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老子故里在鹿邑

      既然涡阳、谯城都不是老子故里，那么真正的老子故里又在哪里？从历史沿革、标志性景观和地理位置上来看，“老子故里在鹿邑”是确信无疑的。

      1.从历史沿革上看

      根据历代官修正史和《鹿邑县志》的记载，鹿邑的历史沿革大致如下表：

          春秋时今鹿邑辖境西部为鸣鹿，东部为相。楚国灭陈，易鸣鹿为鹿邑；相县虚荒，战国时期改属苦。秦灭楚后，所设苦县大致相当于原鹿邑和相的面积；西汉析苦县西南置宁平；东汉析宁平西北境置武平（见《读史方舆·卷五十·河南五》），苦县分成宁平、武平、苦县三县；东晋咸康三年（337）改苦县为谷阳；北齐省谷阳入武平；隋开皇六年（586）复置谷阳，同时于谷阳西南置郸（今郸城县），北齐之武平分成谷阳、郸、武平三县；隋开皇十八年，改武平县为鹿邑县，县城西迁今鹿邑城村；唐乾封元年废郸县，其地分属鹿邑、谷阳，并改谷阳为真源；北宋改真源为卫真。从春秋战国到宋代，今鹿邑西部的地名沿革大致是：鸣鹿——鹿邑——苦——宁平——武平——鹿邑，东部的地名沿革大致是：相——苦——谷阳——真源——仙源——真源——卫真。至元二年（1265）卫真并入鹿邑（《元史卷五九　志第一一》“归德府”条下载：“中统二年〈1261〉，审民户多寡，定官吏员数。至元二年，以虞城、砀山二县在枯黄河北，割属济宁府，又并谷熟入睢阳，酂县入永州，降永州为永城县，与宁陵、下邑隶本府。”在“亳州”条下，“卫真入鹿邑”并列排在“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之前，因此，其合并时间也当在至元二年）。合并后县名仍称鹿邑，但县城东迁到了卫真。所谓的鹿邑、亳州之间插不下一个县的编制的说法其实是混淆了元代合并前后的两个“鹿邑”，把“鹿邑”偷换成了“卫真”，把元代以前的鹿邑向东平移近60华里，整整平移了一个县的位置。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北齐省谷阳入武平、元初省卫真入鹿邑，老子出生地之县被废，均是佛道之争爆发，道教处于低谷之时。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八月，“齐主还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老子故里谷阳县并入临近的武平县，很可能就是天宝六年以后的事情。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改奉佛、道并重的宗教政策，才于开皇六年重修老子祠、复置谷阳县。元代佛道之争则更为激烈，元宪宗五年（1255）、元宪宗八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先后发生3次大的论辩，道教均以失败告终，落了个焚经退寺的下场。而至元二年（1265）卫真并入临近的鹿邑，恰好就是道教两次败北之后。元朝在行政区划调整时，鹿邑、卫真两县合并之所以没有采用“卫真”、“真源”等与道祖老子有关的县名，很可能就与元廷对道教奉行“又支持又抑制”的宗教政策有关。

      卫真县是公认的老子故里，苦县是卫真的前身，准确定位古代苦县和卫真县的管辖范围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历史上，苦县、宁平、武平是呈三角形摆列的三个县。从汉至元，苦县（谷阳、真源、卫真）、武平（前鹿邑）、宁平三县时分时合，也说明三县是紧密相邻的。《太平寰宇记》“鹿邑”条下载：“瀖水……河出，至县界，入真源县”；“谯县”条下载：“涡水在县西三十八里，从真源县东来”。这说明真源县在鹿邑与谯县之间；涡水横贯谯县西部，北宋初期谯县西部所辖范围最多是38里。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真源县东至亳州59里；玄元皇帝词，县东14里。由“59”减去“14”，可知太清宫距亳州是45里。因此，唐宋时期，真源县和亳州的分界线应在太清宫之东7里左右（45减去38），距真源县城21里。清代鹿邑、亳州边界也与此一致。《吕志》记载，鹿邑东至薛家屯接亳州界20里，至州治50里（可能亳州城西扩了）。《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所标边界也相同。光绪《鹿邑县志》还言鹿邑疆域“明同于元，国朝因之”。这说明从北宋至清末，鹿邑（卫真）东部的边界基本稳定未变，元初卫真确实全部合并到了鹿邑。综合考证，鹿邑、卫真合并前，卫真县的具体管辖范围大致是：东北至今惠济河一带，东至今谯城区两河口以西，西至今武平城东部，西南至今郸城县宁平镇南。卫真县与谯县的分界线在今亳州市谯城区安溜镇一带。此镇北门惠济河边明离宫遗址前的千年古槐被当地百姓称为“一槐罩两省”，该槐树可能就是明代河南鹿邑与江南亳县的界标，也即宋代卫真与谯县的界标。唐初撤销郸县（今郸城县），其地北部归鹿邑、真源。其后，鹿邑、真源两县辖地基本沿袭未变，一直管辖着今郸城县的中北部。《太平寰宇记》载，北宋时谯县辖十乡、鹿邑辖七乡、真源辖八乡、城父辖八乡，谯县的管辖范围最大。元代合并前的鹿邑城在今鹿邑县城西60华里，以当时鹿邑、卫真、谯县三县的面积及卫真县的地理方位来分析，合并前的鹿邑县不可能管辖到谯县西部的今惠济河一带（如果真的管辖到惠济河的话，那么，当时处在鹿邑以东谯县以西、管辖着郸城宁平一带的卫真县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棵槐树不可能是元代以前的鹿邑与卫真的界标，只能是古代卫真县和谯县的界标，也就是元代鹿邑（合并后的）与谯县的界标；谯城区“两河口”以东至亳州城都应是古代谯县的所辖范围。民国至建国初期，鹿邑县与亳县的边界又有小的调整，安溜及鹿亳接壤的狭长地带划归亳州管辖，但老子故里太清宫镇始终在鹿邑辖境。可以说，历史上的苦县、谷阳、真源、卫真，虽然名称不一，但管辖范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大致范围就是今天的鹿邑东部、亳州谯城区与鹿邑接壤地带及郸城县东北部地区，从未向东越过谯县管辖到城父（涡阳）一带，也未越过“两河口”管辖到亳州城的近郊。

      以上历史沿革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历代官修正史及《晋太康地志》、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等国家地理总志中均有明确记载，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只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无误，“老子故里在鹿邑”就是铁板不易的结论。元初卫真并入鹿邑之前，鹿邑的确不是老子故里，谯县、城父、临涣也均不是老子故里，只有卫真县才是老子故里；由于卫真隶属于亳州，所以亳州也可以称为老子故里。有元一代，太清宫随同卫真县一同并入鹿邑，鹿邑就已经成为老子故里，亳州也可以继续称老子故里。但明初行政区划调整后，鹿邑（含合并前的卫真）已经改隶归德府，不再隶属亳州，所以亳州就不能再称为老子故里了。

      在鹿邑历史沿革这一课题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近年来，持谯城说的顾宗正先生一再抛出所谓的《鹿邑文史资料》（内部资料）来，视其为谯城说的救命稻草，并自称是从一老干部手中拿20万元房产抵押换来的，系1988年河南省鹿邑县委员会鹿邑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现已在网上公开出售）。对于这一资料，笔者至今尚未见到，咨询鹿邑县政协的同志，目前也无人知晓，因此，对其内容和来源的真实性不便发表意见。但从顾宗正已经公开的内容看，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见人之处。细心的同志就会发现，那可能只是鹿邑县志的一部分草稿而已，系卫真尚未并入鹿邑时的鹿邑概况，并不包括合并前的卫真县的基本情况。今鹿邑县管辖着元代以前的鹿邑和卫真，作为县志，必须把两者都写进去才是完整和实事求是的。

