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钰

赖乡、濑乡、厉乡是老子里籍出现最多的词汇，三者字形不一，但本义相同，读音一样。这三个词比苦县出现的频率还高，比谷阳、真源、仙源、卫真出现的频率也高，比“相”出现的频率更高。直到今天，鹿邑县太清宫镇仍有濑乡沟存在。“曲仁里”也是老子里籍出现较多的词汇，比“相”出现的频率也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鹿邑县城东门内的老君台正门牌坊上仍有“地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宫”的对联。但涡阳、谯城却对赖乡和曲仁里视而不见，单单对“相”字情有独钟，对老子里籍中从未出现的“沛”字更是奉若至宝。其原因很简单，古代“相”有陈国相邑、宋国相子城、淮北相山、苏州相城、内黄相邑，“沛”有齐国沛泽、秦朝沛县、西汉沛郡、东汉沛国，这两个地名都有多种解释，可以任意附会。抓住这两个词，就可以偷梁换柱把老子出生地由鹿邑转移他处，就可以把涡阳、谯城区打造成老子故里。
二、暗度陈仓
接下来，涡阳说就采取四大步骤，把老子故里由河南鹿邑搬到安徽涡阳。第一步是“明沛暗相”。在老子里籍问题上，司马迁《史记》记载非常清晰，县、乡、里都有，但涡阳说就是不认这一壶酒，偏偏要从《庄子》寓言中寻找证据。虽然庄子从未谈过老子的里籍，但涡阳说通过对孔子“南之沛见老聃”等语句的巧妙解释，成功地在司马迁所参考的书籍中发现了司马迁所没有“发现”的信息，明确提出“老子沛人”。而这个沛是什么地方呢？涡阳说认为这个沛不是春秋时老子的隐居地沛泽，也不是小沛（今江苏沛县），而是大沛，也就是老子亡故300年后西汉所置沛郡的治所相县（今属安徽淮北）。第二步是“明相暗‘袲’（袳）”。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如果以为涡阳是义务帮助淮北来争老子故里，或者以为涡阳是为了揭开所谓的“千古之谜”而提出老子是沛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并非涡阳的最终目的。因此，涡阳说并不承认大沛相县的地望在人们公认的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而是认为“相”乃是“袲”（同“袳”）”。而“袲”在哪里呢？涡阳说认为，《春秋·桓十五年》有记载：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会于袲，伐郑。”杜预注：“袲，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第三步是“明袲暗丹”（丹城）。接着，涡阳说就抓住“沛国相县西南”中的“西南”两个字做文章，认为今涡阳县境内的丹城镇也在沛国相县西南，因而也就是“袲”。然后又以《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所注“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者也”为论据，以涡阳县丹城镇有17个相氏村庄作佐证，回过头来再把丹城镇解释成“相”。这样通过不同的史书标准，就把本属淮北的“相”先转换成“袲”，后转换成“丹城”，硬说丹城属“相”，把淮北相县隔着“铚（今安徽濉溪临涣）”拉到了50公里以外的涡阳丹城，完全无视史书中白纸黑字的注释。《大清一统志》云：“袲在安徽省宿县西南”、“相在宿州西北”。“袲”和“相”的方位就不一致，二者显然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涡阳说转而又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袲”的注释“春秋宋地，在今安徽宿县西。杜注，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把“袲”解释成“相”县西南所管辖的一个地方。即便如此，“袲”也应该在“铚”以北，西南不能越过“铚”——因为人们习惯上都是以距离最近的参照物来描述事物，“相县西南”应还在相县的辖区范围内，中间不能越过与相县平级的其他单位。相、铚乃是战国后期同时存在邑，要是越过了铚，就不说相县西南而直接说铚县西南了，何必再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呢。