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敬民
一、探寻老子四十年
（一）老子是哲学家，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辩的哲学家
哲学家是睿智思想的缔造者是洞悉天下至理的思考者。
哲学思想是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思维所表述出来的概念、观点、理论，以及能够说服人的思想体系。
哲学离不开思考着的哲学家。而哲学家的思考一旦形成了永恒、睿智的思想，这些思想就以其独立的方式不胫而走，盛传不衰，传播真理，启迪智慧，感悟人生。所以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人类最昂贵的奢侈品。
哲学思想是跨越时空，超越民族，造福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哲学思想之所以昂贵，就因为缔造哲学思想的人是极其稀缺的。我们纵观历史，俯瞰全球，真正能够称之为哲学家的，其思想能够传之久远，被后人所怀念的，能有几人？即使掰着手指头，也不过就那么几个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跨入人类精神思考的领域，关键就在于他们把人生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真理的探寻。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迈入哲学的殿堂。
在中国七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诞生了世界上最多的哲学家。他们睿智的思想在历史的时空中熠熠放光，如同大海的灯塔，指明了迷途的航路；如同天上的北斗，指明了夜行的方向。而老子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无可争议的伟大哲学家，即使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他是第一个系统论述辩证思维的理论大师，是洞悉宇宙万物发展的睿智老人，他是把握全局，驾驭结果，纵观事物发展过程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影响了西方，也影响了世界。即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很多概念不仅是与老子相似，其实它就来源于老子，借鉴于老子，演化于老子。
（二）历史的反思
事实上，老子的哲学思想在现代的中国文化中，却逐渐失去了它那辩证而锐利的思维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本身造成的。
自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废除以中国传统经典为基础的科举考试。从而，中断了中国传统的经典的教育、传播和影响。从那时起，一拨又一拨的青年人在现实社会的影响之下，向往了西方思想，推崇科学技术。由之，使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以及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失去了在国民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地位。由之，中国的传统经典就逐渐失去能够读懂它们的知识分子。
至于，20世纪初期的北大、清华的那些“海归”的学者教授们绝大多数都是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而被反聘任教的。这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鄙之有余，弃之甚急。他们甚至希望用西方的文化全面取代中国传统文明的影响，包括取消中国的文字，改用拉丁文字。
我们想一想，自1840年中国多次被西方列强战败的事实，使得海归的孜孜学子，仰仗着洋文凭在中国的教育界大行其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中国的传统经典已经失去了驾驭的能力，很多概念已经是陌生不解；很多情感已经是格格不入；很多解释已经是强拉硬拽；很多结论已经是望文生义；很多注释已经是隔靴搔痒而不解其意；很多名词已经是强行割裂而曲解本意……在众多的“大师”的论文中，夹杂着唯物，还是唯心的辩论；夹杂着书本的考证和西方概念的说明。至于老子、孔子，以及诸子那些深刻的哲学思想，那些辩证的理论思维，那些精辟的寓言比喻……都早已被抛之九霄云外。多部中国哲学史都是作者观点的大杂烩，既无思想的智慧，也无辩证的思维，更无睿智的思想言论。剩下的只有令人厌倦，令人晦涩，令人愤怒，令人悲哀，令人烦躁的相互之间贬低和喋喋不休的争论。这些“大师”总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曲解古人的思想，总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强加给古人归类。至于古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既无认真地研究，也无深入地思考。在关于老子的众多研究论文中，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争论。笔者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老子的研究。为了弄清楚众多“大师”的观点，笔者几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相关的论文，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断送在这些自诩的“国学大师”的手中。
中国有七千八百多年的文化发展史，其中，睿智而辩证的哲学贯穿于中国文明的始终。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中，历经多次民族的战败，历经多次民族的变迁，历经多次经典的焚烧……这些璀璨的哲学明珠仍然熠熠生辉。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中国的文明与西方的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和命运。西方的文明是先有文学，再有史学，最后才发展出抽象而系统的理性哲学。而中国的文明则是先诞生哲学，再形成史学，最后，逐渐发展出了形象、具体、生动、通俗的文学。正因为这样，中国人的思维自古至今就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器，有一种抽象完整的思维；有一种驾驭全局的魄力；有一种横贯始终的逻辑。正是这种抽象而理性的思维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演出了威武悲壮的历史活剧，一篇又一篇地创造出了回肠荡气的雄浑史诗。
高度抽象，高度睿智，高度理性的思维是先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圣贤对儿孙的谆谆告诫，是那些哲人对后世的无限期待。我们必须明白，人类无论在物质层面上获得怎样的发展，总是无法填满内心的精神空虚。我们只有回归到精神文明的家园中，才能找到灵魂的宁静，找到智慧的源泉，找到透彻的真理，找到幸福的真谛。
（三）追寻老子
笔者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受高人指点，开始阅读中国的传统经典。而开篇之书是《史记》，经典之作是《老子》。可以说，笔者对于老子是息息相通，想见恨晚。
自从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故书堆中，花了“一毛五”买了本旧旧的，高亨老先生注释的《老子》之后，就不断地阅读，不断地抄录，不断地整理，不断地感悟。可以说，老子的五千字的道德真言是烂熟于胸。正是这样，我才能慢慢地体会，慢慢地感悟，慢慢地吸收，慢慢地消化，慢慢地理解。对韩非、河上公、王弼、高亨……的各类注释，我总是感到难以理解。我知道：注释者不是著作者。这些注释者对于能读懂的地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说明。凡是读不懂的地方，却都有意绕过去。所以我知道，对于《老子》的感悟和理解是不能靠天，不能靠地，只能靠自己慢慢地琢磨，思考，感悟，体会。这部能够流传两千六百多年的经典，只能凭借的修为和理性的思维才能够读懂它，理解它。阅读《老子》，绝不能凭借一时的小聪明而擅自强加于它，甚至歪曲和误解它。
正是对老子的理解和仰慕，我一直希望到老子故里寻求思考的灵感，找到精神的源泉，得到思维的启示，破解历史的谜团。为此，我一直默默地寻找着老子的诞生地。
但是，由于受到某些著名学者的诱惑，一直误认为老子的故里在长江流域的某个地方，可是却又一直没有明确的地点。我误认为，老子故里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时空中而无人知晓。因为，朝代的变迁，地名的更改，战争的践踏，文化的缺失……早已使老子的故里，从中国大地上蒸发了似的，扑朔迷离，难以寻觅。一直到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记录片《河之南》，才知道，老子故里居然就在河南省周口市的鹿邑县。
二、老子故里费寻觅
（一）困难的寻觅