      2.从标志性景观上看

      根据国家官修正史记载，老子故里的标志性景观乃是太清宫、九龙井和古桧树。其他庙名不符的宫观以及当地人自封的“太清宫”均不能作为老子出生地的有效证据。

      （1）鹿邑太清宫历史悠久

      据光绪《鹿邑县志》及大量史料记载，鹿邑太清宫始建于东汉，原名老子庙、老子祠等。唐高宗乾封元年（666），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紫极宫。天宝二年（743）易紫极为太清。《新唐书 地理二》言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唐末以后，太清宫因兵事和水患损毁惨重。此后，五代时期的后梁太祖朱温因而于开平元年（907）把太清宫降为太清观；后唐同光元年（923），庄宗李存勖诏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五代之后，太清宫屡废屡修，宋、金、元各代都有重修碑记。元代太清宫圣旨碑和海都太子令旨碑还明确规定太清宫前后两宫属国家保护，周回40里内的土地、树木及一切财产属太清宫所有。元末刘福通起义“拆鹿邑县太清宫材建宫阙”（见《元史·卷四四》。《明史·列传第十·韩林儿》也有相同记载），太清宫遭损惨重。直至清康熙年间才在原址重建太极殿（唐代称圣祖殿，北宋称老君殿，金代以后称太极殿），并把元《太清宫执照碑》、《太清宫圣旨碑》分别嵌于太极殿前左右两侧的槛墙内，至今犹存。以上史书所载的太清宫历史沿革说明，今鹿邑辖境在北魏以前的汉朝就有老子庙。

      鹿邑太清宫被元末韩林儿起义拆毁后，虽然明代宗教政策限制了其发展，使其始终未能重现昔日辉煌，但对“太清宫”一名却给予了间接保护，使鹿邑太清宫得以延续。《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诏“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庙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之”。这说明明朝严禁私建寺观，严禁擅自为寺观易名。而明朝开国文臣宋濂编纂的《元史》、清初编纂的《明史》、明成化《河南总志》、明嘉靖《鹿邑县志》及明人笔记中均有“鹿邑太清宫”之记载，说明鹿邑太清宫在元、明时期一直就称为“太清宫”，绝不可能是明清时期由紫极宫或其他宫观易名而来。

      太清宫现存碑刻足以见证其悠久历史。鹿邑县志记载，自东汉边韶撰文在老子庙前刻碑之后，各朝帝王、官吏豪绅、文人学士以及黎民百姓在鹿邑太清宫一带刻制碑碣者代代有增，太清宫内外碑刻如林，多达百余通。唐宋金元时期黄河泛滥埋没了大量碑刻和建筑基址（水患过后，体积小巧的碑刻被人挖出重新树立，体积庞大者则继续沉眠于地下）；元末韩林儿起义使太清宫遭损惨重，残碑斜倚门，“碑偃草叶深”（朱元璋《题老君废庙》）；明代鹿邑知县王冠、韩友范又先后在创修和重修鹿邑砖城时破坏大量汉唐碑石（《古今图书集成》谓“半委煨烬”，“汉唐碑尽毁，无复存者矣”）。尽管如此，现今残存的宋真宗御笔御书并篆额的《先天太后之赞碑》、《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唐玉真公主朝谒太清宫记碑》、《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金续修太清宫碑》等10余通唐宋以来的碑刻也足以见证太清宫在历朝历代帝王心中的地位。2000年，鹿邑太清宫第二次考古发掘又出土了《金亳州彩绘太清宫大殿圣像记碑》（金天德二年即1150年立）、《金太清宫诗碑》（金正隆四年即1159年立），庙名仍称太清宫。这些碑刻没有一通是鹿邑人一再恳求、让人不得不曲意为文者，无论是地层埋藏深度，还是地基构成，都与碑刻时间吻合。其中《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与《先天太后之赞碑》虽南北相距2华里左右，但三碑仍呈一条直线排列，与唐宋时期太清宫前后两宫的神道相合无间，说明这些碑刻绝非明代人为造假或外来寄存之物，雄辩地证明今鹿邑太清宫自唐宋以来就曰太清宫，也是亳州境内唯一的太清宫。（见附图6：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附图7：金续修太清宫碑；附图8：先天太后之赞碑；附图9：《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

      太清宫前宫祭老子，后宫祭李母。后宫西侧的奥敦妙善墓也可以证明今鹿邑太清宫就是古亳州太清宫。奥敦妙善（1199～1275）系金代全真女道士。复姓奥敦，名妙善。宝祐三年（1255），元朝宪宗皇帝诏奥敦妙善主持亳州洞霄宫事，赐号“妙善炼师”。至元十二年（1275），奥敦妙善无疾仙蜕，葬于今太清宫西。光绪《鹿邑县志》载：“金女炼师奥敦妙善墓在洞霄宫西里许。明嘉靖二十五年大雨，墓崩，露石棺。……棺南十余步有《女炼师奥敦君道行记碑》”。今考此墓位于洞霄宫西北角吴庄村前，虽然其石碑、墓石已在文革早期被炼了石灰，但碑文在光绪《鹿邑县志》、《道家金石略》均有收录。如果亳州太清宫基址真如涡阳和谯城区所设想的在现今“两河口”以东、涡河以北的某个地方，作为太清宫后宫的主持，奥敦妙善一生侍奉李母，死后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李母隔河相葬的；如果今鹿邑太清宫不是亳州太清宫而是所谓的鹿邑紫极宫，奥敦妙善舍弃亳州太清宫，偏偏葬至鹿邑紫极宫西侧，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今鹿邑太清宫必是古亳州太清宫或亳之太清宫。

      虽然《先天太后之赞碑》没有提到“老子故里”一词，但碑文首段即言“元气本无，尚有其祖；高昊至大，亦有其先……人理攸同……圣阶，降迹于清都”，接着又言“别建密清之庭，奉先天之名，所以崇徽偁；葺洞霄之宇，所以法元都；上以显天经，下以扬孝道”。“清都”借指太清仙境（老子是“三清”之一，齐梁高道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称，太上老君居太清境太极宫）；“密清之庭”指洞霄宫，因紧邻太清宫，故名；“降迹于清都”意为在太清宫降诞。这说明北宋是以太清宫为老子出生地的。此前，《全唐文·赐亳州太清宫敕》曰：“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诞之地”；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载：“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此后，人们仍视太清宫为老子出生地。北宋《元丰九域志·附录五》载：“卫真，本苦县，《城冢记》，县之赖乡，老君所生之地，旧有宅，今太清宫是也，有《道德经碑》，唐明皇书”；金《亳州请疏碑》云：“太清仙境，混元旧居”；《金续修太清宫碑》云：“亳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圣之地”；元《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称：“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其中《元丰九域志》所载的《道德经碑》和《金续修太清宫碑》、《亳州请疏碑》至今犹存，立于今鹿邑太清宫太极殿东南。这些碑文也均收于《道家金石略》，有力地证明了今鹿邑太清宫就是老子出生地。老子是隐者，其身世有许多传说的成分。国家文物部门有一个“行规”，就是对“传说”的东西从不进行鉴定（个别人的个人行为除外），比如对黄帝陵、人祖坟等古迹就不进行鉴定。因此，所谓的流星园、禹步九井等传说层面的东西根本无法鉴定，也就不能作为界定老子故里的依据。但依靠大量碑刻界定的老子故里乃是最权威和有效的。大凡支持涡阳说者，往往就没来过鹿邑，仅从地图上看到今鹿邑位于涡河以南，就轻信了涡阳的宣传。如果他们看到鹿邑的这些碑刻，相信他们一定会给老子故里一个正确的答案。

      （2）鹿邑太清宫太极殿东侧九龙井与史相符

      不仅东晋之前史书从未记载老子出生地有九井，东晋以后，史书在九井位置上也记载不一。东晋伏滔在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拜著作郎时所撰的《北征记》言老子庙有九井且水相通；此后，南朝刘宋时期的郭缘生、北魏郦道元均言老子庙东有九井且水相通。但《太平寰宇记》引东魏崔玄山《赖乡记》却云：“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三里，祠门内右有圣母碑，东院内有九井。”唐代以前老子庙和李母庙尚未连成一体，两个庙宇南北相距2里，其东院不可能都开凿有九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相互矛盾的记载，这还要从老子具体出生地点的演变和九井的成因说起。

