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苦县故城何处觅

理清了相县故城的位置，还要弄清苦县故城（亦有史书称为苦城）的位置。对此问题，虽然史学界普遍认为苦县故城在今鹿邑辖境，但在具体位置上看法不一：一说在今鹿邑县城；一说在鹿邑城东或城东十里，与谷阳故城同地。1992年版《鹿邑县志·建制沿革表》苦县“治所”栏下标注为“存疑”。但近年来，出于争老子故里的需要，涡阳、谯城也分别找出了他们的“苦县故城”和相关遗址。苦县故城关系老子故里的去向，因而有必要加以审慎辨析。《水经注》是记载苦县故城最为详细的史料，甄别苦县故城，还是离不开《水经注》。那么，真正的苦县故城又在哪里呢？

1.魏晋史书记载的苦县故城

《史记》、《汉书》等两汉史料虽然记载老子为苦县人，但《史记》仅指出苦县属楚国，《汉书》仅指出苦县属淮阳国，并未交代苦县故城的具体位置。南北朝时期范晔所撰的《后汉书·郡国二》载：“苦：春秋时曰相，有濑乡……伏滔北征记曰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这里的“苦”、“相”又均不是指县城，而是指县境。因为边韶《老子铭》中交代很清楚，相县故城在赖乡之东。苦城、相城之中均没有赖乡、老子庙和曲仁里，苦县、相县才辖有赖乡。《晋太康地记》云：“苦属梁国，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晋书卷一四志第四》云：“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这里的“苦”才是指苦城，但没有里程仍难以确认具体位置。东魏崔玄山《濑乡记》云：“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老子祠在濑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第一个记载了老子出生地和苦城的具体里程位置。北齐魏收《魏书》在谷阳县条下注：有苦城、阳都坡（今郸城宁平东南）、老子庙、栾城，说明北齐时苦城在谷阳县辖境。《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还记载：晋怀帝永嘉五年(311)，东海王越薨于项，秘不发丧，还葬东海（郡治在今山东省郯城县），“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歼晋军主力十余万人。项就是河南项城，当时治所在今河南省沈丘县槐店镇西南部；宁平就是今郸城县宁平镇，位于鹿邑县城西南50里，西汉置县，晋怀帝时期废入苦县；东海郡治在今山东省郯城县。山东郯城位于沈丘县槐店镇的东北方向，从“项”至“东海”，必经苦县宁平。《水经注》也记载苦县故城四门驰道“东起赖乡”、“西届武平”；涡水先经武平县故城北，然后经苦县故城南、赖乡城南东流入谯县故城北；谷水先经柘县故县东，然后经苦县故城中，最后在赖乡城南注入涡水。这说明苦县处在武平县和柘城县的下游且与二县相邻；苦县故城必在武平故城和柘城以东，赖乡和谯县故城以西。《濑乡记》是南北朝时期的书籍，最早记载了老子出生地的里程。南北朝时期的1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88里多一点，苦“县东南十二里”大约就是今天的10.6里，“谯城西出五十里”大约就是今天的44里多点（这与后来史书中的“太清宫在亳州西45里”的记载也基本吻合）。据此可知，苦县故城应在今郸城宁平东北，赖乡西北11里、谯城西60里以内。

2.涡阳县与苦县故城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涡阳说领军人物孙以楷教授连篇累牍的考证一再否定《史记》，否认苦县就是老子故里，但涡阳县仍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与老子有关的要素，照样依照明代凤阳府方志《中都志》的失实记载，向壁虚构，在本县“考证”出苦县遗址和真源县城来。仔细对照元代以前的国家官修正史，认真比对涡阳的历史沿革，就会发现整个涡阳县与苦县故城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

苦县故城的位置在《汉书》、《水经注》、《赖乡记》、《隋·老子碑记》和有关文献中均有记载，一致取向是在谯县故城以西，但涡阳说就是不认这个理，偏偏要玩弄史料，从含混不清的有关记载中寻找新的答案。比如涡阳一中杨光老师就从《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的行军路线中“考证”出“苦”在“谯”东。杨光认为：“从蕲至谯，从谯再进军陈，苦县当在亳州东”。他盯住“苦”却有意忘记与苦相邻的“柘”（今柘城）。按杨光的逻辑推理，柘城也当在亳州东，但他却未敢这样说。其实，大泽乡起义的行军路线恰恰证明苦城在亳州之西。从陈胜进攻的五城排序看，铚、酂、苦、柘与大泽乡、蕲一样，均在涡水主河道之北，而最后所攻的城池“谯”位于涡水之南，说明起义军是由东南向西北进兵，先攻占涡水主河道之北的县城，对涡水南岸的谯完成迂回包抄后，再合力攻城。攻城时，苦在酂（今永城酂城）之后、柘之前。地理上，酂和柘之间已经有一个谯了，这个酂和谯相距仅60华里，中间已插不下一个县的编制，而柘和谯相距110多华里，中间刚好插下一个县的编制，因此，“苦”只能在“柘”和“谯”之间，也即是在亳州以西。同样，《史记·灌婴列传》所载的行军路线“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於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酇、萧、相。攻苦、谯”也不能证明苦在谯东，相反，却证明苦在谯西。灌婴从广陵（扬州）渡淮北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先在下邳（今江苏邳州）消灭项羽在淮北的主力，拿下下邳，接着在平阳（今山东新泰县西北）击破楚军的骑兵，于是西楚霸王的国都彭城（今徐州）不战而降，彭城附近的留、薛、沛、酇、萧、相也闻风而降，整个涡水以北的大部分城池很快被灌婴占领。接下来，灌婴就攻取涡水以北最后一个城池“苦”，最后才攻取涡水以南的“谯”。灌婴及其别将同时攻打或劝降了许多城池，这些城池并非呈一条直线排列，而是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司马迁在记载时就按照从北向南、从西到东的顺序进行排列，最北部的城池“留”在“薛”之西，中部的城池“酇”在“萧”之西，最南部的城池“苦”也当在“谯”之西。这说明秦代的苦县与后来史书记载的苦县一样，应在谯之西。从西晋以前官修正史记载的行政区划来看，苦县也不可能在谯县以东。《汉书》记载，西汉时苦县以及苦县西南的宁平、东北的柘、西部的阳夏均隶属淮阳国，谯、城父以及谯南35公里的思善（今谯城区古城镇）均属沛郡，思善之南30公里的细阳（今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西南20多公里的新郪（春秋战国时期的郪丘，故城在今安徽太和县倪邱镇）均属汝南郡，淮阳国在沛郡西侧，汝南郡在淮阳国和沛郡之南，淮阳国不可能隔着沛郡、汝南郡管辖到亳州以东或亳州东南的任何地方，亳州以东根本不会出现一个淮阳国的苦县。《后汉书》记载，东汉时苦县隶属陈国，谯隶属沛国，谯之南的思善、新郪、细阳仍隶属汝南郡，谯东南的城父、山桑也从沛国改隶到汝南郡，今涡阳一带也不可能隔着沛郡、汝南郡划归到陈郡而成为陈国的一块飞地。《晋书》记载，西晋时苦县隶属梁国，而谯、城父、山桑、铚、酂则隶属谯郡，这5个县之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插入一个辖有宁平的梁国苦县。所谓的苦在谯东的说法，只能是涡阳说者把涡阳强附为苦县的一个幻想而已。（城父、山桑、铚、酂、思善、新郪、细阳等地现在的地名及地望参见附图1:鹿邑、淮北、涡阳地理位置对比图和附图2:城父、义门地理位置图）