真正来到了鹿邑，才弄明白了老子故里迷离难寻的缘故。因为我们历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会因为统治者的淫威，凭借个人的感情、利益和声望的需要，人为地将历史名城的名字予以改变。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能够像司马迁那样，进行实地考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明清奉行的精神统治，使那些饱读诗书的学者不得不以经典注释为能事，不得不以文字考据做文章。至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确切的历史名城在历史的演化中发生了哪些改变？却无人考证，无人讲明。
自五四运动以后，大量的海归学子执掌着大学的教席。他们的研究成果只不过是按图索骥地作些表面文章，至于踏踏实实地核实历史地名与现今地名的改变则无人问津。他们只是习惯地按照史书记载的地名进行推理，因而把真实的历史研究引入主观意向的误区。
司马迁在《史记》明确讲：“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现代诸位“国学大师”们，就凭借这几个字，认为老子是楚国人，从而把老子的思想归纳为与屈原同乡的楚文化。据此，湖北武汉在举行楚文化节时，还大张其鼓地宣扬老子、庄子和屈原都是楚文化人。这种现实，真真令我们无奈而伤感。
（二）哲学的故土
真正来到鹿邑，才理解到古代哲学家在这一带诞生的原因。
1、人文环境
鹿邑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属于陈国。也就是说，在方圆近百里的地方，竟然有伏羲、箕子、老子、孔子、庄子等多位熠熠生辉的哲学家在这一带生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远在七千八百多年以前，太昊伏羲在漫游中原大地之后，最终定都在宛丘。可以说，宛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都城；后来的炎帝神农，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都城；武王伐纣之后，分封天下则将这里封给了虞舜的后代——陈胡公。所以，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人文荟萃的中心。因而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说来也挺有意思，在中国远古的历史中，最早的城市不是被冠之以“丘”，就是冠之以“台”。著名的历史遗址有宛丘、沙丘、帝丘、商丘……还有伏羲台、邢台、轩辕台……这是因为，上古时代人口稀少，气候湿润，到处都是湖河浸润，人们只能生活在高于水面的山丘或平台之上。因此，丘和台就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如今按照“丘”和“台”的地名去寻觅，总可以找到远古的历史遗址。
如今的鹿邑属于河南省周口市管辖。这里自周武王分封诸侯之后，就封给了虞舜的后代——陈胡公，故称之为陈国。将蔡国封给了自己的弟弟蔡度叔，故称之为蔡国。故而，这里被简称陈蔡。春秋末期，由于这里生活的富足和安逸，使得当地的贵族政权频频陷入内部争权的混乱和外部战败的屈辱。因此，当南方的楚国崛起之后，以恃强凌弱之势，在战国之初吞并了这些文化古国，将之纳入楚国的版图。可以说，春秋战国的分野，就是以鲁哀公西狩获麟，孔子搁笔《春秋》不写，为分界线。战国的开始则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及楚国灭陈为标志。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老子在世之时，他的故乡还属于陈国——即如今的淮阳，而不属于楚国，因此春秋时期的老子不是楚国人。
可是，司马迁为什么认老子为楚国人呢？因为西汉时期，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了全国之后，就将“陈”这个地名改为淮阳。由于战国时期这一带被楚国吞并，故称之为楚。至秦汉时期历史地名的延续，或是尊重楚汉相争时代，楚霸王项羽所辖地域的名称，这一带仍然被称之为楚。由于历史的沿袭，这一带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就根据沿袭而称之为楚。
（三）地理环境
事实上，楚文化的核心区域主要指湖南、湖北，及荆襄之地，楚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就是屈原。屈原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文人，一个感情激昂，语言丰富的诗人，而伏羲、箕子、老子、孔子、庄子都是睿智理性的哲学家。由之，楚文化的核心是文学，而陈蔡辐射四周的文化是哲学。造就楚文化的地域标志是长江，造就中国传统哲学的地域标志是黄河。
老子故里恰恰位于黄河与淮河相夹流经的地域，蔡河则横穿其中，由之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天然基础。从河流地域的原则上来说，这里不属于楚文化圈，而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圈，属于黄河母亲所缔造的睿智而大度的华夏文明圈。绝不能因为楚国曾经占领过这里，就把这里定性为楚文化，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
老子故里，如今称鹿邑，司马迁则写明为苦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苦”字应该是“罟”字。“罟”就是捕鱼的网。从文字来看，“罟”与苦，既是通假字，又是同义字。正因为这样，从读音的演化过程之中，“罟”变成为了“苦”。
鹿邑的地理位置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蔡河流经，气候湿润，四季温暖，水土丰饶，物产丰富。正是诸多河流的浸润，使得这里的地下水位很高。即使在普遍缺水的干旱年代，这里的地下水位仍然是仅仅位于地下“一米”多点，如此丰富的地下水滋养着地上郁郁葱葱的庄稼。优良的自然气候，发达的农业生产，丰饶的上天馈赠，使得这里的民众一直都过着相对安逸而富足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才能够为古代那些不求功名，不附权贵，刚直不阿，善于思考的哲学家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明道宫与弦歌台
（一）老子执教明道宫
在老子故里，有三个重要的历史遗址——老子诞生地的太清宫，老子回乡隐居执教的明道宫，以及纪念老子去世的升仙台。然而，对于考察老子人生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明道宫。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老子回乡讲学的这段经历，史书从无记载。故而，很多老子的研究者就无法得知老子人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与孔子的第二次会面。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中都明确记载，在东周的首都洛邑，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而老子曾经返回故乡隐居并讲学，则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正因为这样，老子讲学明道宫的意义非常重要。
老子为什么要回乡讲学呢？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讲：“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之其所终。”通过这段话我们清楚地知道，老子为什么要隐居，但是确实无法得知老子曾经回家讲学。应该说，正是老子故乡的民众将老子回乡讲学的地址保留下来，使得老子生平中缺失的一段得以弥补。实际的情况是，老子见到东周王朝日益衰弱，诸侯称霸雄据一方，深深感到自己生命的无奈，就辞官回乡，隐居讲学。明道宫就是老子回到家乡讲学的地方。
“明道宫”的大门上，大书宋徽宗瘦金体的三个大字“明道宫”。宋徽宗的题匾给了我们应该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老子回故乡讲学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样，明道宫作为老子生活的重要遗址有着不容置疑的意义。
说实话，北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总是给人一种窝囊无奈的感觉。但北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文化非常兴盛，非常发达的时代，北宋的皇帝几乎都是文采矍铄的高人。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固然令人不齿，但是在文采方面的造诣也无人匹敌。正因为北宋王朝在文化上的兴盛，使得儒、道、佛三家的主流文化形成了空前的繁荣、碰撞和融合。道家文化在北宋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的标志就是——由朝廷直接组织编纂了道家的巨著《道藏》。这样，北宋皇帝尊崇道家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老子故里，宋徽宗皇帝直接书写“明道宫”，就是表示国家对道家文化的重视，表示对老子的尊重。
进了明道宫的大门，就看到一座宏伟的宫殿——迎禧殿。
