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涡阳说、谯城说（亳州说）荒谬之极

      由于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前“鹿邑”县城迁址较多，因此，对鹿邑历史沿革不甚了解的同志在反驳鹿邑时，总爱偷换概念，把“鹿邑”偷换成“武平”（或以前的其他县城），甚至曲解鹿邑的历史，寻章摘句，执文害意，从而得出结论：鹿邑不是老子故里。然后又从主观愿望和地方利益出发，以“涡水永不改道”、“谷水永不湮绝”为前提，以“武家河就是古谷水”、“惠济河就是古谷水”为要件，刻意隐瞒各自历史，分别得出“老子故里在涡阳”、“老子故里在谯城”两种结论。但唐宋以后黄河流域河流不改道（甚至湮废）的几率很小，因此，在此基础上附会出的涡阳说、谯城说常常与史相悖，难以服众，有些甚至还十分荒谬，让人啼笑皆非。

      1.谯城说踪迹难寻

      按照顾宗正的谯城说来推理，亳州安溜镇的“两河口”东北侧应该是老子故里，但那里既没有老子庙，也没有李母坟等遗迹、遗址或文物。据说以前曾有一个古老的庙宇，名曰“问里宫”，相传是为纪念孔子从曲阜到安溜之南的赖乡（今鹿邑县太清宫镇）拜访老子时在那里停留打听老子故里路程一事而建，现在问里宫已不复存在，但问里宫有一块石碑仍保存完好。据专家介绍，那是一块光绪年间的石碑，是惠济河开通之后才刻立的。对此，有人可能解释为“两河口”的老子庙毁于战火。但鹿邑的太清宫历经战火洗劫，却屡废屡修，香火旺盛，说明鹿邑太清宫过去在群众眼里地位一直很高，人们很难把它忘记。“两河口”即使有庙宇，也没有太清宫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高，不可能是老子出生地。

虽然“两河口”东北侧没有老子庙，但为了把老子出生地圈定在亳州境内，顾宗正就抛开《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等唐宋时期国家地理总志的确切记载，指鹿为马，把“两河口”以东几十里外的亳州城涡河北岸、小洪河以东、鹿亳相县故城东部所谓“曲涡间”的三圣庙指为太清宫，把老子出生地向东平移了几十华里。《隋·老子碑记》（薛道衡撰）言老子祠“对苦、相之两城，绕涡、谷之二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园；沃野平皋，东连谯国”。“东连谯国”是说隋代老子出生地位于亳州城以西且其间未隔其它州县；“北走梁园”是说其位于梁园（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封地，今河南省商丘县）之南且有道路与其相通。而三圣庙处在亳州城北，以地理考之，绝非是老子出生地之老子庙。三圣庙最早建设年代不会超过明末（明代明令禁止私建寺观，也不允许为寺观改名），缘于元末亳州西部的鹿邑太清宫毁于战火，直接影响了亳州一带的道教祭祀活动，于是有人便在亳州城北就近修建了三圣庙填补这一空挡。为使香火永世旺盛，后又谎称为“老子出生地”。这就是三圣庙被现今亳州的有些道人口口相传为老子出生地的原因。“太清宫”之名是皇帝册封的，是个神圣的称号，也是历史的产物。三圣庙就是三圣庙，不能随随便便冠以玄元故宅、太清宫或老子庙称谓，更不能张冠李戴为“亳州太清宫”。

      为了把三圣庙指为老子出生地，谯城说就把亳州城北的亳宋河指为灵溪，把亳州城中的道德中宫指为古代的奉元宫、明道宫，还编造历史，愣说元初卫真县西部合并入鹿邑，东部则合并入谯县。其实，灵溪是“池”而不是小溪，建国后开挖的亳宋河无论如何也与古代太清宫西南的灵溪池扯不上关系。奉元宫是宋真宗在真源县的行宫，不可能设在亳州城中，《宋史卷一○四·志第五七》记载很明，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宋真宗在亳州的行宫是“朝真回跸楼”，而不是奉元宫或明道宫。史书一致记载“卫真入鹿邑”，从未记载卫真县西部并入鹿邑、东部并入谯县——即便是《亳州志》也是如此。元初行政区划调整时，涉及的县很多，在“卫真入鹿邑”的同时，“城父入谯（县）”。元初谯县本来就是亳州所辖六县中最大的县，既然谯县西南70里的大县——城父县已经并入谯县，就不可能再把半个卫真县并入到谯县了。“卫真入鹿邑”肯定是整个卫真县全部并入了鹿邑县。亳州城在元代以前是州治所在，属郭下；真源县在谯县西南部，西南最远已管辖到今郸城县宁平镇之南，元代以前无论如何也管辖不到亳州城的北郊。因此，亳州城北的三圣庙在古代既不可能隶属相县，也不可能隶属苦县，更不会隶属真源县，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老子出生地的。

