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钰

天静宫位于安徽省涡阳县张老家乡，西、南临武家河（古称雉水），东临东岳庙（天齐庙），是北宋时期神仙家假造的“李母感星之所”，即道教鼻祖老子的母亲吞流星而怀孕的地方。

一、天静宫始建年代

象我国古代大多数宫观一样，天静宫建于何代，文献并无确切记载。其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太清宫高道贾善翔在宋哲宗朝（1086～1100）所撰的《犹龙传》。《犹龙传》言：“商第十八王阳甲十七年庚申之岁，至降凡有二十一事……第一“大道应化”，托孕人间，化日精，为五色之珠，此阳明德也……第二“驾九龙之车”，凝结变化，五色交辉，流入玄妙玉女口中，此明九龙阳清之华也。今有流星坛，在亳州之城父县天静宫也”。乾隆《亳州志》卷三所言天静宫“流星之说，自宋时已有之”，即指这一记载。由此可知，天静宫在宋哲宗时期就已经存在，是与老子出生地太清宫同时并存的宫观。

其后，南宋李焘(1115～1184)于宋孝宗时期(1163～1183)编著的私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再次提到天静宫。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唐太宗李世民之十四子李明）的后代，对李氏先祖李耳的身世传说非常感兴趣。他本着“宁失於繁，无失於略”的原则，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中记载：天禧元年（1017）二月，“亳州言修天静宫毕。初，宿州临涣县有天静宫，言李母感星之所也，上将朝谒太清宫，丁谓绘图以闻，遣内侍诣宫设醮，遂诏重修”。这里的太清宫即指今鹿邑太清宫，在北宋时曾隶属于亳州。这一段文字对天静宫在北宋时期的诏修作了详细记载，肯定了宋真宗初年宿州临涣县（战国时期的“铚”地）建有天静宫，肯定了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天静宫在宋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前夕始得诏修，肯定了天静宫在当时被称为李母感星之所，也肯定了临涣天静宫与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并非同一个宫观。史料还记载，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一日确定“以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第二年正月十五正式启程朝拜太清宫，因此，天静宫开始重修的时间当在大中祥符六年八月至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之间。

天静宫大约始建于什么时间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言：“初，宿州临涣县有天静宫”。宋真宗于公元998年～1023年在位，宋真宗“初”年最早不过公元998年，而大中祥符“初”年最早不过公元1008年。史料记载，北宋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都很推崇道教，使五代末“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忘逸，宫宇摧毁”（见《道藏》）的局面得以改善。宋真宗继位后，又把崇道事业推向了高潮。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天书降于京城左承天门上，宋真宗遂诏改元。为迎合皇帝的崇道心理，制造祥瑞，随后，兖州父老千二百人诣阙请封禅，曹、济州、广济军耆老二千二百人诣阙请临幸，各地请旨临幸者不断出现。当年10月，宋真宗准旨东封泰山（东岳）。宿州临涣县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为迎合皇帝崇道而于雉水岸边新建东岳庙（天齐庙）的。第二年，宋真宗又下诏天下各州军监皆建任奉天书及圣祖的天庆观。不久，又下令京城天书下降处建元符观，并炮制了天庆节、天贶节等许多以“天”字为名的节日。一时间，“天”字成为宋真宗时期最为流行的词汇。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馀人诣阙请车驾朝谒太清宫”，八月，诏“以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受此启发，临涣县道士及当地李氏族人可能便根据李母“感流星而有娠”的神话传说，利用当地的废窑（现今涡阳考古发掘的唐代废窑就在发掘区的南部，与史书所载的天静宫“南有流星园”完全吻合），转而又在东岳庙西侧兴建了流星坛及相关道观，并自称“李母感星之所”，定观名为天静宫。自此，天静宫便正式诞生——最早也不过公元998年，比汉桓帝祭拜的老子庙（北宋亳州太清宫，即今鹿邑太清宫）至少要晚859年，比唐玄宗把老子故里之老子庙更名为太清宫（天宝二年〈743〉易紫极为太清）的时间至少要晚250多年。此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对庙宇、道观、坟墓记载非常详细，其中城父有伍奢庙、临涣有嵇康墓，但均没有老子庙或尹喜墓的记载，蒙城则更无任何庙宇、道观或坟墓的记载，说明北宋太平兴国之前，今涡阳天静宫一带尚未建有老子庙。唐末至五代中期的高道杜光庭（850～933）所撰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也仅有真源县太清宫和先天太后宫的记载，丝毫没有临涣天静宫的记载；唐代临涣县尉、主簿也先后到真源太清宫朝拜，并在《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两侧题名留念。这些进一步佐证了至少在五代早期临涣县还未建有供奉老子的老子庙或天静宫。自古乱世都是宫观遭殃的日子，五代中后期也不可能大兴土木，在下城父一带兴建宫观。《旧唐书》记载亳州领县八，仅在亳州西部的真源县条下有老子庙之记载，城父、临涣、蒙城等其余各县均没有任何庙宇道观记载，更没有老子庙的相关记载；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阴沟水·涡水》中，对当时涡水（今涡河）沿岸的地理风貌注录非常详细，但在下城父（雉河集，今涡阳县城）一带也没有任何庙宇道观的记载，说明唐代直至北魏时期，天静宫更不存在。

