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明
        老子的治国之道博大精深，他提出的“不争”思想，不仅在其治国之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以独具的方法论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探索老子“不争”思想的内涵的特点，研究其对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影响，以为新世纪领导工作的借鉴，很有必要。
        一、老子“不争”思想的内涵和特点
        老子“不争”思想具有深刻内涵。竹简《老子》第三册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老子认为：“江海所以为百浴王，以其能为百浴下，是以能为百浴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重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以海纳百川为喻，直观形象地阐述了治国者在治理国家、引导百姓中的“不争”思想。
        首先，老子针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兵戈时举，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鲜明地指出治国者“不争”的对象是“民”。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老子清楚地看到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的力量，治国者若对此不加重视，任意驱使百姓，加重他们的负担，进行无度的剥夺，亦即处处与民“争”，那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招致广大老百姓的反对，统治地位自然不会稳固。所以，治国者对“民”一定要谦恭，要认识到“民”在治理国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注重爱民、教民、富民，如此才能赢得民心，使民心归服，进而治理好国家。老子要求治国者“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的用意即在于此。
        其次，老子以“上”“下”、“前”“后”两两对举的概念，说明治国者要善于把握住“不争”的度。作为大哲人的老子，深刻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或事物间的相互转化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一定限度，事物就会朝着相反的方面转化。治国者处于“民前”，要时刻牢记不能脱离了百姓，故需“以身后之”；治国者处于“民上”，要时刻谨防加重百姓的负担，制订的治国之策应符合国中实际，不致于因此而过多地取之于民，故要“以言下之”。那么，到什么程度为最好呢？老子认为“其在民上也，民弗重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便是治国者应把握的“度”。这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治理国家的领导艺术。
        再次，老子明确提出治国者要具有“不争”的宽广胸怀。他认为“江海所以为百浴王，以其能为百浴下，是以能为百浴王”。“浴”作河流解，正与“江海”相对，意在说明治国者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想百姓之未想，言百姓之未言，行百姓之未行。在治理国家、引导百姓的过程中，时时处处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从长远着眼处理问题，不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所困扰，也不为百姓暂时的不理解甚至一些过激言行所不安。只有甘“为百浴下”，才能最终成为“百浴王”。
        最后，老子揭示了治国者“不争”的最终目的，即“天下乐进而弗厌”、“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乐进而弗厌”是甘“为百浴下”，对百姓“以身后之”“以言下之”的必然结果。在尊重百姓，不过多地剥夺百姓的前提下引导百姓，百姓才能“乐进而弗厌”。如此不争，不仅不会引起百姓不满，还会取得百姓的理解、支持和衷心拥戴，民心得到了，“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老子在这里实质上揭示了治国者治理国家、引导百姓所应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
        老子“不争”思想的鲜明特点。
        1、是遵从“道”的“不争”。竹简《老子》中的“道”，不是“常道”，也不是一个永久存在的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而是“无名”的宇宙体和“有名”的物质规律这两者的对立统一。老子认为，“道”具有既对立又统一，互依并存的属性。“无名”的“道”，是物质的、是万物的始源，是“有”形态的浑沌。“有名”的“道”虽然没有物体的形象、声音、姿态，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是“大音”，“大音×声”；它是“天象”，“天象无形”。（竹简《老子》第二册，第1组）它是变了形态的物质的东西，是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不能离开万物而独立存在的。老子的“不争”思想，正是建立在遵从“道”的基础之上的。既然“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宇宙本体，而对茫茫宇宙和广大无边的自然界，作为天地间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类群体及担负社会的组织、协调、指挥职责的治国者，就要以“不争”的态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依照四季规律，春种、秋收、冬藏，不能为了自身利益，强力向大自然无情的惩罚。既然“道”又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依照客观规律办事，达到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统一，才能实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之目的。这里，“争”与“不争”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这一辨证的统一体中，“不争”是主要方面，但它是相对的；“争”则是“争”大的方面，争取大的收获，它是绝对的。只有处理好“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在大“争”中把握“不争”，在“不争”中朝着大“争”发展，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是遵从“无为”的“不争”。“无为”，是老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并非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干，而是没有造作，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老子“不争”思想正是建立在“无为”基础之上的。既然要顺应万物自然发展，就不能违逆自然、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强力所为。既然不能强力所为，就要处理好“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就要认识到“兵者不详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众多，则以哀悲位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竹简《老子》第一册，第6组）就要牢记“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竹简《老子》第一册，第7组）也正是从“不争”思想出发，老子要求治国者要“以正治帮，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认为“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治国者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竹简《老子》第三册，第4组）
        3、是遵从“知足”、“知止”的“不争”。老子认为“知足”是天下万事万物自然安定的前提。在“知足”基础上达到“玄同”境界，是“为天下贵”的基本条件。因此，治国者要“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竹简《老子》第三册第5组）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浴之与江海”。（竹简《老子》第三册，第3组）“知止”，就要善于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致到酿成祸患，即要“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竹简《老子》第三册，第4组）老子关于“知足”、“知止”的阐释，实际是通过对“知足”与不知足、“知止”与不知止所带来的不同治理效果的分析，指出治国者不知足、不知止，进行违逆天道自然之争将招致祸患。而顺应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不争”就是具体体现在把握时机的“知足”、“知止”上。“知足”、“知止”正是治国者通过处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收到良好治理效果的基本途径。