      三圣庙在地理位置上与东汉老子庙丝毫接不上茬，顾宗正转而又把“两河口以东5里左右的涡河北岸”指为汉代老子庙遗址。但这一地点东距亳州仅20华里，自古就是谯县辖境，从未隶属于真源县；其地虽然有涡河转弯处，但与《水经注》记载的赖乡城南和老子庙东侧的涡水流程明显不符，也无任何河流注入涡河，绝不可能是东汉王阜所说的“曲涡间”；其地也无老子庙、李母坟、九龙井、灵溪池、古桧、石碑等任何与老子出生地有关的遗迹、遗址、遗物或传说，也不可能是《史记》所载的老子故里。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历史上从不存在“亳州谯郡太清宫”、“谯县老子庙”或“亳县太清宫”。熟悉亳州历史的同志都知道，谯郡改名亳州后，亳州只能管辖谯县，不可能出现“亳州谯郡太清宫”。古代亳州是“州”级行政区划，管辖面积较广，最大时（唐代）辖谯、临涣、酂、城父、鹿邑、蒙城、永城、真源等8个县，但境内只有一个太清宫。亳州作为县级行政区划时，从未辖有太清宫，何来“谯县太清宫”和“亳县太清宫”之说。历史上的“谯郡老子庙”、“亳州太上老君庙”、“亳州太清宫”或“亳之太清宫”均是指真源太清宫、卫真太清宫，也就是今鹿邑太清宫。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云：老子“诞生于亳，即今真源县九龙井太清宫是其地也”，明确告诉世人，老子诞生地之“亳”，既非当时的州治亳州城，也非亳州的“郭下”谯县，而是指亳州城之西、谯县之外的真源县。查鹿邑太清宫历代碑刻，凡谓之“谯郡老子庙”、“亳州太清宫”或“亳之太清宫”者，其时必隶属谯郡或亳州管辖。苦县（谷阳、真源、卫真）老子庙自唐玄宗天宝二年（743）三月改为“紫极宫”，九月又由“紫极宫”改为“太清宫”后，名称一直沿袭未变，是亳州境内唯一的太清宫，故亳州真源（卫真）县太清宫就简称“亳州太清宫”或“亳之太清宫”——就像“兖州曲阜县孔子庙”在唐、宋时期史书中简称“兖州孔子庙”一样。这就是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称“亳州卫真县太清宫”、洪适的《隶释》称“卫真县太清宫”的原因。史书有关宋真宗祭祀老子的记载，也证明“亳州太清宫”就是真源县太清宫。《宋史·真宗纪三》载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申诏书云“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但实际祭祀的就是真源县太清宫，这说明北宋时期的亳州太清宫就是指真源县太清宫。查有关史料，当时全国也仅有一个太清宫，西安太清宫在黄巢起义毁于战火后，又被梁太祖朱温下令废除；北宋时山东崂山太清宫称为下清宫。如果当时亳州境内还有其他太清宫，诏书用“亳州太清宫”一词岂不就指代不明了。现今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前有一通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所立的《续修太清宫记碑》，碑文首句言“亳之太清宫”即老子故居也，文中又言“郭居明又率道众三十余人，诣本邑西南宁平乡崇真里□安村，敬请致仕李显武为劝缘功德主”。金代宁平隶属于卫真，碑中“本邑”即是指卫真县。这通碑刻也说明“亳之太清宫”就是指卫真太清宫。有元一代，因为卫真太清宫随同卫真县一同合并到了鹿邑，故“卫真太清宫”就成了“鹿邑太清宫”。这是“鹿邑太清宫”一词第一次出现，自此，《元史》、《明史》等国家官修正史便有了鹿邑太清宫的相关记载。这时的鹿邑太清宫仍是亳州境内唯一的太清宫，因此，太极殿左侧槛墙内的元《太清宫执照碑》仍言“亳州西有圣祖太清宫观”，并未在“太清宫”前加任何地名以示区别。由于元代信息不发达、合并州县较多等原因，鹿邑以外的许多人士对“卫真并入鹿邑”一事并不完全清楚，仅仅知道行政区划调整后太清宫仍然隶属于亳州，故“鹿邑太清宫”在不少史书和碑刻中仍然沿袭“亳州太清宫”等老称呼（有些史料甚至仍沿用“真源县”这一老称呼。如陕西灵宝太初宫《元重修太初宫碑》云“今亳州真源县故迹是为太清宫”，就沿用鹿邑县的旧称真源县。这说明元代虽然真源县已消失近300年，其地也早已归鹿邑县所辖，但许多人并不知晓，仍认为太清宫所在的县称为真源县）。明代行政区划出现变革，亳州降州为县，隶属（安徽）凤阳府颍州，鹿邑县及所属的太清宫由亳州划归河南开封府归德州，“亳州太清宫”作为历史的产物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依附的实体，只是史书中的一个空壳名词而已（清顺治13年刘泽溥、高博九修撰的《亳州志》照抄旧志继续称太清宫为“亳之三大古迹”显然是不对的），取而代之的应是鹿邑太清宫。时光荏苒，物转星移。如今许多人已更不知晓太清宫由“谯郡老子庙——亳州太清宫（或亳之太清宫）——鹿邑太清宫”的演变历史，所以，有些人就瞒天过海，趁机提出了老子故里“谯城说”。亳州道士顾宗正所著的《老子诞生地和道教祖庭——太清宫详考》中引用史料时，凡“明道宫”、“奉元宫”、“太清宫”前没有冠以地名者，一概被作者加上“亳州”二字，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加上“亳州真源县”五字。顾宗正故意隐去“真源县”三字，一再强调“亳州”二字，目的无非就是混淆古今“亳州”的内涵，为今天人们俗称的亳州（即谯城区，也就是古代的谯县）编织有关老子出生地的证据。类似的障眼法还有许多，但这些只能忽悠住不明真相的人士，绝对逃不过学术界的眼睛，无异于掩耳盗铃之举。

      谯城说踪迹难寻，就靠编故事来自圆其说，愣说鹿邑太清宫碑刻是“明代景泰六年（1455），亳州降为县，改属凤阳府，正置刘福通拆毁亳州太清宫的百年祭”之际，由谯县太清宫（历史上从未有这个宫观）寄存而来，并有“亳州一带民间道教徒保存的实物和口述记录”为证，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这话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漏洞百出，不值一驳。据《亳州志》载，亳州早在明洪武六年（1373）就已降州为县，隶凤阳府颍州。至景泰六年，亳州已降县82年，碑刻也在荒郊野外空置100年。这100年都安然无恙，百年后再转移还有什么意义。假设元末亳州果真有“谯县太清宫”、果真有被韩林儿拆毁后遗留的碑刻，为什么不寄存到近在咫尺的道德中宫，反而舍近求远，跨越两个省州，到四五十里之外的鹿邑“紫极宫”寄存，况且当时鹿邑太清宫、明道宫同样也毁于战火（明成化《河南总志》记载，韩林儿称帝亳州时兴建宫阙，波及附近之县，连涡河上游的柘城民宅建筑较好者都被拆毁，鹿邑太清、洞霄、明道三宫当无幸免，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在寺观中均无上述三宫的记载，说明当时三宫或已毁不在，或残剩无几），“断碑仆地乱纵横”、“鹿城百尺地将平”（明代刘昌《太清宫》），一派荒凉景象，把自家的东西寄存到这样的荒郊野外根本不符合常理。宋徽宗以后，太清宫就不再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来重修，而是依靠募化来解决资金问题，金、元时期莫不如此，真正的太清宫道士不会不知道这个规矩，到明代时怎么还会把希望寄托在官方身上，看到亳州“降州为县”就认为重建无望呢。既然有“亳州一带民间道教徒保存的实物和口述记录”为证据，为什么不敢予以公布？为什么明嘉靖年间李先芳编修《亳州志》时未加录入？古代鹿邑、谯县同属黄泛区，太清宫碑刻如林，地上地下均有碑刻，难道深埋地下的碑刻也全部转移到了鹿邑，否则的话，怎么在谯城区至今不能发现有关“太清宫”的碑刻。《先天太后之赞碑》碑体高大，重达50多吨，宋朝皇帝动用国家资源方刻立起来。1958年，鹿邑太清宫农场欲把该碑连同碑座一同从地下挖出烧石灰，虽动用拖拉机尚未撼动一寸，仅给碑身留下一道钢缆印痕，明代几个“地方大德善士”更不可能将其越过涡河转移到鹿邑。该碑刻立时，运用了大量力学知识，整个碑体重量分解均经仔细计算，各个部位的面积大小、位置摆放非常科学，这也绝非明代几个“地方大德善士”智慧能及的。清康熙《古今图书集成》云太清宫“又有地洞通亳州，相传元末小明王所修，今洞口封塞，不可复寻”。元末尚未有“穿黄工程”一类的设备和技术，不可能越过涡河河底挖一地洞通向亳州。由此可见，小明王所拆太清宫必在涡河以南。

      由于老子的名望和贡献饱受世人崇敬，因此，人们都希望老子是自己的同乡。三国时，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就是因为崇拜老子，才把苦县由陈郡划归自己的家乡谯郡。这是苦县第一次划归亳州。但1700多年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老子故里又从亳州划出，对有些亳州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2.涡阳说穿凿附会

      涡阳是北宋时期神仙家假造出的李母感星之所，元末明初才被人强附为老子故里，现今其考证工作其实仍旧是重复以谎言来掩盖谎言的历史。因此，尽管涡阳在老子里籍的研究上投入的精力最多，获取的资料最多，但得出的结论也最多。他们一方面否定《史记》，否认老子是苦县人，一方面又拼命地证明涡阳就是古代的苦县；一方面以《水经注》来证明老子故里位于涡水之北，一方面又愣说《水经注》错简了，参考价值不大；一方面否认唐宋时期的太清宫是老子出生地，诬说历代皇帝祠老找错了地方，一方面又自封天静宫为太清宫（唐代全国只有两个老子庙称为太清宫，一在西京长安，一在真源县即今鹿邑东部）。这种自相矛盾的考证着实耐人寻味，但也给反驳其观点带来了“难度”。现择取其要加以评析。