      如果说司马迁把老子里籍定位到“里”（曲仁里），那么，之后的史书则又进一步把老子出生地定位到点、定位到“庙”。西晋时期，史书一致记载赖乡祠是老子所生地，但对这个赖乡祠的范围究竟是多大，究竟是指老子祠、李母祠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史书并未详细记载。南北朝时期，赖乡祠的称呼不再使用，转而出现了老子祠、李母祠。对二者的功能定位，《赖乡记》这样记载：“老子祠在赖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时，教化学仙故处也。汉桓帝修建屋宇，为老子庙，庙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旧生宅也”。这段话告诉我们，汉魏时期“祠”和“庙”并非同一个概念，老子庙原是“祠”，是赖乡祠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桓帝遣宦官之苦县祠老子时给予重修，此后就称老子庙了。但老子祠只是老子平生“教化学仙故处”，并非是老子出生地，后宫的李夫人祠才是“老子旧生宅”也。《水经注》云谯令长沙王阜把“老子生于曲涡间”的碑文刻在李母庙前，则进一步印证了汉魏时期确实是把太清宫后宫李母庙作为老子出生地的。按常理来说，李母生老子时自然要生到自己的住所，不可能生到前宫老子平生“教化学仙故处”；老子生而即行禹步，也应该在自己出生的地方走禹步，不可能跑到前宫“教化学仙故处”再走禹步。如果老子出生时确实有九井，这九口井也应该出现在后宫李母祠，而不是出现在前宫老子祠，《赖乡记》所言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与此前所有的志书也并不矛盾（老子祠、李母祠都应是晋代史书所称的赖乡祠），应该是值得信从的。但《水经注》明言老子庙东院中有九井，李母庙东院中并没有九井，其他史书也记载老子庙、玄元皇帝祠或太清宫中有九井，今鹿邑太清宫考古发掘也证实太清宫前宫有九龙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老子出生处原无九井，西晋《化胡经》成书后，为了把《化胡经》所言的“九龙吐水，灌洗其形，化为九井”的神话做实，更好地抗衡佛教，一些有心的道士便决定在老子出生地凿出九井。由于此前汉桓帝遣宦官之苦县祠老子时为李母祠南边的老子祠立有石碑，且老子祠当道，李母祠相对偏僻，故前宫香火旺盛、香客云集，于是，东晋十六国时期，那些道士便在老子庙东院中挖了九口井。由此，伏滔北征时便在老子庙中见到了九井。东魏崔玄山作《赖乡记》时，也是按“老子出生地有九井”这一思路来行文的，于是就把九井误记到老子出生的李母庙的东院中。隋唐以后，人们又依据东晋十六国时期道士所掘的九井来定位老子出生地，于是，老子庙自然就成为老子的出生地了。进入唐代，老子庙先后被易名为玄元皇帝祠、紫极宫、太清宫，李母庙先后易名为先天太后庙、洞霄宫，成为太清宫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均记载太清宫有九井。南宋曾慥的《类说》记载：亳州“九龙井，井前有升仙槐、老君炼丹井，北虚无堂”。元《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载，元初太清宫因兵祸和水患的影响，“向之仙宫，漂荡无余，但数千年九龙井仅存耳。”明景泰年间《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在开封府井泉中载：“九龙井在鹿邑县东皋乡，世传老子诞生之地，其侧又有东西二炼丹井”。由于黄河泛滥、水土流失等持续影响，至康熙年间，《古今图书集成》则云：归德府鹿邑县太清宫“旧有老子石像及九龙井……今石像、九井皆废”。

      前后对比各种史料，可知九井确非老子出生时的产物，乃是后人所为。唐前史书称九井、道教文献称九龙之瑞井，宋、金时期称九井和九龙井，元代以后仅称九龙井。太清宫九井可能毁于靖康之乱后金元重修之时。《金续修太清宫记碑》开篇总述太清宫时曾曰：“宫中旧有八桧，今惟手植存焉；太极殿东有九井……又谓老子生而作禹步，步成一井，井各有龙，灵迹甚著。迄今岁旱，州郡官僚拜祝，勺其水设坛场而祷之，随即雨降”。这是说太清宫旧有八桧和九井，迄今还很灵验。当然这其中有夸张之词，如果九井真的很灵验，后来就不会消失了。金代太清宫历经四次大的重修，“逐岁兴缘，改故添新”，先后创修了太极殿、三清殿、玉帝殿三大殿，至该碑文形成时，整个太清宫重修工程仍尚未完全竣工，“其宫中已就者，前后三□□……太极殿之东创为七元殿”。由此可知，金代太极殿之东原为九井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七元殿。疑这次重修，因资金问题，九井没有得到完全整修，而是“改故添新”，按“九九归一”之意整合为一个“九龙井”，其余各井可能被压到七元殿地基之下。故《金续修太清宫记碑》云“步成一井”而不云“步成九井”。金末元初，太清宫“向之仙宫，漂荡无余”，但重修太极殿时，又“增筑故基丈余，间架九楹”（《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太极殿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九龙井仍未重见天日，故元以后官修志书就仅记载九龙井，九井仅是一个供人抒古怀旧的由头而已。

      揭开九井的神秘面纱，可以发现，九井的兴衰其实与涡河的变迁完全吻合。按郦道元记载，北魏时老子庙东院有九井，庙东是涡水，故涡水与九井相距很近，可直接影响到九井水位。《元和郡县图志》云九井“隋季井皆竭，自武德（618）已来，清泉沁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言武后长安五年（705），“九井井久枯，时冰雪凝洹，忽有声如雷，水瀑涌，二龙出戏”；《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开元二十九年（741），亳州老子祠枯树复荣，九井涸复涌”。虽然其中有点荒诞不经，但九井时涸时盈则应是事实。唐中期以后，因黄河泛滥淤塞老子庙东侧涡水河道，九井地下水源不足，水位不断下降。元初涡水改道后，九龙井、炼丹井水源减少，基本枯竭。加之元世祖公开焚毁《化胡经》，动摇了人们对龙井的笃信，因而又加速了九龙井的湮绝。至清康熙时期，九龙井、炼丹井完全湮废。光绪二年，鹿邑太清宫太极殿东复寻得一井，但仅使用到1958年就被太清公社建房填平。2006年，经考古探测复又发掘，其井壁由宋砖堆砌，说明该井在宋代曾经修整过；井壁西南、东南各有1个空砖涵洞，与传说的九井水相通吻合；井口用青石板覆盖，井头外表高浮雕九龙，与《金续修太清宫记碑》所言“井各有龙”相吻合。该井无论是方位还是特征均与史载相符，应系老子出生地九龙井之一。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其余八井也一定能在不破坏现有地下遗址的前提下重见天日。

在“九龙井”这一标志性景观上，有一个逻辑必须理清：古代虽有九井，后因黄河泛滥等原因造成部分或全部湮绝者，仍然不影响其作为老子故里存在；古代没有九井，现今却不明不白地挖出9眼井者，这些井再好，也不能成为老子故里的依据——无论让多么权威的人员“鉴定”都无济于事。鹿邑太清宫金代以前虽有九井，后因种种原因逐步湮废，即使现今仅剩一口，仍不影响其老子故里的地位。

      （3）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前古桧尚存

      许多史料记载，老子出生地太清宫中有八桧，相传为老子所植。“桧”亦称桧柏、刺柏，有些史书亦记作“槐”，是一种常绿乔木，寿命长达数百年，亦有说是千年长生之树。但仔细翻阅有关史料，就会发现老子庙中起初并非确有老子所植的8棵桧树，所谓的“八桧”与九井一样，均是道教人士为神化老子、制造祥瑞而不断附会而来的。《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在“真源县”条下引桓裴之《述征记》云：“老子宫前有双松，左阶之松久枯。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忽从根上生一枝，耸干一丈三尺，枝叶青翠。唐武德二年更生一丛，直上五尺，横枝两层，枝叶相覆，异于常树。”（注：光绪《鹿邑县志》“桓裴之”作“裴松之”，“双松”作“松柏双株”，“左阶之松”作“左阶之柏”。然裴松之是南朝刘宋时期人，不会知道隋唐时期的情况，故《太平寰宇记》所言应较为准确）松、柏两个树种非常相似，都是常绿乔木。因此，二者经常被人混淆——古今都是如此。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云亳州真源县太清宫“两宫二观古桧千余树”，唐玄宗李隆基《过老君庙》言“独伤千年后，空余松柏林”（《全唐诗》卷三），北宋范仲淹《过太清宫》云“丑石危松丰绿萝”。唐玄宗把“古桧千余树”当做“松柏林”，范仲淹当做“危松”，也都是混淆了两个树种。故《述征记》所说的两个“枯松”，其实就是两棵桧树。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又云：太清宫“武德三年，枯桧再生”；《新唐书·五行志》载：“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树复生枝叶”，与桓裴之所言的枯松“唐武德二年更生一丛”可能就是同一个事件，只是在具体时间上有所误记而已。由此可以推测，老子庙始建时，庙前可能只有两棵桧树，相传为老子所植，其中左边的桧树于五代时期枯死，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从根上重新发出一枝，唐武德年间从根上又生出一丛，这样就变成了三棵桧树。因此，唐末杜光庭中眼中的亳州太清宫就有“三桧”（《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降生”云：“真源旧里累降祥瑞……或神龙跃九井之中，或文字显三桧之上，代代昭验”；《道教灵验记》云：“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祖老君降生之宅也，历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桧宛然常在”），即炼丹桧、鹿迹桧（升天桧）、再生桧。