走过了迎禧殿之后就看到一座独特的建筑——犹如天坛祈年殿一样的汉白玉栏杆筑成的三层圆台的丹陛之上，建有一座如天安门城楼样式的一个大殿。只是大殿不是九开门脸，而是五开门脸。所以，整体看来颇为新颖。此大殿名“玄元殿”，“玄”的意思乃为老子所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元”之意思乃为王弼注释的《道德经》中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事实上，“玄”与“元”之间的差异来自历史古书抄本的不同。从更深的内涵而讲，二者都讲得通。只是我认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说法更为深奥，耐人寻味。看来起名“玄元殿”的人对老子的《道德经》还是颇有理解的。
其后就是老子的“享殿”，也就是供奉老子塑像，让老子享受香火的大殿。
在明道宫使我深深地受到触动的就是，老子在离开东周王朝的首都——洛邑之后回到故乡讲学执教，这件事在有关老子的各种传记和传说中都没有明确记载。那么老子为什么要从洛阳回故乡讲学呢？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如果老子真的曾经在这里讲学，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弟子名闻于世呢？老子回故乡讲学这件事在历史上一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一般人难以解开其中之谜。只有故乡的民众一代又一代，把老子讲学的地址作为伟大的历史文物一代又一代地予以保护，予以维修，予以扩建，予以流传。
老子回故乡讲学的真正意义何在呢？应该说，老子在故乡讲学，只是问题的表面形式。其真正的事实是，老子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是要将一件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托付给一个能够担当此任的人。所以，讲学只是表面的行为，而默默地等待着一个人，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老子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历史，熟读典籍的重要人物。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他绝不甘心伟大的华夏文明断送在这个衰败而动乱的年代之中。他一定要把华夏文明传播下去，一定要把伟大的中华文明弘扬开来。能够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的人正在附近周游，只是托付的时机尚未成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孔子。
（二）孔子被困弦歌台
真正在周口地区周游，就会发现，在离鹿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极其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弦歌台。弦歌台是什么地方呢？是孔子周游列国之时，最倒霉，最无奈，最困难的时候——被困陈蔡——所呆的地方。
1、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
我们知道，孔子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执掌了鲁国的行政大权。就在他担任中都宰的时候，鲁国呈现兴旺的趋势。他在摄行相事与齐国国君进行的外交谈判的过程中，以凛然之义迫使齐国对鲁君肃然起敬，并且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齐国归还了所有侵占的土地。这件事当时就震惊了所有的诸侯国，使得周边的国家都以鲁国为则。齐国在外交上的失败，使得君臣共同商讨对策。为了进一步削弱鲁国，利用鲁君贪婪好色的弱点，赠送了三十匹好马和八十名美女。从此，鲁君不再上朝，整日沉湎于歌舞升平的淫荡之中。孔子见状十分无奈，也十分生气，更十分恼怒。他罢朝辞官，以待鲁君回心转意，而鲁君却根本不为所动。孔子继而离开首都来到边境，以示即将离去，而鲁君仍然不为所动。孔子在边境等待了很久，不见鲁君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就在无奈与惆怅之中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开始了周游列国十四年的行程。
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施展自己抱负的权位，以重振东周王朝。然而各个列国的诸侯们，不是忌惮孔子的智慧，就是恐惧孔子那些干练的弟子，生怕孔子的执政毁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不少诸侯对孔子是礼让有加，却都以敷衍了事，谁也不肯真正把行政的大权交给他。为此，孔子就只能以流浪的方式奔走在各国之间。而孔子也十分形象地承认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十四年的流浪生涯一直没有改变孔子执政的初衷，他仍然对各个诸侯抱有幻想。即使多次遇到高明的隐士以各种方式向他讥讽，向他提醒，向他示警……他都认为是“道不相同”而不予采纳。尽管孔子的内心非常感谢这些隐士的好意，但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理想。可以说，孔子带领弟子们在各国之间的流浪是被迫的，是无奈的，是痛苦的。
2、孔子被困陈蔡的原因
当孔子周游到陈国和蔡国第三年的时候，恰逢吴国出兵讨伐陈国。楚国则借机出兵，以拯救陈国。为此，楚国屯兵于陈蔡边境的城父。当楚昭王听说孔子就在陈蔡之间的时候，非常高兴，希望与孔子见面。于是，就派人礼聘孔子。孔子听说楚昭王要召见自己，就立即动身前往。这时陈蔡两国的大夫们则相与谋划曰：“孔子是一个贤能之人，他所刺讥的一切都正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久久停留于陈蔡之间，我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孔子的心意。如今的楚国又是一个大国，却前来礼聘孔子，若是孔子被重用于楚国，那么我们这些在陈蔡用事的大夫们则必然危殆矣！”于是陈蔡的这些大夫们就发动自己的门徒和家人，前来围攻孔子。使孔子和弟子困于田野之间不能前往楚国。以至于断绝粮食，弟子病倒，不能起身。孔子无奈之际在一棵大树之下的土台上，弹弦作歌，长诵不衰，以解心中的郁闷。
3、孔子与子路对话
由于当时艰难的处境，弟子们都非常不满。大弟子子路，首先就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这句话的意思是，难道君子也有穷困潦倒的时候吗？孔子坦然而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而小人在穷困的情况下，就会肆无忌惮，滥而为非，无所不为。孔子见到子路如此心态，就反问：“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予此？”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兕，就是犀牛；虎，就是老虎。孔子的意思是说，有诗讲，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那么是什么率领它们在旷野之中呢？难道是我的道不对吗？那么，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子路就说：“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子路的意思是说，人家之意是我们还未达到真正的仁！所以人家就不相信我们。人家之意是说，我们还未达到睿智，所以人家就不让我们出行！孔子就说：“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孔子的意思是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吧！由呵！（子路的名字）譬如是仁慈者，就必然能使别人相信，难道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义举？若是睿智之人能够使得自己的道理行之天下，难道还会有王子比干被挖心的事情发生吗？
（1）伯夷与叔齐
我们先介绍一下伯夷和叔齐，他们二人是殷商末期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国国君的本意是想传位于小儿子叔齐，可是孤竹君死后，小儿子叔齐却把君位让给了自己的大哥伯夷。伯夷认为，传位于叔齐是父亲的遗愿，自己若是做了国君，就违背了父亲的遗愿，这样做就是不孝。为此，他就逃走了。叔齐见到自己的大哥逃走了，说什么也不肯立为国君，于是也逃走了，孤竹国的大臣们只好立了他们之中的老二为君。由于伯夷和叔齐二人都不愿意争位，就双双逃亡。
他们在逃亡的途中听说，西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能够赡养老人，他们就不远千里前去投奔。可是当他们到了孟津的时候，正好赶上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已经继位，而且正供奉着文王的牌位，召集天下的诸侯以讨伐纣王。二人见到此情此景，立即扣马而谏说：“你们的父亲死了不去安葬，反而大动干戈。这样做能够说是孝顺吗？你们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天子，这样做能够说是仁义吗？”他们说完之后，武王的将士们勃然大怒，立即用兵器对二人动手。当时周武王身旁有一位睿智的老师，即太公——姜子牙。他对武王说：“他们都是仁义之人也，绝对不能伤害他们。”于是武王听从姜子牙的谏议，派人将他们二人扶到路旁，让他们自己走开。当武王平定天下之后，伯夷和叔齐认为武王的作为是背叛了君子的人格，背叛了道德的信念，是可耻之人。二人作出的正义之举，就是不吃周王朝供养的粮食。于是二人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集薇菜而食。薇菜就是野豌豆的苗。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饿死的时候，无奈却又慷慨地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二人随即饿死在首阳山上。