        二、老子“不争”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的“不争”思想不是消极避世的“不争”，而是积极辨证的“不争”。老子的“不争”思想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深谙老子“不争”之道。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辚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好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才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争”与“不争”辨证关系的处理与运用，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人吸取老子“不争”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精华，把老子“不争”思想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领导战略谋略，为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宝库增添了华美乐章。
        1、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少胜多。毛泽东对貌似强大的黑暗势力，娴熟地处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提出要以少胜多，以寡敌众。他认为，战争不在暂时的军队多少及城池得失，而在天下人心的向背，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必然得人心，最终会胜利。因此，在战略全局上，要不惧人少，藐视困难和敌人，让出大道，专走两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看似“不争”，实际隐含着更大的“争”。在战术上，要重拳出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寸土必争，寸权必争。运用老子“争”与“不争”辨证思想，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形成了“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战略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2、在西强东弱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弱胜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认为西强东弱的态热并未改变，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图强，必须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为了使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环境，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利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崭新谋略。他说：“不搞 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邓小平活用了老子“不争”；思想，深谙“不争”的谋略智慧。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谋略，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确的就坚持，错的马上就改。这种“不争论”谋略还赢得了时间，争取了发展速度，加速了现代化进程。
        3、在资攻社守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资攻社守的局面，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实际上便是韬光养晦式的暂时的“不争”谋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怕压，不信邪，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立足全局，一方面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国内经济建设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根据资攻社守的现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通过不懈努力，逐步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正是实施“不争”的谋略，赢得了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然，在实施韬光养晦“不争”的谋略中，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亿万人民，仍然一如继往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如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西化”、“分化”、渗透颠覆、“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对美国打台湾牌，阻挠中国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对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两国论”的斗争；对美国借口所谓的“人权”问题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对中国屡屡发难的斗争；对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和撞我踪监视飞机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斗争等等，维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争得了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
        三、借鉴老子“不争”思想的合理内核，推进21世纪的领导工作
        第一，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敌人，对困难，既藐视又重视。这两种态度哪一个居首位？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页）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有两个人就宣布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目前尽管陷入低潮，处于守势，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得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第二，准确把握“争”与“不争”的原则界限。首先，在非原则问题上“不争”。也就是说在不涉及党的斗争目标及斗争方式、战略及策略的问题，一般立场与具体立场问题上亦即非原则问题上“不争”，硬要去“争”，反而要拖延问题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内纠纷，妨害同志间的相互团结。刘少奇说：“在一切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地斗争与争论”（《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6页）其次，对已经确定的原则、方针“不争”。便如已经确定的对外开放、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打击犯罪与腐败、西部大开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等战略方针，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坚持、如何贯彻始终的问题。因此，对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不争”。再次，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不争”。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艰苦的探索，从中杀出一条血路，去寻求真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3页）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任何人没有理由去说三道四。最后，“不争”并非不讲是非。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是分明的，不坚持真理与是非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判断党员是否合格，是否遵守党的纪律，行为标准之规定就是党的章程。判断我们工作对与不对，要以“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可见，在这些方面，是非是分明的，根本不存在不要是非标准的问题。诚然，在现实生活中，有悖于党的标准要求的现象确实存在。因此，要与之争论，与之斗       老子“不争”思想其方法论意义
陈大明