可以说，在北宋之前的所有正野史中，尚未发现任何有关天静宫的片言记载，也没有其他道观易名为天静宫的记载。因此，天静宫始建于北宋的推测是不会有错的。

张起岩《亳州天静宫兴造碑》载元代天静宫建筑群中有太霄宫；明寿州方震孺所撰《天静宫重修碑》云“（天静）宫之南有圣母殿，旧题为紫霄宫”。查阅有关史料，太霄、紫霄之名，均来源于北宋道士林灵素在宋徽宗时期编造的“九霄”神话，九霄即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神霄最高，太霄最低。由于“九霄”神话深得宋徽宗的喜爱，其时“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见《宋史》）。因此，从名称上分析，天静宫建筑群中的太霄宫、圣母殿最早建设年代也不会超过宋徽宗时期，最有可能是元代天静宫提点刘道广“师徒经营三纪”时建造的。

1991年天静宫考古发掘也证实天静宫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天静宫遗址考古发掘小结》显示，天静宫考古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宋代“老君殿”基址，这是天静宫发掘出的最早的建筑遗迹。该基址在发掘区的东南部，“亚”字型高台建筑，东西长30.3米，南北宽14.5米，台基高0.60米，南面正门凸出，经专家鉴定：该遗址为宋砖砌筑。在散水铺砖下出土有宋代“祥符元宝”铜钱垫基，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所载天禧元年（1017）“亳州言修天静宫毕”、宋真宗将要朝谒太清宫时“遂诏重修”的记载相符。但这个基址实非《天静宫遗址考古发掘小结》所称的老君殿基址，而应是三清殿基址。元《亳州天静宫兴造碑》（张起岩1332年撰）明言：天静宫“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有室”。三清殿是“三其门”，面积稍大；老君殿是“丈有室”，一丈见方，面积小得可怜。因此，这个东西长30.3米的建筑基址不可能是老君殿基址，只能是三清殿基址；该高台基址形状为亚字形，中间凸出，说明其必是天静宫的主殿。三清殿供奉的是道教最高神灵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老子）三个先天尊神，其中元始天尊居三十六天之玉清境，灵宝天尊居三十五天之上清境，道德天尊居三十四天之太清境（即在三十三天之上），三清尊神位居道教三十六重天中最高的三重天，系最为“清静”之界，因此，北宋时期人们认为“首三神，敷元命，是谓之高天”；唐末至五代时期的高道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也有“运玄元始三气而为天，上为三清三境，即始气为玉清境，元气为上清境，玄气为太清境”的记载，“天”上为三清三境，故供奉三清尊神的宫观就被临涣县道士誉为“天静”宫。三清殿供奉的神灵与天静宫的庙名完全吻合，说明其必是天静宫主殿。既如此，老君殿就不可能是宋代天静宫的主殿。遗址发掘与天静宫碑文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天静宫在北宋时期仅是专门祭祀三清之神的道观，不可能被称为“老子庙”，更不可能被称为“太清宫”。如果今人非要给天静宫加个一个“俗称”或改一个名称的话，也只能称为“三清观”，称其为“老子庙”则于史不符。