进入北宋，太清宫前的瑞桧逐渐由3棵增加到8棵，另外5棵究竟是原来的桧树新发的，还是后人新植的，史书未载。估计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史料记载，宋真宗到太清宫朝拜老子时，仍沿袭唐代称为“三桧”（《宋真宗御制老子赞》云“序凝贞兮三桧，德昭迈兮万春”），并把太清宫前殿屋檐后的一棵桧树命名为“御爱桧”，于是，石曼卿、林迥等一批北宋文人投其所好，先后为这棵树赋诗题咏，“八桧”便应运而生。北宋刘斧撰《青锁高仪前集》对此略有记载。该文曰：“亳州太清宫方营前殿，匠氏深意老桧南枝碍屋檐，白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视，巨枝已转而北矣……真宗幸宫，见而叹异久之，后爱其茂盛，甚于他槐，乃名为‘御爱’。留题者甚众，惟石曼卿为绝唱。今又得福唐林迥诗焉，真佳句也”。石曼卿之后，北宋大文豪范仲淹、欧阳修均载太清宫有八桧。范仲淹《太清宫九咏序》云：“谯有老子庙，唐为太清宫，地灵物奇……若灵溪，若涡河，九龙井，左纽、再生、升天桧，皆附于图籍……余友曼卿……览灵仙之区，异其八物，益以宫题，而成九咏”。欧阳修《太清宫东阙题名》云“裴回两阙之下，周视八桧之异，窥九井禹步之奇”。太清宫八桧各有自己的名称。光绪《鹿邑县志》引《颜志》云：太清宫八桧“八株相对，每二株共一名：曰丹桧，曰纽桧，曰御桧，曰升天桧”，丹桧可能就是唐时的炼丹桧，纽桧可能就是唐时的再生桧（“纽桧”也是桧树的一个品种，光绪《鹿邑县志》曰太清宫前的8棵桧树其实都是纽桧），御桧可能就是宋真宗命名的御爱桧，升天桧就是唐时的鹿迹桧。

      北宋靖康之乱之后，由于受自然和兵灾的多重影响，太清宫“八桧”和前后两宫“古桧千余树”开始遭损。《金续修太清宫记碑》曰：“宫中旧有八桧，今惟手植存焉……至靖康之乱……灵踪圣迹，为狂贼纵火一爇而烬”，说明金代太清宫中，传说中的老子所植的桧树已经毁于战火，仅存的桧树均是后人种植的。幸存下来的桧树究竟有多少棵，碑文未加细说，但由于隋唐时期的桧树仅有3棵，因此，其余即使都是人工所植的最多也不过5棵。金代重修太清宫时，距老子生活的年代至少1600多年，距东汉始建老子庙也已1000多年。按桧树的寿命推算，即使这些桧树都是千年长生植物，即使这些桧树没有被狂贼焚烧，老子所植或东汉建老子庙所植的桧树到金代也已经超过自己的最长生存年限，完全枯死也在情理之中。元代以后，佛、道之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元世祖公开焚毁道教伪经，龙井、桧柏、流星等瑞物已无皇帝信以为真，道教人士也不再以此制造祥瑞，因此，八桧与龙井一样，并未刻意得到完整恢复。

      进入元末，由于韩林儿起义拆鹿邑太清宫之材东运亳州建宫阙，金代太清宫幸存的古桧彻底遭到毁坏。清初《古今图书集成》云：太清宫“又列桧八株，传为老子手植，皆不存。今太极殿前老柏扶疏，亦二三百年物也”。《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清康熙年间（雍正年间又重撰），其时老子所植的桧树当然已不可能复存。该书所称的太极殿重修于“大清康熙戌午岁”，即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与韩林儿拆太清宫之材的时间相差323年。这个时间与太极殿前的老柏一样，也可以约称为“二三百年”。因此，清初太极殿前的老柏很有可能就是韩林儿拆太清宫时所伐古桧重新发出的新树，也是金代幸存桧树的后代。明太祖朱元璋《题老君废庙》所云“惟有庭前树，多年茂作林”可能就是指古桧重发“多年”后的景象。目前，这些桧依然屹立于今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前，共有3棵，其中两棵为纽桧，一棵左旋，一棵右旋，与唐宋时期太清宫前桧树的品种基本一致，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今鹿邑太清宫的确是由汉魏时期的老子庙演变而来。

      3.从地理位置上看

      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位方法，确定地理方位必须由经线和纬线两项指标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东西坐标和南北坐标两个指标才能准确定位一个地方的地理方位。东汉边韶定位相县故城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他在《老子铭》中明确记载，相县故城在东西方位上位于“赖乡之东”，在南北方位上“涡水处其阳”。根据《水经注》及有关史书记载，考虑到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老子出生地太清宫的东西坐标在北魏时期应处于谯县故城以西，南北坐标在北魏时期应处于涡河之北（按常理来说，不能以河流为标准来建立历史古迹的坐标系，因为河流改道常常带来沧海桑田的变化，影响古迹的相对位置，所谓“山不转水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即是如此。但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尚未发现更有效的参照物，只能暂且以此为准）。

      （1）东西方位界定

      崔玄山《赖乡记》载：老子祠在赖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载：“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距县东不半舍（古代行军30里为一舍）”。元代民间就流传“亳州西鹿邑东，四十五里太清宫”的说法。清《河南通志》载：“太清宫，在鹿邑县城东一十里，老子生地也”。《大清一统志》载：“太清宫，在亳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生地也”；又云：“老子祠，在鹿邑东十里，一名太清宫。”《亳州志》载：“太清宫在城西45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之地”。明景泰二年前后，河南提学副使（相当于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刘昌多次到鹿邑凭吊太清宫、明道宫遗址，先后留下了《太清故典》、《明道残碑》、《希夷古台》等鹿邑七景诗（后成化鹿邑训导乐韶又补充为十景诗）和三篇《太清宫》题咏，其中也有“亳西五十里，古有太清宫”、“东望遗宫是太清……鹿城百尺地将平”等诗句。鹿邑、亳州两点一线，从东西方位上确定了老子故里的具体位置就在亳州西四十五里、鹿邑东十多里。今鹿邑太清宫恰好就处于这一位置，且目前处于这一位置的老子庙（含老子庙遗址）也仅此一家。

河道可以改也，县名可以易也，城址可以迁也，但其地不可移也。黄河泛滥虽然改变了涡河河道，但却冲不走建筑遗址和深埋于地下的碑刻，改变不了谯县故城的位置。所以，东西方位确定的老子出生地应该是最为可信的。谯县故城之东不可能出现老子故里。

      （2）南北方位界定

      按目前情况看，今鹿邑太清宫确实在涡河之南，与《水经注》所载并不相符。但从历史上来看，北魏时期，该太清宫也的确位于涡河以北、以西，与《水经注》所载完全吻合。史料表明，黄河水患不仅造成了鹿邑境内玄武湖、灵溪池、谷水的湮绝，而且造成了涡水主河道的数次迁徙。