      （1）强拉硬扯的解释难以服众

      持涡阳说的同志最擅长编织美丽的传说，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似乎每一块砖头都可以与老子扯上关系。例如，史料显示，武则天从未到过城父、临涣、山桑一带，也未到过榖阳（今安徽固镇）一带，但涡阳县却对外宣称“相传”武则天把“谷水”易名为武家河。这个传说不仅古今正野史未见记载，就连涡阳本地上了年纪的人在1990年之前也未听说过，分明是当代文人编造的一个故事。隋唐时期的河流绝大多数仍然称“水”而不是称“河”，若武则天果真为河流改名，也应改为“武家水”才对，而不是改为武家河。从名称来看，“武家河”之名很明显就是近现代的产物。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其未把家乡的文水改为“武家河”却要把外乡的河流改为“武家河”，令人费解。武则天既为皇帝，整个大唐江山都是她的，何至于在乎一条小小的涡河支流并将其易名为“武家河”。若武则天果真有此举，说明武则天这个人太小气了，想必整个武氏家族也不会答应的。在引用《水经注》作证据时，涡阳说者从来不敢引用全文，仅仅摘出其中的“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老子生于曲涡间”，“老子，楚相县人也……涡水处其阳”等几句，而对涡水过老子庙东流必须经过“谯县故城北”等地方才能流入到下城父城北却避而不谈，原因是害怕人们识破真实的老子故里在谯县故城以西，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谯县故城以东。为了与老子故里的地标性河流古谷水挂起钩来，先以“涡阳是老子故里”为前提推出“武家河是谷水”，然后再拿“武家河是谷水”来证明涡阳是老子故里，“因为涡阳是老子故里，所以武家河就是谷水；因为武家河是谷水，所以涡阳就是老子故里”，始终在这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中打转转。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古谷水与北淝水等河流一样因黄河泛滥被迫改道，注入涡水的入河口整体东移，由鹿邑移到了涡阳，老子出生地也不会随同谷水入河口由鹿邑东移到涡阳。为了把天静宫附会成太清宫，玩弄文字游戏，把《亳州志》中“亳西太清宫”一句由本义“亳西——太清宫”曲解成“亳——西太清宫”，把本义“亳州西部的太清宫”曲解成“亳州的西太清宫”，在此基础上又杜撰出“中太清宫”、“东太清宫”。但清代以前的正野史中从未记载涡河沿岸有3个太清宫，国家官修志书记载的涡阳天静宫始终就是天静宫，并不是“中太清宫”，即便是最认同天静宫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也是如此。为了把“曲涡间”移到谯县以东，在史书中查不到证据，就以“诗词歌赋”来附会，对曹丕《临涡赋》“荫高树兮临曲涡”一句大做文章，把“曲涡”等同于“曲涡间”，把“蜿蜒曲折的涡水”解释为老子的出生地，以“整体”代表“部分”，使素有“经国之大业”之称的曹丕诗文尽失帝王之气。从《水经注》对谯县故城的记载来看，曹丕作《临涡赋》的立足点是在涡水之南、谯县城东，而不是“亳州以东五十里外”涡河以北的某个地方，与涡阳说的愿望完全相反。亳州以东五十里外已经属于河南省永城县辖境，那里早已没有什么涡水，曹丕如何在那里“临曲涡”？《水经注》阴沟水篇云：“涡水又东，迳谯县故城北……涡水四周城侧……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魏书》曰：太祖作议郎，告疾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以自娱乐。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云如车盖，终日乃解，即是处也。后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碑，碑题云：《大飨之碑》。碑之东北、涡水南有谯定王司马士会冢……涡水又东迳朱龟墓北，东南流”。由此可见，曹太祖旧宅并不在“谯东五十里”（此处并不临涡水，怎能作《临涡赋》），而是在亳州城东、涡河之南的涡河转弯处，这一段弯曲的涡河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故曹丕才发出“荫高树兮临曲涡”的感慨。涡阳说对所谓的尹喜墓也奉若至宝，其实那就是近世俗称的“尹孤堆”，一无相关史料记载，二无相关文物出土，仅是一个用汉砖堆砌的高岗儿，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现今涡阳望物生义假造的一个“文物”（《水经注》中注录那么多墓冢，但却没有涡阳的尹喜墓）。尹喜是春秋时期人，用汉砖下葬的墓葬不可能会是尹喜墓。对这一自相矛盾现象，孙以楷教授解释为因“汉代盛行移葬风”，关尹后人为其迁葬所致。但查阅有关史料，并不见“汉代盛行移葬风”的相关记载，清代以前史书一致记载尹喜墓在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西，当地人俗称为“荆坟”或“黑坟”，那里还有老子墓、老子祠、尹喜祠等遗址。老子墓在陕西，尹喜却跑到涡阳来报答老子教诲之恩，老子能不生气吗？经考有关历史，尹喜也并非姓尹名喜，先秦史籍中没有“尹喜”只有“关尹”，“尹喜”一词最早来源于《史记·老子列传》中的“关令尹喜曰”。司马迁本意是“关令尹——喜曰”，“喜”是形容词，意为“高兴地说”，但后人误读为“关令——尹喜曰”，于是就创造出了“尹喜”这个人来。《庄子·养生主》记载老聃死后为其吊唁者有秦矢，但却没有尹喜或关尹。尹喜或关尹的名气远远大于秦矢，但《庄子》却没有记载。如果《庄子》果真是信史，那么，就说明老子时期确实没有尹喜这个人，关尹也并没有追随老子到秦国。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尹喜”墓，也应该称为“关尹墓”、“关子墓”、“关孤堆”或“关尹堆”才对。但近世以来，涡阳县为争老子出生地，不分青红皂白，便把天静宫周边与尹沟村、尹堂子、尹王庄等类似尹姓民众集中的地名尹孤堆，附会成春秋时期的“尹喜”墓，实则是闹出了一个笑话。2010年底，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尹子孤堆进行了20天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1座春秋墓葬及相关文物或铭文，仅发现5座东汉大墓，且无一处是二次葬，证实了尹喜迁葬的说法纯属个别学者编造，所谓的尹子孤堆确实与尹喜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涡阳还把相老家的“相氏祖茔碑”一厢情愿地解释成“孔子问礼于老子”碑，把流星园的“老子□□”残碑臆想成“老子故里”碑，把残缺的“混元降□”碑臆想成“混元降生”碑。其实，“相氏祖茔碑”就是一个“图碑”，上面刻的可能就是祖茔地的变迁情况、方位及茔地四至。这种图碑也并非涡阳独有，2009年辽宁铁岭也曾发现类似的祖茔图碑。如果非要把碑上经岁月风化或人为破坏后的图案附会成老子、孔子等人物形象，其中心人物后面站着三个“孔子的学生”，无论怎么看，都不能解释为“孔子问礼于老子”，只能解释为“老子问礼于孔子”，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完全相悖，完全可以排除是“孔子问礼碑”。“老子□□”碑可能就是“老子圣母”碑，那看不到的字应是“圣母”等字，整个碑可能就是“老子圣母感星处”。“混元”是宋真宗给老子上的一个封号，“混元降□”碑可能就是“混元降妖”或“混元降见”碑，是北宋之后刻立的一个石碑，那看不到的一个字应为“妖”或“见”字，老子可能被神仙家杜撰为到城父降妖除魔或者降见于城父了。谢守灏《混元圣纪》有很多“老君降世，居于××”、“老君降于××”等荒诞不经的记载。《旧唐书·玄宗本纪》也曾载“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元代以后涡阳为进一步神化天静宫，对外谎称“混元降见”也是可能的。

