是法家，解决不了强势管理带来的“官逼民反”和“拼死抵抗”(如《英难》中赵国人无名等就因为没有活路而要疯狂刺秦)。法家如同谈判策略中的“白脸”，过刚无柔，于是儒家应运而起(也即是“红脸”)。
　　
　　但是当儒家兴起的时候，统治者内心却并没有放弃法家思想。甚至在帝国兴起的初期还要暂时放弃儒家思想而仅用法家(因为儒家思想解决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问题，也就是更换朝代，杀了前君不好解释)。而当盛世到来的时候，统治的基本思想便被表面的儒家所掩盖。那就是讲求礼制，遵从道德，从而维护统治的稳定，不允许再“弑君”。但一但有不稳定局面出现的时候，统治者骨子里的法家骨骼还是会在需要的时候制造出强势的血液来。这便是历史上的“阴法阳儒”或“明儒暗法”。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管理的结论是：
　　
　　1、团队有重大问题(身逢乱世或盛世平乱)—法家思想——白脸管理(杀鸡骇猴)；
　　
　　2、团队稳定有秩序(如盛世嘉华尽在掌握)—阴法阳儒——红脸白脸(确保可控)；
　　
　　3、团队遇重大伤害(如乱世浦定百废待兴)—道家思想——红脸管理(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