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东汉并无老子故里之争

为了把老子故里这盆清水搅浑，涡阳说者还根据《后汉书》中有关汉桓帝祠老子的记载，于无字处做文章，编造了东汉陈国苦县与沛国相县争夺老子生地的故事，在明知史书没有相关记载的情况下，“猜想（中常侍左悺的罪行）其中一条大概与他至苦县祠老子有关”，“猜测魏愔（陈相）被处死可能与骗取汉桓帝相信并遣左悺至苦县祠老子有关系”，把汉桓帝第二次派人去苦县祠老子解读为“去苦县查证老子是否是苦县人”，得出了“老子生地之争从汉桓帝时起已颇激烈，《后汉书》所记桓帝延熹八年遣左悺至苦县祠老子，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见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老子故里考》，选自安徽大学出版社《老子通论》。本文所引孙以楷教授的观点均源于此文）的荒唐结论来。孙教授的主要依据就是《后汉书·孝桓帝纪》中延熹八年、九年三条文字记载：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至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这三条简短的文字史料，孙教授产生了三点疑问：其一，为什么一年之内（延熹八年）汉桓帝两次派人到苦县祠老子？其二，为什么一年内这两次至苦县祠老子的不是同一人，但又都是中常侍（宦官）？其三，为什么第二年（延熹九年）汉桓帝不再派人至苦县祠老子，而是在京城濯龙宫祠黄老？而且从此以后终东汉之世，再也没有帝王遣使至苦县祠老子之事？乍一看这三条疑问，觉得有点道理。细分析这三条疑问，又觉得这类抛开历史背景恣意妄为的文章，颇有些歪批汉书的味道。众所周知，东汉从汉和帝时期就皇权衰弱，朝政混乱，政权内部斗争连续不断。汉桓帝时期已是东汉的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全国统一的局面即将解体。汉桓帝15岁即位，尚未成人，后来又依靠宦官除掉了外戚政权才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宦官就成了自己最信任的人。这就是汉桓帝两次祠老子都是派宦官代劳的原因。左悺本系上蔡侯，其食邑汝南郡上蔡县与老子出生地陈国苦县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近邻，故汉桓帝在宦官中物色人选时首先就想到了左悺。汉桓帝崇尚黄老道学，祈求长生之福。延熹八年正月派左悺到苦县祠老子，待至左悺二月回京复命时，凑巧外戚、宦官两股势力斗争再掀高潮，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悺罪恶，左悺畏罪自杀。汉桓帝感到很不吉利，祈求长生的愿望又十分迫切，同时梦中又遇到了老子，于是在11月份又派管霸到苦县祠老子。这就是汉桓帝一年内两次派人到苦县祠老子的真正原因。第二次祠老子时，左悺已经自杀9个月，这前后两次祠老子自然就不能再用同一个宦官了。汉桓帝公元165年祠老子，两年后也就是167年驾崩，说明汉桓帝在延熹八年就已知身体健康水平下降了，所以才想起到苦县祠老子以求长生不老。第二年身体状况仍然不见好，可能觉得派人祠老子心不诚才导致效果不佳，于是就想亲自到苦县祠老子，但此时朝廷又出现了“党锢之祸”，自己身体状况又不允许，所以，就决定在京城濯龙宫亲自祠黄老。又过一年，汉桓帝驾崩，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到苦县祠老子了。承继皇帝大统的汉灵帝时年11岁，却接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外戚跃跃欲试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皇权，百姓民不聊生，国势日趋衰落。17年后，国内就发生了黄巾大起义。到公元190年汉献帝继位时，东汉已经名存实亡。皇帝尚且自身难保，怎么还有心思遣使至苦县祠老子，当然也更不可能亲自前往苦县祠老子了。这就是延熹九年终东汉之世，再也没有帝王遣使至苦县祠老子的原因。