      （2）神寝龙岗系皇帝陵寝而非老子生地

      令人可笑的是，涡阳说者望文生义，把《宋史》中的“神寝”解释成老子的出生地，把“龙岗”解释成《隋书》中的临涣“龙冈”和今涡阳“龙山”。涡阳说和谯城说头痛欲裂的就是宋真宗拜谒老子时留下的《先天太后之赞碑》，尽管涡河改道稍微改变了鹿邑太清宫与涡河的相对位置，但该碑作为宋真宗朝拜老子故里的证据依然屹立于亳州以西，于是，两地就在该碑上做文章：谯城说者愣说该碑是从亳州市谯城区移到鹿邑太清宫的，而涡阳说者则编造故事，诬说因《先天太后之赞碑》碑体巨大，从开封运到当时属于亳州的鹿邑东，且卫真地势低洼，再也无法运达亳州东南的老子故里卫真县（涡阳把卫真县的位置就改了），于是就地立在了亳州鹿邑东，造成近代老子故里的纷争。并搬出《宋史》卷301《陈琰传》中陈琰上书弹劾丁谓的奏章，断章害义，围绕其中的“易神寝龙岗，冀消王气”大做文章，给丁谓扣上了弄虚作假，移易老子“神寝龙岗”的帽子。故事编的很生动，但翻遍史书也找不到丁谓把先天太后之赞碑“就地”立在了亳州鹿邑东的片言记载。《宋会要辑稿》对丁谓等人奉旨“沿途圣制刻石”的情况记载非常详细，没有发现一处刻立错误者。涡阳说编故事者也虑事不周，忽视了以下三点：一是如果丁谓果真移易所谓的“老子神寝龙岗”，只能对老子和丁谓个人带来不利影响，无论如何也不会与“冀消王气”挂起钩来；二是宋真宗朝拜老子的路线、日期等，史书记载一清二楚，从开封经鹿邑直达卫真，并未越过亳州向东到达当时隶属临涣县的天静宫；三是如果真有欺君罔上、擅自改变老子出生地之事，这样的大事《宋史·丁谓传》中肯定也有相关记载。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查阅《宋史》，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所谓的“易神寝龙岗”根本就不是涡阳说者想象的那回事，纯粹是其歪曲历史。《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列传第四十二《丁谓传》这样记载：“仁宗即位，（丁谓）进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允恭（人名，雷允恭）方为山陵都监，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领工徒数万穿地，土石相半，众议日喧，惧不能成功，中作而罢，奏请待命。谓庇允恭，依违不决。内侍毛昌达自陵下还，以其事奏，诏问谓，谓始请遣使按视。既而咸谓复用旧地，乃诏冯拯、曹利用等就谓第议，遣王曾覆视，遂诛允恭。”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丁谓“易神寝龙岗，冀消王气”之罪指的是宋真宗驾崩后，陵寝还没有建成，仁宗即位，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共同操办赵恒的葬事。但丁谓等人擅自变动了先皇的陵墓位置，因而获罪。对此事件，《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等史书也以“擅易皇堂”之罪予以如实记载。“神寝”是指坟墓，神寝龙岗自然就是皇帝的陵墓。丁谓获罪与老子故里没有任何关系。元《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王鄂1264年奉旨撰）载：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曾派丁谓代为朝拜太清宫；《宋史》也把朝谒太清宫视为丁谓的功绩，说明宋真宗朝拜老子时不可能、也没有选错地方。作为皇帝陵墓的泛称，“神寝龙岗”与老子出生地没有任何关系。

      涡阳说歪曲“神寝龙岗”的含义，却对陈琰上书弹劾丁谓奏章中的“引巫师妖述，厌魅宫闱”一事闭口不提。因为涡阳说者清楚，若不是丁谓利用迷信愚弄皇帝，天静宫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宋朝得到诏修。丁谓自称是神仙丁令威（神话人物）的后裔，宋真宗从泰山封禅回到兖州时，丁谓将当地小孩子玩的一只小乌龟指为瑞物献给皇帝，并载入史册。他操纵女道士刘德妙，拿家里养的一只乌龟说成是太上老君化身，亲自作赞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还记载：天禧元年（1017），“亳州言修天静宫毕。初，宿州临涣县有天静宫，言李母感星之所也，上将朝谒太清宫，丁谓绘图以闻，遣内侍诣宫设醮，遂诏重修”。宋真宗即将赴真源县朝拜太清宫，丁谓听临涣县说天静宫是“李母感星之所”，就画一个图让内侍拿到宫中醮祭，骗取真宗对天静宫的诏修，在不经意间为天静宫在元末以后假造老子生地帮了大忙。同时，又把天静宫由宿州临涣县大李乡划归到亳州城父县管辖。丁谓因“擅易皇堂”和 “厌魅宫闱”两事被贬官后，再也没有人敢拿天静宫来忽悠皇帝了。直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天静宫再也没有得到皇帝诏修；从古至今也没有一个皇帝前往朝拜。而太清宫在北宋以后仍得到皇帝诏修和朝拜。据南宋谢守灏《太上老君年谱要略》记载，宋哲宗后期又下诏对卫真太清宫进行了5年缮修，继任的宋徽宗还御笔篆额。《宋史·徽宗本纪》也载：“靖康元年正月己巳，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金史·本纪第一一》载，金章宗泰和二年“遣使报谢于太清宫”；孛术鲁翀《重修奉元明道宫记》碑载，元世祖即位后也“遣使致祭太清”宫。可见，靖康元年（1126）以后，宋、金、元三朝皇帝仍不忘到卫真（今鹿邑）太清宫祭拜。

      （3）标志性景观无一是老子生地标志

      涡阳说一方面反对神仙家的无稽之谈，一方面又把神仙家虚构的天静宫之流星园及其9口井视为老子出生地标志性景观和最为骄傲的证据，并对外宣称考古发掘“证实”涡阳是老子故里。但查阅其考古小结，丝毫不能得出涡阳是老子出生地的结论。相反，史料表明，涡阳所引以骄傲的老子出生地标志性景观无一是老子出生地标志，恰恰证明涡阳不是真正的老子故里。