就整体规模而言，天静宫也不及北宋京城和老子出生地的宫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七》言：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亳州言明道宫成，总四百八十区”。该书卷八十三还言：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玉清昭应宫成……宫宇总二千六百一十区”。同是宋真宗诏修的宫观，《续资治通鉴长编》对玉清昭应宫、明道宫均记载有规模，但对天静宫却未记规模，可知宋代天静宫的规模虽然相比一般道观可能稍大，但肯定尚不及亳州明道宫(今鹿邑明道宫)，因而不值一书。南宋谢守灏《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云：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太清宫“三千六百分，仍诏本路转运司，凡宫宇弊坏者，随即缮完”，可知北宋时太清宫的规模比玉清昭应宫的规模还要大，天静宫更是难以望其颈背。根据贾善翔、张起岩等宋元时期的记载可以推测，天静宫在宋代仅有“两殿一坛”，即三清殿、老君殿、流星坛。进入元代，《亳州天静宫兴造碑》云：“旅楹无虑百余。又若流星园之圣母殿、五色山，太宵宫之别馆，尚不记也。规其近地为旅邸、果园、蔬圃，以给日用，履田三千亩为永业”，可知元代天静宫流星坛已经变为流星园，整个宫观仅有庙舍百余间，即使加上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圣母殿、太霄宫，总计田产才3000亩，按照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来计算，天静宫约有道士和女冠共百十人。而金末元初《女炼师奥敦君道行记碑》言奥敦妙善任卫真（今鹿邑）太清宫后宫洞霄宫主持期间，“为像四十躯，为舍二百楹”，仅奥敦妙善营建的房舍就是天静宫的两倍，加上前后几任建的，金代洞霄宫庙产达五千余间（见《洞霄宫庙产碑》）。元《太清宫执照碑》（1260年刻立）规定元代“太清宫地面每壹面宽壹拾里”，折合田产37500多亩，是天静宫的12.5倍；元《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王鄂1264年奉旨撰）云金代“给（太清宫）道士良田数万亩”，也远远大于天静宫的田产。说明亳州天静宫与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在规模上也有天壤之别。各种史书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可知宋代鼎盛时期的天静宫规模的确很小，元代其规模依然不大。

《天静宫遗址考古发掘小结》还显示，天静宫发掘出的最早的地层堆积是唐代的“一灰坑和窑”，“在发掘区西、北两面还发现有４座石灰窑，均为圆形，三小一大”。天静宫规模很小，不可能“就地建造”几个窑供应其建筑材料，因此，天静宫在唐代极有可能是一个窑场。宋初窑场废弃后才在原址先后兴建东岳庙和天静宫，并利用废窑兴建了流星坛。古代有窑的地方往往会有井，现今天静宫周边同时分布的一些古井也验证了当年窑场的兴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北宋重修天静宫时，澶渊之盟已经签订10年，每年都要送给辽国大量银绢，且宋真宗东封西祀，乱建宫宇，糜费甚巨，国家财政已十分匮乏。加之天静宫在北宋宫观中的地位一般，与同时期的玉清昭应宫、会灵观、太清宫、景灵宫、明道宫等宫观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天静宫史上唯一的一次诏修很可能并非全部由财政拨款，未能全部使用专用官窑的新砖，而是搜集了当地所有能使用的建筑材料，因此，天静宫实际上就建成了一个“杂货铺”，这就是天静宫考古发掘时在宋代地层“发现一批汉至六朝时期的建筑遗物”和“二截汉砖砌体”的原因。同为诏修，天静宫规模不及明道宫，比明道宫开始重修的时间要早（明道宫在宋真宗朝拜老子后又重修），但却比明道宫晚了10个月建成，也进一步佐证了当时北宋的财政状况以及天静宫当时的地位。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明崇祯年间方震孺所撰《天静宫重修碑》中的天静宫始建时间并不足信。该碑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延熹八年（165）奉敕而建者也”，但并未说自己如何考证的，至今也没有发现方震孺关于涡阳天静宫的考证文章。乾隆《亳州志》也云：“前明碑记载（天静宫）建自汉延熹八年，未审所据”。该段文字没有历史渊源，与此前记载老子出生地的所有文献也不相合——即便是天静宫现存最早的元《亳州天静宫兴造碑》也未言天静宫始建于汉代，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也均未记载天静宫始建于汉代。因此，这一段碑文并不能否定天静宫始建于北宋的事实。