        老子的治国之道博大精深，他提出的“不争”思想，不仅在其治国之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以独具的方法论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探索老子“不争”思想的内涵的特点，研究其对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影响，以为新世纪领导工作的借鉴，很有必要。
        一、老子“不争”思想的内涵和特点
        老子“不争”思想具有深刻内涵。竹简《老子》第三册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老子认为：“江海所以为百浴王，以其能为百浴下，是以能为百浴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重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以海纳百川为喻，直观形象地阐述了治国者在治理国家、引导百姓中的“不争”思想。
        首先，老子针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兵戈时举，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鲜明地指出治国者“不争”的对象是“民”。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老子清楚地看到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的力量，治国者若对此不加重视，任意驱使百姓，加重他们的负担，进行无度的剥夺，亦即处处与民“争”，那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招致广大老百姓的反对，统治地位自然不会稳固。所以，治国者对“民”一定要谦恭，要认识到“民”在治理国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注重爱民、教民、富民，如此才能赢得民心，使民心归服，进而治理好国家。老子要求治国者“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的用意即在于此。
        其次，老子以“上”“下”、“前”“后”两两对举的概念，说明治国者要善于把握住“不争”的度。作为大哲人的老子，深刻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或事物间的相互转化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一定限度，事物就会朝着相反的方面转化。治国者处于“民前”，要时刻牢记不能脱离了百姓，故需“以身后之”；治国者处于“民上”，要时刻谨防加重百姓的负担，制订的治国之策应符合国中实际，不致于因此而过多地取之于民，故要“以言下之”。那么，到什么程度为最好呢？老子认为“其在民上也，民弗重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便是治国者应把握的“度”。这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治理国家的领导艺术。
        再次，老子明确提出治国者要具有“不争”的宽广胸怀。他认为“江海所以为百浴王，以其能为百浴下，是以能为百浴王”。“浴”作河流解，正与“江海”相对，意在说明治国者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想百姓之未想，言百姓之未言，行百姓之未行。在治理国家、引导百姓的过程中，时时处处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从长远着眼处理问题，不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所困扰，也不为百姓暂时的不理解甚至一些过激言行所不安。只有甘“为百浴下”，才能最终成为“百浴王”。
        最后，老子揭示了治国者“不争”的最终目的，即“天下乐进而弗厌”、“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乐进而弗厌”是甘“为百浴下”，对百姓“以身后之”“以言下之”的必然结果。在尊重百姓，不过多地剥夺百姓的前提下引导百姓，百姓才能“乐进而弗厌”。如此不争，不仅不会引起百姓不满，还会取得百姓的理解、支持和衷心拥戴，民心得到了，“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老子在这里实质上揭示了治国者治理国家、引导百姓所应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
        老子“不争”思想的鲜明特点。
        1、是遵从“道”的“不争”。竹简《老子》中的“道”，不是“常道”，也不是一个永久存在的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而是“无名”的宇宙体和“有名”的物质规律这两者的对立统一。老子认为，“道”具有既对立又统一，互依并存的属性。“无名”的“道”，是物质的、是万物的始源，是“有”形态的浑沌。“有名”的“道”虽然没有物体的形象、声音、姿态，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是“大音”，“大音×声”；它是“天象”，“天象无形”。（竹简《老子》第二册，第1组）它是变了形态的物质的东西，是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不能离开万物而独立存在的。老子的“不争”思想，正是建立在遵从“道”的基础之上的。既然“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宇宙本体，而对茫茫宇宙和广大无边的自然界，作为天地间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类群体及担负社会的组织、协调、指挥职责的治国者，就要以“不争”的态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依照四季规律，春种、秋收、冬藏，不能为了自身利益，强力向大自然无情的惩罚。既然“道”又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依照客观规律办事，达到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统一，才能实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之目的。这里，“争”与“不争”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这一辨证的统一体中，“不争”是主要方面，但它是相对的；“争”则是“争”大的方面，争取大的收获，它是绝对的。只有处理好“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在大“争”中把握“不争”，在“不争”中朝着大“争”发展，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是遵从“无为”的“不争”。“无为”，是老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并非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干，而是没有造作，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老子“不争”思想正是建立在“无为”基础之上的。既然要顺应万物自然发展，就不能违逆自然、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强力所为。既然不能强力所为，就要处理好“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就要认识到“兵者不详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众多，则以哀悲位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竹简《老子》第一册，第6组）就要牢记“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竹简《老子》第一册，第7组）也正是从“不争”思想出发，老子要求治国者要“以正治帮，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认为“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治国者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竹简《老子》第三册，第4组）
        3、是遵从“知足”、“知止”的“不争”。老子认为“知足”是天下万事万物自然安定的前提。在“知足”基础上达到“玄同”境界，是“为天下贵”的基本条件。因此，治国者要“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竹简《老子》第三册第5组）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浴之与江海”。（竹简《老子》第三册，第3组）“知止”，就要善于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致到酿成祸患，即要“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竹简《老子》第三册，第4组）老子关于“知足”、“知止”的阐释，实际是通过对“知足”与不知足、“知止”与不知止所带来的不同治理效果的分析，指出治国者不知足、不知止，进行违逆天道自然之争将招致祸患。而顺应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不争”就是具体体现在把握时机的“知足”、“知止”上。“知足”、“知止”正是治国者通过处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收到良好治理效果的基本途径。
