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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古今行政区划来看，涡阳均不可能与鹿邑隶属于同一个县。义门至涡阳县城（下城父聚）一带在涡阳建县前的2000多年间一直隶属于城父和临涣管辖（南北朝时城父改称浚仪），如今却被涡阳的某些专家“考证”为古代的苦县，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宣传。这种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和有关文献记载，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足以让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史学家瞠目。
三、亳州安溜与苦县故城相去甚远
谯城说者以惠济河（假谷水）为坐标物色出的“苦县故城”谯城区安溜镇虽然不象涡阳那样风马牛不相及，但也与历史大相庭径。首先是史书无载。苦县故城史有明载，虽有存疑，无非是在今鹿邑县城和谷阳故城两个地点之间产生疑问，历史上从未有第三个地点出现。史料中也从未有苦县故城更名为安家溜，或把苦县县治迁至安家溜的记载。《鹿邑县志》记载，安溜在乾隆以前称为“安家溜”，光绪年间简称“安溜”，老子故里在宋、金、清各代称为谷阳镇，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安溜不可能是苦县故城。其次是方位不合。谯城说认为安家溜“北门惠济河边旧码头上，有明离宫和问里宫遗址。……明离宫前有棵千年古槐，曾经是鹿邑和卫真县的界标”（见曾传辉、黄灿章、顾宗正合著的《老子诞生地定位、沿革及其认可漂移之考述》）。这里所说的“鹿邑”显然是指合并前的鹿邑，在卫真县的西部。按谯城说这一逻辑来推理，这棵槐树的东部是卫真，西部是合并前的鹿邑，而安溜旧城处于合并前的鹿邑辖区内，怎么可能成为东部卫真县的“苦县故城”呢？谯城说自己的文章就把自己的观点否定了。从史料记载来看，苦县故城也并不在卫真县的边界，其东部12里有太清宫，西部、南部、北部均有大片地区，西南部一直管辖到郸城宁平一带，而安溜却位于卫真县的东部边界，东距亳州的直线距离不足20华里，实际路程不足40华里，其东部自古就是谯县辖境，不可能再有卫真县的地盘。所以，今安溜的地理位置与古代苦县故城无一相合。第三是要素不符。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可以看出，惠济河在清代并不经过安家溜城中，两者相距达3华里之多；安家溜南距涡河也将近7华里。从古至今，安溜就没有惠济河穿城而过，更没有古谷水穿城而过。《水经注》中苦县故城“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故台就是指今鹿邑城南9公里栾台。苦县故城南面“越水”直指故台，说明苦县故城与鹿邑栾台之间没有城池相隔，基本是南北相照。而安溜镇与栾台之间相隔鹿邑县太清宫镇（谷阳故城，即赖乡城），且在栾台的东北方向，最多只能称为“斜指故台”。第四是遗址无考。谯城说还声称，实地踏勘发现“安溜镇原是一座古城，原来保存完好的城墙和城门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撕毁”，“原西城门洞中的抵门石还露在地面”（见曾传辉、黄灿章、顾宗正合著的《老子诞生地定位、沿革及其认可漂移之考述》）。安溜旧城始建于何时，史书没有记载。但熟悉豫东一带历史的同志都知道，这里黄河泛滥频繁，许多历史遗迹早已深埋于地下。1998年鹿邑太清宫考古发掘证实，这一带唐宋时期的遗址埋藏地下近7米深，唐宋以前的建筑遗址则应埋藏更深，而安溜旧城的“抵门石”今天居然还能露在地面，其原因可能这个“抵门石”非常高大，足有7米多高，也可能这个“抵门石”根本就不是北魏时期的产物，城池也并非就是北魏时期的城池。《水经注》在“相县故城”后言“自是无郭以应之”，也说明北魏时期相县故城与谯县故城之间的涡河北岸没有任何城池。综合各种史料可以推断，谯城说者现在所看到的安溜旧城遗址很可能就是一个清代建筑，是乾隆年间疏浚惠济河后才筑成的，绝非1500年前郦道元所看到的苦县故城遗址。因此，谯城说以惠济河（假谷水）为坐标改写的历史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四、今鹿邑县城确系古苦县故城
综合有关史料，以地理考之，老子故里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多次迁徙。今鹿邑县城、苦县故城、谷阳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等5个城池也并非同一城池，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同地，苦县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三城同地，今鹿邑县城确系古苦县故城。