查有关史料，“袲”的具体地望在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丹城集只是南北朝时期临涣郡丹城县的县治，秦代以前隶属于铚县，两汉在此设置郸县，东汉末为曹腾的费亭侯故邑，从未辖于相县。说丹城集就是袲或者相，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管臆测，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第四步“明丹暗雉（雉河集）”。涡阳说把相拉到丹城还不行，因为丹城距离涡阳县郑店还有七十华里上下的路程，还达不到其最终目的。于是，涡阳说就以古代地广人稀为借口，把相县又从丹城拉到了雉河集以北的天静宫。这样经过四次梯次移位，老子故里从河南鹿邑跑到江苏沛县，从江苏沛县跑到安徽淮北，又从淮北跑到涡阳丹城，再从丹城跑到涡阳闸北，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了雉河沿岸的天静宫，其手法可谓是精妙绝伦、天衣无缝。但查遍史书也找不到沛郡相县在春秋时就称“沛”的历史依据来，找不到沛郡相县越过銍县管辖到涡阳天静宫一带的历史依据来。沛郡的相与萧（今安徽萧县）紧密相邻，在南北朝时期合并到彭城郡承高县（由萧演变而来），就说明这个县的面积的确很小。如果这个相县能越过临涣管辖到谯郡天静宫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合并到萧县的。

三、瞒天过海
就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和有关历史，隐瞒有关史料。鹿邑、谯城、涡阳三县区的古代称谓和历史沿革史料所载甚明，但涡阳县在公开的资料中却遮遮掩掩，生怕被人知道。目前，查涡阳政府网站和百度词条中关于涡阳历史沿革的介绍，最多也不超过360个字（改版后的政府网站还不到80字）。虽然也称“涡阳县历史悠久”，但在介绍完隋朝时期的称谓之后，直接就过渡到清朝同治年间，唐、宋、元、明至清初1200多年的历史只字未提。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涡阳的历史真相公布后，假老子故里的面目将暴露无遗，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涡阳在唐宋元时期隶属于城父、临涣、山桑的历史，欲把涡阳改装成为古代的真源、卫真。特别是涡阳说对苦县历史沿革的考证十分可笑：“汉——苦县；魏——谷阳；隋——谷阳；唐——真源；宋——卫真。清代为涡阳县”（见上海高级工程师王振川《“老子故里”之我见》）。宋代的卫真县越过金代、元代，直接跑到了清代，地理位置上也跨过亳州城，由鹿邑跑到了涡阳。元代卫真县的情况为什么隐瞒不写呢？因为《元史》明确记载元初卫真合并到鹿邑县了。如果把这一段历史显示出来，涡阳怎能改头换面成为卫真县，怎么还能忽悠住读者？
涡阳天静宫是北宋时期神仙家假造的李母感星之所，是与老子出生地鹿邑太清宫同时并存的宫观，北宋贾善翔《犹龙传》、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宋末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史料对此均有记载。这些史料均比元末张起岩《亳州天静宫兴建碑》要早，但涡阳方面却隐瞒不用。因为如果把天静宫定位为李母感星之所，就无法再冒充老子出生地了。
涡阳天静宫自诞生之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一直就没有九龙井，《亳州天静宫兴建碑》（元代张起岩1332年撰）、《亳州志》仅记载其有炼丹井，从未记载其有九龙井；《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也一致记载九龙井在鹿邑。但涡阳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考证”出“九龙井”来。对于这九口井的来历，涡阳方面向来讳莫如深。但当地许多人心中清楚，那九口井其实就是明清当地驻军所挖的吃水井，与老子出生地没有任何关系。明代涡阳所在的凤阳府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天静宫的北边就是清末捻军首领张乐行的行宫，南边的雉河集就是捻军根据地。天静宫周边至今仍有许多村庄保留着当年驻军时的旧称。古代没有自来水，用三五口水井供养几万人马吃水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是天静宫之南水井较多的原因。天静宫所在的郑店村大多数为郑氏人家，“郑店”即因此得名。但涡阳县为了附会“正殿”一词，一直谎称“这个现有1000多居民的小村中，并无郑姓人士”。宋元时期，天静宫所在地系城父县福宁镇，与老子故里苦县赖乡曲仁里是同时并存、截然不同的两个地点。天静宫原是供奉东岳大帝的庙宇，又称天齐庙。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北宋天齐庙改奉老子后，老庙未敢拆除，故今人称其为“老子老庙”。这些也无一例外地被涡阳隐瞒。