        二、老子“不争”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的“不争”思想不是消极避世的“不争”，而是积极辨证的“不争”。老子的“不争”思想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深谙老子“不争”之道。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辚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好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才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争”与“不争”辨证关系的处理与运用，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人吸取老子“不争”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精华，把老子“不争”思想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领导战略谋略，为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宝库增添了华美乐章。
        1、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少胜多。毛泽东对貌似强大的黑暗势力，娴熟地处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提出要以少胜多，以寡敌众。他认为，战争不在暂时的军队多少及城池得失，而在天下人心的向背，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必然得人心，最终会胜利。因此，在战略全局上，要不惧人少，藐视困难和敌人，让出大道，专走两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看似“不争”，实际隐含着更大的“争”。在战术上，要重拳出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寸土必争，寸权必争。运用老子“争”与“不争”辨证思想，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形成了“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战略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2、在西强东弱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弱胜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认为西强东弱的态热并未改变，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图强，必须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为了使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环境，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利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崭新谋略。他说：“不搞 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邓小平活用了老子“不争”；思想，深谙“不争”的谋略智慧。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谋略，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确的就坚持，错的马上就改。这种“不争论”谋略还赢得了时间，争取了发展速度，加速了现代化进程。
        3、在资攻社守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资攻社守的局面，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实际上便是韬光养晦式的暂时的“不争”谋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怕压，不信邪，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立足全局，一方面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国内经济建设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根据资攻社守的现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通过不懈努力，逐步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正是实施“不争”的谋略，赢得了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然，在实施韬光养晦“不争”的谋略中，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亿万人民，仍然一如继往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如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西化”、“分化”、渗透颠覆、“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对美国打台湾牌，阻挠中国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对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两国论”的斗争；对美国借口所谓的“人权”问题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对中国屡屡发难的斗争；对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和撞我踪监视飞机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斗争等等，维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争得了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
        三、借鉴老子“不争”思想的合理内核，推进21世纪的领导工作
        第一，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敌人，对困难，既藐视又重视。这两种态度哪一个居首位？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页）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有两个人就宣布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目前尽管陷入低潮，处于守势，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得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第二，准确把握“争”与“不争”的原则界限。首先，在非原则问题上“不争”。也就是说在不涉及党的斗争目标及斗争方式、战略及策略的问题，一般立场与具体立场问题上亦即非原则问题上“不争”，硬要去“争”，反而要拖延问题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内纠纷，妨害同志间的相互团结。刘少奇说：“在一切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地斗争与争论”（《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6页）其次，对已经确定的原则、方针“不争”。便如已经确定的对外开放、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打击犯罪与腐败、西部大开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等战略方针，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坚持、如何贯彻始终的问题。因此，对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不争”。再次，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不争”。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艰苦的探索，从中杀出一条血路，去寻求真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3页）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任何人没有理由去说三道四。最后，“不争”并非不讲是非。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是分明的，不坚持真理与是非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判断党员是否合格，是否遵守党的纪律，行为标准之规定就是党的章程。判断我们工作对与不对，要以“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可见，在这些方面，是非是分明的，根本不存在不要是非标准的问题。诚然，在现实生活中，有悖于党的标准要求的现象确实存在。因此，要与之

老子“不争”思想其方法论意义
陈大明
        老子的治国之道博大精深，他提出的“不争”思想，不仅在其治国之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以独具的方法论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探索老子“不争”思想的内涵的特点，研究其对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影响，以为新世纪领导工作的借鉴，很有必要。