1.赖乡所在县的县治迁徙情况
史料表明，元代之前，赖乡所在的县数次易名，由春秋时的相县，先后更名为苦县、谷阳、真源、卫真、鹿邑等，其县治应常在赖乡和今县城两地来回迁徙。西晋以前，苦县县治在今县城一带，故《晋太康地记》言苦县“城东有赖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政权被迫由洛阳南迁至江东健康(南京)，大量北方官民随之南迁，谯郡和苦县一带常为南北战场。东晋建立后，祖逖北伐收复北土，谯郡一带回归东晋。为安置北方流民，东晋不断在南方侨置州郡。建武元年（317年）在谯（今亳州市区）置豫州，晋明帝咸和四年（329）在安徽芜湖侨置豫州，后又在谯侨置陈留郡，苦县所在州郡的行政中心不断东南移。加之永嘉五年（311）石勒在苦县宁平进行大屠丅杀，苦人畏惧西北异族残暴，遂东迁县治于赖乡城。因该城位于谷水之阳，苦县便于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更名为谷阳（南朝《宋书》作“父阳”，晚50年成书的北朝《魏书》作“谷阳”，唐《元和郡县图志》亦作“谷阳”。清末毕沅考证应为“谷阳”。用“父阳”作地名查无出处，“父”、“谷”字形相近，《宋书》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抄写讹误）。《水经注》言谷水东经苦县故城中并在赖乡城南注入涡水，说明苦城不在谷水之阳而赖乡城位于谷水之阳。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当时谷阳县治确已迁至赖乡城。南北朝时期，谷阳县仍处于南朝和北朝交界一带，先后辖于南朝刘宋和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刘宋时期（420～479），陈郡、谯郡一带交替隶属北魏和刘宋，武平也省入谷阳（《宋书》记载陈郡仅有4县：项城、西华、谷阳、长平）；刘宋灭亡后，北魏于正始年间（504～508）年间复置武平。高齐（北齐）年间（550～577），谷阳撤销，其地为武平所属（见《元和郡县图志》）。隋开皇六年（586）复置谷阳时，县治又重新迁回苦城，故《元和郡县图志》言“理苦城”（如果仍在谷阳城的话，就无需写这样了），后又演变为真源县城。此后，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再也没有迁移，故唐代以后史书多记载“真源县东至（亳）州五十九里”。
2.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同地
赖乡城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苦县（谷阳县）的县治所在，也是宋金时期谷阳镇的镇治所在。南宋谢守灏（1134～1212）《混元圣纪·卷之二》载：“苦县东谷阳故城，即古之厉乡城也”。清光绪《鹿邑县志》记载：赖乡、谷阳同是一城；今县城东至谷阳故城10里，太清宫距县城15里。而《濑乡记》记载“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顺治《鹿邑县志》记载谷阳镇在县东十里；乾隆《归德府志·鹿邑县境图》标注“谷阳县”在太清宫之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标注太清宫集距县城12里。综合推断，谷阳故城应在太清宫西南5里以内，其东北部至今还有近万平方米的汉墓群。“赖”、“濑”、“厉”是古代的通假字，三字读音相同。 赖乡、濑乡、厉乡也是同一概念，赖因“其地近涡水，俗遂转而为濑焉”（见《混元圣纪·卷之二》）。赖乡是老子出生地，是历代圣贤、帝王、道家、诗人，乃至一般庶人朝谒的圣地，其名称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其范围始终没有被善男信女们遗忘。正如元《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所言：“赖乡圣迹分明在，亿劫相传不失真。”因此，在古代丅文献里，“赖乡”是老子里籍中出现最早最多的词汇，“苦”、“相”均不及也。东汉边韶定位相县故城选择的参照物就是赖乡（相县“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苦县”一词在东晋咸康三年就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赖乡”一词至今仍然使用。宋代赖乡改为谷阳镇，但当地却保留有“濑水”，《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均有濑水的记载；清乾隆鹿邑知县王世仕《河渠纪略》有濑乡河的记载；光绪《鹿邑县志》有濑水沟、濑乡沟的记载，直到现在，这个濑乡沟仍然存在。目前，凡是知道老子故里在鹿邑者，都会知道这个赖乡的存在。而这也正是涡阳县、谯城区所没有的。
3.苦县故城就是今鹿邑县城