《亳州天静宫兴建碑》是天静宫最古一碑，对明清两代文献影响甚大，是“涡阳说”的原始依据。但涡阳方面对其碑文却不敢完整公布。该碑第二段云：“天静宫道士牛志春，涉河而来，致提点刘道广之词曰：‘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也’。我师徒经营三纪……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敢请志之。志春，余华不注里人，跋涉千里者再，嘉其勤，不容辞”。张起岩明确告诉世人，他是受老乡之邀，人情难却，不得已才撰文（并非涡阳县自称的“敕修”），所谓的“老子所生之地”，只是转述刘道广的话而已。但涡阳说却瞒天过海，仅仅“精选”其中的一句“天静宫老君所生之地也”进行宣传，因而也蒙蔽了明清以来的许多史学家，使原本唯一而清晰的老子里籍问题又多出了一个答案。《大明一统志》载：“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张起岩撰碑。”但涡阳说仅仅引用前三句，后两句一概省略。因为如果把“张起岩撰碑”这句话也写上，涡阳老子故里的造假过程就被一览无余了。纵观历史，其造假过程归纳起来其实也很简单，是“渐进式”的，第一步是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把天静宫自封为“李母感星之所”，借助大臣丁谓骗取皇帝的信任获得重修；第二步是在元至顺三年（1332）请张起岩转述刘道广的话，把天静宫升格为“老子所生之地”；第三步是在明天顺五年（1461）由《大明一统志》照抄张起岩的碑文，把刘道广的话变成张起岩的话；第四步就是近现代那些地方观念极强的人士以讹传讹、完善“证据”、制造舆论。于是，一个道听途说、以伪乱真的假老子故里就这样在明清以后的天静宫诞生了。

四、以今断古
在老子故里这个历史地理课题上，不知涡阳说、谯城说是有意还是无意，总爱用静止的观点来看问题，完全忽视古今地名的变化，坚持用今天的地理观念去匡比古代的情况。有的认为今鹿邑与亳州相距不到60华里，古代地广人稀（注：其实是小国寡民），鹿邑东部不可能存在谯县故城、苦县故城、相县故城、今鹿邑县城等四个古代城池。这是其“静”观历史的结果。研究历史不同于搞设计，仅有空间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时间概念，这样才能形成三维空间。在从春秋到元代2000多年的时间段里，在东西60多华里的土地上（暂按一条直线），先后出现4个名称不一的县城何奇之有呢？相县、苦县、真源县（今鹿邑东部）实际上不同时期存在的同一个县，管辖方位都是今鹿邑东部一带，只是县城有所迁移而已。从春秋至今，先后出现四个管辖范围不同的“鹿邑县”，第一个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县”，管辖范围大致在今鹿邑西部一带；第二个是隋朝至元初的“鹿邑县”，管辖范围大致在今鹿邑西部和郸城西北部一带；第三个是元代至元二年（1265）至民国时的“鹿邑县”，管辖范围包括今鹿邑全境和郸城中北部一带；第四个是今天的“鹿邑县”，仍然管辖着古代的老子故里太清宫。从南北朝至清朝，“亳州太清宫”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由于明代以前老子出生地太清宫一直隶属于亳州，也是亳州境内唯一的太清宫，所以，该太清宫就被称为“亳州太清宫”，在隋朝以前又称“谯郡老子庙”、“谯郡老君庙”（注意：不是谯县老子庙）。这些地名变化本系平常，但因鲜为人知，却被今人拿来做文章。谯城说认为，既然亳州太清宫是老子旧宅，亳州也是谯城区，那么老子就应该是今天的谯城区人。涡阳、谯城两地在反驳鹿邑时，也总爱把鹿邑偷换成武平，拿元代合并前的鹿邑来代替今天的鹿邑，使那些不了解鹿邑历史的朋友还真的以为鹿邑不是老子故里。