      首先，老子庙东侧涡水改道确信无疑。近年来，“涡水处其阳”似乎成了老子出生地的唯一特征。其实，唐代之前，史书从未明确记载老子生于涡水之阳。《水经注》中赖乡城被当地民众称为“谷阳台”而不是“涡阳台”，郦道元也未认为可以称为“涡阳台”，这就说明“涡水处其阳”并非老子出生地的显著特征。现代人之所以会把“涡水处其阳”作为老子出生地的唯一特征，乃是听信了涡阳说者对《老子铭》断章取义的宣传所致。《老子铭》原文作：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很明显，“涡水处其阳”是在“故城犹在”后出现的，是为解释相县故城的具体位置而专门阐释的，“其”指的是老子所属县——相县的故城，并非整个县境。“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指的是相县故城的位置，而不是老子出生地赖乡的位置（赖乡处在涡水之西）。但涡阳说者为了突出“涡阳”一词，在宣传中一直把这一段省略为“老子楚相县人也……涡水处其阳”。南方属“阳”，故“涡水处其南”就被人误解为老子故里的最显著特征。事实上，老子是相县赖乡人，并非相县故城人；老子出生地最显著的特征是“曲涡间”，也并非一句“涡水处其阳”或“涡水处其阴”能简单的概括了的。边韶稍前的谯令长沙王阜《李母冢碑》曾云“老子生于曲涡间（注意：不是曲涡，而是曲涡间）”，这是最早的关于老子出生地特征的明确记载。“间”本义是门缝，后引申为缝隙、裂缝、中间，“曲涡间”可以理解为弯曲的涡水裂开一条缝的地方，也就是被涡水四周环绕的土地。《隋·老子碑记》言老子祠“绕涡、谷之二水”，宋真宗称老子出生地为“涡曲神区”，均说明老子出生地被涡水环绕。由于老子出生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一些史书对老子故里与涡水的相对位置出现不同的记载，既有一些史料记载老子生于涡水之阳，也有一些史料记载老子生于涡水之阴。如唐代段成式(803～863)所撰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云老君生于“陈国苦县濑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由《水经注》分析，老子庙也的确位于涡水之北。但初唐佛教卫士释法琳（公元572～640年）《广弘明集卷·第十三》和南宋道士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之二》均载：“皇甫谧《高士传》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涡水之阴。”皇甫谧晚于边韶70多年，他所看到的老子故里在涡水之南。其后，东晋葛洪及同期道经《玄妙内篇》、《出塞记》也云：老君生于陈国苦县濑乡曲仁里涡水之阴（见刘屹《玄妙内篇》考，选自《敦煌文献论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北宋太清宫高道贾善翔《犹龙传》也言“老君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涡水之阴”。皇甫谧、葛洪所说的老君家于或生于“涡水之阴”与《水经注》所载并不一致，是涡水在北魏之前可能改道，还是有一方记载有误？仔细看看《水经注》对老子庙周边涡水河道的记载：“涡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谓死涡也。涡水又南东屈，迳苦县故城南……涡水又东而北屈，至赖乡，谷水注之……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老子庙与苦县故城东西相照，北魏时期，其西部、南部、东侧均有涡水流过；涡水在苦县故城西南分为两支河流，一支向东北流，被郦道元称为“死涡”（清代学者绘制的《水经注图》把这支死涡定位在苦县故城之南，是无法解释另一支“涡水又南东屈，迳苦县故城南”的）。“死”者，不通达也。这个河道既然被人们称为“死涡”，肯定是涡水的一个支流，且并非是没有水流的河道，而是原来可以正常泄流后来因种种原因不能正常下泄并与下游涡水会合的河道。由于这支涡水不能正常下泄，已非涡水的主河道，因此，死涡与谷水交汇后是否继续向东流，最终又流到了哪里，郦道元未作深究。但东汉时期这支涡水可能并不是“死”涡，而是一直向东流向李母庙东北与另一支涡水会合，这样以来，老子庙和苦县故城之北也可能有涡水流过，其四周均有涡水存在——就像北魏时期的朔方郡临戎县（在今内蒙古磴口县境内）、临河县和隋唐时期的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周边都有黄河流过一样。《水经注》记载，黄河过朔方临戎县西后，又北流东折先后分成北河、南河两支河流，“北河”为当时的正流，《水经注》直呼为“河水”，“南河”则是支流（系现在黄河的河道），郦道元仅以一句“屈而为南河出焉”略过。这种地貌在现今内蒙古地图上仍可看到。老子出生地这一片土地面积并不大，与海洋湖泊中被水环绕的土地也不太相同，不能称之为“岛”，故王阜就称之为“曲涡间”（苦县故城与赖乡老子庙均应处在这个“曲涡间”内，但相县故城并不在这个“曲涡间”内）。老子庙南北两侧的涡水虽然都承担着东流下泄的任务，但并非一直平衡发展，而是迭为主次，故老子庙有时被人视为涡水之阴，有时被视为涡水之阳，有时又被视为“曲涡间”。这就是郦道元与皇甫谧、葛洪等人所见不同的原因。但从东汉至北宋，老子庙、李母庙之东一直紧邻涡水，“涡水处其东”一直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晋书》卷95在记载赖乡老子祠灵异之事时曾云：“尝有乘马者东行，过老君祠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说明老子庙东边就是桥，且这个桥距老子庙很近。有桥必有河，因此，晋代老子庙东边必有涡河流过，与北魏时期相同。史料记载，北宋至元初太清宫高道贾善翔、奥敦妙善、张志素等人死后皆葬于太清宫之西，北宋文学家石曼卿死后葬于太清先茔（太清宫西隐山脚下），无一人葬于太清宫之东，就是因为当时太清宫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汉老子庙，东边可能已经逼近涡水（宫院东墙外最多可以容纳一条道路通往亳州），根本没有葬身之地。宋真宗时期（998～1022）的太清宫崇真桥碑也可以证实老子庙之东有涡水流过。《宋会要辑稿·礼卷》言：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十五日，命王旦撰《明道宫碑》、向敏中撰《太清宫颂》、王钦若撰《崇真桥记》”。由此可知，宋真宗朝拜老子前后，不仅为鹿邑整修了太清宫和明道宫，而且还重建了崇真桥。光绪《鹿邑县志》载，鹿邑太清宫东北里许有《太清宫崇真桥记碑》，碑高七尺二寸、宽三尺五寸，与今太清宫太极殿东南的唐《道德经注碑》高度一样、宽度稍宽，立于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一日。碑中有“……所以济不通，兴祠在谯，跨涡有桥……北连畿甸，南届淮阳（注：指淮水之阳，并非指今河南淮阳。今河南淮阳在北宋时称为“陈州”），东控甬桥，西通鸣鹿”之文。甬桥即符离桥，在安徽宿县北二十里，自秦朝以来，那里就是中国重要的南北驰道，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东控甬桥，西通鸣鹿”，说明“鸣鹿”、“崇真桥”、“甬桥”三点应基本呈东西方向排列成一条直线，崇真桥东西横跨涡河，涡河从太清宫东侧北流。碑文还有“敕撰……维临苦县……重构河梁，兹桥也，处大邑之东……圯。乃宏其基址，易以楩楠……往复若践平途”等字句，说明该桥应系木桥，且多次重建，规模也非同一般。由于所缺字数较多，看不出究竟是宋真宗朝拜前还是朝拜后开始敕建。但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和碑文落款推断，该桥应建于大中祥符六年八月至八年四月之间。该碑“书极秀劲，与尹熙（北宋翰林待诏、书法家）《封禅朝觐坛碑》绝相类”，应系北宋时期的真作。乾隆年间，该碑仍“在魏氏田中，淤填及半，劚土数尺，始睹其全文，为王钦若撰，上半剥落已甚，不可属读”，后不知何故仅剩半截残碑散落到太清宫之南，现半截残碑也不知所踪。乾隆《归德府志》、《许志》又云鹿邑“城东十里曰魏家铺，又东十里曰东华铺”。“魏家铺”、“在魏氏田中”，两者也完全吻合。经过200多年的人口变迁，现今魏家铺虽已湮灭，但太清宫东北晏庄亦仍有魏氏人家存在，说明《许志》所载真实可信。现今晏庄年长一点的村民也证实，西部临近的夏庄东北的大田地里原来有一个石碑非常高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炼石灰时被村民砸烂，后不知去向。该村东北原来还有一条马路向东可以通向亳州。从地理位置和损毁时间上判断，这个石碑很可能就是崇真桥碑。崇真桥碑必与崇真桥相近。该桥的存在证明北宋时期涡河仍于太清宫东侧北流东折，与郦道元时期相同。《水经注》、《老子铭》、《高士传》、《隋·老子碑记》、《混元圣纪》等史料相互印证，可以断定老子出生地位于“曲涡间”中，老子庙东侧必有涡水北流东折。但现今鹿邑太清宫、涡阳天静宫东侧均没有涡河流过，整个亳州境内也找不到基本符合条件的“曲涡间”，说明老子庙东侧的涡水确实已经湮绝，其周边的“曲涡间”确已消失，涡河部分河段在北宋以后曾经改道是无可置疑的，再权威的学者也抹杀不了。近年涡阳说者提出涡河历史上从未改道，实际上就已经承认天静宫不是《水经注》所载的老子庙（《水经注》明言老子庙东侧是涡水，但天静宫之东却并未有涡河流过），已经承认涡阳不是老子出生地。