《魏书·卷一百六》载：“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赖乡城”。由于刘宋时期武平省入谷阳，北魏正始年间复置武平县，高齐时期谷阳又省入武平，武平、谷阳两县在历史上时分时合，交替隶属，所以，北齐魏收撰《魏书》时，就把两县地名混淆了，把谷阳县的赖乡城误记到武平县名下。但这也说明，《魏书》所载的苦城与赖乡城（谷阳故城）绝非同一个城池。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也证实苦县故城与谷阳故城并非同一个城池。从地理位置看，今鹿邑县城与苦县故城方位颇合。按《水经注》记载：苦县故城“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西面南门，列道径趣广乡道西门驰道，西届武平北门驰道，暨于北台”。东门通向今鹿邑太清宫镇，南门越过涡水（北魏时涡河流经今鹿邑县城和太清宫之南）通向王皮溜栾台，西南门通向广乡城（赵村）西门驰道，再往西北又通向邱集乡武平城的北门驰道，最后到达玄武镇曹操之“观武台”（《鹿邑县志》记载，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封曹操为武平侯。曹操屯田武平，筑台“观武”，操练水师于玄武湖。今台已废）。从驰道兴废上看，苦县故城的交通网络与鹿邑历史也完全吻合。北魏之前，苦县、宁平、武平三县先后隶属于陈郡、陈留郡（其中苦县在三国时隶属谯郡），三县也均是由秦之苦县分设而成，后又时分时合，联系紧密，所以，苦县故城的东、南、西三门驰道都较发达，其中西门驰道经过广乡、武平，最后到达曹操之“观武台”，成为苦县、武平两县的交通大动脉。而苦县的北部是砦母（今鹿邑县马铺镇附近，《左传》襄公十年，楚子囊、郑国耳伐宋师于砦母，即此），此地春秋时期隶属宋国，与苦县交往较少。直到元代，鹿邑才隶归德府管辖，所以，北门驰道也相对落后，郦道元因而未加详说。从文物胜迹上看，《水经注》言赖乡城“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东北隅的这个“台”，其实就是今天的隐山遗址，古时高达5米多，可谓是“偏高”。苦县故城周边的谷阳台、故台、武平故城、北台等胜迹，与今鹿邑县城周边的隐山遗址、栾台、武平城、玄武观武台等遗址完全吻合，而这些都是涡阳、谯城区所没有的。因此，苦县故城必是今鹿邑县城。近年来，随着涡河航运开发工程和鹿邑项目建设的推进，今鹿邑县城西北和东北部分别发现3处大型汉、唐、金墓葬群；东北部发现汉代陶窑遗址一处；城东发掘战国～汉古墓72座。古代墓葬区一般位于县城东北部或北部，可见今鹿邑县城一带很早就是人类集中居住区，自古就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
4.真源县城也系今鹿邑县城
唐乾封元年（666）高宗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后，真源县城一直设在苦城未有迁徙，后又演变为卫真县城、鹿邑县城。1992年版《鹿邑县志·建制沿革表》真源“治所”栏下标注“今太清宫”也与史不符。这些可从以下史料中加以佐证。一是由谯县故城、宁平故城、鹿邑故城三城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真源县，望，东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词，县东十四里……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二“真源县”条下载：在亳州“西南九十五里”（注：应为五十九里之讹），“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在“鹿邑县”条下载：在亳州“西一百一十七里”（“一百一十七”减去“五十九”等于58，说明唐代真源县城与鹿邑县城相距58里）；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卫真，（亳）州西六十里，六乡，谷阳一镇……鹿邑，（亳）州西一百二十里”。北宋亳州太守欧阳修《游太清宫出城马上口占》诗中曾言“拥旆西城一据鞍”，说明真源太清宫应在亳州以西。《金史卷一一七·粘哥荆山列传五》载：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游骑（元兵）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鹿邑县令向亳州逃跑时路过卫真，说明金代卫真位于鹿邑与亳州之间。综合各种史书记载，可以看出，真源县城应在今鹿邑故城和亳州之间，东距亳州城59里左右，东距太清宫为14里左右，西距鹿邑故城（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58里左右，西南至郸城宁平故城50里左右。尽管古今长度单位标准不一，但相差不会太大。目前，符合这几项条件的有且只有今鹿邑县城一个城池，附近的太清宫镇、安溜镇均不符合这些特征。二是由明道宫、太清宫两宫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明道宫位于今鹿邑县城东关，是太清宫的下院、宋真宗赴真源县拜谒老子时的驻跸之所。据《宋史卷一○四·志第五七》载，大中祥符六年，赵恒“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朝拜老子后“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宋真宗于正月十五日从汴京出发经太康、鹿邑赴真源县朝拜老子，“十九日，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二十二日朝拜老子后“还奉元宫”；二十三日，“发卫真县”，“次亳州”。
