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子沛人说”乃无稽之谈

      近代以来，有人根据《庄子》中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和“阳子居南之沛……至于梁而遇老子”等语句，提出“老子宋国沛人”。由于西汉时期涡阳、谯城一带均隶属沛郡，因此，这一说法很受两县区欢迎，进而挖空心思力挺“老子沛人说”。但仔细分析“沛”的地望和有关史料记载，就会发现这一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1.庄子从未说过老子是沛人

      庄周的《庄子》虽言孔子“南之沛见老聃”，但从未说过老子是沛人，也未说过老子居于沛，更未说过老子生于沛。“沛”只是老子生前隐居地、游历地或讲学地之一。隐居地、游历地或讲学地并非就是出生地。比如《庄子·让王》言“曾子居卫”，《庄子·庚桑楚》言庚桑子“北居畏累之山”，《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居周久之”，我们并不能就断言曾子是卫国人、庚桑子是畏累山人、老子是洛阳人。同样，老子隐居沛地或到沛地讲学，也并不能说明沛地就是老子的故里。如果说在哪里遇见老子，老子就是哪里人的话，那老子里籍就多了。比如《史记·老子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据此推理，老子应为周人，即洛阳人；《列子 周穆王》云：“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据此推测老子则又应为“陈人”。《庄子·达生》中曾出现列子与关尹（关令尹喜）的一段对话：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而《庄子·天下》中又把关尹、老聃称为“古之博大真人”，且始终把关尹排在老聃之前。如果《庄子》一书记载可信，那么，列子就是与关尹同时期的人物，而关尹又是与老子同时期的人物，因此，列子也应为春秋末期人，比庄周还要早200多年，《列子》比《庄子》应更具参考价值。司马迁作《史记》时，周览了名山大川，访问了古迹遗闻，参考了诸子百家大量书籍，其中也包括《列子》、《庄子》。特别是对庄周本人作过认真考证，认为“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对《庄子》中可信的老子“曾任周征藏史”、“免而归居”，“孔子问礼于老子”等内容，司马迁如实加以吸收，但并未以孔子“南之沛见老聃”来认定老子是沛人。这说明“老子沛人”的观点在西汉时就被司马迁否定了。