        一、老子“不争”思想的内涵和特点
        老子“不争”思想具有深刻内涵。竹简《老子》第三册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老子认为：“江海所以为百浴王，以其能为百浴下，是以能为百浴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重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以海纳百川为喻，直观形象地阐述了治国者在治理国家、引导百姓中的“不争”思想。
        首先，老子针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兵戈时举，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鲜明地指出治国者“不争”的对象是“民”。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老子清楚地看到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的力量，治国者若对此不加重视，任意驱使百姓，加重他们的负担，进行无度的剥夺，亦即处处与民“争”，那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招致广大老百姓的反对，统治地位自然不会稳固。所以，治国者对“民”一定要谦恭，要认识到“民”在治理国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注重爱民、教民、富民，如此才能赢得民心，使民心归服，进而治理好国家。老子要求治国者“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的用意即在于此。
        其次，老子以“上”“下”、“前”“后”两两对举的概念，说明治国者要善于把握住“不争”的度。作为大哲人的老子，深刻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或事物间的相互转化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一定限度，事物就会朝着相反的方面转化。治国者处于“民前”，要时刻牢记不能脱离了百姓，故需“以身后之”；治国者处于“民上”，要时刻谨防加重百姓的负担，制订的治国之策应符合国中实际，不致于因此而过多地取之于民，故要“以言下之”。那么，到什么程度为最好呢？老子认为“其在民上也，民弗重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便是治国者应把握的“度”。这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治理国家的领导艺术。
        再次，老子明确提出治国者要具有“不争”的宽广胸怀。他认为“江海所以为百浴王，以其能为百浴下，是以能为百浴王”。“浴”作河流解，正与“江海”相对，意在说明治国者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想百姓之未想，言百姓之未言，行百姓之未行。在治理国家、引导百姓的过程中，时时处处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从长远着眼处理问题，不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所困扰，也不为百姓暂时的不理解甚至一些过激言行所不安。只有甘“为百浴下”，才能最终成为“百浴王”。
        最后，老子揭示了治国者“不争”的最终目的，即“天下乐进而弗厌”、“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乐进而弗厌”是甘“为百浴下”，对百姓“以身后之”“以言下之”的必然结果。在尊重百姓，不过多地剥夺百姓的前提下引导百姓，百姓才能“乐进而弗厌”。如此不争，不仅不会引起百姓不满，还会取得百姓的理解、支持和衷心拥戴，民心得到了，“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老子在这里实质上揭示了治国者治理国家、引导百姓所应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
        老子“不争”思想的鲜明特点。
        1、是遵从“道”的“不争”。竹简《老子》中的“道”，不是“常道”，也不是一个永久存在的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而是“无名”的宇宙体和“有名”的物质规律这两者的对立统一。老子认为，“道”具有既对立又统一，互依并存的属性。“无名”的“道”，是物质的、是万物的始源，是“有”形态的浑沌。“有名”的“道”虽然没有物体的形象、声音、姿态，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是“大音”，“大音×声”；它是“天象”，“天象无形”。（竹简《老子》第二册，第1组）它是变了形态的物质的东西，是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不能离开万物而独立存在的。老子的“不争”思想，正是建立在遵从“道”的基础之上的。既然“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宇宙本体，而对茫茫宇宙和广大无边的自然界，作为天地间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类群体及担负社会的组织、协调、指挥职责的治国者，就要以“不争”的态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依照四季规律，春种、秋收、冬藏，不能为了自身利益，强力向大自然无情的惩罚。既然“道”又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依照客观规律办事，达到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统一，才能实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之目的。这里，“争”与“不争”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这一辨证的统一体中，“不争”是主要方面，但它是相对的；“争”则是“争”大的方面，争取大的收获，它是绝对的。只有处理好“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在大“争”中把握“不争”，在“不争”中朝着大“争”发展，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是遵从“无为”的“不争”。“无为”，是老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并非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干，而是没有造作，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老子“不争”思想正是建立在“无为”基础之上的。既然要顺应万物自然发展，就不能违逆自然、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强力所为。既然不能强力所为，就要处理好“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就要认识到“兵者不详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众多，则以哀悲位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竹简《老子》第一册，第6组）就要牢记“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竹简《老子》第一册，第7组）也正是从“不争”思想出发，老子要求治国者要“以正治帮，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认为“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治国者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竹简《老子》第三册，第4组）
        3、是遵从“知足”、“知止”的“不争”。老子认为“知足”是天下万事万物自然安定的前提。在“知足”基础上达到“玄同”境界，是“为天下贵”的基本条件。因此，治国者要“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竹简《老子》第三册第5组）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浴之与江海”。（竹简《老子》第三册，第3组）“知止”，就要善于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致到酿成祸患，即要“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竹简《老子》第三册，第4组）老子关于“知足”、“知止”的阐释，实际是通过对“知足”与不知足、“知止”与不知止所带来的不同治理效果的分析，指出治国者不知足、不知止，进行违逆天道自然之争将招致祸患。而顺应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不争”就是具体体现在把握时机的“知足”、“知止”上。“知足”、“知止”正是治国者通过处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收到良好治理效果的基本途径。