二、天静宫在古代宫观中的地位

天静宫自诞生之初就被神仙家定位为“李母感星之所”，而非老子出生地。其之所以能在北宋初期产生，固然与当时的崇道背景有关，但也与东汉以后长期的佛道之争密不可分。西晋时期，为抗衡佛教鼻祖释迦摩尼，天师道祭酒王浮精心编造了《老子化胡经》，其后又产生了《夷夏论》、《玄妙内篇》、《三天内解经》等一批道书，把道教鼻祖老子全面神化。老子既已成神，其出生就与凡人不同。老子成为星精，是其母亲感流星而有娠的产物（《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亳州》言“老子，星精也”），剖左腋而生。到了北宋时期，为进一步应对佛教的挑战，增加“李母感流星而有娠”故事的可信度，一些道教有心人士就在老子出生地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之东的宿州临涣县利用当地的废窑建造了流星坛和天静宫。自此开始，天静宫就以“李母感星之所”的名义载入史册。除北宋贾善翔《犹龙传》、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有记载外，南宋道士谢守灏（1134～1212）《混元圣纪》、宋末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对此也均有相同记载。《混元圣纪·卷之二》言：“老君虽历代应见，而未有诞生之迹，将欲和光同尘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为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寿，适仙人李灵飞。……至商十有八世，王阳甲践祚之十七年庚申岁，老君自太清仙境分神化黑，乘日精，驾九龙，化为五色流珠下降。时尹氏昼寝，梦天开数丈，众仙捧日出。良久见日渐小，从天而坠为五色珠，大如弹丸。因捧而吞之，觉而有娠。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坛即其处。”由此可见，天静宫在宋、元史料中始终是作为“李母感星之所”载入史册的。值得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太上老君是从“太清仙境”下降的，而鹿邑太清宫又是神仙家眼中的太清仙境，且神仙家一直就相信紫气东来，因此，这个圣母“梦中”吞流星而怀孕的地方，就被神仙家物色到李母攀李枝而降生老子的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之东南、涡河下游的城父县。但这种荒诞不经的记载，从来也未得到人们的认可。

元代末期，天静宫仍然保留着“李母感星之所”的痕迹。元《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有“流星园之圣母殿、五色山，太宵宫之别馆”的记载，可知元代天静宫仍保留有流星园、五色山，与北宋时期的流星坛，道经中从天而坠的“五色珠”一脉相承。1991年之后，涡阳天静宫陆续出土和收集了元末以来的残碑十余块，其中就有“古流星园”石额一块。到了清代，天静宫“李母感星之所”的档案更加完善了，清乾隆年间郑交泰《亳州志·卷三》载：“天静宫与流星园接壤，前为圣母殿，有大石枕”，连老子圣母玄妙玉女睡觉用的枕头也造出来了。这些均雄辩地证明今涡阳天静宫的确就是古代神仙家假造的“李母感星之所”，并非司马迁记载的老子故里。