把苦县由谯西挪到谯东后，涡阳方面就按图造骥，在涡河北岸又“考证”出来一个涡阳历史上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苦县遗址”来，其理由是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春申君受封淮北12个县疑有苦县。《史记正义》云：“淮北谓徐泗等州。”《读史方舆纪要》云：“自沂兖以南，古所称淮北地也。”查《史记·春申君列传》，在春申君受封15年后，曾谓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很明显，春申君受封的12个县与齐国临边，而楚之相邑（苦县）和城父均在原陈地，当时并不与齐国临边，况且当时楚国已将都城迁至陈16年，不可能将都城周边的12个县再封给春申君。《史记》又云“春申君以荀况为兰陵令”，兰陵县治就在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这说明春申君受封的12个县的确在距涡阳400华里以外的苏鲁交界一带。涡阳说者对老子故里研究得很透彻，深知苦县故城在老子庙以西，而这片遗址却在天静宫以东，与涡河东岸的义门镇相距30多华里，无法自圆其说，因此，煞费苦心找出的这个遗址却不敢冠以“苦县故城”的称谓，而是冠以“苦县遗址”的名称。

接下来，涡阳说者又移花接木，把涡阳公开曲解为古代的真源县，并以《新唐书·张巡传》：“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逼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中的“西迎贼军”为论据，认为从义门向亳州到宋州（今商丘睢阳）才为“西迎贼军”，因此，今义门镇就是唐代的真源县。查有关历史记载，涡阳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4年）由安徽亳州、宿州、阜阳、蒙城三州一县析出设立的县，此前该县辖境一直处于城父、临涣（铚）、蒙城（山桑）三县交界一带，其间除西汉时期在铚西北设置郸侯国外，从未单独设县。义门集位于今涡阳县城西北部，西距城父故城直线距离不足9华里，古代县境再小也不可能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同时设立两个县（见附图2:城父、义门地理位置图）。唐、宋、金时期，城父县还是“上”县，号称“小东京”，城高池深，十分繁华，管辖范围很大，东北最远处可达36里外的扶阳故城，（城父）县南五十六里的高陂也隶属其管辖（见《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对扶阳故城的地望，《元和郡县图志》认为在城父东北，《太平寰宇记》认为在萧县西南，二者虽有差异，但最起码证明城父东北36里之外的地方仍隶属城父县所辖，而城父东北36里之内的义门则必属城父无疑，不可能再单独置县。事实上，从春秋战国至元代，义门始终就为城父县所辖。唐代鹿邑与宛丘（淮阳）之间、鹿邑与柘城之间、鹿邑与真源之间、真源与谯县之间、城父与谯县之间、酇县与谯县之间、城父与临涣之间、临涣与山桑之间均相距60里左右（唐代山桑故城不是今之蒙城县城，而是在蒙城北40华里的坛城镇附近；1999年蒙城西北狼山山麓出土的一块刻字墓砖证实古代山桑辖境与史载一致），真源是“望”县、是人口大县，城父、临涣、山桑三县之间根本插不下一个人口大县。《新唐书》所载张巡“西迎贼军”的地点是在雍丘（今开封杞县），并不是睢阳；张巡到雍丘也没有去“迎贼”，而是去“讨贼”；后张巡退守宁陵，最后战死睢阳。真源县在雍丘的东南，与《新唐书》所载的“西迎贼军”完全一致。谯郡太守杨万石胆小如鼠。贼军刚陷谯郡西北的宋曹等州，尚未进入谯郡八县的辖境，杨万石便闻风而降。杨万石既已降贼，却又不敢亲自到雍丘迎接贼军，于是就认命谯郡西部真源县的县令张巡为长史（负责军事工作的副职），代表谯郡到雍丘迎接贼军。贼军在谯郡的西北部，杨万石不可能舍近求远，选择谯郡东南部的官员去迎接贼军。张巡哭祭的玄元皇帝祠是唐王朝的家庙，就是今鹿邑太清宫，不是义门的“玄帝庙”。“玄帝”一词乍一看与“玄元皇帝”相近，但二者实非一人。玄帝是玄天上帝真武，而玄元皇帝则是唐高宗给老子的封号；玄帝庙是纪念真武大帝的庙宇，而玄元皇帝祠是纪念老子的宫观。按民国黄佩兰《涡阳县志》记载，义门镇玄帝庙建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又重修。玄帝庙的兴建应得益于明初朱棣皇帝对真武大帝的崇奉，但在唐时则根本没有这一建筑，张巡怎么会跑到那里哭祭。因此，《新唐书·张巡传》所提到的真源县毫无疑问就属今鹿邑县。真源县城与苦县故城同系一城，应该有谷水穿城而过，但义门镇却是涡河穿城而过，其所指定的假谷水距离义门镇10多华里，与《水经注》所载明显不符。如果义门镇就是真源县，那么，后来就是隔着城父、谯县两个县合并到鹿邑，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涡阳为了与真源扯上关系，天真地设想元代涡阳与鹿邑之间存在一个狭长的县；卫真、鹿邑并不相邻，因宗教因素而合并成一个县；鹿邑、涡阳就同属这一狭长的县。并恶搞历史，绘制出有关图纸来“图释老子故里”。这种设想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史料记载，唐宋金元时期鹿邑是亳州的西部州界，唐杜佑的《通典》记载谯郡“西至淮阳郡二百里……西南到淮阳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淮阳郡三百二十里”，《元丰九域志》言亳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按照涡阳说者的逻辑和当时的面积、人口推理，如果真有这个狭长的县存在的话，这个县东西绵延最少也达300多华里，但南北宽不足20华里，差一点横跨亳州全境，把当时的谯县也拦腰截断，使西淝河北岸一直隶属谯县的双沟镇（宋、金时期一直是谯县的重镇，宋理宗绍定六年，即公元1233年，金哀宗完颜守绪曾避雨双沟寺）、古城镇等成为谯县的飞地，把本属鹿邑的郸城、宁平也甩到了一边。任何一个朝代也不会这样设置行政区划。史书也从未记载按宗教信仰是否相同来合并县境者。如果以宗教因素就可以把不相邻的地方合并成一个县的话，那么，当时整个北方都是全真教的势力范围，京城长春宫是全真教总部，济源王屋山系全真教名山，陕西楼观台始终属于全真教所管，它们也与老子出生地一样，在全真教中占有特殊地位，但却没有一个合并到卫真县。卫真县的近邻谯县道德中宫也属全真教掌管，同样也没有合并到卫真县。如果说元代卫真合并到鹿邑是因为宗教因素的话，那么北齐时期（550～577）谷阳省入武平、西晋时期宁平并入苦县又当如何解释？所以，以宗教因素来合并县境的设想无异于痴人说梦。《元史·卷五九》对元初亳州行政区划调整也有明确记载：“元初领县六：谯、酂、鹿邑、城父、卫真、谷熟。后以民户少，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州治谯县周边各县的废设有板有眼：东南部的城父并入临近的谯县，西部的卫真并入临近的鹿邑，北部的谷熟并入临近的睢阳，东北部的酂县并入临近的永城。这一建置除谷熟在建国后调整到虞城外，其余三县至今未有变化。元初合并的县不计其数，对照古今官方地图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就近合并的。《太平寰宇记》鹿邑条下载：“瀖水（今黑水）。一名曲水，源从陈州宛丘县东北固（一作涸）。河出，至县界，入真源县”；城父县条下载：“父水。在县东南四里，受漳水南流，经县入蒙”。这说明古代鹿邑、真源两县是紧邻的，城父、蒙城两县也是紧密相邻的。南宋遗老周密撰《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也记载：端平元年（1234）宋元联合灭金后，宋军分兵二路，沿水路北上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商丘）。西路由淮入涡，“六月十二日离合肥，十八日渡寿州，二十一日抵蒙城县……二十二日至城父县……二十四日入亳州，总领七人出降……遂以为导，过卫真县、鹿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抵东京二十里扎寨”。这说明宋元时期沿涡河两岸的城池与现今布局完全一致，与《水经注》所载也完全一致，真源县（苦县）自古就在“谯县之西”，从未“侨置”到谯县之东。史料也表明，古代亳州“州走汴、宋之郊，拊颍、寿之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但《元丰九域志》云谯县辖10乡1镇（比卫真、鹿邑分别多4乡，比城父、蒙城、酇县分别多3乡），亳州“北至本州界四十里”，自州界至商丘城八十里，谯县北部辖境实际仅为20公里左右，与今天谯城区的北部辖境基本相同，这说明北宋元丰时期（1078～1086）谯县大部分辖境仍位于亳州城以南。如果按古代的行政区划，今涡阳天静宫一带与真源县（苦县、谷阳，今鹿邑东部）相隔谯县南部的双沟镇、梅城（今谯城区十河镇，隋大业三年并入谯县）、思善（今谯城区古城镇）和汝南郡的新郪（今安徽太和县倪邱镇）等地方以及城父县整个县境；如果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涡阳则与鹿邑相隔谯城区。所以，无论从古、今行政区划来看，涡阳均不可能与鹿邑隶属于同一个县。

其实，明弘治《中都志》把义门指为真源县的做法在明嘉靖年间就已被否定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亳州知州李先芳撰《亳州志·卷四》时在老子条下云：“余尝入天静宫访老子降诞之迹，唯存元至顺二年断碑。诸记俱在太清宫，旧亳地，今属鹿邑，彼地有濑乡、有谷阳，近指天静宫为苦县、义门镇为真源，恐未然。”义门至涡阳县城（下城父聚）一带在涡阳建县前的2000多年间一直隶属于城父和临涣管辖（南北朝时城父改称浚仪），五代以前也不存在任何纪念老子的有关遗迹，如今却被涡阳的某些专家“考证”为古代的苦县，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宣传。这种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和有关文献记载，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足以让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史学家瞠目。这一做法也注定是不能得逞的。如果涡阳县可以成功的考证为古代的苦县，那么，博学多才的孙以楷教授绝不会把争老子故里的思路转变到否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上来——尽管这个史书更是不可撼动的。