      其次，史料显示鹿邑辖境涡水不断迁徙。鹿邑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古代由于黄河水患的长期影响，境内河道迁徙频繁，相邻河道还相互串流。自明成化年间始修《鹿邑县志》以来，河流疏浚工作就史不绝书。明代以前，鹿邑境内涡水迁徙也是客观事实，皆因地方史志工作不完备及史书流失而未见明载。但通过对不同时期史书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端倪。北魏之前，苦县故城和老子庙南北两侧均曾有涡水流过，老子庙位于“曲涡间”之中。北魏时期，苦县故城之北的“死涡”可能被谷水截留，涡水主河道流经苦县故城之南。到了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太康、鹿邑、谯县、城父、蒙城均有涡水，但“真源”条下没有涡水。该书还在“谯县”条下记载“涡水，在县西四十八里”；在“真源”条下记载“东至州五十九里……玄元皇帝祠，县东十四里”。由此可知在真源县城和谯县故城之间，真源县东至少有14里的辖区，谯县西部最多45里（59减去14）的辖区。如果唐代涡水也象今天的涡河一样与311国道平行，那么，谯县境内的涡水“在县西四十八里”就会深入到真源县境内，这样真源县就有了涡水，与“真源”条下的记载相互矛盾。因此，这时的涡水主河道很可能并不象今天的涡河与311国道平行，而是向北绕了一个弯（如果向南绕，仍然在真源境内），从而导致涡水在谯县以西的流程变长，而真源境内也就没有涡水主河道流过了。原真源县南的涡水可能因唐代中叶后的黄河水患等原因已经萎缩，河道不及真源以北宽畅而被人们忽略。到了北宋初期，《太平寰宇记》卷一和卷十二记载，太康有涡水、蔡水，鹿邑有瀖水，真源有涡水、濑水（谷水），谯县有涡水，城父有肥水、乾溪水、父水，蒙城有涡水。到了北宋中叶，《元丰九域志》卷一和卷五记载，太康有蔡河、涡水，鹿邑有涡水、明水，郸城一镇；卫真有洵水、沙水，谷阳一镇；谯有涡水、泡水，双沟一镇；城父有涡水、淝水、欠水，福宁一镇；蒙城有狼山、涡水。《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元丰九域志》撰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三者均相距百年。比较这200多年间的涡水变化，可以看出，唐宪宗时期，太康、鹿邑、谯县、城父、蒙城均有涡水，唯独真源没有涡水；北宋太平兴国和宋真宗时期，太康、真源、谯县、蒙城均有涡水，而鹿邑、城父没有涡水；到了元丰年间，太康、鹿邑、谯县、城父、蒙城均有涡水，而真源境内没有涡水却有洵水。之后的《舆地广记》、《金史》也与《元丰九域志》记载一致。是卫真县的辖境变化了吗？《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卫真县仍辖有太清宫，说明其辖境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那么，卫真境内为什么只有洵水而没有涡水，洵水是什么河流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洵，涡中水也。”先秦经典《尔雅·释水》云：“涡为洵”。按此解释，涡水就是洵水，洵水就是涡水。但问题就来了，既然涡水就是洵水，为什么单单卫真县的境内被史书称为“洵水”，而其余各县均称为涡水呢？为此，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洵”字作了辨析：“涡水出也。各本误作涡水中也。今正。释水曰。水自涡出为洵。大水溢出别为小水之名也。”《水经注疏》也认为洵水“盖指下涡水迳苦县西南所分之枝流”。这就是说，北宋初期，涡水复于卫真西部分成两支，一支仍沿北魏时期的涡水故道流经老子出生地之南、之东，另一支流经老子出生地之北，老子故里仍处于“曲涡间”中，被宋真宗称为“涡曲神区”；北宋中期，老子出生地之南的涡水已不是涡水的主河道，因而被人们当做涡水的分支称为洵水，老子出生地之北的涡水由卫真县北部的惠济河故道或北清水河故道（今已湮绝）绕道东流入谯县，成为涡水的主河道，因此，《元丰九域志》、《金史》等史书中，卫真辖境就只有洵水的记载而没有涡水的记载。《元丰九域志》是奉敕修撰，主编王存曾任开封知州，修撰者曾肇先后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与卫真均相距不远，对卫真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因此，《元丰九域志》应是比较权威和可信的。南宋《混元圣纪》也载：“卫真县，北近涡水，东四十里有古谯城”，也证实当时卫真县北部边境与涡水相近，但并没有涡水流过。同时期的《金续修太清宫碑》也云：“北修桥、院至于本宫，诸处醮筵皆命前管内道正冯洞庆为高功，同办大缘□。”说明当时洞霄宫之北必有河流经过，太清宫可能仍处于“曲涡间”之中，因此，在太清宫之东已有崇真桥通往亳州的基础上，为方便北部的归德、曹、单、睢等地助缘，特在洞霄宫之北又架一座桥梁。南宋洪适《隶释》中虽然也有“苦县涡水北有老子庙，《水经注》云庙南门外有汉碑”的记载，但其仅是考释汉魏石刻《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之言，是指《水经注》所载的老子庙位置，并非南宋时的老子庙位置。后来的史志也证实当时涡水主河道可能已经北移入惠济河附近了。乾隆《归德府志·水利略一》有这样一段记载：“鹿邑县北二十里旧称黄河者，乃黄河南徙，由涡达淮之道也。其上流恒视决口所在，冲突奔会，霏有常处……自祥符白墓子岗流者，经通许、太康合马厂涡河支流，东经心闷寺，又经柘城西南分为二，俱东流经柘城（原名涡河），东南至蚕姑庙，并入砖桥。砖桥合受四水……合鹿邑涡水，始由亳达淮”。这说明由太康马厂到柘城砖桥的河道历史上可能曾是涡水东流下泄的主河道，故乾隆以前也曾被称为涡河。后来由于鹿邑县城以北的河道逐步疏浚为涡水主河道，这一段河道遂逐渐湮绝。《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混元圣纪》、《金续修太清宫碑》等史料相互佐证，可以推断，因受黄河水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鹿邑、卫真境内的涡水不断变化，河道混乱、多支并流、变迁频繁。东汉时期，老子庙南北均有涡水流过，处于“曲涡间”之中；北魏时期，老子庙之南、之东有涡水流过，苦县故城之北也有时断时通的“死涡”流过；唐宪宗至北宋元丰时期的200年间，鹿邑、卫真境内的涡水主河道又多次发生南北摆动，卫真县城南北两侧均出现涡水河道，此决彼淤，迭为主次，至元丰三年之前，涡水主河道实际上已经北移出卫真县境（这也是造成谷水湮绝的原因之一），老子出生地之南的涡水已经易名为洵水，因此，老子出生地太清宫实际上已经位于涡水主河道之南、洵水之北。不仅鹿邑境内涡河迁徙频繁，整个涡河中上游亦是如此。据《周口地区水利志》载：涡水“由于长期黄河影响，该河上中游段河线多次变化”，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涡河上中游段河段已与古代不同，更非郦道元时期的涡水了。既然涡河中上游及鹿邑境内涡水河道迁徙频繁，老子庙周边的涡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那么，在利用“涡水处其阳”这类刻舟求剑式的坐标来界定老子故里时，就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三，元初人工修治稳定了鹿邑县城之北涡水河道。由于宋、金时期鹿邑境内涡水已经出现数枝并流的局面（光绪《鹿邑县志》记载，旧时鹿邑境内涡河向城西、城北分流出许多河道，如南八里河、清水河、白沟河、急三道河、三里河等均是从涡河故道分流出的河道），境内涡水乱流，纵横交错，危害百姓，加之端平元年（1234），元兵为阻击宋军北上收复三京，掘开黄河（《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记载：“黄河南旧有寸金堤，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滛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以水代兵；嘉熙四年（1240），黄河又决于开封，南流注亳，致使黄淮之间河道更趋淤塞。因此，元初一些有识之士就对境内涡河开展了人工疏治工作。《吕志》记载：“涡水故道自经黄河冲决，谷岸变迁，惟城东二十里外尚循故道，其城西自安平以东，稍徙而北，虽东南流者数枝，纵横皆涡水旁出，随地易名，然直趋东南不复曲而东北与城东之涡水合矣。至所谓苦县西南以至相县城南者淤塞已久，非复旧迹。至元初，张柔守亳州，于今城北四里，开东西直河，上下通涡，以便馈饷……但不能久通舟楫耳。其城西故道南出者，在黄堌寺水口巨阔而弥望平衍，堰筑甚固，一有蚁穴则泛溢害稼，惟相其势，而时防之可也”。这一段中的“随地易名”，或许能解释北宋后期和金代为什么卫真县没有涡水只有洵水的记载了。这说明，在元代以前，涡水河道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安平（今属柘城）以东的涡水因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河道已经北移，原有河道又向东南分出数枝，但因卫真城南、赖乡城东涡水（洵水）河道弯曲，淤塞已久，所以，涡水不能经太清宫东侧北折东流进入亳州。在此情况下，张柔出于通航需要，对卫真县城之北纵横交错的河道进行疏治，开浚出一条涡水主河道，保证了涡水上下畅通。自此以后，鹿邑境内涡水河道保持相对稳定，基本没有大的迁徙。老子出生地太清宫与苦县故城（今鹿邑县城）也因而处于涡河之南。明代刘昌《咏太清宫》诗中所云的“坎离有术能颠倒，桑海无田亦变更”可能就意指这种变更。乾隆《归德府志》、《大清一统志》对涡河改道的记载也与此类同。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元统三年即1335年立）也载：“宪宗皇帝四年（1254），龙集甲寅，故太师汝南忠武张王阃亳，得太清、明道两宫遗址，兵烬悉为荒墟，以文之燕（燕京），请事修复。长春祠教真常大真人李宗师遣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通微大师知宫李志秘综其事务……惟明道故宫，以河、涡混汇圮溺。迨乎石、李二公相继为真人，结庐恳田，充益岁廪事，修治疏河流出北门”⑤。元初《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也载，“太清倾罹兵烬，复值河、涡合流，向之仙宫飘荡无余……时则有今安肃公张柔戍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⑥。上述张王就是张柔，曾加封汝南王，谥号忠武。奉元明道宫就是宋代的明道宫，位于今鹿邑县城。两碑碑文证实，金元社稷转移之时，黄河、涡水泛滥频繁，经常合流冲刷鹿邑县境（惠济河曾经是黄河故道），加之兵灾战火，太清宫、明道宫之建筑荡然无存。因此，张柔“以文之燕，请示修复”。而燕京全真教总部长春宫对卫真太清宫、明道宫重建事宜也非常重视，指派石、李二公具体负责两宫重建事宜。重修太清宫、明道宫之时，石、李二公还对两宫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修治疏河流出北门，为以后的鹿邑县城迁址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对周边河流进行改道治理，把县城迁至一个涡水乱流、水患不断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后又经过继任者的持续努力，于至元四年（1267）把太清宫太极殿落成，大德三年（1299）把明道宫全面建成。史料还记载，端平元年南宋军队北上收复三京时，因没有便捷的水运，致使军需不济，旋即全面败退。《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也载：宪宗四年（1254），“张柔以连岁勤兵，两淮艰于粮运，奏据亳之利。诏柔率山前八军，城而戍之。”这些史料明确告诉我们，金元社稷转移之时，中原河道已经淤塞不能畅通，张柔就是因为“两淮艰于粮运”才移镇亳州的，他到亳州后必然要疏浚河道，保证畅通。《吕志》所载并非空穴来风。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吕志》、《元史》等史料相互印证，可以断定张柔节制亳州期间，鹿邑城北涡水的确进行了人工开浚工作，石、李二公就是元初涡河开浚工作的参与者，而赖乡城东的涡水（洵水）因缺乏人工疏治逐渐於平。明初鹿邑境内涡河水道又发生了变化。《大清一统志·归德府·山川·涡水》载:“鹿邑县涡水……明初因黄河冲决，水道大变，唯城东尚循故道，其城西与北，虽有数支旁出，皆随地易名，直趋东南，不复曲而东北与城东之涡水合矣”。此后，历任鹿邑县令又对境内涡河不断疏浚。光绪《鹿邑县志》引王世仕《河渠纪略》言涡水“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浚中……两岸筑堤”。吕士鵕是康熙年间鹿邑县令，王世仕是乾隆年间鹿邑县令。鹿邑境内涡河疏浚之类的小工程虽然在《元史》、《清史稿》等官修正史中不见记载，但鹿邑县令根据所见所闻，在地方志中给予详细记载，理应引起后人重视。