涡阳说、谯城说还拿今天的史书去否定古代的史书。比如在真源县位置的记载上，《涡阳县志》黄佩兰本记云：“李先芳《重修玄帝庙记》据旧志义门集即唐之真源县，以近老子天静宫故也”。李先芳是明嘉靖年间亳州知州，他对天静宫考察后在《亳州志》卷四上如是记载：“近指天静宫为苦县、义门镇为真源，恐未然”。《重修玄帝庙记》中所说的旧志就是李先芳自己也并认可的明弘治凤阳府志《中都志》。但该书却成为今天涡阳说者的有力证据。唐代的真源县自有唐代的史书来记载。唐《元和郡县图志》云：“真源县，望。东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春秋时属陈……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祠，县东十四里……李母祠，在县东十四里”；“城父县，上。西北至（亳）州七十九里。春秋时陈国之夷邑……涡水，西北自谯县界流入”。这诸多要素汇集到一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涡阳县都与真源县沾不上边，义门集也甩不掉城父县这顶帽子。涡阳说依据的主要史料是《大明一统志》、《江南通志》、《中都志》、《亳州志》，这些史书仅就成书时代而言，均是明清以后的产物；就史书类别而言，也非国家官修正史。《大明一统志》向来被史学界称为粗率之作，《江南通志》、《中都志》、《亳州志》均为地方志，《肇域志》为别史。这些史书怎能与《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诸多明代以前的国家官修正史及北魏《水经注》、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等国家地理总志同日而语，其中《史记》乃为“史家之绝唱”，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考证历史，凡国史、方志中有记载的则先以国史为准，次以方志为准。就年代而言，应以最早的为准——虽然不是原始记录，但毕竟是最早的记录。然而，涡阳、谯城两地则反其道而行之反，岂不令人怀疑其考证的真实动机。明清时期的涡阳说者编造的“史料”成为今人的“有力证据”，今天的涡阳说者编造的“史料”可能也会成为若干年以后有些人的“有力证据”，如此循环往复，似无尽头。但这些史料始终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在利用“逆推法”来考证时，中间所缺环节太多，因而最终都是徒劳的，都会被戳穿的。

五、断章害义
就是在引用史料时，撇开全文不谈，仅仅摘出其中的几句来加以附会，完全歪曲史料作者的本义。例如，涡阳说在引用《水经注》时，只摘出“濄水处其阳”、“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老子生于曲濄间”等几句，而对涡水过老子庙后须先经相县故城南、再经“谯县故城（今亳州城）北”等地方才能流入到涡阳城北却避而不谈，原因是害怕人们识破真实的老子故里在谯县故城以西，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谯县故城以东；对“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等讳莫如深，原因是天静宫之东自古就没有涡水流过，与郦道元所载明显不符。在引用边韶《老子铭》时，只摘出“老子，楚相县人也……濄水处其阳”一句，而把中间的“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16个字以省略号代替，目的是为了把苦县的前身相县与淮北的相县加以混淆，利用涡阳距后者相对较近的地理位置，依傍后者把涡阳假造为老子故里。
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中引用魏文帝的《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这是佛教典籍中的标题，在道教典籍中的标题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在老子庙前的石阙上所刻标题也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考证老子故里时还这样说：“魏文帝曹丕曾到苦县赖乡察看。他并没有被赖乡的老子生地说吓倒，下令豫州刺史宣告吏民不得‘妄往祷祝，违犯常禁’。曹丕指出，‘此亭当路，往来者辄往瞻视’，道出了赖乡老子祠影响大的客观原因”。