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

　　这四点，我们先从个人修道方面做一个了解。“以刑为体”，“刑”就是政治上的管理。后世道家讲到修道，一个人要长生，有两句术语：“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生”就是心念一动，就要把心念通通去掉；这个“死”，不是自己吃安眠药去死，是要烦恼杂念妄想通通死光，就是杀的作用。也就是说，心中的烦恼杂念通通死光，生命的本能才会恢复，才会长生不死。去掉心中的烦恼杂念，必须要自己来治理，当每一个思想观念，烦恼杂念起来时，自己要警觉，这些都是不好的，要去掉的。这样，慢慢地心性的本体就逐步得到清明了。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这个中间的修法就叫“刑”，所以，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严格，就想法律上的刑杀，去恶从善，去掉恶念，专门保存善念，这就是“以刑为体”。

　　但是专门杀自己的念头，这还是消极的，所以要“以礼为翼”。“礼”的道理，现在很难解释了，它所包括的意义很多。大家晓得中国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书籍《礼记》，《礼记》包括了三体：《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等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的法典，是中华民族的大宪法，几千年来的政治措施都是以《周礼》为根据。《仪礼》是讲礼貌礼节，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秩序，生活的艺术等等。《礼记》就包含更多的内容了，可以说诸子百家，所有的思想都出自《礼记》。譬如《大学》、《中庸》等，都是《礼记》中的一章，后人把他们抽出来，另外变成一本专著。普通一般人都认为，《礼记》只是谈礼节的书而已，其实礼节只是其中的一项代表。什么叫做“礼”？并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头礼拜的那种表面行为，所以我们解释“礼”，勉强的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但是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古人解释“礼者，理也”。“礼”就是道理，换句话说，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则，如果用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名词来讲，用新的观念来讲，“礼”就是哲学。这个哲学不是西方的那个哲学，这个哲学是借用的。那么，“礼”是讲什么呢？“礼”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为体。中国历代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是讲礼治而不用法治，礼治着重在于全民文化的教育，“礼”的不够，道德教育的不够，只好用法治，用法治就是“以刑为体”。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光是自己管理得很严重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礼记》开头的第一句话：“勿不敬，俨若思。”这六个字很难讲，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是讲一个人的修养做到了，随时随地的没有杂念，没有恶念，没有妄念，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处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随时对自己都很严谨，很自敬，不荒腔走板。他的形态是“俨若思”，“俨”是形容词，非常自尊自重，非常严正、恭敬的管理自己。看起来他好像在想什么东西一样，但实际上没有想，因为他在“敬”的状态，这就是后人所讲的，随时在入定的状态。人的心境做到了永远在定中，在清静无为的状态上，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样来管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随时清静了，所以说，光是“以刑为体”还不够，还必须“以礼为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辅助自己，然后处世之道。

　　“以知为时”，“知”同智，智慧的成就，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所讲的“进退存亡之机”来解释，一个人，天下大事也好，个人做事也罢，要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一步，什么时候该退一步，随时随地知道自处之道。“以德为循”，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自己知道人生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径。

　　这四点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讲是如此。为什么这四点要反复说明？因为在几千年的帝王政治上，真正在历史上光辉的时代，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这些时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内用道家的黄老之学，尤其注重老子。实际上，老子是做招牌的，用的都是庄子，因为庄子相当于儒家的孟子，老子相当于儒家的孔子。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大家都知道是“外示儒术，内用黄老”。在近百年中，许多著作，注意不是全体的著作，在讲到黄老之治，以老子为根本，而老子又主张“无为”，因此就认为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他们怎么解释“无为”呢？当皇帝什么都不管即“无为”，既然什么都不管，那又管什么呢？难道只管吃饭吗？这样解释“无为”，真是莫名其妙。其实，汉唐“内用黄老”的用法，就是庄子这一段，这是它的精华所在。我们要了解，老子所讲的“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三宝”这个名词是老子先提出来的，后来佛家讲佛、法、僧三宝。老子讲的这“三宝”，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个秘诀，小至于个人，大到天下国家都一样，“曰慈”，儒家解释为仁爱；“曰俭”，它不仅是指省钱，还包括了省精神，和一件事情的简单简化，简单明了就办好了一件事，这是俭的道理；“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讲永远跟在人家后面吗？不是，它指万事不要突出，因势利导的意思。不因势利导永远也做不好事，譬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出的问题更大。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的下游，稍稍一引导，顺着水势一带，就引进了河川渠川。

　　这是因势利导，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这也是后世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也是兵法上讲的“以弱胜强，以寡击众。”这些都是老子无为之道中，“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里面变化出来的。无为之道是对做领导人讲的，但领导人做不做事呢？国家大事，一切都付之于法治，“以刑为体”。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用现在观念讲就是一切归之于制度化，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等于说上面的领导人手指头动一动，下面就跟着正常动起来了。所以省力少，成事多。这是“无为”的道理。注意，我们看到“刑”字，不要完全归之于法律，这就要了解历史了，完全依赖法律，在我们历史经验上很多，结果天下大乱。如果相反的，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运用之妙了，很难掌握。事实上，在历史鼎盛的时代如汉唐，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还包括了《外篇》《杂篇》所有的东西。

　　对于这一段，在我们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必须了解。我们都知道，中国法家的学说出自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历史上记载的，法家用法治世，太严格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完全讲法治的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归于《酷吏》的传记之中。我们看了这些非常残酷的酷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道家是讲道德，讲慈悲，讲清静无为的，为什么法家出自于道家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偏差呢？我们知道，一个修道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就会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本来我们学佛很解脱，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很自在，但是真出了家，反而不自在了，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住戒律。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管理得很严格，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法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它就是戒律，是对整个社会，对全民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残酷了，用之适当才好。所以法家自适最重要。

　　所以庄子提出了“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那么光“以刑为体”行不行？不行，还必须“以礼为翼”。因此儒家有两句话，孔子讲得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敬，徒法不足以自刑”。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做宗教，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个理想很高，实际上做不到的，“徒善”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辅助必须要有法治。如果光信赖法治，“徒法不足以自刑”，路也会走不通。我们懂了孔子这句话的思想，对于“庄子”“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道理，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样。

　　庄子又对这四点加以引申：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不论个人的自修也好，或国家的政治也好，为什么以刑罚为主呢？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现在这里是讲如何做法，“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刑法为主不能过分，过分就流于酷吏的做法。“绰乎”就是很轻松很自在之意，不是严刑重法。刑法重，法令太严密，就是严刑重法，这在我们文化史上，历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严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所以“以礼为翼者”，以文化的精神作辅翼，垂之于万世的精神。“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什么叫“知为时”呢？就是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机，“不得已”，就是只好这样做，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第一，用儒家来讲，孔子想救世，明知道这是救不了的时代，他还是要去做，所以尽其一生都是救世，每个宗教家都是这样，这是“不得已于事也”；第二，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就恰当好处，适可而止。“知”是两方面的应用。“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至于丘也”的“丘”，不是指孔丘，是指像山一样堆起来。以道德为标准，以道德为规范，这个标准很高，象山丘一样。“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这句话是庄子在这一段这一篇中的点题，了解了这句话就明白了怎样叫修道。如学佛之人，又要修戒，又要修慧，又要修定，又要吃素等等，每一个宗教徒好像都是忙得不得了。一般人认不清楚，认为这样忙碌这样努力才是修道，都是只看外形。真正一个修道的人，他入世处事，日理万机，外表看起来忙得不得了，但他的内心什么事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这就叫无为之道，因为他处理一切都有一个制度一个规范，都弄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