        二、老子“不争”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的“不争”思想不是消极避世的“不争”，而是积极辨证的“不争”。老子的“不争”思想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深谙老子“不争”之道。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辚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好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才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争”与“不争”辨证关系的处理与运用，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人吸取老子“不争”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精华，把老子“不争”思想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领导战略谋略，为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宝库增添了华美乐章。
        1、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少胜多。毛泽东对貌似强大的黑暗势力，娴熟地处理“争”与“不争”的辨证关系，提出要以少胜多，以寡敌众。他认为，战争不在暂时的军队多少及城池得失，而在天下人心的向背，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必然得人心，最终会胜利。因此，在战略全局上，要不惧人少，藐视困难和敌人，让出大道，专走两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看似“不争”，实际隐含着更大的“争”。在战术上，要重拳出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寸土必争，寸权必争。运用老子“争”与“不争”辨证思想，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形成了“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战略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2、在西强东弱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弱胜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认为西强东弱的态热并未改变，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图强，必须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为了使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环境，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利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崭新谋略。他说：“不搞 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邓小平活用了老子“不争”；思想，深谙“不争”的谋略智慧。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谋略，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确的就坚持，错的马上就改。这种“不争论”谋略还赢得了时间，争取了发展速度，加速了现代化进程。
        3、在资攻社守的态势下，运用“不争”思想，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资攻社守的局面，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实际上便是韬光养晦式的暂时的“不争”谋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怕压，不信邪，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立足全局，一方面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国内经济建设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根据资攻社守的现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通过不懈努力，逐步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正是实施“不争”的谋略，赢得了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然，在实施韬光养晦“不争”的谋略中，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亿万人民，仍然一如继往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如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西化”、“分化”、渗透颠覆、“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对美国打台湾牌，阻挠中国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对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两国论”的斗争；对美国借口所谓的“人权”问题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对中国屡屡发难的斗争；对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和撞我踪监视飞机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斗争等等，维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争得了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
        三、借鉴老子“不争”思想的合理内核，推进21世纪的领导工作
        第一，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敌人，对困难，既藐视又重视。这两种态度哪一个居首位？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页）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有两个人就宣布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目前尽管陷入低潮，处于守势，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得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第二，准确把握“争”与“不争”的原则界限。首先，在非原则问题上“不争”。也就是说在不涉及党的斗争目标及斗争方式、战略及策略的问题，一般立场与具体立场问题上亦即非原则问题上“不争”，硬要去“争”，反而要拖延问题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内纠纷，妨害同志间的相互团结。刘少奇说：“在一切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地斗争与争论”（《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6页）其次，对已经确定的原则、方针“不争”。便如已经确定的对外开放、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打击犯罪与腐败、西部大开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等战略方针，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坚持、如何贯彻始终的问题。因此，对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不争”。再次，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不争”。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艰苦的探索，从中杀出一条血路，去寻求真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3页）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任何人没有理由去说三道四。最后，“不争”并非不讲是非。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是分明的，不坚持真理与是非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判断党员是否合格，是否遵守党的纪律，行为标准之规定就是党的章程。判断我们工作对与不对，要以“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可见，在这些方面，是非是分明的，根本不存在不要是非标准的问题。诚然，在现实生活中，有悖于党的标准要求的现象确实存在。因此，要与之争论，与之斗争。

    （作者系鹿邑县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高级讲师；中国 鹿邑老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鹿邑研究院研究员，县老子文化开发领导组下设办公室成员）
                                                                                －－摘自《中州论坛》2001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