3.亳州安溜与苦县故城相去甚远

谯城说者无视《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等唐宋地理总志相关记载，以惠济河（假谷水）为坐标物色出的“苦县故城”安溜镇虽然不象涡阳那样风马牛不相及，但也与历史大相庭径。首先是史书无载。苦县故城史有明载，虽有存疑，无非是在今鹿邑县城和谷阳故城两个地点之间产生疑问，历史上从未有第三个地点出现。史料中也从未有苦县故城更名为安家溜，或把苦县县治迁至安家溜的记载。老子故里在宋、金、明、清各代均称谷阳镇。但《鹿邑县志》记载，安溜在乾隆以前称“安家溜”，光绪年间简称“安溜”。“溜”，水流湍急之意也。今鹿邑县附近称“溜”的地方很多，如王皮溜、怀溜、砂礓溜等，均在河道南岸。古代安家溜应是安姓人家集中居住、水流湍急的一个渡口，而谷水流经苦县故城时“水泛则四周隍堑，耗则孤津独逝”，无论如何也与“水流湍急”沾不上边。因此，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安溜不可能是苦县故城。其次是方位不合。谯城说认为安家溜“北门惠济河边旧码头上，有明离宫和问里宫遗址……明离宫前有棵千年古槐，曾经是鹿邑和卫真县的界标”（见曾传辉、黄灿章、顾宗正合著的《老子诞生地定位、沿革及其认可漂移之考述》）。这里所说的“鹿邑”显然是指合并前的鹿邑，在卫真县的西部。按谯城说这一逻辑来推理，这棵槐树的东部是卫真，西部是合并前的鹿邑，而安溜城位于这棵槐树的西部，已处在合并前的鹿邑辖区内，不可能成为东部卫真县的县城。因此，谯城说自己的文章实际上就已经把自己的观点否定了。从史料记载来看，苦县故城也并不在卫真县的边界，其东部12里有太清宫，西部、南部、北部均有大片地区，西南部一直管辖到50里外的郸城宁平一带，而安溜却位于卫真县的东部边界，东距亳州的直线距离不足20华里，实际路程不足40华里，其东部自古就是谯县辖境，不可能再有卫真县的地盘。虽然南宋谢守灏《混元圣记》云“卫真县，北近涡水，东四十里有古谯城”，在里程上与安溜接近，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里的“卫真县”乃指县境而言（古代的“县”有时指县的治所，即县城，有时指所辖的地域整体，即县境），意为卫真县界之东40里有古谯城，并非卫真县城东40里有古谯城。这一记载与《太平寰宇记》“谯县”条下所载的“涡水在县西三十八里，从真源县东来”基本一致，与《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等史书所载的真源县城也并不矛盾。《元和郡县图志》还记载“宁平故城在（真源）县西南五十五里”，而今安溜城距离宁平故城的直线距离也有73华里，远远高于唐代真源县城与宁平故城的距离。所以，无论依照那一种史书记载，今安溜城的地理位置均与古代苦县故城明显不合。第三是要素不符。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可以看出，惠济河在清代并不经过安家溜城中，两者相距达3华里之多；安家溜南距涡河也将近7华里。从古至今，安溜就没有惠济河穿城而过，更没有古谷水穿城而过。更为可笑的是，顾宗正既把惠济河指为古谷水，却又把惠济河南岸的安溜城一股脑地也指为谷阳故城，使河流之南的地方也成为“水之阳”了。《水经注》中苦县故城“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故台就是指今鹿邑城南9公里栾台。苦县故城南面“越水”直指故台，说明苦县故城与鹿邑栾台之间没有城池相隔，基本是南北相照。而安溜镇与栾台之间相隔鹿邑县太清宫镇（谷阳故城，即赖乡城），且在栾台的东北方向，最多只能称为“斜指故台”。从苦县故城与赖乡城的相对位置来看，虽然《濑乡记》曾云“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但史书从未记载赖乡祠在苦县东南，而是一致记载赖乡祠（老子庙）在苦县东，《晋书》、《晋地道记》、《元和郡县图》等史书莫不如此，《晋太康地记》甚至直言“（苦县）城东有赖乡祠”。苦县“东”虽然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直东”、“正东”，但也不能偏离过大。老子庙的东侧是涡水，老子庙北二里的李母庙东侧也是涡水，而老子庙又位于苦县城东，因此，涡水必然也位于苦县县城之东。但现今安溜城东侧却是惠济河，再往东去从未有涡水流过，东南40度10多里处才有涡河。这些均与史书记载的苦县故城周边特征不相符合。第四是遗址无考。谯城说还声称，实地踏勘发现“安溜镇原是一座古城，原来保存完好的城墙和城门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撕毁”，“原西城门洞中的抵门石还露在地面”（见曾传辉、黄灿章、顾宗正合著的《老子诞生地定位、沿革及其认可漂移之考述》）。安溜旧城始建于何时，史书没有记载。但熟悉豫东一带历史的同志都知道，这里黄河泛滥频繁，许多历史遗迹早已深埋于地下。1997年鹿邑太清宫考古发掘证实，这一带唐宋时期的遗址埋藏地下近7米深，唐宋以前的建筑遗址则应埋藏更深，而安溜旧城的“抵门石”今天居然还能露在地面，其原因可能这个抵门石非常高大，足有7米多高，也可能这个抵门石根本就不是北魏时期的产物，城池也并非就是北魏时期的城池。《水经注》在“相县故城”后言“自是无郭以应之”，也说明北魏时期相县故城与谯县故城之间的涡河北岸没有任何城池。综合各种史料可以推断，谯城说者现在所看到的安溜旧城遗址很可能就是一个清代建筑，是乾隆年间疏浚惠济河后才筑成的，绝非1500年前郦道元所看到的苦县故城遗址。因此，谯城说以惠济河（假谷水）为坐标改写的历史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4.今鹿邑县城确系古苦县故城

综合有关史料，以地理考之，老子故里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多次迁徙。今鹿邑县城、苦县故城、谷阳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等5个城池也并非同一城池，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同地，苦县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三城同地，今鹿邑县城确系古苦县故城。