孔子一生都十分欣赏伯夷叔齐的仁义之举，仰慕他们鄙薄帝王而不为的高尚情操，也十分崇敬二人宁愿饿死也不背叛人格的崇高气节。对于伯夷、叔齐的死，孔子认为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认为他们二人，一生所求为仁为义，最后为了自己的人格和信仰，确实是死得其所。孔子对子路明确讲，一个仁义之人若是能够得到世人的理解，就不会有伯夷、叔齐那样饿死首阳山的事情发生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仁义之人是不会被世人理解的。
（2）王子比干
王子比干是殷商末代的帝王——纣王的叔叔，被封为少师。由于长久的太平盛世，纣王居功自傲，宠信妲己之言，陷害忠良之臣，剖孕妇之腹，砍涉水人之胫，行炮格之刑，导致贤能之人纷纷离去。当时有三位贤臣：一个是微子，是纣王父亲的长子，名启，是纣王的哥哥；另一个是箕子，是纣王的庶兄。
微子、箕子与比干共同谋划国事，当时，三人明确感到殷商王朝危在旦夕。微子主张出逃在外，后来他到西歧，投奔了周文王姬昌。比干认为，身为重臣，应该以死谏争。于是王子比干就强行向纣王进谏，结果纣王发狠地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随即命人剖胸挖出比干的心。纣王堂兄——箕子，见此情景，心中惧怕，佯装疯狂，自以为奴。于是纣王就把箕子囚禁在监狱之中。王子比干以死抗争，上言以谏的精神，一直为孔子所崇敬。所以，孔子向弟子子路说出了：“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这就是说，若是睿智之人能够在世上通行，还会有王子比干被剖胸挖心这样的惨事发生吗？
4、孔子与子贡对话
孔子与子路谈完之后，看到自己平日比较欣赏的另一个大弟子——子贡的脸色也明确显示——对当时的状况的不满。孔子就主动向子贡打招呼，并问了同样的话：“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予此？”我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赐，是子贡的名字。前面说过了，兕就是犀牛，虎就是老虎。有诗讲：“既不是兕，也不是虎，是什么率彼于旷野呢？“这个“彼”指的是成群的野兽，孔子在此借辞以比喻自己在旷野之中率领着弟子们的状态。那么自己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孔子问子贡：“是不是我修的道不正确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落到了这个地步呢？”子贡非常乖巧，顺着孔子的意思就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稍贬焉？”子贡的意思是说：“老师呵！你所修的道，实在是太伟大了！故而，天下不可能容纳您这样的人。您是不是应该稍稍贬抑一下自己的要求，稍稍降低一下自己的道呢？“孔子听了这话，说出了一番更加意味深长的话：“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修其道，纲而纪之，通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也！尔志不远矣！”孔子说：“赐呀！一个良好的农民能种庄稼，却不一定能收获粮食。一个良工能够做出巧妙的物品，却不能顺从每一个人的心意。一个君子能够修自己的道，就应该用纲绳来维纪修行，以达到通达万物而统领一切的境界，而可能还不会被权贵所容纳。如今，你不修自己内心之道，却渴求得到权贵的容纳。赐呀！看来你的志向是不远的呵！”
5、孔子与颜渊对话
孔子与子路、子贡谈话之后，心中仍然郁闷难解。难道自己的抱负就如此地不为弟子所理解？自己的志向就如此地不为弟子所接受。然而，孔子并不甘心，他需要理解，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又向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渊问了同样的问题：“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予此？”颜回面对孔子的提问则慷慨陈辞：“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了颜渊的回答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而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回呵！古诗说：‘不是兕，不是虎，率兽于空旷之野。’难道是我的道不正确？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颜回听到老师这样讲，不禁情绪激动，慷慨陈辞：“老师呵！不是您的道不对，而是您的道太伟大了。故而天下都无法来容纳。虽然老师您辛辛苦苦地推而行之，事实上，天下的诸侯却不能容纳您去施展抱负。但是不能容纳，又是什么不好的毛病呢？正是诸侯们不能容纳，才显现出正人君子的品格。若是我们没有修自己的道，是我们自己人格的丑陋。而我们的道已经进行了大大的修炼，而天下的诸侯们却不能用，这是诸侯们的丑陋。不能容纳对我们又能成为什么毛病呢？正是不能容纳，然后才显现出我们正人君子的气度和品格。”颜回一番话使孔子的烦恼释然而无，孔子欣然而笑道：“是有这么一回事呀！颜氏的孩子呵！若使你能拥有多多的财富，我愿意作为你财富的管理者。”
孔子通过子路、子贡和颜回的一番谈话，了解了弟子的心态、志向和人生准则。同时，也使得自己内心的一丝困惑得以解脱。孔子心中明白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的追求。但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孔子是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于是就委派弟子子贡，到楚国面见楚昭王以说明情况，于是楚昭王就隆重地派兵来迎接孔子，就这样孔子和弟子们摆脱了陈蔡的困境。
当我来到孔子被困陈蔡的弦歌台时，真是发自内心地感谢先祖对孔子遗迹的保留。正是历朝历代对孔子遗迹的保留，才使得当初孔子被困陈蔡田野弹弦作歌的地方，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成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见证。只是如今的“弦歌台”已不再是孔子落魄时的旷野，而是令人瞻仰的庙宇。说实话，假若当初孔子和弟子能够有庙宇这样的屋宇栖身，恐怕孔子和弟子的状况就不会那么窘迫了。如今这座庙宇式的弦歌台明确告诉我们，孔子和弟子被困陈蔡的具体位置。正是当初的被困的历史瞬间，却铸成了永恒的文化纪念。
（三）明道宫与弦歌台
那么，孔子被困陈蔡的弦歌台与老子讲学的明道宫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老子讲学的明道宫与孔子被困的弦歌台的距离非常近，大约有五十公里左右。历史的事实是，老子在明道宫讲学之时，也正是孔子在弦歌台被困之刻。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
要知道，老子是一位知天，知地，知人的圣人。他回故乡讲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中隐含着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的——就是要等一位人。这个人就应该是孔子。
事实是，当孔子被困陈蔡时，老子却在不远的地方讲学。可以设想，当孔子得知老子就在当地不远的时候，一定非常兴奋，只是相见恨晚。
孔子与老子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洛邑。当时，孔子是以谦恭的心态向老子求教问礼。那次见面，老子超然的气度、精深的学问和思维深度……都给孔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孔子把老子看成“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这次见面对孔子的生涯有什么意义呢？历史没有评论，世人没有思考，只是作为两个历史巨人的相会而已。难道他们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吗？非也！
当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才使得他们二人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能够相互之间再次有所耳闻。我们可以设想——当孔子知道了老子在附近讲学的时候，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一个人处于无奈到极点的时候，是多么希望得到高人的点拨呵！在当时之世，能够被孔子看得上眼的人，也只有老子一人。