从孙教授断章取义论述的这一段话来看，很显然是想把人们引导到“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上来。但查阅魏文帝的原文，与孙教授的本义完全不同。原文如是说：“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劈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安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汉桓帝在苦县公开祠老子后，东汉道教盛行，但道教太平道首领张角却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秘密活动，发动了黄巾大起义。曹操把黄巾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曹氏政权已坐拥天下，但因害怕别人故技重施颠覆自己，所以，对神仙之事讳忌尤甚。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光和末，（曹操）迁为济南相，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注引《魏书》曰：“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淫祠由此遂绝。”可见曹操对诱发黄巾起义的道教采取了强硬措施，所到之处，“皆毁坏祠屋”，若非老聃是贤人，苦县老子祠也难以幸免。魏文帝与曹操观点类同，称帝后重视儒家礼教，认为老子只是古之贤人，位居圣人孔子之下，对贤人可以尊重，但不准当作“神”来立祠祷祝。因该老子祠位于官道旁边，行人总爱前往瞻视，而楼屋损坏严重，所以才令人修整。但当他登基三年，再返谯都路过苦县时，看到这个幸存下来的老子祠经过修缮非常规整，不断有人瞻视，十分害怕这个老子庙会被小人利用，故下诏严加防范。黄初五年又下诏在魏国全境严禁民间祭祀活动，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见《三国志 魏书二 文帝纪》）。显而易见，魏文帝下诏禁止“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并非是针对苦县老子祠的，魏国全境莫不如此。从汉桓帝祠老至魏文帝时期，老子祠经受几十年的旺盛香火，声誉鹊起，附近修建官道乃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此亭当路”的原因。魏文帝虽认为老子“未宜先孔子”，但一句“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道出了苦县老子祠的确就是老子出生地——因为“鲁郡”是孔子的故里，把孔子与老子对比到一块，由孔子故里自然就联想到老子故里，这一句的潜台词很明显就是“陈郡老子庙已整修一新”。此诏“不毁其屋”中的“其屋”二字也说明这个老子庙就是老子故宅。这些都说明今鹿邑太清宫在三国时仍被人们视为老子故里。而涡阳天静宫始建于北宋，北宋之前没有任何关于涡阳天静宫的记载，并非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因路途不便才被人遗忘。天静宫所在的城父和临涣县（铚县）历史悠久，是安徽地区可考的早期县之一，历史上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天静宫临近的下城父与城父并称，也是个繁华的聚落，素有“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称誉，如果北宋之前那儿的确有天静宫存在的话，肯定是隐瞒不住的。因此，三国时期涡阳县闸北镇一带绝对没有老子庙存在。但这也许正是天静宫所幸运的。以三国时的历史背景，以魏文帝这样的治国理念，如果天静宫在三国时就开始象北宋时那样自封为老子“感星之所”、象元代时那样假造老子生地，魏文帝就不仅是下诏禁止吏民前往祷祝的了，肯定还会下令拆除庙宇、毁坏祠屋的。

