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中江

    这些年来，“和”的概念在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领域中已经有一些讨论了，“和谐”甚至变成了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大家一般注重的都是“和”的价值，而对其作为原理的基础性探讨相对则不够。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是如何作为原理被思考和领悟的?中国哲学家对于“和”都贡献了什么样的重要见解和智慧呢？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差异”与“活力”——作为“生成原理”的“和”

    “和”在中国哲学中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许多中国哲学家都谈到过“和”。一位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周朝太史官史伯，是最早对“和”发表过高明见解的人。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个论断叫做“和实生物”，它的意思是，调和不同的事物就能产生出新的事物。在这里，“和”是一个动词，这也正吻合史伯为“和”作出的一个明确界定：“以他平他谓

之和”。按照这个界定，“和”是用一些事物去平衡另外一些事物，这是事物结合的方式，也是新事物产生的方式。

    我们现在说到“和”，譬如说“和为贵”，一般指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和”还有更高层次的意义，它是一种宇宙观，而且同“生”的概念密不可分。“生”是一个象形字，它的本义是草木从土中生出。中国的宇宙观一般称之为“宇宙生成论”，这种“生成性”的宇宙观，同古希腊哲学家相信宇宙万物是由某种最基本元素构成的宇宙观明显不同。抽象地看，“和实生物"这一论断是对万物起源的一种解释。如果说“和”就是“阴阳之气”的相互调和作用，并由此而产生了万物，那么“和实生物”就是对万物起源的一种哲学普遍性解释。由此来说，“和实生物"的“生成论”，可以是包括了天地在内的万物的生成和起源，也可以是不包括天地而只是解释了天地之间万物的生成。事实上，“和实生物”关注的正是万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关系，特别是将这种关系作为统治者从事人间活动的指南。“和”之所以能够造就新的事物，是因为它以事物的多样性为前提，这是它与“相同”（“同”）的根本性区别。史伯正是在与“相同”的不同上认识“调和”的。“同”是说“相同事物"的重复性累积。这种重复性累积在数量上对我们会有不同的意义，但不管如何累积它都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因此，“和”与“同”的不同，首先是多样性与单一性、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不同。相信只有通过不同事物的结合才能产生出不同的新事物，也就是相信多元和差异本身就具有一种生成能力。以多元与差异为特征的“和”，还意味着它是不同事物相互作用而达到的恰到好处的结合，或者说它是不同事物的相辅相成而获得新的事物和机能，即所谓“以他平他”。总而言之，作为万物相互生成的“和”，它的第一个重要意思是认为宇宙和世界是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第二个重要意思是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辅相成的。这两者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元价值观”和“文化差异性”提供了世界观的根据。

    二、事物的秩序和状态：作为存在原理的“和”

    作为事物存在原理的“和”，是说事物要以相互平衡及和谐的方式和状态而存在。正是由于事物的相互平衡、有序与和谐，万物才得以生存和存在。如果事物之间失去了它的平衡性、有序性，就会引起各种自然的变故。中国人很早就相信天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关系，有关这种关系的看法，在汉代被发展为一种很系统的“天人感应论”。按照天人感应论，人类行为和活动的好坏，在“天”那里会得到不同的反应。“天”以显示吉祥之物的方式鼓励和称赞人的善良行为，以显示不祥之物的方式警告和惩罚人的恶行。照伯阳父的解释，西周三川地区发生地震的直接原因是“阴阳之气”的失序，间接原因是由于人们的“乱”行造成的。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工业生产这种人类活动对自然秩序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即使是生产力不高的农耕社会，人类的活动同样会对自然造成一定的影响，譬如大量的树木砍伐和捕捞，就会导致生态的失衡。

    宇宙最高程度的“和”为“太和”，即“最高的和谐”。按照王夫之的解释，在宇宙未经分化的太虚状态中，聚合着彼此浑然一体的阴阳之气，这是宇宙本来的最高和谐状态。万物产生之后，宇宙仍将保持着最高的和谐。这就是说，不管是宇宙产生之前还是产生之后，“太和”都是宇宙的一个常态。中国哲学家的通常看法是，天地、日月、星辰、四时，都是以固有的和谐秩序和节奏而运行的。按照中国的“生育式”宇宙观，“育”是指万物的共存和共生。儒家作品《礼记》中有重要的一篇《中庸》，其中一句名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它的意思是，万物的发育和成长是和谐而不妨害的，事物的法则是同时普遍适用而不相冲突的。唐代非常哲理化的佛教华严宗的教义认为，事物之间、事理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这一教义同《中庸》的看法高度类似。中国哲学家相信宇宙和万物本来就是和谐有序的，他们还相信万物是一体的，大宇宙就是一种超级有机体。