      天静宫建于何代，文献无确切记载。其名称最早见于北宋《犹龙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犹龙传》是北宋太清宫高道贾善翔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撰写的一部道经；《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李焘于宋孝宗时期(1163～1183)编著的一部私史，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唐太宗李世民之十四子李明）的后代，对李氏先祖李耳的身世传说非常感兴趣，因此，他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本着“宁失於繁，无失於略”的原则，把天静宫作为当时临涣县自称的“李母感星之所”（并非出生地，因为当时尚不敢挑战太清宫的老子出生地之位）记入私史。最早称天静宫为老子“所生之地”者则是元末天静宫提点刘道广。此人虽然名不见经传，不知其道行是否高深，但的确是神通广大，居然把天静宫由“李母感星之所”强为攀附成“老君所生之地”，成为天静宫假造老子故里的开山鼻祖。《亳州天静宫兴造碑》（张起岩1332年撰）对此略有记载。该碑文第二段曰：“余自翰林丁内艰，家居济南。天静宫道士牛志春涉河而来，致提点刘道广之词曰：‘天静宫，老君所生之地也’。我师徒经营三纪……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敢请志之。志春，余华不注（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里人，跋涉千里者再，嘉其勤，不容辞”。张起岩是元末翰林，对唐、宋皇帝在鹿邑祠老的情况一清二楚，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的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上宝册于太清宫，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号”一事心知肚明，对提点刘道广的信函以及道士牛志春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当然也并不认同。张起岩在老家济南为母亲守孝期间，其老乡牛志春从城父县千里迢迢，渡过黄河（注：元代济南城在黄河之北，后来黄河改道后才变为黄河之南，所以，当时从城父县赴济南必须北渡黄河），两次到济南恳请张起岩为天静宫撰碑装潢门面。面对老乡的一再恳求，张起岩人情难却，就在守孝期满回京赴任4年后，为其撰写了《亳州天静宫兴造碑》。但因世人皆知老子出生地在鹿邑太清宫而非城父天静宫，所以，张起岩就采用春秋笔法告诉世人，所谓“老君所生之地”只是转述刘道广的原话而已（“老君”是中国道教对老子的神化称呼，在道书中经常使用，而官修正史则使用“老子”称谓。张起岩在碑文中也称老君，可见其原汁原味地引用了刘道广的原话。成书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由张起岩任总裁官的《宋史》并未把天静宫作为老子出生地载入，也说明张起岩确实不认可天静宫）。张起岩时期已是元朝末年，系朝纲最为混乱之时，政权内部争斗十分激烈。元泰定帝之后，不到四年半时间，皇位出现5次更迭。至顺三年（1332）十一月元宁宗逝世，因太皇太后和左丞相对即位人选意见不一，新皇帝迟迟无法产生，直到次年6月，元惠帝才得以即位。而张起岩撰天静宫碑文时间为“至顺三年十二月吉日”，正是皇权出现真空之时，故天静宫此时不可能得到敕修。张起岩虽外和中刚、耿直不屈，但按照孙以楷教授和王振川工程师的逻辑推理，这一次的徇私滥文肯定令朝廷上下颇有微词——因为未出半年，张起岩即被朝廷以“忤逆丞相”为借口由参议中书省事降为翰林侍讲学士，后又一度外放燕南廉访使。但张起岩不愧为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这篇碑文十分圆滑，挑不出一点“毛病”——所谓的老子生地系转述他人原话，其来源仅系“世传”，“它无所考”，整篇碑文只是应景之作，如有歧义，纯属个人理解之误。且其外放期间治水有功，因此，张起岩后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然职位终不及初。但朝廷和道教界却不得不采取措施消除天静宫兴造碑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历史本来面目。元统元年（1333）元惠帝即位不久，特进神仙掌教凝和大真人苗道一宗师就召太清宫提点赵道真赴京至全真教总部长春宫，嘱托礼部尚书、原国史院编修孛术鲁翀为鹿邑撰《重修奉元明道宫记》，重申“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太清明道，源本所在……长春道业主嗣亳教，知所宗矣”，意在告诉世人，全真教总部长春宫知道老子出生地在哪里，其他所言不足为据。后至元三年（1337），张起岩的同事，性格耿直、好善嫉恶、表里如一的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为鹿邑太清宫撰写了《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针锋相对地指出“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请注意：这里已由汉晋时期的“所生”变成了“始生”，以区别于天静宫道士由“感星之所”附会出的“所生之地”），并将魏明帝至金末元初秦志安期间君臣所为太清宫老子赞近20首刻于此碑，这些碑文均早于张起岩碑文，其史料价值绝非《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所及。后至元四年，元惠帝又诏封前太清宫护持张志素为“应缘扶教肇玄崇道真君”，由揭傒斯撰文、翰林国史编修官周伯琦书篆，11位道教都提点联名为鹿邑太清宫刻立《大元太清宫应缘扶教肇玄崇道真君道行碑》，再次重申“老氏生亳，亳太清宫即其处”。然而，就是这个连张起岩自己也并未肯定的碑文，就是这个在元代已被朝廷和道教界据史驳斥的碑文，就是这个孤而无证的碑文，就是这个与此前所有史料均相矛盾的碑文，如今却被涡阳视为其老子出生地的有力证据，并断章取义，迷惑那些对原始资料接触不多的史学工作者。老子出生地之老子庙自边韶撰文立碑至元代，各代帝王为其立碑者史不绝书，但张起岩却明确告诉世人：天静宫“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独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铭半存”。直到元末也没有一块像样的碑刻，这已足以证明古代天静宫的真实地位！考古得知，天静宫最早建筑遗迹是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对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初，宿州临涣县有天静宫”之记载，可知其应建于宋真宗初年（998）——最早夜不过北宋初年，建设年代明显晚于鹿邑太清宫（原亳州真源县太清宫，简称亳州太清宫）。宋真宗好道，在位时假借“天书下降”之事，封泰山、祀汾阳，修建了许多宫观，炮制了天庆节、天祯节等许多以“天”字为名的节日，天静宫也因而在天禧元年落成，但在北魏时期则根本没有这一建筑，这就是郦道元在《水经注》阴沟篇中注录古代著名城池下城父（今涡阳县城）时没有提到天静宫的原因（《水经注》对虞诩碑、曹嵩冢、朱龟墓等均有记载，天静宫比一个墓冢要大得多，郦道元不可能看不到）。《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史书对祭祀场所向来就记载甚详，不敢遗漏。如《魏书》对谯县周边的庙宇就作这样记载：小黄（谯县）有邓艾祠、相有相山庙、沛有汉祖庙、谷阳有老子庙，但在蒙、浚仪（城父）、临涣、武平条下均没有任何庙宇道观记载。汉魏不象春秋战国时期史志缺乏，文字工作者已经很多，史志档案制度也很健全，但却没有任何正野史记载天静宫的情况，历代金石也均没有天静宫的记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汉魏时期天静宫根本就不存在。《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唐玄宗天宝二年，“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本乡（赖乡）置庙”；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二“降生”中对老子从孕至生的情况记载非常详细，内中也未提到天静宫，这说明唐代至五代中期，临涣县仍然尚未建有尹益寿的感星之所天静宫。《旧唐书》、《通典》等记载，唐代亳州领县八：谯、城父、酇、鹿邑、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临涣（大和元年改隶宿州）、永城、蒙城（天宝二年由山桑改名）。开元二十九年（741），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这说明唐代并非每县一个老子祠，而是每州一个老子祠（老子祠是道观，但道观并非都称老子祠）。作为亳州的老子祠建在真源县，鹿邑（合并前）、谯县、城父、酇县、临涣、永成、蒙城等其他七个县均未有老子祠的记载。在西起鹿邑东至蒙城300多华里的涡河沿岸，有且仅有一个老子祠，即真源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涡阳天静宫、天心宫，亳州道德中宫均非唐代产物。今鹿邑太清宫太极殿前的《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正文中尚有“玄元诞发”等字词，两侧刻有唐宋文人拜谒老子后的题诗和题名，其中右侧有亳州临涣县尉李岩、主簿孙奉璋的题名，左侧刻有“玄元庙”等文字，说明唐代临涣县尉也曾到太清宫朝拜，当时临涣县可能尚未建有老子庙，唐代亳州境内唯一的一个老子庙就在今鹿邑太清宫。北宋《太平寰宇记》对庙宇、道观、坟墓记载也非常详细，其中城父有伍奢庙、临涣有嵇康墓，但均没有老子庙或尹喜墓，蒙城则更无任何庙宇、道观或坟墓的记载，说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之前，今涡阳天静宫一带尚未建有老子庙，也未建有天静宫。《大清一统志·颍州府》虽载有天静宫“汉延熹七年建”，但言之无据，不足为信，因为这个时间是修志者根据延熹八年祠老子一事妄猜的。但即使按这个时间，天静宫也与东汉老子祠挂不上钩。《水经注》言陈相孔畴于东汉建和三年（149）在老子祠前建有孔子庙；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云“汉武帝进用儒术，黄老由是见废，后桓帝梦见老子，诏陈相孔畴立庙于苦县，刻石为铭”；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言“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祖老君降生之宅也……其古迹自汉宣、汉桓重修葺”。说明老子祠在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49年）就已存在。天静宫鼓着肚子编出的时间仍然晚了210多年。纵观有关史料，今涡阳县辖境自古就没有老子庙。天静宫就是天静宫，从未被史书称为老子庙或老子祠，即使民国涡阳县志也未称天静宫为老子庙。近年来，涡阳县为了争老子故里，硬把天静宫附会成老子庙，其实没有任何史料依据。2011年，安徽省高考文综试题又把鹿邑明道宫的图片改作历史上从不存在的“涡阳老子庙”的图片对考生进行乡土教育，凸显安徽个别学者对老子故里的无知和对学术研究不负责任的态度。