说明宋真宗下榻的奉元宫就位于真源县城。正式朝拜的那天，“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说明太清宫距奉元宫十多里，而今明道宫与太清宫直线距离为10.6华里，两者完全吻合。如果当时真源县治设在太清宫或今鹿邑县东十里，那么，宋真宗“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时，就已至奉元宫东五里，怎么还会出现“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难道半路上再折回不成？“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岂不也跑到太清宫东七里开外？《金续修太清宫记碑》也载：金代太清宫重修时，募化所得“莫可胜计”，“由县西乡东入太清，前车已抵宫而后车未出县”，与现今太清宫及鹿邑县城的情况完全吻合，也说明金代卫真县城就是今鹿邑县城。 三是现存遗迹昭示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今鹿邑县城东南4公里堌堆洼村仍有唐陇西夫人墓?#65310;荨冻轮尽贰⑶ 豆榈赂尽芳窃兀媚褂诿鞒珈跏辏?640）重修鹿邑砖城时被发现，后改葬城东堤内黑龙潭之东南。由墓志铭可知，墓主人陇西夫人为唐代宗室李氏之女，陇西人士，其高祖封燕王，曾祖做过银青勋禄大夫，祖父初授真源令，父迁真源丞。陇西夫人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以疾卒，时年22岁。真源县令之女孤单一人客死他乡，其父不可能把她远葬，必把她葬于真源县城附近。明万历二丅十年（1592），鹿邑县城西北也曾建有精忠祠，以纪念唐代真源县令张巡。这说明，明代也把鹿邑县视为真源县，把今鹿邑县城视为真源县城。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卷第二十》也载：“卫真县，本苦县城”。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卫真县城、真源县城、苦县县城、今鹿邑县城，四城确系同地。
5.今鹿邑县城并非元初平地新建的县城
近代以来，有人主张今鹿邑县城既非古代的鹿邑县城，也非卫真县城，更非苦县故城，而是元代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重新选址，在第三地新建的县城。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元史》仅载“卫真入鹿邑”，未涉及两县合并时县城迁移情况，但鹿邑县志对此略有记载。《许志》载：“元初避水东迁，今地并卫真，仍曰鹿邑，而旧鹿邑废。”“鹿邑”之名比“卫真”、“真源”等县名要早许多年，因而合并后采用“鹿邑”为县名。“卫真入鹿邑”，按常理应继续使用原鹿邑县城，但由于金元社稷转移之时，鹿邑、卫真两城“皆残毁无居人”（见《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后又经河涡合流冲刷，两城已都不能使用，无论利用哪一个作县城，都得重新建设；两者比较，卫真县城更靠近州治亳州，且张柔镇守亳州重修太清宫、明道宫时已对其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下面在涡河改道中还要论述），水患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于是合并后就利用了卫真县城。所以，从县城沿革上来说，实际上是“鹿邑入卫真”。正是这一用“鹿邑”之名、用“卫真”之城的合并结果，迷惑了古今不少学者。大凡主张今鹿邑县城系平地新建者，往往是受旧志“迁建”一词的影响。其实“迁建”并非就是选择第三个地方建，从鹿邑挪到卫真，在卫真县城原址上兴建新的鹿邑县城，对“鹿邑”来说不正是迁建吗？试想，如果合并时两个县城都弃之不用，重选新址，白手起家，平地造城，这符合一般人的逻辑吗？
6.个别学者把“今鹿邑县东十里”误作苦县故城的原因