      第四，鹿邑县城西南涡河故道有迹可循。这次人工开浚之后，虽然鹿邑县城和太清宫之北的涡水河道已成为涡水的主河道，城西“数支旁出、直趋东南”的涡河已在鹿邑县随地易名，但后来仍有许多民众习惯性地把鹿邑县城西南的河流称为涡河。光绪《鹿邑县志》载：“旧自涡河南出为枝津者，曰南八里河、曰三里河、曰急三道河、曰白河”，其中南八里河、三里河、急三道河均是黄堌寺分流而出。《吕志》曰：南八里河“自黄堌寺涡河故道南出分为二枝，一自石家口（今鹿邑县穆店乡石口村附近）南流至八里桥……东迳王皮溜入白河；一东南流，迳西三里桥，又南迳城南八里……又东南迳斑竹簾寺入白河”。光绪《鹿邑县志》又云：“今考此水自城西北三十里名曰东涡河，分流东南流迳城西（去城八里），又东南至王皮溜集西入白沟河（即旧志所云白河也）”。乾隆《归德府志·卷十六·鹿邑诸水》记载：涡水“城西故道南出者，上有回龙寺决口，下有黄堌寺决口”。光绪《鹿邑县志·古迹》言回龙寺在小厂集（今属穆店）正北7里，今鹿邑县玄武镇董楼村西北新老涡河交汇处，南距小厂集直线距离6.3华里，与此载基本吻合，说明回龙寺就在今董楼西北部一带。元代以前，涡水本来是由此北折东流的，但回龙寺决口后，涡水直奔东南而去。黄堌寺的具体位置鹿邑县志没有交代（可能因黄堌寺在涡河决口处湮绝），仅在乾隆《归德府志·鹿邑县境图》上有笼统标识。但《吕志》言南八里河“自黄堌寺涡河故道南出分为二枝”，60年后《许志》又言三里河、急三道河“上承涡河黄堌寺决口”，说明黄堌寺决口存在了很长时间。对照光绪《鹿邑县志·卷一·图》和今鹿邑县地图，可以发现，南八里河、三里河均发源于今鹿邑县穆店乡石口村和小薛村之间，那里还是涡河新老河道的又一交汇点（见附图10:鹿邑县新旧涡河交汇图），其南部里许就是圣水庙，因此，黄堌寺应在穆店乡石口村和小薛村之间的涡河南岸。目前，回龙寺和黄堌寺之间的涡河故道仍在，当地群众呼为“涡河老道”，位于杨湖口辖境，全长近20公里（见附图11:卫星拍照的鹿邑境内涡河老道图）。元代以前，涡水老道与南八里河故道在黄堌寺附近是相通的，涡水由此东南曲迳苦县故城南（称为洵水），但上游回龙寺决口下泻的涡水在此与原东南流的涡水相遇，进而导致黄堌寺段也出现决口且“水口巨阔”。之后，涡水就分流而下，一路直趋卫真城北，与其他河流一起，形成河、涡合流冲刷县城明道宫和太清宫的局势，因此，石、李二公才“修治疏河流出北门”；另一路沿八里河故道分流奔向卫真城南。到乾隆年间，涡河又从黄堌寺决口分流出两支，一支与原八里河的分支合流形成三里河，一支流入急三道河。可见，南八里河、三里河均是从黄堌寺决口先后分流出的河道。岸谷变移，时过境迁。近年来，由于水土流失及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八里河（即旧志南八里河）已与涡河新老河道分离，其上游变成了蒿须沟；三里河也已湮废。但其流向流程依然保留当年与涡河老道相连的轨迹。虽然《吕志》、《许志》并没有明确界定鹿邑城西涡河故道南出的哪一条河道是1000多年前郦道元所看到的涡水故道，但因南八里河在古代称东涡河，又是从黄堌寺决口南出之河道，且与宋真宗“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的地点基本吻合，因此，今八里河故道可能就是苦县故城西南的涡水故道；而急一道河附近可能就是苦县故城之南“东而北屈”的一段涡水故道；太清宫东北是崇真桥碑位置所在，1998年考古发掘证实其东部还有一个南北向的古河道，位于发掘区中区和北区的东侧，南北长560米，东西宽38米，且向北、东侧延伸，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涡河故道。城西八里河故道、城南急一道河、太清宫之东涡水故道，与现今涡河恰好构成一个封闭的“曲涡间”，与东汉王阜《李母冢碑》所言相符。其中，苦县城南至赖乡城南的10多里河道为“东而北屈”，赖乡城南至李母庙北的6～7里河道向北流，这一段河道与黄淮流域东南流的河道背道而驰，既阻碍了水流，也影响到通航，最终湮绝乃是必然的。对照古今河道也可以发现，凡黄泛区内由南向北流动的河道大多难逃湮绝的命运。唐《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二言老君降生郡国“因城为名赖乡，因水为名曲仁里”，说明涡水苦县赖乡段的“曲涡间”就是“曲仁里”。涡水改道导致曲涡间消失后，曲仁里作为最基层一级单位随之也在老子故里的行政区划中消失。