为使所谓的“东汉老子故里之争”能自圆其说，孙教授还无视《后汉书》左悺罪行的记载，虚构一个左悺“游说桓帝去苦县祠老子”的故事，对左悺的罪行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猜想其中一条大概与他至苦县祠老子有关”，因此，“左悺在到苦县祠老子的当年就被查处”。其实，《后汉书》一个“遣”字和一个“使”字，足以说明祠老子的地点苦县乃是汉桓帝自己选择，左悺到苦县祠老子完全是奉命行事，是代表汉桓帝去的，并无任何过错。左悺的罪行在史书中交代的很清楚，《后汉书 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云：“其后四侯（左悺、具瑗、徐璜、唐衡）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这就是说，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恣意妄为，骄横拔扈，干政乱朝。这些阉宦们相互比赛着盖起豪华的房宅，楼台极为壮丽，坐骑都用金镶和毛毡子装扮起来，还掳掠良家美女“娶”为姬妾。这些姬妾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饰满珍珠，好似宫女一般。四人的仆人出门皆乘牛车，没有步行的，后面还跟着一列骑马的“仆人的仆人”。这四个阉人为了不断后，还都收养了些苍头（汉代家奴，一般人不愿意做宦官的儿子，他们就买来社会地位特别贱的奴才当儿子）作儿子。由于这四人以及他们的宗亲四处作恶，竞为虎狼，噬食小民，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天下人称之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堕又称“两端”，即为所欲为的意思）。但这些罪行没有一条是与“至苦县祠老子有关”的。左悺二月份就遭人弹劾畏罪自杀，汉桓帝9个月后才派管霸赴苦县“调查”真假，办事效率也太差了吧。左悺是宦官，连个后代也没有，没有人替他隐瞒罪行，但从古至今也没有一本史书记载左悺是因到苦县祠老子而获罪的，也没有一本史书记载管霸奉命到苦县祠老子是“查证老子是否为苦县人”的。宦官干政乱朝，咎由自取，但也不能无视客观事实，随便扣上“至苦县祠老子”有罪的帽子，把左悺之死的原因由“外戚、宦官之争”转嫁为元末以前从不存在的“老子故里之争”。如果左悺是因为到苦县祠老子而获罪，那么，同样是到苦县祠老子，为什么与左悺同去的其他人却无罪？为什么管霸能寿终正寝？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干政频繁，两股政治势力死于非命者均不在少数，而涡阳说者却拿一个曾到过苦县的宦官来编造故事、创立新说，对一个已经得到应有惩罚的宦官落井下石、兜头扣粪，随便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足见其已经理屈词穷，也更有失敦厚之道。涡阳说者想象力丰富，为什么不猜想“若不是左悺到苦县祠老子有功，还会遭受诛灭九族之罪”呢？说白了，还不是地方偏见作怪。说到这里，还得感谢涡阳说者笔下留情，没有猜测《史记》作者司马迁遭受宫刑、《汉书》作者班固老死狱中、《后汉书》作者范晔先贬后杀等事件也都与老子故里苦县有关。否则的话，还需浪费大量笔墨来理清其中的原因，还得耗费大量时间来辟谣。