      2.庄子一书非为信史

      《庄子》一书中时间、地理错置，自相矛盾现象比较普遍。如《庄子·外篇·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说明孔子51岁时就知道老子隐居沛泽。而《庄子·外篇·天道》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孔子藏书当在《春秋》著完之后，而孔子完成《春秋》时已经71岁（前481年），老子也已“免而归居”30多年。孔子51岁就知道老子已隐居沛泽，到71岁时反而不知道老子已“免而归居”，欲西行“藏书于周室”，自相矛盾。孔子知道老子已“免而归居”后仍“往见老聃”，而此时见之又有何用，见之又怎能“藏书于周室”呢？难道让老子私藏国史？藏书一般是秦人焚书以后才有此想，难道孔子在250多年前就已预测到秦始皇会焚书坑儒？见到老聃后，已经免职的老聃怎敢又擅自做主“不许”孔子藏书？“老聃不许”后，孔子又“繙十二经以说”，而十二经乃六经六纬，并非都是春秋战国著作，有些还是战国之后的著作，孔子生前绝不会知道。再如《庄子·杂篇·寓言》云：“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比庄子早182年，但《庄子》中却言孔子仅“行年六十”，文中“今之所谓是之”显然就是孔子60岁的情况，其时庄子还没有出生，怎么能够称为“今之”？《庄子·杂篇·寓言》还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沛、梁、秦系东西方向呈直线排列的三个地方且相距甚远，其中沛泽和秦地直线距离也达1000多华里，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以老子骑青牛的速度，二人怎么能够“邀于郊”？无论是邀于“秦郊”还是邀于“沛郊”都是不可能的。阳子居是战国时期秦国人，既然老聃在其老家游学，阳子居回到老家就可见到老聃，并且还应尽地主之谊以示对老聃的尊重，可他偏偏要跑到第三地与老聃见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也有人说阳子就是杨朱，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但老子生活的年代魏国尚未建立，二人怎能跨越时空在梁地相见。史料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就没有再返回中原，战国中期始有“梁”国（魏国为争霸中原，惠王于六年〈前364〉由安邑迁都大梁，魏国始称梁国）；一般认为，老子在公元前471年之前100岁时就已经仙逝，100多年后又怎能跑到梁国与阳子居相聚？可以说，在阳子与老聃相遇这个问题上谬误百出，疑点重重，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但这些实际上并非是《庄子》之“错”，因为庄周本来就主张人们在“无是非、无得失、无荣辱的虚无缥缈的境界中逍遥漫游”，他自道其书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见《庄子·杂篇·寓言》。孙以楷《老子故里考》云：“所谓‘寓言十九’，并不是指寓言占全书十分之九，而是指内篇有寓言十九条”。但其却对后面的“重言十七，卮言日出”未加阐释。按孙教授的逻辑推理，“重言十七”当为“内篇有重言十七条”，“卮言日出”则无法解释。但《庄子》内篇总共才7篇，何来19条寓言、17条重言，更不能每天都有“卮言”。这一段文字显然不是仅仅针对《庄子》内篇而言，而是针对庄周本人的整个作品而言。孙教授对“寓言十九”的解释是于理不通的），“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见《庄子·杂篇·天下》），司马迁也认为其书“大抵率寓言也”，都不过是些心想笔随、变幻写意的东西。寓言这一文学形式及其定名，即从庄周开始的。庄周所作《庄子》并非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举例说明自己想要说的道理，时间、地点准确与否对《庄子》来说都无关紧要。因此，《庄子》一书除人名、地名有参考价值外，其所述事件不一定就是信史，正如《史记》所评价的那样：“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庄子》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是其门人和后学所作，可信度更是不言而喻。孔子问礼一事仅见于道家著作，不见于《尚书》、《论语》、《孟子》等先秦儒家著作；仅见于《庄子》外篇，不见于《庄子》内篇，也说明其事可能是以庄子后生为代表的道家有意抬高老子虚构而作，渲染的成分较大，不一定都确有其事。其中《庄子·天运》所载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一事，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载的“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一事非常类似。《史记》云“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庄子》云“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问完礼之后，《史记》云孔子对弟子感叹道：“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庄子》言孔子对弟子感叹道：“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孔子很佩服老子，但也不至于每次都把老子比喻成“龙”。这两个故事很可能就是指的同一次事情，只是《庄子》外篇中加工的成分较大而已。由此可以推断，即使“孔子问礼于老子”确有其事，但记载可靠的也仅此一次。这一次问礼的地点既不在隐居地沛泽，也不在出生地相县，而是在为官地东周洛阳。

      3.老子生活的时代宋国、陈国均没有沛，沛地在齐国、薛国和藤国

      《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云：“齐侯田于沛。”“沛”，泽名，就是古代微山湖两边的大泽，是齐侯经常田猎的地方，也是尧舜时代的贤人许由隐居之地，现已湮绝。明景泰年间《沛县志》记载，尧舜时代沛泽较大，包括现在的江苏沛县全境，以及微山湖东侧的山东微山、峄县、滕县、薛城部分地区。春秋时期，这些地方分属齐国、薛国和藤国。后来由于黄河不断决溢淤积抬高泗水西岸的高地，黄河水长期占据此地形成了湿地。明朝万历年间的黄河决口又在此形成了微山湖。以后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频繁，微山湖两侧剩余的沛泽也最终消失。至今微山湖内还保留有相传的微子墓、目夷墓、张良墓等历史遗迹，说明在先秦时期那里并不是湖泊，确是一片沼泽。而老子生活的时代，宋国并未辖有沛。《列子·黄帝》云：“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杨朱过宋，东之于逆旅（古代对旅馆的别称）”。杨朱先到沛，然后才过宋，说明沛与宋相邻但不隶属宋。