（1）赖乡所在县的县治迁徙情况

史料表明，元代之前，赖乡所在的县数次易名，由春秋时的相县，先后更名为苦县、谷阳、真源、卫真、鹿邑等，其县治常在赖乡和今县城两地来回迁徙。西晋以前，苦县县治在今县城一带，故《晋太康地记》言苦县“城东有赖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政权被迫由洛阳南迁至江东健康(南京)，大量北方官民随之南迁，谯郡和苦县一带常为南北战场。东晋建立后，祖逖北伐收复北土，谯郡一带回归东晋。为安置北方流民，东晋不断在南方侨置州郡。建武元年（317年）在谯（今亳州市区）置豫州，晋明帝咸和四年（329）在安徽芜湖侨置豫州，后又在谯侨置陈留郡，苦县所在州郡的行政中心不断东南移。加之永嘉五年（311）石勒在苦县宁平进行大屠杀，苦人畏惧西北异族残暴，遂东迁县治于赖乡城。因该城俗称“谷阳台”，因此，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苦县便被更名为谷阳县（南朝《宋书》作“父阳”，晚50年成书的北朝《魏书》作“谷阳”，唐《元和郡县图志》亦作“谷阳”。清末毕沅考证应为“谷阳”。用“父阳”作地名查无出处，古代北方也没有以“父阳”为名的县，不可能是侨置而来。“父”、“谷”字形相近，《宋书》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抄写讹误）。《水经注》言谷水东经苦县故城中并在赖乡城南注入涡水，说明苦城不在谷水之阳而赖乡城位于谷水之阳。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当时谷阳县治确已迁至赖乡城。南北朝时期，谷阳县仍处于南朝和北朝交界一带，先后辖于南朝刘宋和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刘宋时期（420～479），陈郡、谯郡一带交替隶属北魏和刘宋，武平也省入谷阳（《宋书·州郡二·豫州》记载陈郡仅有4县：项城、西华、谷阳、长平，武平西部的阳夏、扶沟也在豫州中出现，却不见武平、柘城，说明武平、柘城已废。而武平城距离谷阳城仅50华里，距其他县城则较远，因此，其地必为谷阳所辖）；刘宋灭亡后，北魏于正始年间（504～508）复置武平县。谷阳“高齐（550～577）省入武平县”（见《元和郡县图志》）。隋开皇六年（586）复置谷阳时，县治设在苦城而非谷阳城，故《元和郡县图志》言“理苦城”（如果仍在谷阳城的话，就无需写这样了），后又演变为真源县城。此后，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再也没有迁移，故唐代以后史书多记载“真源县东至（亳）州五十九里”。

（2）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同地

赖乡城是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谷阳县（苦县）治所，也是宋金时期谷阳镇的镇治所在。初唐释道宣(596～667)《续高僧传·感通篇下》释昙良条下云：“亳州西部谷阳城中有老君宅，今为祠庙……次西十里有苦城”。南宋谢守灏（1134～1212）《混元圣纪·卷之二》载：“苦县东谷阳故城，即古之厉乡城也”。光绪《鹿邑县志》记载：赖乡、谷阳同是一城；今县城东至谷阳故城10里，太清宫距县城15里。顺治《鹿邑县志》记载谷阳镇在县东十里，与赖乡城里程一致。乾隆《归德府志·鹿邑县境图》标注“谷阳县”在太清宫之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标注太清宫集距县城12里。尤其是《水经注》，对赖乡城的特征记载很详细，特别指出赖乡城“东北隅有台偏高”，如果这个高台就是今鹿邑县太清宫镇隐山遗址的话，那么，北魏时期的赖乡城主城区就应该在隐山遗址的西南部。综合推断，谷阳故城（汉魏时期的赖乡城）应在太清宫西偏南5里以内，其东部至今还有近万平方米的汉墓群。“赖”、“濑”、“厉”是古代的通假字，三字读音相同。 赖乡、濑乡、厉乡也是同一概念，赖因“其地近涡水，俗遂转而为濑焉”（见《混元圣纪·卷之二》）。赖乡是老子出生地，是历代圣贤乃至一般庶人朝谒的圣地，其名称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其范围始终未被善男信女们遗忘。正如元《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所言：“赖乡圣迹分明在，亿劫相传不失真。”因此，在古代文献里，“赖乡”是老子里籍中出现最早最多的词汇，“苦”、“相”均不及也。东汉边韶定位相县故城选择的参照物就是赖乡（相县“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建立短命的新朝，滥设行政区划，滥改地名，而其把苦地改为赖陵，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苦县辖有赖乡。苦县一词在东晋咸康三年就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赖乡一词至今仍然使用。宋代赖乡作为乡级行政区划改为谷阳镇后，当地仍保留有濑水，《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均有濑水的记载；乾隆鹿邑知县王世仕《河渠纪略》有濑乡河的记载；光绪《鹿邑县志》有濑水沟、濑乡沟的记载，直到现在，这个濑乡沟仍然存在。目前，凡是知道老子故里在鹿邑者，都会知道这个赖乡的存在。而这也正是涡阳县、谯城区所没有的。