      第五，鹿邑地下水土特征验证史载无误。1998年鹿邑太清宫考古发掘发现，在从地下约七米的唐宋遗址到今地表层，共有17层厚度、颜色、土质不一的土层，说明自唐以来1300多年间，太清宫这个地方至少发过17次大大小小的洪水，而且不只是来自一条河流。这与元碑记载的“河、涡混汇”、《大清一统志》“数支旁出”、《吕志》“东南流者数枝，纵横皆涡水旁出”等完全吻合。而涡阳县考古发掘则证实天静宫遗址最深仅为2.4米，自唐代以来“曾经历了两次黄水泛滥之灾”。这就是涡水在鹿邑境内频繁迁徙而在涡阳境内没有改道的原因。现今太清宫东北晏庄村民在村中打井取水时，井深10米左右时水味正常，但井深30～40米时，井水却含有淤泥味道，其原因可能就是井底深入当年的涡水故道河底所致（除去地表7米唐宋以后的黄河淤土，下剩30米左右深处恰好就是当年河底的位置）——因为从西汉至元初的1400多年里，受自然和人工的多重影响，涡水河道肯定会发生多次摆动，过李母庙“又曲东”的涡水在元代以前很可能曾经过晏庄村一带。

      第六，卫星照片显示涡河鹿邑段可能是人工影响的河道。虽然鹿邑境内涡水经自然和人工的长期双重影响，主河道确实北移，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出于争老子故里的需要，个别地方对此却提出质疑。有的认为《吕志》“开东西直河”就是指开凿一条笔直的河道，今鹿邑县城以北河道弯弯曲曲，因此，不可能是人工河道，甚至连人工疏浚也没有。其实，古今风水观念不一样，古人认为河流宜曲曲而流，以便留住财富（京杭大运河也比较弯曲），只有现代人开凿的运河才会出现笔直的河道。对照《河南省地图》和《中国卫星地图》（http://www.meet99.com/map-henan.html）可以看出，与黄河、淮河、沙河、惠济河等自然河道比较起来，今鹿邑境内玄武至县城以北河道较为顺直，是亳州以上河段最为顺直的一段；玄武、穆店、鹿邑县城、太清宫等人口稠密地段相对弯曲，可能系古人基于风水需要有意为之。太清宫西北的陈竹园村是《资治通鉴》所载的五代隐士陈抟的故里，从陈竹园向东到抄纸店村（洞霄宫东北），涡河呈倒“几”字型排列，连续出现三个近似90。的转弯，河岸线很不自然，好像是人为的避让什么，也好像是把几段河道硬拼结到一起后再加以疏浚的（见附图12：卫星拍照的鹿邑太清宫北侧涡河流程图）。因此，这一段河道不能因其弯曲就排除人工开浚的可能。现今这一带仍然流传着“毛（音）官破梁家坟风水”的故事。梁家坟位于抄纸店村东北部，原在涡河北岸，风水十分了得。为了抑制梁家的势力，鹿邑县令就对涡河进行改道，把梁家坟之南的涡河改道从梁家坟之北流过，现今梁家坟之南仍残留有当年的涡河故道。这个事件发生在何时，鹿邑县志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查鹿邑历代县令，元代缺载，明清时期仅有毛师沆（清嘉庆五年任职）、茅松林（清道光二十五年任职）两位毛姓县令。尽管这二人均晚于张柔和吕士鵕，但这至少说明今鹿邑太清宫之北的涡河确系人工河道，并非某些地方坚称的自然河道（涡阳方面一再声称，其邀请有江南学者到鹿邑太清宫进行了实地查看，学者们一致认为今太清宫以北涡河河道是自然河道，不是人工河道。但这些话均非学者本人发布，乃系涡阳一面之词，是否被断章取义也不得而知）。这也进一步证实太清宫周边涡河不仅确信无疑的改道了，而且还是多次改道。所谓的太清宫之北涡河系“自然河道”的说辞，既无相关史书为据，又与实际情况不符，实则是个别学者为争老子故里而主观臆断的结论。从宽度来看，玄武以下涡河河道总体上相对窄狭，尚不及玄武以上河段的一半。其中穆店乡小薛庄至县城西北的河道河槽相对宽深，很可能是一段被黄堌寺决口分流的涡水夺袭后又历经疏浚的谷水故道；鹿邑城北涡河稍宽乃因修建船闸所致。种种迹象表明，涡河玄武至太清宫段人工影响的痕迹确实很重。

      对于涡河迁徙这一史实，有学者认为新旧《元史》未予记载，不足为据。其实，新旧《元史》河渠篇均未记载涡水，并不能证明元代就没有涡水；新旧《元史》均未记载张柔倡议重建亳州太清宫一事，但在史学界却被普遍认同；新旧《元史》张起岩传中均未记载张起岩为天静宫撰碑一事，总不能以此认定《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是伪造的；史书也从未记载北淝水由注入涡水改道独流入淮，也不能否定这一事实。《新元史·河渠一》明言“世祖中统以前，河患无可考”，可知元世祖中统（1260～1264）之前没有载入元史的事件还有许多（鹿邑境内涡河主河道迁徙亦发生在中统以前），这些事件只能通过其它史书来补充。《吕志》虽然是县志，但刊行于康熙年间，比涡阳建县时间早了170多年，其关于涡河开浚的记载符合黄河中下游流域河流演变的客观规律及河道迁徙的基本事实，与此前所有关于涡水的历史记载也并不矛盾，因此，《吕志》有关涡水的记载具有可靠的参考价值。《元丰九域志》、《金史》、《混元圣记》、《重修奉元明道宫记》、《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吕志》、《大清一统志》等诸多史料相互印证，涡河迁徙铁证如山，涡河故道有迹可循，绝非当今个别学者随便用肉眼一看就可以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