历史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孔子曾经第二次参拜老子，正是这第二次的见面，改变了孔子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地位最高，贡献最久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的思想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一直是历代帝王之师。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真正的集大成者，是真正具有继往开来的一代尊师。孔子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就因为孔子自己编辑，整理，并传下来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典籍——《五经》。正是这些典籍使得孔子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代宗师。
当我们研究孔子的身世，发现他在各国游荡的时候，始终的信念都是重掌政权，实现伟大的抱负，纠正社会的颓势，力挽狂澜。他的雄心抱负一直为当时的各类高明之士所尽知，也为遭遇的隐士所警示。而孔子自己的目的和抱负，从未动摇和改变。是什么人能够说服孔子回故乡整理历史文献？是什么人能够使孔子改变初衷？在当时的社会之中，能够说服孔子，指点迷津的人只能是一个人——老子。
这就是明道宫与弦歌台之间的奥妙。没有这样的历史遗址，我们就不能破解孔子返回鲁国整理经典的原因。也无从知道，孔子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么多历史文献。而明道宫与弦歌台则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切。
四、周游列国遇隐士
我们在《论语》和《史记》当中找不到孔子改变初衷的原因，而在其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着孔子遭遇隐士的事实。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遭遇这些睿智和高明，坦荡而无私的隐士，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没人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人对此进行原因的探讨。
难道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记录？既然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记录他们呢？通过鹿邑的明道宫与淮阳弦歌台的联系，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些遭遇隐士的记载本身，就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一直不为世人所识破。所以，孔子遭遇隐士的事实，就成为姑且记之，姑且议之的经历而已。
孔子在十四年的逃亡生涯中，曾经到了春秋时期的主要大国，而且遭遇了很多高明的隐士。孔子对他们不仅尊敬有加，而且还都对他们的作为和说法发表了一番评论。这些说法和评论，在《论语》的记载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应该说，孔子的弟子们在《论语》中所记载的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孔子与这些人的遭遇，也都表明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看一看孔子与几个隐士遭遇的故事。
（一） 丧家之狗
《史记》记载，当孔子来到郑国之后，就与弟子走失了，独自立在城廓的东门之下。这个时候，一个郑国人却对独自行走的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颡音桑，即额头）似尧；其颈（颈，即脖子）似皋陶（皋音高，皋陶是虞舜时代的大臣，是中国最早的立法者）；然自要（要，在此为通假字－腰）以下，不及大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通过这段描述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孔子的相貌有很多历史伟人的特征。应该说，能够如此描述孔子的这位郑国人，其实就是一位隐居的高人。他既知道唐尧的相貌，了解皋陶的相貌，也清楚大禹的相貌。一个了解古代圣贤相貌之人，应该是什么人呢？他一定是位非常独特之人。一个知道众多伟人的人，一定是熟悉历史，关心圣贤，注重政治，了解时局的人。由此得知，尽管孔子落魄地如同“丧家之狗”，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时那些高明隐士的关注。而且这些早已隐居之士却又跑出来，把自己的看法，通过孔子的弟子明明白白地告知孔子本人。为了这个目的，这位隐士准确地找到孔子的大弟子——子贡，对孔子进行了一番相貌描述和心态的评价。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位多么可爱而又幽默的隐士呵！当孔子听到这些描述和评价以后，又是以非常欣慰的心态坦然接受。由之我们又理解到——孔子是一位多么豁达和开明的圣人呵！那么，一个了解古代圣贤的人是干什么的呢？应该是历代帝王庙的管理者。正是这样的职位，才能详细地了解唐尧、皋陶和大禹的身高和相貌。所以，这是一个负责祭祀历代帝王庙的主管官员，是东周王朝十分重要的一个官员。只是见到东周王朝日见衰落，才隐居市井，恬淡为生。孔子听到子贡的叙述之所以欣然接受，并不是因为骂他是丧家之狗，而是类比他是一位与历史圣贤十分相似的伟人，这样来“骂”人，恐怕谁也不会生气。
（二）看门之人
又一次，“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自孔氏’。曰：“是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段话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子路一个人夜宿于石门之下，早晨看门人问子路：“你跟谁来？”子路说：“跟孔氏来。”看门人说：“就是哪个知道不可作为而还要干的人吗？”《论语·宪问》中的这么一段短短的询问，就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位看大门的人刮目相看。一个看大门的人，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个无名之辈。但从他关心国家大事，洞察天下风云，不仅知道孔子在周游列国，而且清楚地知道孔子的志向和作为。就凭这一点，就明确地展示出，他是一个看破红尘，隐姓埋名，甘于寂寞的高明隐士。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周边的人有多少人有如这位看大门的人，既有如此的见地，又有如此的心胸，还能够在衰败之世，理智而清醒地独善其身呢？
（三）击磬知音
有一次，孔子在卫国的居室里独自击磬，磬是由玉石制成的打击乐器，这时候有一个肩荷草蕢而过大门的人。（荷，就是肩负的意思，蕢，音快，或亏,是草编的器具，类似于筐）此人听到击磬的乐声后，感慨而论：“有心哉，击磬乎！”既而又说：“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也。”我把这段话解释一下。这个背草筐的人说，击磬之人可是一位有心的人呵！也就是说，他从孔子击磬的乐声中品味出——击磬之人是位有心于天下国家大事的人。接着他又说：“鄙哉！”这个“鄙哉！”的意思是，非常惋惜，而又非常无奈的感叹。意思是这个击磬的人太不懂事了。硁，音坑。硁硁，这两个字是描述击打玉磬的乐声。也就是说，这个背草筐的人，通过聆听击磬的乐声，就知道击磬之人很有思想，又非常地固执。他还判断，击磬之人是不了解自己的人呵！“斯已而已矣”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也就算了罢！就好比涉水过河，水太深了，强行过河则是非常危险的。若是水浅的话，还可以掀起裤腿蹚过去。当孔子听到弟子把门前背草筐之人所说的话叙述之后，感叹而言，他说的果然是这么一回事！“末之难也”这四个字是双关语。一方面的意思是，击磬到了最后阶段的尾音，是很难处理的，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人生的最后结局是很难说清楚的。
孔子在《乐记》中曾经讲：“凡音者，通于心者也；凡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这就是说，能够通过音乐而理解人心，了解时局，懂得天下政治趋势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当今之世，靡靡之音几乎成了时局的主流，诬上行私已经成了市井的舆论。那么，有多少懂得音乐的君子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纠正弊端呢？如果不能纠正，或者没有能力纠正，那么，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难以预料的了。音乐的流行绝不仅仅是娱乐圈自己的事情，流行音乐代表着人们最基本的精神状态。
所以，这位评论孔子击磬的老人，绝不是普通人。他是精通音乐，理解乐理，懂得人心的高明之士。起码是在东周王朝执掌庙堂音乐的大师级的官员。只是看到东周王朝的衰败，为了独善其身，不得已而隐居乡间。至于他的一番言论，是告诉孔子，你对于自己的为人，使命，前途，结局，还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呵！一番衷告，用心良苦。