在引用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对老子里籍的解释时，涡阳说还紧紧抓住“相近”一词大作文章（[正义]曰：按：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歪曲作者本意，认为涡阳与西汉的诸侯方国楚国都城彭城相近，鹿邑相对较远，因此，苦县就是指涡阳。众所周知，“远”和“近”只是相比较而言，在元代以前，老子故里尚未有任何争议，苦县的位置也未有任何争议，不存在真源与城父争老子故里的事情，所谓的“相近”，绝非是《史记正义》作者在比较真源、城父两县与彭城远近后得出的结论。当时《史记正义》作者心目中的苦县位置只有一个，在与全国总体情况作比较的情况下，今鹿邑完全可以称得上与彭城“相近”。西汉郡国废设比较频繁，司马迁编修《史记》时，吴楚七国之乱已经平息，虽然当时楚国辖境已经缩小，但具体变化史书未载。根据1986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竹简推测，《史记》成书前，沛郡可能仍是楚国的一个支郡，仍隶属楚国，而苦县就在沛郡与淮阳郡交界一带（《鹿邑县志》记载此时苦县隶属沛郡），《史记正义》的作者怀疑苦县这时隶属楚国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绝对没有排除今鹿邑一带就是苦县，也没有怀疑古代苦县在谯县以西，更没有认为城父一带就是苦县。退一步来说，如果按“距离彭城远近”这一标准来确定古代苦县的方位，即使按今天的版图，再选10个县区也轮不到涡阳。
六、移花接木
自《史记》成书以来，鹿邑、苦县的历史沿革及鹿邑太清宫的历史沿革都有国家官修正史明文记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涡阳县也想把自己打造成古代苦县，把天静宫打造为东汉老子庙，但所持文字证据均是明代以后的，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于是就生拉硬扯，移花接木，拿别人的史料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涡阳说在介绍天静宫时，引用完《大明一统志》有关条文之后，就开始强拉硬配顺杆爬，直接跳跃到汉朝，声称“在汉为老子庙”（而明崇祯年间方震孺撰《天静宫重修碑》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两者相互矛盾），却不知是哪一本史书上记载的、在什么朝代、由谁把老子庙改为天静宫的（实际上也根本找不到）。对天静宫的建设时间和历史沿革，则采取拿来主义，直接把苦县老子庙（真源太清宫、鹿邑太清宫）的资料搬来就用。如明成化《河南通志》载：“太清宫，在鹿邑县城东一十里老子所生之地，汉延熹间创建。”而《亳州志》载：“天静宫，在州东一百二十里。汉延熹八年建。”比河南记载得更具体。很明显，这个“汉延熹八年建”是根据汉桓帝到苦县祠老子的时间推出来的，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天静宫建于汉延熹八年。当时亳州的同志也是按此上报大清帝国有关部门作为修志参考的。但大清帝国有关部门确实是国家级水平，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汉桓帝于延熹八年正月就开始祠老子，而天静宫延熹八年才建设岂不误事，于是就果断地在《大清一统志·颍州府》中把天静宫建设时间改为“汉延熹七年建”。但这样做仍无济于事。因为《水经注》记载，汉桓帝永兴元年（152）谯令长沙王阜在苦县李母冢东立《老子圣母李夫人碑》（《李母庙碑》）；东汉建和三年（149）陈相孔畴在老子庙东侧建一座孔庙。唐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有《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贼验》云，“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祖老君降生之宅也……其古迹自汉宣、汉桓重修葺”，这说明老子出生地之老子庙在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就已经存在了。天静宫至少又晚了210多年，怎么能与东汉老子庙攀上关系呢？