      涡阳说者还根据天静宫老君殿发掘区宋代地层中的“两截汉砖砌体”，断定那里极可能是汉代老子庙遗址。但熟悉考古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汉代文化遗址应在唐代文化层的下面，在宋代文化层中发现的汉砖砌体，不可能是900多年前的汉代遗址，更不能证明天静宫系汉代建筑。“汉砖砌体”并不等于“汉代建筑”。打个比方说，涡阳说者曾吹嘘涡阳县遍地皆汉砖，以前当地农民垒猪圈用的就有汉砖，这些猪圈也是“汉砖砌体”，总不能也都认定为汉代建筑吧。相比之下，倒是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天静宫遗址考古发掘小结》还客观一点，该小结把这“两截汉砖砌体”称为“建筑遗物”而非“建筑遗迹”，以此推出“在天静宫遗址内汉至六朝时，人口已比较稠密，建筑活动比较普遍”的结论，但并未得出其是“汉代老子庙遗址”的结论。现今中原地带无需考古发掘，均可说是商周时期“人口已比较稠密，建筑活动比较普遍”。可见古代天静宫一带也并未有什么特别之处。

      流星园的建设年代则更晚。据冯千山《老子诞生地考》（中国鹿邑老子学会《老子故里话老子》第6集）考证，流星和九井的传说应缘于西晋惠帝时天师道祭酒王浮为抗衡佛教鼻祖释迦摩尼，有意神化道教鼻祖老子而精心编造的《化胡经》，以及之后南北朝高道进一步完善而形成的《神仙传》、《夷夏论》、《玄妙内篇》、《三天内解经》等一批道经。佛经云释迦牟尼之母“梦白象而孕，剖右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道经则云老子之母“感流星而有妊，剖左腋而生，登即能行禹步，一步一井，遂成九井”。老子主阳，释迦主阴（晋宋交替之际成书的《三天内解经》云：“老子主生化，释迦主死化。老子剖左腋而生，主左，左为阳气，主青宫生录；释迦剖右腋而生，主右，右为阴气，主黑簿死录”），而“九”为阳数，且是最大的阳数，流星来自天上，天亦为阳，故《化胡经》等道书就编造了“九”井和流星的故事。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神仙家的无稽之谈，任何人也不会“感流星而有妊”——即便是尊老子为始祖的唐王也如是认为，民国二年鹿邑知县王光第《清理太清宫庙产碑》也云“神仙感应之说，久为搢绅先生所不道”，现今涡阳也不愿承认天静宫是李母感星之所。史料记载，唐高宗曾数次召集群臣、道士与僧侣讨论《化胡经》的真伪，最后确定其系伪作，并下令搜集焚毁之。故唐代虽多次诏修老子庙，但始终没有为其增建流星园。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在其下令焚毁的45种道藏伪经中，第一种即为《化胡经》。由此造成该书至今亡佚。此后，龙井和流星的传说愈加无人当真，天静宫道士因而便对流星的传说进行了修改完善，编造了“老子有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这一多少还有点可能性的故事来，并假造出流星园、五色山等神迹作为佐证，恳求张起岩撰碑确认。由怀胎81年而生老子到“既而降诞”，由“感星而妊”到“流星降诞”，《亳州天静宫兴造碑》对老子降生的传说进行了创新，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记载“世传”老子“流星降诞”的史料，也是第一个使用“流星园”一词的史料。此前没有任何正野史记载老子“流星降诞”的故事，即使道学经典也仅有李母“感流星而有妊”，八十一年（或七十二年）而生老子的记载，直到北宋初期才有“流星坛”的记载。如北宋贾善翔《犹龙传》言“今有流星坛，在亳州城父县天静宫”。其后，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宋末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言“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坛”。宋初老子的身世已被完全神化，其生母早已由人间的李母变成了玄元始三气化生的玄妙玉女尹益寿（这就是天静宫只有圣母殿而没有李母庙的原因），彼时神仙家为寻求物证而把一个唐代废窑指为流星坛也是可能的（天静宫考古发掘已发现这个废窑，该窑在发掘区南部，与史书记载的“南有流星园”完全吻合）。但流星坛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道场而已，与司马迁笔下的老子故里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因为此，北宋时期卫真太清宫与城父天静宫才得以和谐共存。元代天静宫在流星坛的基础上假造的流星园也需要实物作证，因流星是陨石，乃天外来客，人间难寻，于是后来便有了“古流星园碑”。但弄巧成拙，恰好暴露出作假痕迹。从用词语气上分析，“古流星园”显然就是今人的语气，系后人所为，否则，就不带“古”字直呼流星园了。郦道元眼中的老子庙、唐王眼中的太清宫、宋王眼中的太清宫均没有流星园，因此，流星园作为老子出生地的一个反证，只能证明涡阳不是老子故里——最多只能证明其是神仙假造的李母感星之所，不能说明其他问题。