由此而知，春秋的动乱时局，使得很多高明之士都隐没在民间，他们真实的面目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识破。但是从他们简短的话语中就知道，他们的文化造诣是很深的，他们对国家大事是很敏感的，他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内心的分辨是很清楚的，对周游列国的孔子是很关注的。而这位身背草筐路过孔子大门的人，仅仅凭着击磬的乐声，就听出了击磬人的志向和人品，心态和困惑。并通过一番评论，委婉地予以规劝。从中明确地看出，当时的孔子对这些人的规劝还是不能接受，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默默地寻找着执政的机会。他认为，自己和隐士的志向是不同的。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这就是说，希望通过隐居以求得志向的实现，通过行义以达到修行的大道。我只是听说过这些人的话语，却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呵！那么，孔子见到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承认自己真正见到了这样的人呢？也就是说，孔子内心深处对这些人的说法和作为，不仅不予认同，而且还很看不起他们。
（四）问津之行
孔子在离叶（音设）返蔡的路上，见到了两个人——长沮和桀溺，正在田野里耕种。不知道为什么，孔子认定这两个人是隐居之士。就派子路前去询问津在何方？津，就是渡河的渡口。当长沮听到子路的问询之后，并不正面予以回答，却反问子路：“那个执鞭子驾车的人是谁？”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国的那位孔丘吗？”子路回答：“是的。”这时长沮却这样告诉了子路：“其实，他就是一位知道津（渡口）的人呵。”其意思是，孔子本来知道渡口在哪里，你为什么又到这里来问我呢？
这位隐士的回答确实非常玄妙。他清楚地知道孔子的动机不是问津在何处，只是以“问津”为借口，试探这两位耕种的人是什么人。这位长沮虽然没有告诉子路自己是什么人，却通过自己巧妙的回答，明明白白地让孔子知道，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了孔子的为人和意图，同时表明自己也非等闲之辈。另一位桀溺先生，在长沮回答完了之后，却又反问子路：“你是谁呢？”子路回答：“我是仲由（仲由是子路的字）。”桀溺又问：“你是孔丘的徒弟吗？”子路回答：“是的。” 这时候桀溺就发表一番评论：“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段话的意思是，悠悠天下到处皆是如此的衰败，而谁能改变这个时局呢？况且，跟从一个躲避腐败之人的人士，还不如跟从一个躲避这个世道的人士呢？”说完话后，两个人继续干自己的农活。
子路回来把两个人的话，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怃然失意地说：“鸟兽不可以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听到长沮和桀溺的话后，非常失落地说，我和这些隐士（因为鸟兽都隐居在山林）不是同类的人，即使是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我孔丘也绝不会改变现在的做法。
通过长沮和桀溺之语，可以看出，当时清醒的隐居之士是非常多的。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只是乐于隐居以独善其身，而孔子则希望通过执政来改变目前颓败的社会时局。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的弟子在整理《论语》的时候，怎么会知道这两位隐士的名字呢？这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吗？
（五）四体不勤
子路再一次与孔子走失了。一个人遇到位背着除草竹器的老人，向前恭问：“您见到夫子了吗？”老人没有正面回答子路的讯问，却非常不客气地批评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就是说，身体四肢并不勤快，五谷庄稼分不清楚，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夫子呢？说完之后就倚靠着柱杖继续干除草的活。子路听到如此评价，见到如此情状，只好默默不语，拱手而立。
老者见子路很有礼貌，就请子路在家里留宿，还杀鸡煮黍米饭请子路吃。子路在老人的家中还见到了老人的两个儿子。
第二天，子路离开了老者，找到了孔子，并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就说：“这是一位隐士呵！”立即派子路原路返回，寻找这位隐居的老人。但是，子路找到老人的家后，这位老人已经举家搬走，人去房空。
应该说，这位隐士是一个对孔子十分有看法的老人。他与孔子属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理论派别，所以对孔子的思想和观点十分不满，故而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作为鄙视孔子的根据。孔子听了子路的叙述之后，不仅不生气，反而十分敬重老者是位有才华，有能力，有见识的隐者。这既体现了孔子追求志同道合者的心愿，也体现了孔子尊重不同观点的智慧和胸怀。
（六）楚狂接舆
孔子所遭遇的各位隐士中，最重要的是——楚狂接舆。
事情是这样的。孔子在摆脱陈蔡之厄，被楚昭王接到楚国之后，就受到楚昭王的接见。楚昭王见到孔子十分欣喜，准备将七百里之地以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说：“大王，您的大使有如子贡这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您的辅佐之相有如颜回这样的人吗？”“没有！”“您的将帅有如子路这样的人吗？”“没有！”“您的官尹有如宰予这样的人吗？”“没有！”“当初，楚的祖先受封于周，爵号为子爵，男爵，也就五十里。如今孔子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公召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国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再说，当初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令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就这样，楚召王放弃了分封孔丘的念头。当年的秋天，楚昭王去世，孔子再次陷入困境。一次，孔子驾车行走，恰巧遇到一个楚国的狂人在接触孔子乘舆之时，大声唱着歌走了过去。歌词是这样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孔子听到狂人之歌后，十分动心。亲自下了车，希望与之谈一谈。但这位狂人，竟然头也不回，扬长而去。这位狂人的歌词是这样的：“凤凰呵！凤凰呵！你那高尚的品德怎么会衰败了呢？过去的事情是不可以通过进谏而解决的呀！未来的事业若努力奋斗还可以追上呀！也只能这样吧！也只能这样吧？如今从政的人都是懈怠而无能的呀！”这位楚国的狂人通过歌声明确告诉孔子，你作为一只凤凰，为什么会如此的缺少德行和智慧呢？以往的一切都是无法通过进谏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呀！而未来的前途还是可以其他方式追回的呀！你就承认这个现实吧！你就承认这个现实吧！不要再对那些执政的诸侯抱有幻想了吧！他们都是懈怠而又无能的呀！你的使命在于追求未来的事业呀！
楚国狂人接触车舆而歌的内容，深深打动了孔子的心，却又没有指出具体应该干什么。孔子对这暧昧的提示，感到惆怅，不知所措，只是内心确实有了明确的转变。
五、再次相见话孔老
通过孔子的人生经历使得我们有一个困惑——是什么原因导致孔子毅然决然地回国著书立说了呢？孔子思想的这个转变，没有任何人予以解释与说明，我们只能通过孔子的言论以发现其中的奥秘。
（一）孔子喜易
孔子曾经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孔子在得到《易经》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孔子自认为，若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够学到《易》，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过失了。
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孔子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没有得到《易》这本书。尽管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已经官居鲁国的中都宰，能够直接参与鲁国的决策和施政。对于一个不耻下问的孔子来说，官居如此，却没有听说，或没有看到《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易》这部书在当时的社会上基本不为人所知。即使在鲁国的国家档案之中也没有《易经》。正因为这样，孔子一生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仍然没有得到这本书。由于孔子没读过《易经》，所以在鲁君接受齐国贿赂，不理朝政之时，才负气出走，导致颠沛流离十四年而一无所成。孔子读《易》之后的感叹，说明这部《易》对孔子的思想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以致孔子对这部《易经》真是喜爱至极，也感叹至极。因此，孔子晚年特别喜欢《易经》，以致“韦编三绝”。