现代有人主张宋国有“沛”是根据《汉书》所载战国时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楚得其沛”而推定出来的。但查《史记》，其《宋微子世家》只记述“三分其地”，并未记载如何分，更没有说过“楚得其沛”，《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也均未记载助齐灭宋一事，一致记载是“齐灭宋”，因此，许多学者根据齐乘灭宋之强，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并夺楚、魏之地以及后来魏又联合秦、燕等国共同伐齐一事，推断当时三家灭宋时，齐国独吞了宋国，并未兑现当初“三分其地”的承诺。《荀子·议兵篇》也云：“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证明齐灭后，故宋之地又被魏国乘机所夺。所谓的“楚得其沛”，乃是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为解释西汉的“楚（彭城）”为什么是“宋之分野”而不是“楚之分野”时而增加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齐闵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短暂灭齐后，楚国趁机方从齐国夺回淮北之地（见《史记·楚世家》及《六国年表》），这里的“淮北之地”不仅包括齐国“南割楚之淮北”之地，也可能包括宋君偃初年南败楚所取的三百里土地，也就是浍水以南的地方，但浍水以南的土地在西汉时期也仅属沛郡南部的一小部分。从名称上来看，《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所说的“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中的梁、陈留、济阴、东平、沛，也不是春秋战国时的地名（春秋战国时期“梁”地在魏国，并于公元前364年成为魏国的都城，78年后，即公元前286年齐灭宋时怎么又会成为宋地？“梁”地紧邻的“陈留”在宋景公三十年〈前487年〉灭曹后纳入宋国版图，但在公元前364年魏迁都于梁时就已经成为魏的领地，宋灭亡前夕岂能又回到宋国。宋国灭亡时并非由梁、陈留、济阴、东平、沛五地组成，《战国策》载宋国故地有“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等七地构成，但并没有沛），而是两汉所对应版图上的行政区划名称，即西汉的“梁国、陈留郡、济阴郡、东平国、沛郡”，东汉的“梁国、陈留郡、济阴郡、东平国、沛国”。《汉书》在“三分其地”一句的前面也言“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说明班固在《汉书》中确实使用了当时的地名。因此，《汉书》中“楚得其沛”的“沛”与《庄子·天运》中所提到的“沛”不是同时期的概念，是完全不等的两个“沛”。春秋战国时的沛泽，分属几个方国；秦统一六国后在沛泽一带设立沛县（即今江苏沛县），范围进一步固定；西汉设立的沛郡管辖范围空前绝后，总领37个县；东汉所置沛国辖21城，范围又有所缩小，城父、山桑均已脱离沛国。沛泽、沛县（后人俗称小沛）、沛郡（其郡治所在的相县称为大沛）、沛国虽然都可笼而统之的称为“沛地”，但范围已有天壤之别，绝不能画等号。庄子是战国时期人，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时，沛郡、沛国、沛县都还没有出现，何谈“沛之相县”。因此，后人认为宋国有沛其实都是对《汉书》的误读，是把时间概念弄混了。