三、天静宫的历史沿革

宋帝好道，在位时修建了许多宫观，对有关老子的传说更是情有独钟。《宋史 丁谓传》记载：“真宗朝营造宫观，奏祥异之事，多（丁）谓与王钦若发之。”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真宗将要朝拜亳州太清宫时，仍然是大臣丁谓告诉他亳州临近的宿州临涣县还有一个“李母感星之所”，于是，宋真宗就下诏重修，并令盛度撰写碑文。为了神化老子，宋真宗还决定把“李母感星之所”与“老子出生之地”合并到同一个州进行管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记载：“初，割（宿州）临涣隶亳州，或言其输税不便，於是止取临涣之大李一乡以附亳，而宿人便之”。唐朝中期以前，临涣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隶属亳州；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临涣县由亳州割隶宿州（今安徽宿州）。大中祥符七年，临涣县又复属亳州。但由于临涣县离宿州较近，距亳州较远，输税不便，于是，临涣县就把天静宫所在的大李乡割属亳州，其余地方仍回归宿州。自此，天静宫便隶属城父县福宁镇（今涡阳县张老家乡），宿州与亳州的边界也没有大的变化，直到1864年涡阳建县前，天静宫之东仍隶属宿州管辖。成书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的《舆地广记》（欧阳态撰）所言宿州临涣县“皇朝大中祥符七年以复属亳州，天禧元年来属”，就是记载的这次行政变更之事，只是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那么详细而已。《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也均有类似记载。因此，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史书称“临涣县天静宫”，宋哲宗时期史书就称“城父县天静宫”。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改元洪武。不久，降亳州为亳县。洪武中，撤销城父县，并入亳县（仍治故谯城，今亳州市区），隶属凤阳府颍州。天静宫与明王朝成为事实上的老乡，“城父县天静宫”也演变为“亳县天静宫”。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为防止捻军东山再起，“以雉河集为中心，周边接壤之区”割亳州、颍州、宿州、蒙城三州一县相邻边区析置涡阳县，雉河集更名为涡阳，雉河更名为武家河（自古用武之地曰武，因雉河一带素为淮北用兵之要冲，故名）。天静宫改隶涡阳县，“亳县天静宫”亦随之易名为“涡阳县天静宫”。从北宋始建，到清末损毁殆尽，天静宫先后易名为临涣天静宫——城父天静宫——亳县天静宫——涡阳天静宫，但从未被史书称为“太清宫”或“中太清宫”，也未被史书称为老子庙、老君庙或玄元皇帝祠。1924年，涡阳建县60周年时，民国涡阳知县黄佩兰出于争老子故里的需要，欲把天静宫改为太清宫，给天静宫披个“太清宫”的马甲，但由于没有历史依据，就在编纂《涡阳县志》时，把天静宫记为“俗称中太清宫”。这是“中太清宫”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

四、天静宫僭越老子出生地始末

道经中“李母感流星而有娠”的故事虽然听起来让人神采飞扬，但实属神仙家的无稽之谈（任何人也不会感流星而怀孕），古今也并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因此，天静宫自北宋初期始建到元宁宗至顺三年张起岩撰碑，330多年间始终没有一个皇帝亲自前往或遣使祝拜。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赴真源太清宫朝拜结束后，在亳州城大宴三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云“赐醮三日”），以示庆贺，却没有一个官员前往邻近的天静宫朝拜，就连撺掇宋真宗对天静宫进行诏修的丁谓也未到天静宫探视。北宋文豪、《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亳州太守时，太清宫、天静宫均在其辖境。因此，欧阳修有幸多次到太清宫拜谒老子，并留下许多诗篇，拓下许多碑刻，但对天静宫却不屑一顾。元世祖中统五年（1264），曾任城父县令的王鄂（《元史列传第四十六》载：金正大六年（1229），王鹗“授归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奉旨撰《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时也言：太上老君“化生苦县之濑乡”，认为濑乡太清宫是老子出生地。因此，到元明宗至顺年间，虽然天静宫提点刘道广“师徒经营三纪，视它所为雄丽”，但天静宫仍然“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独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铭半存”（见元《亳州天静宫兴造碑》），连一块像样的碑刻也没有，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对于《老子化胡经》等明确载有“李母感流星而有娠”、“剖左腋而生”的一系列道经，封建皇帝也不断组织人力辨别真伪。史料记载，隋唐时期，先后有多位皇帝组织道士、大臣在殿庭中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元宪宗、世祖二朝，也多次组织僧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最后证实其为伪经。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诏令“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隐匿者罪之”，《老子化胡经》首在焚毁之列。此后，“李母感流星而有娠”的故事愈加无人当真，“李母感星之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正如民国二年鹿邑县知事王光第《清理太清宫庙产碑》所总结的那样：“神仙感应之说，久为搢绅先生所不道”)。于是，元末天静宫提点刘道广便把“李母感星之所”摇身一变，改为“老君所生之地”，并请天静宫道士牛志春的老乡张起岩撰碑载入史册。此后，天静宫便以张起岩的《亳州天静宫兴造碑》为基石、以刘道广的“老君所生之地”为圭臬，开始了假造老子出生地的活动。但这一造假行为很快被人发现，遭到朝廷和道教界的一致回击。史料记载，张起岩撰碑的第二年，即元统元年（1333），元惠帝即位不久，特进神仙掌教凝和大真人苗道一宗师就召太清宫提点赵道真赴京至全真教总部长春宫，嘱托礼部尚书、原国史院编修孛术鲁翀为鹿邑撰《重修奉元明道宫记》，重申“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距县东不半舍……太清明道，源本所在……长春道业主嗣亳教，知所宗矣”，明确告诉世人，全真教总部长春宫知道老子出生地在哪里，其他所言不足为据。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张起岩的同事，性格耿直的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为鹿邑太清宫撰写了《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重申“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后至元四年，由揭傒斯撰文、翰林国史编修官周伯琦书篆，又为鹿邑刻立了《大元太清宫应缘扶教肇玄崇道真君道行碑》，再次重申“老子生亳，亳太清宫即其处”。这些碑刻当时均刻立在鹿邑太清宫，对张起岩的《亳州天静宫兴造碑》给予了有力驳斥。