由此而知，《易经》在春秋时代还不为世人所知，是周王室的专用书。即使孔子官居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都没能得到它。这也足以说明，这部书的贵重和珍稀，也说明这部书在当政者看来是极不愿意外传的一部宝书。那么，孔子是从谁那里得到《易》的呢？这个人一定是在周王朝的权力核心，并执掌着这本书的负责人。事实上，能够得到这部书，管理这部书，还深深地理解此书价值的人只有老子。因为老子是周王室的守藏史——档案馆的馆长。
（二）孔子自卫返鲁之后，开始整理《五经》
特别是《书经》，乃是上自尧舜，下至春秋，保留历朝历代的国家文诰和档案原文。那么，孔子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些古代文诰的呢？通过史料得知，孔子是根据鲁国的《史记》而作《春秋》。由于周公的人品和地位，使得鲁国拥有与周王室同样的礼仪和文件。但是，周王朝以前的历史档案和历代帝王文诰，鲁国是没有资格拥有的。正因为鲁国没有历代的帝王文诰，那么孔子又根据什么来编辑《书经》的呢？这是一个谜。换句话说，孔子是从谁那里得到了这么多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周王室档案的老子。
（三）老子为什么要回家讲学呢
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也没有任何历史传说。事实上，面对东周王室的衰败，面对诸侯争霸的时局，面对日益没落的诸侯贵族，老子是心知肚明——周王朝的衰败是任何人都无法挽回的。随着时局的发展，只能是越来越乱。所以，东周王室的各类杰出人才纷纷辞官，隐居乡里。正因为这样，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才碰到那么多既能够识人，又懂得时局的隐士。其实老子回故乡讲学，也是隐居于乡野，独善其身的一项举措。事实是，老子回家讲学，讲什么呢？当时的《道德经》还没有问世，因为《道德经》是老子西出函谷关时，遭遇关令尹喜的乞求，才写出了这传世的五千字的《道德经》。所以，老子在故乡讲学的时候，还没有《道德经》这部书。老子在家讲什么，也不为世人所知。尽管历朝历代的苦县（鹿邑）政府修建了老子讲学的明道宫，但老子讲什么，老子怎么讲，却没有任何信息流传下来。
事实上，老子是一个精通历史，知天知地，通古博今的人才，他当然知道今后历史发展的结局。所以，当他离开周王室返回故乡之际，一定带回了大批的历史文献（或者抄录了大批的历史文献），以求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会毁于今后的战乱和动荡之中。如果能够使得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留，得以流传，那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此，老子携带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以回家讲学为名，默默地等待着一个能够完成如此重大历史使命的重量级人物——孔子。
（四）历史无载之谜
孔子和弟子被困陈蔡，这在孔子的人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孔子周游列国这件事，在普通百姓看来是毫无意义。但是在那些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历史命运的有识之士看来，则是一件值得关注，值得警示，值得帮助的一个人。正因为这样，孔子在奔波跌宕的十四年中，遭遇那么多的隐士，难道他与这些隐士的遭遇都是偶然的吗？
通过《论语》我们知道，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除了记载与各国诸侯的一些谈话之外，遭遇隐士就成为值得记录的重要事情。正因为遭遇隐士对于孔子非常重要，所以在孔子去世以后，弟子及门人们在编辑整理孔子言论摘录——《论语》的时候，非常明确地把遭遇隐士作为重要的事情予以记载。孔子遭遇隐士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论语》中没有明说，后世注释没有讲解。既然没有明说，却又明确记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遇到隐士在孔子的一生中具有极其特别的重要意义。正因为这样，孔子的弟子们才在《论语》中予以详尽的描述。如果孔子遭遇隐士仅仅是偶然的事情，那么孔子的弟子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笔墨来讲这些人，来讲这些事，来讲这些言论。那么，孔子遭遇隐士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在孔子的人生中是一个谜，是一个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谜。这个谜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孔子遭遇众多隐士的过程当中，有一位隐士改变了孔子的命运。而这位隐士不是别人，正是老子。事实上，孔子遭遇众多隐士这件事本身，就隐含着另外一件值得隐匿的事实——孔子最终见到了隐居故乡的老子。
当初孔子随鲁国大臣出使周王室的时候，曾经借机参拜老子，向他问礼。老子是东周时期学问最大，智慧最高，博古通今，知天知地的一位哲学家，一位睿智的圣人，是孔子一生崇拜而尊重的“神龙”。面对春秋后期的社会动乱，面对历史时局的日益衰败，老子也回到家乡，成为隐士。这就是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中对老子生平进行整理时特别强调：“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由之表明，老子一直以隐匿的状态在社会中生存。但是，老子这个隐士，不仅了解现实，关注历史，当然也在关注着周游列国的孔子。事实是，孔子被困陈蔡，落难弦歌台之时，恰恰也是老子在明道宫讲学之际。而且，此时的孔子与老子相距并不太远，只是，老子向来的隐居状态不为孔子所知罢了。
当楚昭王去世，孔子再次陷入无奈之际的时候，立即遭遇楚国狂人的警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由之使孔子真正动心，由之改变思路，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使命。那么这位楚狂接舆为什么会在孔子最无奈，最需要提示的时候，立即就出现了呢？这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呢？从历史最终的结局来看，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在《论语》中，孔子遭遇“楚狂接舆”这件事，作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被弟子们予以记载。自此之后，孔子很快就离开楚国前往卫国。孔子就是在到卫国之前，有意前往老子的故乡。
（五）孔老相会
事实上，孔子是当世的名人，老子也是当世的名人。若是孔子不知道老子当时就在故乡隐居也就罢了，若是孔子知道了老子就在故乡隐居，若是老子又派什么隐士给孔子捎信，那么孔子一定会找个机会悄悄前往与老子相见。事实上，也恰恰是孔子前往卫国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转变，也恰恰在这个重要的关头，有了一段历史的空白。这段历史的空白是必然的呢？还是偶然的呢？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还是孔子的弟子都故意隐匿了这段最脍炙人口的历史会面——孔子在去卫国之前拜见了老子。
我们可以设想，当老子向孔子清清楚楚地讲了社会的未来趋势，明明白白地讲了将来历史的结局，又十分诚恳地告诉孔子，你的事业不是当官执政，而在未来的历史之中，用你所编辑的典籍来指导人们的思考。当老子把自己辛辛苦苦抄录的周王室文献，摆在孔子面前的时候，孔子的内心应该是多么的激动而感慨啊！当孔子拿到《易经》的时候，应该是多么的珍稀而难舍啊！直到这时，孔子才理解到众多隐士忠告的涵义，才明白自己肩负着多么伟大的历史重任啊！
当初，孔子来到“匡”的时候，恰恰在当地干尽坏事的阳虎长得又极像孔子，所以，当地人就误认孔子为阳虎，他们就围攻了孔子和弟子们。当时的孔子曾经对天发出了内心的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何予！”这就是说，文王既然已经没世不在，华夏的文明就不再滋生了吗？若是上天打算丧失这个伟大的华夏文明，使得后死的儿孙们就不得参与这个伟大的华夏文明，若是上天并没有打算丧失这个伟大的华夏文明，匡人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孔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多么慷慨，是多么激昂，是多么自信，又是多么豪迈。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己任，孔子是当仁不让。纵览历史，横看当世，有谁能说出如此震天撼地的话呢？只有把历史文化的重任担在肩上的人，才能够如此说，如此做，如此行。因为他知道，这个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非他莫属。
正因为这样，“楚狂接舆”的歌声，如此深刻地打动了孔子的心。就这样，时机成熟了，心态端正了，他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他也知道自己该去找谁了。于是孔子带着弟子在前往卫国的途中，悄悄地拜见了老子。