      4.春秋之沛有特定的范围

      为了把谯城、涡阳与战国时的齐国沛泽挂起钩来，涡阳说、谯城说一致认为“春秋战国时，沛不是县置……因为沛泽大而有名，所以沛泽周围各地均称之沛地（犹如沿黄河各地称“河”一样）。……可以说春秋时虽无沛郡、沛国、沛县，但沛泽附近之各县均可称沛地。其范围大致与西汉时沛郡所辖范围同”（见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老子故里考》，选自安徽大学出版社《老子通论》）。其实，古代沛泽有自己的特定范围，《沛县志》中也有确切记载，并不是哪个教授可以任意附会的。沛泽就是指微山湖两侧的大泽。沛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有自己的名称，一律不能称为沛地——就象沿黄河各地只能称为河南、河北、河东、河西、河内、河间而均不能称为“河”一样。比如沛泽东南部的 “留”就是“留”（ 密县治，今山东省微山岛西湖内），沛泽南部的“萧”就是“萧”（今安徽萧县），沛泽东部的“薛”就是“薛”（今山东滕州市薛城区），沛泽北部的“方与”就是“方与”（今山东鱼台），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始终就没有称为“沛”。试想，如果涡阳说、谯城说解释得有道理，那么，“沛泽附近”也不是仅指其南边，周边都应是其附近。既然沛泽以南300多里的涡阳、亳州都可以看作“沛泽附近”称为沛地，那么沛泽以北、以东、以西的300多里当然也都应在沛地的范围内，这就是说，沛泽的范围比一个公侯级的大国还大得多，比楚国的云梦泽还要大，堪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第一大泽。这样一来，春秋时期就不存在涡阳说所希望的“宋之沛”了，而是出现了一个“沛之宋”。今鹿邑太清宫距沛泽西部的直线距离与谯城区、涡阳距沛泽南部的直线距离相同，也当在沛的范围内。如果与沛泽相距近90公里、在老子死后才设置的宋国相邑（淮北相县）可以看作“沛泽附近”称为沛的话，那么，沛泽北部仅50公里的曲阜则更有理由称为沛，整个鲁国也都在沛地范围内（又出现了一个“沛之鲁”）。这样问题也出来了，既然鲁国也在沛的范围内，孔子怎么还会南之沛见老子呢？这些都很难让人自圆其说。天静宫所在的城父在西汉时隶属沛郡，但在东汉时却并未隶属沛国，而是与山桑一起划归到南部的汝南郡，就说明城父、山桑距沛国治所相县太远了。而春秋战国时期，天静宫一带则更与沛地无缘了。

      5.老子隐居沛泽真实可信

      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掌权的公卿大夫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老子受到甘惮公的政治迫害，被流放鲁国。五年后又官复原职。周敬王四年（前5l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兵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蒙受失职之责而辞职归隐。老子当年曾流放鲁国，对鲁之南的沛泽肯定比较熟悉。因此，一生崇尚自然的他，效仿先贤许由寄情山水、隐居沛泽也是可信的（沛县有人说老子在沛泽隐居10年）。广东兴宁叶南吉岭李氏族谱也记载，老子“56岁归沛”。虽然该族谱所载老子生卒年月与其他史料并不相同，但在老子归隐沛泽一事上却是相同的。这也进一步证明老子生前确实隐居沛泽了。

      《庄子》、《列子》在记述人物行踪时，一般使用国名，比如《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言“则阳游于楚”、“孔子之楚”，但在“沛”前却没有冠以国名，造成今人对沛之位置产生争议，其原因就是老子生前隐居的“沛泽”在齐、薛、藤交界一带，分属几个国家，实在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哪儿的“沛”。但无论如何，春秋时期的这个沛泽也不可能跑到沛县以南的其他地区，今安徽谯城、涡阳，河南鹿邑都不可能在沛泽范围之内。同样，《史记·高祖本纪》“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中“之沛”也是指的小沛，即秦末的沛县。但西晋司马彪《庄子注》中“老子者陈国相人，相今属苦，与沛相邻”中的“沛”却是指广义的大沛，也就是西晋时的沛国。西晋在两汉之后，那时已经有了沛郡和沛国的概念。《水经注》阴沟水篇“东南至沛为涡水”一句中的“沛”也是指沛郡所辖之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在“扶沟”条下云：“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是说涡水向东经过淮阳、陈留（大棘属陈留郡）、沛三个郡，其入淮口附近的龙亢、向、榖阳（固镇）等县均在汉朝沛郡37县、沛国21城之列，不管是《水经》还是《水经注》，均是东汉以后的文献，笼统地称其为“东南至沛”还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研究历史地理不仅要有空间概念，而且要有时间概念，决不能简单的以今断古，以今天的地理观念去匡比古代的情况，以后代的地理观念去匡比前代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

      纵观史料，老子的一生可以这样概括：出生在陈国，为官在周室，流放在鲁国，隐居在沛泽（这可能是其在陈国之外隐居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著书在函谷，亡故在秦国。从现有史料及考古发掘来看，老子由生至死与宋国未能扯上一点关系，在下城父（今涡阳天静宫一带）也未能留下任何遗迹。因此，“老子是宋国沛人”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