（3）苦县故城就是今鹿邑县城

《魏书·卷一百六》载：“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赖乡城”。由于刘宋时期武平省入谷阳，北魏正始年间复置武平县，高齐时期谷阳又省入武平，武平、谷阳两县在南北朝时期时分时合，交替隶属，所以，北齐魏收撰《魏书》时，就把两县地名混淆了，把谷阳县的赖乡城误记到武平县名下。但这也说明，《魏书》所载的苦城与赖乡城（谷阳故城）绝非同一个城池。释道宣《续高僧传·感通篇下》、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之二》也均证实苦县故城与谷阳故城并非同一个城池。唐贞观十六年(642)成书的大型地理著作《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也说明苦城在谷阳县辖境，但与谷阳城并非同一个城池。从地理位置看，今鹿邑县城与苦县故城方位颇合。按《水经注》记载：苦县故城“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西面南门，列道径趣广乡道西门驰道，西届武平北门驰道，暨于北台”。由“列筑驰道”和“东起赖乡”来分析，苦城和赖乡城也确非同一个城池。苦县故城东门通向今鹿邑太清宫镇，南门越过涡水（北魏时涡河流经今鹿邑县城和太清宫之南）通向王皮溜栾台，西南门通向广乡城（赵村西南）西门驰道，再往西北又通向邱集乡武平城的北门驰道，最后到达玄武镇曹操之“观武台”（《鹿邑县志》记载，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封曹操为武平侯。曹操屯田武平，筑台“观武”，操练水师于玄武湖。今台已废），与今鹿邑县城的方位完全对应。从驰道兴废上看，苦县故城的交通网络与鹿邑历史也完全吻合。北魏之前，苦县、宁平、武平三县先后隶属于陈郡、陈留郡（其中苦县在三国时隶属谯郡），三县也均是由秦之苦县分设而成，后又时分时合，联系紧密，所以，苦县故城的东、南、西三门驰道都较发达，东起赖乡，西届武平（但并未向两端的谯郡和陈郡延伸）。尤其是西门驰道经过广乡、武平，最后到达曹操之“观武台”，成为苦县、武平两县的交通大动脉。而苦县东北约40里的訾母（《左传》襄公十年，楚子囊、郑国耳伐宋师于訾母，即此。《鹿邑县志》谓在今鹿邑县马铺镇附近，然今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西北与马铺镇交界一带发掘有李斯孤堆遗址，系商代遗址，该遗址一带清代曾隶属于鹿邑，疑即春秋訾母城遗址所在也）在春秋时期隶属宋国，与苦县交往较少。直到元代，鹿邑才隶归德府管辖，所以，北门驰道也相对落后，郦道元因而未加详说。隋代也仅有“芝田柳路”北走梁园，与驰道相比仍相对落后。从文物胜迹上看，《水经注》言赖乡城“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东北隅的这个“台”，其实就是今天的隐山遗址，古时高达5米多，可谓是“偏高”。苦县故城周边的谷阳台、故台、武平故城、北台等胜迹，与今鹿邑县城周边的隐山遗址、栾台、武平城、玄武观武台等遗址完全对应（这些也是涡阳、谯城区所没有的）。因此，苦县故城必是今鹿邑县城。初唐《续高僧传·感通篇下》云“亳州西部谷阳城中有老君宅，……次西十里有苦城”，说明老子庙距苦县故城约10里，与现今太清宫及鹿邑县城的布局完全对应，也说明今鹿邑县城就是唐初所称的苦城，就是古苦县故城。近年来，随着涡河航运开发工程和鹿邑项目建设的推进，今鹿邑县城西北和东北部分别发现3处大型汉、唐、金墓葬群；东北部发现汉代陶窑遗址一处；城东发掘战国～汉古墓72座。由此可见，今鹿邑县城一带很早就是人类集中居住区，自古就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1997年，在鹿邑县城东10里隐山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座长氏大墓，出土28件青铜鼎器，其中有4件中型方鼎、5件小型方鼎，共9件方鼎。方鼎是古代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周代殉葬品列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不得逾越（见龚延明主编的《中国通史·先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长氏大墓带有明显的商代厚葬之风，与周代列鼎制度完全相违，证明该墓在《周礼》制定之前已经下葬。史料记载，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也就是公元前1037年制作《周礼》，因此，该墓必下葬于公元前1037年之前，很可能就是商代赖国境内的长氏贵族之墓。上世纪70年代，湖北黄陂鲁台山也发现一个长氏大墓，出土文物铭文证实墓主人受封于西周康王时期（公元前1020—前996年），出土5鼎，与西周列鼎制度完全吻合，证实墓主人应是西周的一个大夫。该黄陂墓与楚墓不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大，说明墓主人可能是由中原迁徙而来。从下葬时间上分析，鹿邑长氏可能就是湖北黄陂长氏的先祖，周武王灭商后，把这个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长氏分封到了湖北。果如此，长氏贵族就应是商周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贵族。《汉书》等史料记载，西汉末年，陈城西北3里有太昊陵（《陈州府志》记载，春秋时那里即有陵墓存在），陈县因而被王莽易名为“陈陵”，苦县也可能是因苦城东10里有这个大陵而被王莽易名为“赖陵”的。考古发掘与《汉书》相互印证，证明今鹿邑县就是西汉的苦县。鹿邑长氏贵族大墓在东汉班固时期依然以陵墓的形式存在，但东汉以后，随着老子的不断神化和老子庙的建立，古墓就渐渐被人们遗忘。400多年后的郦道元时期，就仅剩一个高台了。

（4）真源县城也系今鹿邑县城