我们对孔子的很多了解基本都基于孔子的弟子所整理的《论语》，既然在《论语》中没有孔子拜见老子的记载，就说明这件事是一个值得隐匿千古，而不求其解之谜。甚至可以说，孔子与老子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这件事最好不要传扬出去。为什么呢？为了使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稳妥、秘密地保存下来；为了使伟大的使命，得以顺利地完成；为此，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孔子必须向老子保证，这批文献要完整无误地带回鲁国，在安定的环境中悉心整理。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工作，这是一个有利于千秋万代的工作。
所以，孔子被困陈蔡，自楚赴卫，不到一年，就自卫返鲁。从此，孔子不再在诸侯之间奔波，不再去寻求权位，不再渴望被贵族收留。而是立即派遣弟子——冉有回鲁国执政，以妥善安排孔子回国的一切事宜。
事实上，冉有回到鲁国，即刻被委以重任，仅仅一战就打了胜仗。当时的鲁国执政季康子就问冉有：“你对于军旅之事，是学过呢？还是天生的本性呢？”冉有说：“我是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听了冉有对孔子的高度评价之后，就以非常隆重的礼仪迎接孔子回国。其实，当时卫国大臣孔文子还希望在政策方面得以咨询孔子，而孔子却故意辞以不知。然后却明确地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这就是说，作为凤凰的孔子，已经明确地选择了自己今后的人生和事业，不再彷徨，不再流浪，不再寻求权位，而是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更加伟大的事业之中。
孔子回国之后，鲁哀公和季康子都曾经向孔子讨教执政的方略，孔子也都一一作了回答。然而，鲁国的执政者们终究不能重用孔子，而孔子也不再寻求执掌政权。其实，孔子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整理《五经》的浩大工程之中。
六、隐士聚会论古今
老子为什么要回乡讲学，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历史所留下的空白之谜，却又通过孔子遇到隐士的事实而不断地提示我们，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件事，就是孔子再次拜见老子。孔子与老子的再次相见乃是孔子遭遇众多隐士的画龙点睛之笔，而这个“龙”，恰恰就是老子。因为，孔子在第一次见到老子之后就认为老子是一条“龙”。当时的情况是，东周王朝的众多大臣都隐居以求独善其身，故而，老子也是众多隐士中的一位。孔子可以对其他隐士表明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却不会说自己与老子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老子能够说服孔子，改变孔子的心态，改变孔子的志向，改变孔子的命运和事业。为此，孔子自己也归属于隐士。当时，所有聪明睿智的君子们全都隐匿于世，这就是孔子与老子相见的历史之谜。正因为大家都成为了隐士，所以孔子与老子相见这件事也应该成为最值得隐匿之事而隐匿下来。既然老子早已隐匿遁世了，孔子也隐匿遁世了，那么多的君子都隐匿遁世了……那又何必再说呢？正因为有历史的空白，所以令人回味无穷！
应该说，孔子在见到老子的时候，还曾与当初遇到的众多隐士相继会面。故而，子路遇到的两位除草老人的名字，才能够被记载在《论语》当中。同样孔子还再次遇到了诸位音乐大师，在《论语》中才会明确讲，当初殷商灭亡之际：“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如今，东周王朝也走向衰亡，众多人才也都各奔前程。故而《论语·微子》中讲：“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音陶）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段话则明确讲了，东周王朝的各位音乐大师各自归隐的去处。那么，孔子及其弟子是怎么知道的呢？可以说，当老子见到孔子之后，也设法使孔子与当初遭遇的各位隐士都见了面。他们把自己珍藏的文献都悉数交给孔子，拜托整理。正因为这样，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们才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并将当初的遭遇简洁而清楚地叙述出来。众多隐士们在与孔子见面之后，孔子和弟子才知道，原来，他们周游列国的时候，这些隐士都是有意在老子的安排下与之遭遇，以提醒，警示，劝阻，说服孔子。事实是，孔子只有在不断的挫折与困厄之中才能理解自己，寻求出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应该说，《五经》是孔子整理的，但其中却包含着众多隐士君子们的心血和期望。故而给我们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先祖的厚望。正是这样，孔子成为肩负历史重任，并完成历史重任的伟人。
七、尾声
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西北的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达摩洞，那就是达摩面壁九年的地方。达摩为什么要独自一人面壁九年呢？不知情者妄自揣测，其实问题很简单，达摩面壁九年就是为了等一个人，等一个能够传承禅宗顿悟大法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最后一位高僧神光出现了，经过断臂求法的考验，最终成为衣钵传人。这就是禅宗二祖——慧可。
在鹿邑的明道宫，老子在故乡执教讲学，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隐居故乡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则是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一个人。一个能够传承华夏文明，整理历史文献的圣者。这位圣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弄明白当时的时局，还在蒙头蒙脑地奔波游荡。怎样才能唤醒这位智者的灵魂？他费尽心机，请求自己的诸多朋友，以各种方式点拨，提醒，警示，劝诫……这些隐士其实都是老子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就这样，老子默默地等待孔子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他和朋友们一直关注着这位智者的行踪，动态，言行，举止。这就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不断遇到的各类隐士。
当楚昭王去世，孔子也年事已高。尽管心高气傲，却怅然若失，不知前途如何。最后，老子及朋友们派出一位智者，高唱“楚狂接舆歌”，以警示孔子。这次的警示奏效了。然后，有人提示孔子，他一生仰慕的老子就在附近。这时孔子又惊又喜，急切而往。在一个安静而恬淡的舒适乡间，孔子不仅见到了老子，还见到了当初遇到的各位隐士。大家欢聚一堂，敞开心扉，各抒己见，相恰甚欢。
孔子离开老子故乡之后，急切地希望返回鲁国，以整理珍贵的历史文献和经典。老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身心舒畅，毅然出关，去完成自己必须完成的另一件大事。当他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在关令尹喜真切的恳求下，写出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历史的画册翻到了西汉时代。在战乱和萧条的局面中，一位老人——河上公出现了。汉文帝躬身求教，河上公向汉文帝简明而深刻地解释着老子的《道德经》……自汉文帝之后，老子的“无为而治”成为为政的统治方略。整个国家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人民的生活稳定，国家逐渐富足……
在汉景帝时代，出现了“七王之乱”。在血腥的战乱之后，汉武帝登上政治舞台。他即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群臣策问“长治久安”之道。董仲舒上书，力陈“兴儒之道”。就这样，在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需要中，孔子的儒家思想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的统治思想。就这样，沉寂了五百多年的儒家思想终于被历史推到了思想界的顶峰。之后，延绵传播两千多年，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的画册翻到了明朝的时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将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家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西方，引起了西方的人文主义运动，伏尔泰、卢梭、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都受到了震撼和影响。在这些哲学家的思考和理论阐述中，西方的哲学发展到了顶峰……
诸葛亮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在高高的九天，俯视人间而微笑。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