一是由“鹿邑”地名演变造成的。鹿邑、卫真两县合并之前，鹿邑县名称数易、县城数移。《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县西十三里。俗名牙乡城，春秋时鸣鹿邑也。武平故城，县东北十八里”。《太平寰宇记》记载与此类同。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武平为鹿邑，在“故鹿城地”置县，治所西迁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今人则称之为鹿邑故城）。唐宋金因之，而当时的所称的鹿邑故城则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城，史书又称牙乡城、虎乡城、鸣鹿邑、名城，《水经注》中“濄水又东迳鹿邑城北”即此，今人则称其为鸣鹿故地（今鹿邑辛集东北）。古今鹿邑的县城实际是这样变化的：春秋战国时在鸣鹿邑（今鹿邑辛集东北）；西汉时在宁平（今郸城宁平）；东汉至南北朝时在武平（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村）；隋至元初在鹿邑（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东迁卫真至今未变。从古至今，今鹿邑境内先后出现三个“鹿邑城”，即鸣鹿故地、鹿邑故城、今鹿邑县城（参见附图2:城父、义门地理位置图）。古代苦县在鹿邑县（合并前的鹿邑）东，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真源县城与鸣鹿故地相距71里；按《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清初顾栋高撰）等记载，苦县故城与“鹿邑城”相距70里。与苦县同期的鹿邑城系鸣鹿故地，所以，苦县故城应在鸣鹿故地东71里，《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等史书所言是一致的。但以不同的“鹿邑城”为坐标，就会出现不同的苦县故城：以鸣鹿故地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是70里外的今鹿邑县城；以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在70里外的今鹿邑县东十里太清宫镇境内，与谷阳故城、赖乡城同地；以今鹿邑县城（卫真县城）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移到70里外的亳州东十里了。清代以后，“鹿邑城”的迁徙已鲜为人知，史书中出现不同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由赖城、赖乡、赖乡城等三个地点误会成同一个地点造成的。《水经注》记载，“濄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濄也。濄水又南东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濄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谷水注之……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谷水自此东入濄水”。这一段记述的是死涡于赖城注入谷水，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然后在赖乡城南注入已绕过苦县故城南的另一支涡水。按照郦道元的叙述来画一张河流水系复原图，就会发现，只有苦县故城与赖城南北紧邻才能完成这种互相注入的复杂流程。如果赖城、赖乡、赖乡城均系同一地点的话，苦县故城就必须东迁到赖乡才能使谷水既经苦县故城又经赖乡城南。但《水经注》中有一句话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郦道元对“苦县故城”的解释：“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这就告诉我们，新莽时期苦县更名为赖陵，那么，“苦县县城”就谓“赖陵县城”，“苦城”也就是“赖城”。王莽之后，仍有人沿袭这一称呼。《水经注》中这个“赖城”就应是新莽时期的苦县县城，而非苦县东部的“赖乡”或“赖乡城”。死涡在这里注入谷水后，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然后又东流到10里外的赖乡城南注入涡水。
由此可见，《水经注》注录的谷水、涡水流经的城乡胜迹与今之鹿邑完全吻合，苦县故城当在今鹿邑境内。经考证，今鹿邑西关遗址就是汉苦县故城遗址，位于县城西南部，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保留有汉代丅文化层1米左右，其东北部至今仍有河道与护城河相连，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钟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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