唐乾封元年（666）高宗改谷阳为真源后，真源县城一直设在苦城未再迁徙，后又演变为卫真县城、鹿邑县城。1992年版《鹿邑县志·建制沿革表》真源“治所”栏下标注“今太清宫”也与史不符。这些可从以下史料中加以佐证。一是由谯县故城、宁平故城、鹿邑故城三城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真源县，望，东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词，县东十四里……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县西十三里”。“一百一十七”减去“五十九”等于58，说明唐代真源县城与当时的鹿邑县城相距58里；58加上“十三”等于71，说明唐代真源县城与当时的鹿邑故城相距71里。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二“真源县”条下载：在亳州“西南九十五里”（注：应为五十九里之讹），在“鹿邑县”条下载：在亳州“西一百一十七里”；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卫真，（亳）州西六十里，六乡，谷阳一镇……鹿邑，（亳）州西一百二十里”。《金续修太清宫记碑》也云“本邑（注：指卫真）西南宁平乡崇真里”，说明宁平在卫真城西南部。宋、金史料关于谯县故城、宁平故城、鹿邑故城、真源县城的相对位置，均与《元和郡县图志》一致。隋至金代的鹿邑县城就是今天所称的鹿邑故城，位于今鹿邑县试量镇李金兰行政村“鹿邑城村”，距鹿邑县城直线距离约55华里，因黄河泛滥，其城墙遗址全部掩于地表以下，但鸣鹿台等建筑遗址尚在，村南还发现3口陶圈井，系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源县城应在今鹿邑故城和亳州城之间，东距亳州城59里左右，东距太清宫为14里左右，西距鹿邑故城58里左右，西南至郸城宁平故城50里左右。尽管古今长度单位标准不一，由但相差不会太大。目前，符合这几项条件的有且只有今鹿邑县城一个城池，附近的太清宫镇、安溜镇均不符合这些特征。而涡阳县义门镇位于谯县故城的东南部、宁平故城的正东稍偏南方向，与真源县城的位置完全相左。除了唐、宋时期的国家地理总志明确记载真源县在亳州以西之外，北宋亳州太守欧阳修《游太清宫出城马上口占》诗中曾言“拥旆西城一据鞍”，也说明真源县在亳州以西。《金史卷一一七·粘哥荆山列传五》也载：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游骑（元兵）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鹿邑县令向亳州逃跑时路过卫真，说明金代卫真也位于鹿邑与亳州之间。这说明不管是真源县还是卫真县，其地始终都在亳州以西。二是由明道宫、太清宫两宫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明道宫位于今鹿邑县城东关，是太清宫的下院，也系唐宋皇帝为方便赴太清宫朝拜特意在真源县城兴建的行宫。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孛术鲁翀撰）碑载：苦县“唐曰真源，宫曰紫极，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筑宫县隅东北备伺皇帝驾次之斋居，榜曰奉元”。奉元后毁于水患和兵灾。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将谒太清宫，“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见《宋史卷一○四·志第五七》），朝拜老子后“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宋真宗于正月十五日从汴京出发经太康、鹿邑赴真源县，“十九日，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二十二日朝拜老子后“还奉元宫”；二十三日，“发卫真县，次亳州”。说明宋真宗下榻的奉元宫确实位于真源县城。正式朝拜的那天，“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说明太清宫距奉元宫十多里，而今鹿邑明道宫与太清宫直线距离为10.6华里，两者完全吻合。如果当时真源县治设在太清宫或今鹿邑县东十里，那么，宋真宗“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时，就已至奉元宫东5里，不可能再半路上折回，“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的。《金续修太清宫记碑》也载：金代太清宫重修时，募化所得“莫可胜计”，“由县（指卫真县城）西乡东入太清，前车已抵宫而后车未出县”，绵延十多里，与现今太清宫及鹿邑县城的布局完全吻合，也说明金代卫真县城就是今鹿邑县城。三是现存遗迹昭示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今鹿邑县城东南4公里堌堆洼村仍有唐陇西夫人墓。据《陈志》、乾隆《归德府志》记载，该墓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重修鹿邑砖城时被发现，后改葬城东堤内黑龙潭之东南。由墓志铭可知，墓主人陇西夫人为唐代宗室李氏之女，陇西人士，其高祖封燕王，曾祖做过银青勋禄大夫，祖父初授真源令，父迁真源丞。陇西夫人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以疾卒，时年22岁。真源县令之女孤单一人客死他乡，其父不可能把她远葬，必把她葬于真源县城附近。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卷第二十》也载：“卫真县，本苦县城”。明万历二十年（1592），鹿邑知县刘一澜《鼎建精忠祠记》云“及余令鹿，闻之故老，考之郡邑志，则知归德为唐睢阳，而鹿邑即真源也”，并在县城西北兴建精忠祠，纪念唐代真源县令张巡；万历己酉年（1609），鹿邑县城明道宫刻立《道德真源碑》。这说明，明代也把鹿邑县视为真源县，把今鹿邑县城视为真源县城。