孙教授还根据汉桓帝之苦县祠老子八年后，陈国出现的“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汉灵帝不追究陈王刘宠的责任，仅把诬告者师迁和魏愔一同处死的事件，猜测“陈相魏愔被处死可能与骗取汉桓帝相信并遣左悺至苦县祠老子有关系”，并对比列举汉明帝时“楚王英也曾奉诵黄老却受到肯定”一事予以旁证。其实，这是对东汉封国制度了解不够所致。西汉郡、国平行，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为了消弱诸侯王国的势力，皇帝把诸侯王国的职官加以裁削，由中央派“相”处理行政。东汉仍然延续这一制度，封刘姓宗室为方国，同时，皇帝派国相予以监督。因此，东汉封国与西汉封国有着天然之别，东汉封国的国王是毫无政治权力的，甚至连生活都要受国相的干涉。楚王英奉诵黄老后，能向国相及时报告（《汉书》记载，“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二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衍罪”），所以当时能得到汉明帝嘉奖（五年后也以谋反罪除国）。但自此开始，特别是东汉桓、灵二帝两次“党锢之祸”之后，汉朝皇帝就加强了对各封国国王祭神活动的暗中监视。而陈相魏愔未尽匡正陈王行为之职，却与陈王刘宠“共祭天神”，事后也未向皇帝汇报，实属行为不端，因此，汉灵帝念皇室宗亲可以饶过陈王刘宠，却不能放过陈相魏愔。同样是祭黄老，楚王英的国相没有参与，监督作用发挥较好，因而未被罚，而陈相魏愔直接参与祭黄老，失职失察，罪有所得。汉桓帝到苦县祠老子前，陈国的国相并非魏愔而是边韶，因而魏愔是无法“骗取”汉桓帝相信并遣左悺至苦县祠老子的。师迁追奏的罪名是“共祭天神”，经调查，确认是祭黄老君而非祭天神后，汉灵帝就以诬告罪把师迁下狱，说明那时公开祠黄老还是合法的，凭此得出延熹八年后“在陈国公开祠黄老已是一件犯忌的事”的结论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孙教授最为头痛的就是《老子铭》中“相县虚荒，今属苦”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为其把“楚相县”曲解为“宋相县”制造了障碍，所以，孙教授就愣说边韶的这句话“实在是败笔”，“行文啰嗦”，是在照顾“老子苦县人”说。其实，过去的文人喜欢古雅，爱用一些地方的旧称。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广陵”就是唐时“扬州”在汉代的称呼。又如柳永《观海潮》“钱塘自古繁华”，说的是今浙江杭州。在北宋时称杭州为余杭，钱塘是秦时的称呼。《水经注》中用的旧称则更多，北魏时苦县已更名为谷阳，谯县已侨置为小黄，城父已侨置为浚仪，但郦道元注录涡水时分别用的是苦县故城、谯县故城、城父县故城。边韶任陈相，对陈地的情况非常了解，知道苦县的前身是相县，并且相县故城犹在，但边韶同时也是文学家、史学家，所以在《老子铭》中没有套用司马迁的“楚苦县”，而是使用了老子故里的旧称相县。但古人做学问是相当谨慎的，为了把春秋时老子出生地相县与东汉的沛国相县区分开来，避免后人产生歧义，边韶紧接着就对相县进行了补充。边韶是陈相，直属于汉桓帝，在皇帝面前决不敢有丝毫的造假行为。所以，一句“相县虚荒，今属苦”真正体现了边韶的高才大德。

孙以楷教授还拿清人所辑的《全后汉文》卷三十二《老子圣母碑》文来否定谯令长沙王阜的《老子圣母李夫人碑》（即《李母冢碑》），认为“永兴元年有好事者把王阜所写的《老子圣母碑》文刻于碑石，立于李母冢之东。这‘老子生于曲涡间’恐是刻碑者所加。”但遍查历史，从未有人对李母冢前的这个碑产生怀疑。孙以楷作为安徽大学的知名教授，为了把老子出生地拉到安徽涡阳，在该碑刻立1800多年后，第一个对《李母冢碑》提出质疑。《全后汉文·老子圣母碑》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此文出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后汉文》，系清代学者严可均辑自《太平御览》。严可均编辑本书时，将唐代以前单篇散文及孤句残文尽搜罗入内，由于重量而不重质，因而存在着不辨真伪、取舍不当、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拼凑成文等弊病，古今学者均有批评，引用时必须慎重。