进入明代，由于鹿邑太清宫被元末韩林儿起义军拆毁，且其行政隶属关系已与亳州分属两个行省，而涡阳天静宫却保存完好，于是，明朝国家官修地理总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便依据张起岩的撰碑，把天静宫由“老君所生之地”正式定名为“老子所生之地”。但因天静宫“李母感星之所”的观念自宋时就已有，人人皆知老子出生地在鹿邑太清宫，因此，《大明一统志》在当时就招致了世人反对。于是，后来的史书便对此进行了矫正。明弘治凤阳府方志《中都志》言：“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妊”者，孕也，天静宫由“所生之地”又回归到“怀孕之地”。由“生”到“妊”，这一字改动虽然相比《大明一统志》有所修正，但仍会与老子出生地相混淆。为此，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时任亳州知州李先芳撰《亳州志》时，又对天静宫进行了详细考察，其在《亳州志·卷四》“老子”条下云：“余尝入天静宫访老子降诞之迹，唯存元至顺二年断碑。诸记俱在太清宫，旧亳地，今属鹿邑，彼地有濑乡、有谷阳，近指天静宫为苦县、义门镇为真源，恐未然。”再次否定天静宫为老子出生地。其后，《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等清代史书也作进一步矫正。在记载老子出生地时，《大清一统志》对天静宫加“相传”二字，对太清宫则直陈无疑；《江南通志》、《重修安徽志》（光绪三年重修）还对老子里籍进行了辩讹，决定将陈抟与老子“兹并削之”。

综上所述，天静宫的历史可以这样简单概括：北宋初期，为了迎合宋真宗的崇道心理，进一步抗衡佛教，宿州临涣县道士根据“李母感流星而有娠”的传说，利用当地废弃的窑场兴建了流星坛和天静宫，自称“李母感星之所”，进而获得皇帝诏修。但由于“李母感流星而有娠”的故事乃神仙家的无稽之谈，从来就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故天静宫一直备受冷落，自北宋始建到元朝末年从未有皇帝前往或遣使朝拜；连一块像样的碑刻也没有，仅有北宋盛度所撰碑文“铭半存”，为此，元末天静宫提点刘道广便把“李母感星之所”强附为“老君所生之地”，并请当朝翰林张起岩撰碑确认。后明朝国家官修地理总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又依据张起岩之碑把天静宫由“老君所生之地”定名为“老子所生之地”。此后便形成了老子故里之争。由于张起岩的碑文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与此前所有志书不符，因此，《大明一统志》之后的史书或对天静宫加“相传”二字，或把天静宫记为“老子所妊之地”，即怀孕之地。清光绪三年编辑《重修安徽志》时，又将老子从安徽省人物中删除，彻底摘下天静宫“老子故里”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