（5）今鹿邑县城并非元初平地新建的县城

近代以来，有人主张今鹿邑县城既非古代的鹿邑县城，也非卫真县城，更非苦县故城，而是元代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重新选址，在第三地新建的县城。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元史》仅载“卫真入鹿邑”，未涉及两县合并时县城迁移情况，但鹿邑县志等史料对此略有记载。《许志》载：“元初避水东迁，今地并卫真，仍曰鹿邑，而旧鹿邑废。”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迁到了卫真，且易名为“鹿邑”。如果当时在鹿邑、卫真两个县城之外重新建设了新的县城，《许志》应该同时云“旧卫真废”才对。《历代地理沿革表》也云：“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后迁鹿邑治”。“卫真入鹿邑”，按常理应继续使用原鹿邑县城，但由于鹿邑县城境处洼下，自然条件不好；金元社稷转移之时，鹿邑、卫真两城“皆残毁无居人”（见《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后又经河、涡合流冲刷，特别是至元二年、至元四年（1267）连续两次水灾的浸泡，两城已都不能使用。无论利用哪一个作县城，都得重新建设。两者比较，卫真县城更靠近州治亳州，且张柔镇守亳州重修太清宫、明道宫时已对其周边环境进行治理，水患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于是合并后就利用了卫真县城。所以，从县城沿革上来说，实际上是“鹿邑入卫真”。正是这一用“鹿邑”之名、用“卫真”之城的合并结果，迷惑了古今不少学者。大凡主张今鹿邑县城系平地新建者，往往是受旧志“移建”一词的影响。其实“移建”并非一定就是选择第三个地方建，从鹿邑挪到卫真，在卫真城原址上兴建新的鹿邑县城，对“鹿邑”来说也是移建。如果合并时两个县城都弃之不用，重选新址，白手起家，平地造城，这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

大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碑也可以证明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继续使用的是卫真县城。元代明道宫位于鹿邑县城东北，该碑言唐“筑宫县隅东北备伺皇帝驾次之斋居”，这里的“县隅东北”既是指“真源（卫真）县隅东北”，也是指元末鹿邑“县隅东北”，否则的话，碑文就必须对县城迁址情况作一交代。学术界公认，自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设在今鹿邑县城一直未变。《鹿邑县志》也显示，从元代至清末，明道宫就一直处在县城东北隅，与唐、宋时期位置一致。直至清代，人们仍呼明道宫一带为“皇城”。《重修奉元明道宫记》系元朝礼部尚书孛术鲁翀于元统元年（1333）所撰，其时鹿邑、卫真两县已经合并68年，但碑文证实当时的鹿邑县城就是唐真源县城演变而来的县城，而元初鹿邑县城与今鹿邑县城又同系一城，因此，今鹿邑县城必是唐真源县城。元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少数名族政权，对史志工作不太重视，加之当时蒙古文字尚未成熟，因而在历史上留下的官方资料较少。大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碑是元代流传下来的少有的老子故里碑刻资料，在研究元代老子故里演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6）个别学者把“今鹿邑县东十里”或“今鹿邑县东”误作苦县故城的原因