同样，在谯令长沙王阜的籍贯、职务等问题上，严可均也完全搞错，对此，《水经注疏》批注道：“严可均辑《后汉文》，采碑文，误以王阜为成都人，永平中为重泉令，元和中迁益州太守，失考甚矣。”谯令王阜的碑文不仅《水经注》中引用的有，初唐类书《初学记》等史书中散见的也有。《初学记》引《赖乡记·李母碑》云：“老子乘白鹿，下托于李母也，练体易形，复命胞中七十二年，生于楚国”。由此可见，《李母冢碑》碑文肯定还有很长，《全后汉文》所引的7句话仅是其中的一段，并非是碑之全文。这7句话与郦道元所看到的碑文内容一致，并不像孙教授所分析的是互相矛盾。《全后汉文》碑文云老子“生于无形之先”，意在告诉人们老子出生的时间是在“无形之先”，而《李母冢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则是告诉人们老子出生的地点位于“曲涡间”，时间、地点二者互不矛盾，完全可以互补。从《李母冢碑》的语气来推断，“曲涡间”应系苦县之外人士的语气，“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苦县赖乡的人们也许并不知晓自己处在“曲涡间”之中，因此，“老子生于曲涡间”这句话不可能是本地好事者加上去的。如果本地好事者要加的话，可直接说“老子生于此”，或者稍费笔墨说“老子生于赖乡”，何必故弄玄虚地说什么“老子生于曲涡间”？而一个外地人更是不可能凭空跑到苦县李母冢前在石碑上加上“老子生于曲涡间”这句话的。因此，该碑肯定就是苦县的近邻谯令王阜亲自所为。《后汉书》虽无王阜传，但并不能证明当时就没有谯令长沙王阜这个人——因为东汉县令未入《后汉书》者绝对不在少数。《后汉书》也未记载沛国相县有老子庙，古今史书均也未记载沛国相县有老子庙，但孙教授却坚信沛国相县当时也有老子庙。对同一本史书，孙教授竟然采用截然不同的两个判断标准，足见其确实抱有严重的地方偏见。

事实是残酷的。与孙教授分析的恰恰相反，汉桓帝两次派人祠老子都是赴陈国苦县（而不是到其他郡县），边韶也说老子是苦县人，就说明左悺第一次祠老子选择的地方准确无误（汉桓帝不可能一错再错）。东汉时期，左悺的食邑上蔡与山桑、城父同属汝南郡，系老乡关系，如果自己的家乡汝南郡就是老子出生地或建有老子祠的话，他绝不会出卖自己的“家乡”，像孙教授猜想的那样“游说”汉桓帝到陈国苦县祠老子的。汉山桑故城位于今蒙城北40里，两汉时辖有下城父聚（即今涡阳县城），今涡阳天静宫所在地在东汉时期就位于城父、山桑交界一带，但左悺未到城父、山桑祭老偏偏到苦县祭老，恰恰说明当时城父、山桑一带并未有老子祠，也绝不会是老子出生地。汉桓帝第二次派管霸之苦县祠老子时，为了显示自己心诚，又命陈相边韶撰写《老子铭》，并在老子庙前立老子碑，说明汉桓帝始终笃信老子是苦县人。东汉素有平反昭雪的传统，前任皇帝做错的事情，后世皇帝也会纠正过来的（被汉光武帝刘秀剥夺新息侯的马援，在汉章帝时就被追谥为忠成侯），但后来的汉灵帝、汉献帝对此均没有采取相反的做法，说明汉桓帝祠老子的地方没有任何差错。如果说东汉史学家囿于“尊者讳”的笔法，对汉桓帝“被骗”一事不便直书的话，那么，250多年后南北朝时期的范晔在撰《后汉书》则大可不必囿于这一手法，完全可以秉笔直书。但《后汉书》仍与《史记》记载一致。自古以来，也从未有任何史料或史学家对汉桓帝到苦县祠老子一事提出异议。这些都充分证明东汉并不存在老子故里之争。《水经注》计40卷，注录河流1252条，但其记载的老子出生地只有一处——苦县老子庙。《水经注》还同时提到李母冢东的《李母庙碑》和老子庙阙北东侧的孔子庙碑。这两个碑在左悺到苦县祠老子之前都已存在多年，一为苦县的上司所立，一为苦县的邻居谯县县令所立，说明苦县老子庙在汉桓帝祠老子前对周边的影响就很大，连城父之邻居谯县也认为苦县是老子出生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北魏之前并不存在老子故里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