      天静宫新近拼凑的“九龙井”也着实让人难以恭维。虽然晋代传说老子出生时有九龙取水为其沐浴，但汉魏之前的史书从未记载老子庙有九井，更未记载老子宅有九井，《老子铭》、《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古史考》等文献莫不如此。老子生于“曲涡间”，家乡四周均有涡水流过。老子在水的包围之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因而形成了“尚水”的思想，以至于《道德经》中才有许多赞扬水的章句。由对“水”的崇拜必然发展到对“溪”、“渊”、“谷”、“川”、“江海”等一切与水有关的事物的崇拜，因此，《道德经》中也有许多对“溪”、“渊”、“谷”、“川”、“江海”的阐述，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鱼不可脱于渊”，“上德若谷”，“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等，但却没有对“井”的阐述。如果老子出生时家中真有九口神奇之井的话，不会不在《道德经》中得到反映的。但《道德经》五千言中丝毫没有关于井的阐述，这就进一步佐证了老子生前肯定没有九井存在。最早记载老子庙有九井者是东晋伏滔（约317～396年），其《北征记》言老子庙“有九井，水相通。”其后，南北朝刘宋时期郭缘生的《述征记》也言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动。因此，老子庙之九井应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道教有心之士根据《化胡经》假造的。中原地带古代并无为刚刚出生的婴儿沐浴的习俗，直到唐代才出现为出生3天的婴儿洗浴的习俗。即便是为婴儿沐浴，一口井足矣，何须再凿8口井。很明显，《化胡经》等道书所载老子的故事是神仙家虚构的（唐末至五代时又虚构出了老子炼丹井），老子出生时绝对不会有九龙喷水为其洗浴，其院中也定不会有九井。从史料记载来看，天静宫在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九龙井。北宋《犹龙传》、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混元圣纪》、《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未载天静宫有九龙井；明嘉靖年间亳州知州李先芳撰《亳州志》时专程赴天静宫拜访老子遗迹，也未发现其有九龙井。后来的所谓《古流星园图》也未标注有九龙井。《亳州天静宫兴造碑》虽言其“钟有楼，井有亭”，但并未说是九龙井，更不存在9口井。这个井乃是乾隆《亳州志》中提到的炼丹井，也就是天静宫院内的宋代古井。针对当时亳州悄然抬头的牵强附会的考证之风，乾隆《亳州志》卷三还同时警告道：“他若九龙井，本在厉乡，不便强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所载九龙井也均在鹿邑而不在天静宫。但令人诧异的是，上世纪90年代天静宫却成功发掘出“九龙井”。关于这9口井的位置，《涡阳县天静宫考古调查小结》中未作具体介绍；天静宫苏诚昊道长介绍说天静宫三清殿附近4口、乾道舍中1口，其余4眼井都分布在郑店村里；涡阳县旅游局等县内网站公布的《涡阳天静宫“九龙井”布局图》（见附图3）显示东岳庙北边2口，南边7口。2010年国庆前夕，笔者造访天静宫，问及“九龙井”时，年轻的村民语焉不详，年长的村民谓全部在郑殿村西头、东岳庙的偏南部，与天静宫景区门票背面《天静宫全景导游图》标示的基本相同。东岳庙又称天齐庙、老子老庙，位于三清殿东侧。由此可见，涡阳各方对九井位置显然说法不一。是这些“九龙井”已经神奇到可以自己移动的地步，还是另有隐情？在笔者一再追问下，有村民告知东岳庙之北（也就是三清殿附近）的2口井已经用土填实了（这2口井显然距“华夏第一井”太远）。笔者恍然大悟，原来天静宫景区与郑店村之间有10多口“古井”，涡阳县根据老子的传说，按图造骥，史书记载什么，他们就指为什么。“九龙井”显然也是其望物生义的产物。如果史书记载老子庙有十龙井，他们也会挑选其中10口指为“十龙井”的。是什么原因造成郑店村西头出现这么多水井呢？对此问题，目前说法不一。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认为，古代有窑的地方往往会有井。天静宫考古发掘证实，在天静宫老君殿发掘区的南部、西部、北部分布着5口古窑，其中发掘区南部的古窑位于唐代文化堆积层内，说明那里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一个窑场，天静宫周边的有些古井极有可能就是与那些古窑配套建设的。此外，也有人认为那些井是明清时期屯田驻兵所用的吃水井。亳州道士顾宗正考证认为，天静宫一带是明朝永乐皇帝屯田养兵之处（见顾宗正《老子生地太清宫遗址真迹详考正说》），史书记载那儿还是清末捻军张乐行屯兵之处，至今仍有许多村落沿用当时驻军旧址的名称（见附图4：卫星拍照的涡阳天静宫周边村庄布局图）。其中擂鼓庄是擂鼓撞钟的地方，马棚庄是当时驻军养马的地方，枸杞（狗鸡）园村是养鸡狗的的地方，方园、刘园村是供应驻军蔬菜的地方，九股槐庄是驻军栓马的地方。天静宫临近的郑店村（村民大多为郑氏人家）因与“正殿”谐音，为求吉利，曾被军队最高统帅用作治理军务的地方，因此，该村附近水井较多。古代中原地带吃水主要依靠地下水，凡人类集中居住的地方必有水井集中存在。比如涡阳县义门镇大周营村前张乐行就义处，至今还存有清将僧格林沁军营上马石、水井等遗迹；天静宫之东4华里之外的尹子孤堆，2010年底又发现6口古井。这些其实均无值得称奇之处。郑店村的这些井如果确系捻军当年所凿的吃水井，那么，其仅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前后尚未淹埋于地下，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仍有3口井正常使用，郑店村的老人仍可回忆出各个井的具体位置，比明成祖晚近400年、比捻军早100多年的乾隆《亳州志》当然也不可能有天静宫所谓九龙井的记载，元《亳州天静宫兴造碑》、《大明一统志》则更不可能有其记载。这些井均与老子没有任何关系，也与天静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民国《涡阳县志》也未见载入。郑店村的这些井虽然在数目上可以凑成九龙井，但与史载的老子庙九井方位相悖、布局相左、时间不合、特征不符。《亳州天静宫兴造碑》云天静宫“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有室”，说明天静宫在宋代鼎盛时期仅有三清殿、老君殿两个殿厅，且两殿规模都不大。从方位上看，这些井均分布在东岳庙的南边和北边，老君殿遗址和东岳庙的东边一口水井也没有，与郦道元“庙东院中”有九井的记载不符。从布局上看，史书所载老子庙在三国时被称为老子亭，庙北二里是李夫人祠，汉魏时期这俩庙尚未连成一体，老子庙规模不大，九井集中在老子庙的东院中，相传是老子出生后即行禹步所至，各井之间距离较近，地下水相通，故“汲一井而八井水皆动”，而郑店村的这些井布局分散，最远相距1公里以上，并非汲一井而八井水皆动，其中被涡阳乐道的“华夏第一井”距老君殿遗址和东岳庙直线距离1华里之多，宋代扩建后的老子庙规模可能至此，但汉魏时期老子庙规模绝对难以至此。换句话说，如果老君殿就是汉代老子庙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华夏第一井”绝对不会坐落在当时的老子庙“庙中”。这些井排列得也杂乱无章，根本不得道教禹步之法，体现不出亳州太守欧阳修所言的“禹步之奇”，与传说也明显不符。从建设年代上看，这些井并非都是同一时期的建筑，有些井的井壁乃系红砖砌就，而老子出生地之九龙井应系同一时期开凿。从特征上看，没有出土任何标志性的东西，无法证明就是九龙井，更谈不上与老子有什么关系，只是普普通通的吃水井而已。而这样的井中国实在是太多了，湖北武汉和随州、湖南永州、福建宁德等地也均有类似的井，并且比涡阳的这些井保存得还要完好，都可以誉为九龙井，但他们均不能因此称为老子故里。当然，涡阳说者可能也会以这些井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安徽省有关部门“鉴定”为由，继续自信满满地固执已见。但遗憾的是，虽然他们根据井中“数十片春秋时代的红陶片”鉴定为春秋之井，但始终未能排除那些“红陶片”事前掺入、人为造假的嫌疑；对其中用红砖砌成的井壁，不知考查者依据什么得出“有３口经汉代修整过；其余５口，宋代曾重新修筑”这一结论的。老子庙东的九井在东晋时期才见诸史书，而安徽省有关部门却为天静宫鉴定出1口春秋之井、３口经汉代修整之井，这样“出招”也太猛了些吧。对于考古鉴定工作，有学者已经指出，近世以来在文物方面造假之风亦有，引用时不可不慎；有些高科技制假的仿真水平几可乱真，甚至能骗过检测机构，鉴定时不可不防。2008年5月，中国通用旅游网及游易天下中国旅游网的“安徽省亳州市扶阳古城”网页上，曾盗用贵州省德江县“扶阳古城”的照片，移花接木用作涡阳县扶阳古城的旅游宣传，引起德江方面的强烈不满④。这些究竟是网站所为还是遗址所在地所为，咱们姑且不论，但文物考古及宣传中的造假行为的确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4）“涡水处其阳”并非天静宫的最显著特征

      涡阳说者对“涡水处其阳”的解释最能迷惑那些没有到过天静宫的朋友。涡阳一直对外宣称天静宫“南距涡水二里，三面环水”，其实，天静宫与涡河并不相邻，其南部紧邻很有名气的武家河，武家河的南边才是涡河，天静宫南距涡河直线距离最少也有8华里；天静宫之东并没有涡河，“三面环水”其实“环”的武家河与界洪新河。许多史料都记载老子出生地位于“涡水之滨”，但天静宫与涡河八不挨九不连，不能称为涡水之滨，只能称为雉水之滨。对照《涡阳县天静宫地理位置图》（见附图5）可以清楚地看到，涡阳县境内的武家河基本呈南北走向、涡河呈东南西北走向，无论是把天静宫称为“雉水处其阳”还是“涡水处其阳”都不太恰当，如果非要把天静宫定为某某河流“之阳”的话，天静宫也只能勉强称为“雉水处其阳”，绝不能说成是“涡水处其阳”，因为人们习惯上都是拿距离最近的参照物来描述事物，就象河南省洛阳市被称为“洛水处其阳”而不是“黄河处其阴”、湖南省湘阴市被称为“湘水处其阴”而不是“长江处其阴”一样。涡水在“谷水注之”后又“北迳老子庙东”变成南北流向，但从武家河入涡处向东，涡河并没有北折东流，而是一路东南向蒙城而去，直奔淮河。《濑乡记》言老子庙“庙北二里李夫人祠”，加上两个庙本身的长度及南北涡水转弯处的长度，可知老子庙东边至少应有4华里的涡水从南向北流过，但天静宫之东从古到今就没有一寸长的涡水流过，从天静宫向东一直到黄海之滨，连涡河的影子也没有。郦道元的足迹遍布黄淮流域，其任河南尹治理京城洛阳时，还曾奉旨率军到涡阳（北魏时期的涡阳系今安徽蒙城）平叛，对洛阳至蒙城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水经注》记载的涡水沿岸城镇、地形风物、历史古迹等与现今涡河流经的城镇完全吻合，只有个别河段的河道有所摆动。因此，郦道元记载失实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天静宫绝对不是郦道元笔下的老子庙。