一是由“鹿邑”地名演变造成的。鹿邑、卫真两县合并之前，鹿邑县名称数易、县城数移。荆门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竹简证实，春秋之鸣鹿在楚灭陈后就已易名为鹿邑，战国末期由县降为“亭”，作为县的编制退出历史舞台。晋代仍以亭的形式存在（《水经注》引杜预曰：“陈国武平西南有鹿邑亭”）。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武平县为鹿邑县（注意：并非是武平城改为鹿邑城），“取故‘鹿邑’，城焉”（《太平寰宇记》），治所由武平城（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故址尚在，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迁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今称鹿邑故城），“鹿邑”作为县名再次出现在古代行政区划中。唐、宋、金因之。唐《元和郡县图志》对这两个鹿邑城都有记载：“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县西十三里。俗名牙乡城，春秋时鸣鹿邑也。武平故城，县东北十八里”。《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久为唐相，国家和地方祖籍文献尽得寓目，对唐朝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因而全面翔实地记载了唐宪宗时期全国的郡县分布情况，虽然原书的47幅图宋时已佚，但其文字部分仍相对完好，仍不失为“辅治经国之书”，因此，其对鹿邑县城位置的记载应该是最权威的。这说明早在元初鹿邑、卫真两县未合并前，就有两个鹿邑城存在，一个是唐代的鹿邑县城，位于今鹿邑县试量镇李金兰行政村鹿邑城村，东距今鹿邑县城约60里，遗址尚在；一个是当时所称的鹿邑故城，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城，史书又称鸣鹿邑、牙乡城、虎乡城，《水经注》中“涡水又东迳鹿邑城北”即此。春秋时期，因该地水草丰美、鹿鸣呦呦，故名“鸣鹿”。鹿多又招致鹿的天敌老虎众多，因此，鸣鹿邑又演变为“虎乡城”，南北朝时期就俗呼为虎乡城了（旧志记载，宋代鹿邑境内仍有虎），明、清时期又讹为护厢集，今人则称其为鸣鹿故地（今鹿邑辛集东北）。该城址东距亳州130里，东距今鹿邑县城71里。北宋《太平寰宇记》所载与此类同，只是把“鸣鹿邑”变成了“名城”。古今鹿邑的县城实际是这样变化的：春秋战国时在鸣鹿邑（今鹿邑辛集东北）；西汉时在宁平（今郸城宁平）；东汉至南北朝时在武平（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村）；隋至金代在鹿邑（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东迁卫真至今未变，但县名更名为鹿邑。从古至今，今鹿邑境内先后出现三个“鹿邑城”，即鸣鹿故地（即唐代所称的鹿邑故城）、鹿邑故城、今鹿邑县城（参见附图2:城父、义门地理位置图）。古代苦县在鹿邑县（合并前的鹿邑）东，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真源县城与唐鹿邑故城（即鸣鹿故地）相距71里。但后人以不同的“鹿邑城”为坐标，就出现了不同的苦县故城：以鸣鹿故地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是70里外的今鹿邑县城；以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在70里外的今鹿邑县东十里太清宫镇境内，与谷阳故城、赖乡城同地；以今鹿邑县城（卫真县城）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移到70里外的亳州东十里了。这就是明清时期的史书对苦县故城位置记载不一的原因。《大明一统志》载“苦县城在鹿邑县东七十里……武平故城在鹿邑县东北”，这句话应系抄袭旧志而来，这里的“鹿邑县”是指战国时期的鹿邑县，即鸣鹿故地，也是唐代所称的鹿邑故城，而非明清时期的鹿邑县城——因为明清时期的鹿邑县城就是今鹿邑县城（位于武平故城东南40华里），其东部70里就是亳州东10里了，早已不是鹿邑辖境，再称其为“鹿邑县东七十里”已经自相矛盾。《读史方舆纪要》云“鹿邑县……东至江南亳州百三十里”、“苦县城：县东七十里”。这个“东至江南亳州百三十里”的鹿邑县，既不可能是明清时期的鹿邑县城（今鹿邑县城），也不可能是明清时期的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只能是春秋之鸣鹿邑（鸣鹿故地）。鹿邑、苦县故城、亳州城三点一线，130减去70等于60，据此推算，苦城与亳州相距60里，与此前史书记载的苦城与亳州城的距离完全一致。《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对鹿邑、苦县、武平的记载沿袭旧志，是一般史学家写史的原则，本身无可非议，但由于对鹿邑县城东迁的情况未作交代，故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歧义。二是由嘉靖《鹿邑县志》造成的。由于《大明一统志》对苦县城的记载引起了人们的歧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鹿邑人王尧日重撰《鹿邑县志》（简称《王志》）时，便对此进行了矫正，但又把鸣鹿故地与隋唐时期的鹿邑县城混为一谈，因此，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就被《王志》记作相邻的两个城池，苦县故城也被移到了今鹿邑县东十里。光绪《鹿邑县志》对此评价道：“《许志》引《王志》云‘杜预所谓鹿邑，隋唐宋金建制相沿’，实因鸣鹿之旧，语欠昭晰……‘赖乡城与谷阳城相邻’，未知何据”。《王志》成书比《吕志》早140多年，虽然《王志》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散轶，但明末清初时期对文人影响很大，《历代疆域表》、《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归德府志》等清代史书对老子故里遗迹里程的记载可能均是受此书影响，误把鹿邑故城当成鸣鹿故地而推算的；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古地名大词典》、《辞海》等书籍也是间接受此书的影响。清人所注《水经注》对“死涡”的记载，由“枝流东北注，谓死涡也”，改为“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涡也”，凭空加上“于赖城入谷”5个字，也是受《王志》的影响，误以为苦县故城在今鹿邑县东10里造成的。《水经注疏》在“死涡”后批注道：“朱讹作‘注于东北’，赵同，戴乙”。“乙”是指钩出有错误之处，予以增补的字。这就是说，“于赖城入谷”五字是清代学者戴震加上的，郦道元的本意是“枝流东北注”，是指涡水的支流向东北流淌，因这支涡水不是涡水的主河道，未能汇入下游涡水，也可能时断时通，故被郦道元称为“死涡”。清代学者在“枝流东北注”后凭空加了“于赖城入谷”5个字，为后人认定苦县故城的地望又增加了错误依据。清康熙年间吕士鵕任鹿邑知县九年，时间较长，对鹿邑的情况比较熟悉，其据实在《鹿邑县志》中把今鹿邑县城定位为苦县故城是有史有据的，也是值得信从的。
  综上可知，《水经注》注录的谷水、涡水流经的城乡胜迹与今之鹿邑完全吻合，苦县故城当在今鹿邑境内。经考证，今鹿邑西关遗址就是汉苦县故城遗址，位于县城西南部，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保留有汉代文化层1米左右，其东北部至今仍有河道与护城河相连，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