    中国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虽然事物的对立是存在的，对立产生了事物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但怨恨最终要以“和顺”而化解。中国哲学家并不回避万物之间的对立，但他们不认为对立和斗争促进了事物的成长和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消除万物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而使万物之间保持和谐的状态。照《中庸》的说法就是，促成事物的平衡、和谐，天地就能保持

其秩序，万物就能变化和生长（“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太和”和万物的共生、共存正是中国哲学家追求的世界理想化状态。

    三、从“治国”到“平天下”：作为人类相处方式的“和”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性，一直以天下和国家作为两种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国家是由一些人组成的共同体。天下则是由所有的人或所有的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对于中国哲学家们来说，“和谐”不仅是理想国家和天下的目标，而且也是建立理想国家和天下的方式。

    在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看来，对于一个国家和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的天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比不上人民的齐心协力，即“人和”。按照儒家的政治理念，赢得民心和民意的统治者，就能够得到天下。“民心”之向背决定统治是否正当和合法，因为天意也来自于民意。中国哲学家一直教导政治家们说，治理国家乃至平定天下的

根本之道，就是要在统治者与他的人民大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即“与民和谐”。孟子“王道”政治的核心，可以说就是“民意政治”。孟子的整个政治思路，就是如何使统治者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的关系。

    对儒家来说，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提供了善政和恶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腐朽的统治者同他的人民对立起来，他们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压制他的人民。如西周末期的幽王，为了禁止人民对政治的议论和批评，他派人监视人们的言论，他还得意地认为他能够消除人们对他的批评（“弭谤”），但后来他被他的人民抛弃了。衡量一个社会稳定性程度和治理的好坏，是看这个社会摩擦和冲突的大小。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最为稳定和安宁的社会。这当然不是消除了差异和多样的死气沉沉的稳定和安宁，而是充满了活力和创造性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构造中，“君臣关系”被看成是整个政治秩序的核心，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赞同（“和而不同”）。

    每一个族群和国家不仅要面对和处理自身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还要面对和处理同其他族群和国家的关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部，“和”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最佳方式，也是共同体秩序的最好状态。同样，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中国哲学家也以“和"为最高的原则。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和平”和“和睦”的国际关系，在中国就具有悠久的起源。中国最古老的一部经书《尚书》，它的开篇《尧典》，就有“协和万邦”的说法，意思是让众多的族群和国家协调、和睦地相处。中国始终用“文明”的立场建立“天下秩序”，它不是诉诸了武力和强权。它是“安抚”和“柔和”的外交，“怀柔远人”被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像孟子那样，中国哲学家反对“霸道”和“征服”，在他们看来“以力服人”带来的只是表面上被迫的服从，只有“以德服人”才能赢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接受。中国哲学家坚持用“和平”、“和睦”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这样的原则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是更加需要的。国家之间不能完全避免冲突，但如果真正认识到“协和万邦”的价值和意义，国家之间不仅可以化解冲突，而且还能够建立起和睦相处的国际关系。

    四、“身体”和“心灵”的修炼：作为健全生活之道的“和”

    中国哲学家注重“身心双修”，以求身体、心灵的平和及安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气”充满于宇宙之中，它不仅是万物生命的本质，也是维持万物生存的活力。人的生命也来源于“精气”，生命的持续和活力就是气的保持和平衡。“心平气和”是人的“身心”平衡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说法。

    老子要求人克服过分（“去甚”）和极端（“去泰”）的行为，过一种“节制”和“适度”的生活。在他看来，人如果过度地消费，就会损害他的身体的机能和身心的平衡。他提醒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们喜欢和追求美好的生活之物，但美好之物也是长着“爪牙的”，也会伤害人。在老子看来，合理的养生之道，就是善于使用美好的事物，避免因过度使用而产生有害的结果。鲁哀公曾咨询孔子说，是仁爱的人长寿呢，还是有智慧的人长寿？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先是讲述了咎由自取的死于非命的三种情形：一是无节制的生活；二是触犯刑律；三是自不量力的争斗。但仁人智士都是长寿的，因为他们都能够选择合理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按照孔子的看法，合理的生活，就是身心和谐和平衡的生活。

    为了达到了身心的和谐和平衡，中国哲学发展出了一套修身养性的修炼方法。在儒家那里，“养心”主要体现为道德上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大学》说，财富可以滋润房屋，道德可以滋润身心，心灵广大人就会发福（“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在道家那里，养心主要体现为精神上的自由和超然。如庄子提倡的逍遥自在和净化自我的心斋。但也有一些哲学家注重人的形体的修炼，以致于发展出了道教徒追求肉体成仙和不死的信仰。道教徒相信，通过形体的不懈修炼，可以使人体达到一种最好的状态并永远保持下去。不管如何，对中国哲学家来说，安顿身心的最好方式就是过一种适度和平衡的生活。现代社会不仅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而且也造成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失衡。人的许多心理疾病就是现代生活不平

衡、不和谐的产物。中国哲学家的“身心”和谐学说对于医治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缺陷应该也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