      （5）相氏村庄与相县没有必然联系

      涡阳说认为，目前涡阳县集中居住着17个相氏村庄（这是涡阳对外宣传的数据，从卫星地图上看，仅有相堂、东相堂、相老家、相圩孜、相柿园、东相楼等6个村庄集中在丹城镇，相庄、相庄、南相庄相对较远，其余相氏村庄则未见显示），因此涡阳就是春秋时的相县、就是老子故里。但据史载，淮北相县在秦二世二年就被秦将章邯屠城，如果这个相县那时真有姓相的人家，也与其他姓氏的人家一样被章邯赶尽杀绝，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应都是之后从别处迁徙而来。且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东汉末年起，为了逃避战祸，许多北方官民陆续南迁，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高峰。唐宋时期，由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原地区（主要是现在的河南、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方）又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明初又进行了著名的“山西洪洞移民”活动，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那次移民的主要迁入地是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自己的起兵之地，也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区，明朝建立时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安徽，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见《明史·食货志》)，尔后又从洪洞县等地大量迁入。“山河依旧，人事全非”。如今居住在中原地带的人们绝大多数已非原有居民。现今淮北市连一个以“相”命名的村庄也没有，并不能否定那儿就是秦汉时期的相县。而涡阳县却有那么多从外地迁徙而来的相氏村庄，恰恰证明其不是古代的相县。另外，从姓氏起源上分析，相氏起源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商汤的第十一世祖先相土（相传是马车的发明者）的支系子孙以他名字的一个字为姓氏，称相氏；另一说是商朝王族的后代商王河亶甲曾迁都“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后又迁都，留居相地者便以地为姓；第三说是夏朝有一个帝王叫相，他的后裔支庶子孙就以祖上的名字作为姓氏。根据《姓谱》记载，商丘有相氏家族，是帝相之后。我国相氏家族中绝大部分都是夏禹的后世子孙，故帝相为相姓的得姓始祖。这三种起源均与淮北相县无关，更与涡阳县丹城镇无关，凭几个相氏村庄得出涡阳系春秋时期相县的结论是匪夷所思的。丹城镇一带在战国时隶属铚邑，秦代隶属铚县，两汉时曾设置郸县，南北朝时改设为临涣郡丹城县。从战国始设相邑，到南北朝废除相县，涡阳丹城一带始终未曾隶属于相县，今涡阳整个辖境均与相县没有任何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再把东汉老子庙与涡阳天静宫的关键因素列表加以对比：

      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涡阳天静宫与东汉老子庙在关键因素上无一相合，已坐实了天静宫不是《水经注》记载的老子庙。凡认真仔细地读完《水经注·阴沟水篇》全文者，就会坚信涡阳不可能是老子故里。北宋以后，为了进一步神话老子，道教人士在老子出生地太清宫东西两边涡河附近分别假造了“感星之所”和“升仙之处”，也就是“感星地”和“升仙地”，其中“感星地”是太清宫之东的涡阳天静宫流星园，“升仙地”是太清宫之西的鹿邑明道宫升仙台（老君台）。从东到西，由孕而生至死，“感星地”、“出生地”、“升仙地”三地按内在的逻辑关系沿涡河一字排开，一脉相承、环环相扣，凸显道教人士的独具匠心和良苦用心。从古至今，“感星地”、“出生地”、“升仙地”三者也非同一个概念。“感星地”、“升仙地”乃神仙家的无稽之谈，岂能与货真价实的“出生地”同日而语。但北宋道士万万没有想到，元末天静宫道士却借“感星地”又假造一个老子故里。天静宫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诏修到元末张起岩撰碑，3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李母感星之所，与老子出生地太清宫和谐共处。天静宫考古发掘也证实其确是传说中的“感星之所”。既如此，天静宫就不可能是“出生之地”，不可能身兼两职。天静宫一带非相、非苦、非谷阳、非真源、非卫真，与老子出生地赖乡相距160多华里，中间相隔谯县、城父等县，跟老子故里从不搭界、毫不沾边。主张老子故里在涡阳者可以否定《史记》，可以否认涡河改道的历史事实，可以“考证”出鹿邑历史上从未发过洪水，可以坚持不懈地对安徽青少年灌输老子出生地的理论（2011年安徽省中考历史试卷把饱受争议的论题“老子故里——涡阳”作为判断题的选项纳入试题，是安徽省向青少年强行灌输老子故里理论的举措之一），可以把天静宫自封为“中太清宫”，可以给天静宫披上“太清宫”的马甲，可以把天静宫东北的马庄小学易名为“太清”小学，可以把汉魏无名墓堆指为春秋时期的尹喜墓，可以把两截无名“汉砖砌体”指为北宋所建的天静宫遗址，可以把涡阳县的砖头瓦块都指为老子庙的“文物”征集到天静宫，可以在涡阳“考证”出流星园、“九龙井”、“孔子问礼碑”、“谷水”……可以把上述所谓的遗迹通过有关“鉴定”披上合法的外衣，但这些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证明涡阳是老子故里——因为物色的实物证据再多，如果没有原始文字作支撑仍就缺乏参考价值。天静宫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北宋《犹龙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最早的碑刻是元《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比老子生活的时代晚1500多年，比东汉老子祠晚900多年，其他能证明老子出生地的文献均是明清后的产物，无不来自《亳州天静宫兴造碑》，在利用“逆推法”考证时，所缺环节太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涡阳天静宫出土的文物除了能证明其古代人类活动频繁外，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在老子里籍上，鹿邑、涡阳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使否定了《史记》、否定了鹿邑，也无法得出老子故里在涡阳的结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否定《史记》的后果：假如不依据《史记》，那么老子里籍的史料来源就得重新选择。如果依据《列子》的“过陈遇老聃”来推理，老子应为陈人，是今鹿邑人；如果依据《庄子》的“南之沛见老聃”来推理，老子应为沛泽人，即今江苏沛县人；如果依据边韶《老子铭》来推理，老子是苦县人，还是今鹿邑人；如果按照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来推理，天静宫是李母感星之所……总之，在元末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丝毫老子生于天静宫的记载。涡阳说所依据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是公认的粗率之作，既把天静宫记为老子出生地，也把李耳记为开封府人、把鹿邑记为世传老子出生地，不仅本书前后矛盾，也与此前所有记载老子里籍的史书相矛盾，不足为据。明《中都志》以及清《江南通志》、《亳州志》也仅把天静宫记为“老子所妊之地”（即怀孕之地，并非出生地）。不论按传统观念还是按现代观念，“怀孕地”均不等同于“出生地”，不能被视为故里或里籍——何况李母感流星而有妊的故事原本就系传说层面的东西，缺少历史的成分，经不起推敲。因此，老子故里在涡阳是无论如何也立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