天静宫考古发掘的有些东西与自己的史料无法相互印证，也拿鹿邑的史料来补证。但又不敢承认是鹿邑的史料，仅称其为“与有关老子建祠的记载年代大体吻合”。史书“有关老子建祠的记载”不仅记载有时间，而且记载有地点，这个地点就在谯县以西的苦县。而谯县以西的老子祠会与谯县以东的涡阳有关吗？鹿邑老子祠会与涡阳有关吗？鹿邑与涡阳相距甚远，虽然历史上曾同时隶属亳州，但二者始终未能相邻。《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二年（743）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九月“谯郡紫徽宫（注：应为紫极宫）改为太清宫”。《新唐书》在真源县条下注曰：“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这说明老子出生地之苦县老子祠在唐朝时就已改为太清宫，宋金元明清一直到今天仍沿袭未变。而涡阳天静宫最早见于北宋贾善翔的《犹龙传》，北宋以后是与真源太清宫同时并存的两个宫观，在此之前既没有老子祠改名为天静宫的记载，也没有太清宫改名为天静宫的记载。苦县老子祠与涡阳天静宫无论是坐落地点还是庙名均不相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宫观。所以，即使涡阳的考古发现与苦县老子祠的史载“年代大体吻合”，但由于“地点完全不吻合”，也绝对不能把苦县老子庙的史料拿来使用，更不能把天静宫强附为“太清宫”。涡阳的考古发掘与亳州城圣祖殿、与湖北麻城市五脑山道观等道教遗迹的建设年代也大体吻合，难道就能说明涡阳天静宫就是亳州圣祖殿或五脑山道观吗？也不能，因为地点不吻合。鹿邑太清宫的史料对于涡阳来说除了造假时可供参考外，对证明其系汉代老子庙帮不上什么忙。

涡阳一中杨光同志在《老子生地考辨补证》一文对“废苦县”的考证中也存在这一现象。该文主要引用的是近年出版的《肇域志》（明末清初炎武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笔者没有找到这本书，仅从杨光同志引用的几条来看，该书明显存在句读不分和自相矛盾之处。《肇域志·河南·归德府》云：“鹿邑县 府南一百二十里。东汉武平县。《左传·成公十六年》：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汉苦县，在东七十里。郸县，在西南七十五里郸城集。武平县，在西北四十里”。以上不足70字，对“武平县”竟介绍两次，一个是“东汉武平县”，一个是“武平县”，不知后一个武平县又是什么时候的呢？再分析其中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汉苦县，在东七十里”一句，标点也明显不对，应为“《左传·成公十六年》：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汉苦县在东七十里”，鸣鹿故地在今鹿邑县城西70里，鸣鹿故地东70里就是今鹿邑县城。《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亳州》又云：“元亳州，属归德府。本朝改为县，隶开封府归德州。洪武六年，改隶颍州，属凤阳府。……废苦县，在州东十里。废武平县，在州西。”武平县本在鹿邑县城以西却变成了亳县以西；苦县在亳县以西的鹿邑县已经介绍完了，却又跑到亳县东了。在同一本史书里，苦县、武平既隶属于鹿邑，又隶属于亳县，自相矛盾。而由苦县演变的谷阳县、真源县、卫真县却被凭空吃掉，在亳州、鹿邑两县条下都没有介绍。很明显，这是作者把今鹿邑县城误作为“鸣鹿”故地而导致的。苦县在“鸣鹿”故地东70里，把“鸣鹿”故地向东平移70里，苦县当然也会随之向东位移70里，这样苦县就从鹿邑县城挪到了亳州东10里，这就是《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亳州》中“废苦县，在州东十里”的来历。亳州历史悠久，春秋时就称谯城，亳州以东50里之内一直都是谯县管辖的地盘，曹操的家乡就在那一带，如今却成了苦县的地盘，令人匪夷所思。但就是凭这个自相矛盾的书籍，杨光同志却得出了“废苦县在（亳）州东十里”的结论，并谓之“有地理志记载可查的”。接着，就使出移花接木的“考证”方法来，把苦县的历史沿革史料完全照搬用上了。只是那些史料没有一个是说苦县位于亳州以东的，均与亳州东的假苦县接不上茬。不知在杨光眼中这个位于亳州以东十里的苦县演变为谷阳后，在南北朝时是如何隔着亳州城合并到武平的；演变为卫真后，在元代又是如何隔着亳州城合并到鹿邑的。
七、屈论强解
就是于无疑处且生疑，生拉硬扯，穿凿附会，从别人司空见惯的文字中考证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但这些文字往往朝哪个方向都可以解释，因此，涡阳说、谯城说费尽心思找出的证据常常被他们自己推翻。如谯城说拿明朝正统年间刘昌的咏《太清宫》“遗宅荒凉在近郊”中的“郊”字来证明今亳州城北的三圣庙就是昔日的亳州太清宫。他们认为今鹿邑太清宫不在亳州郊区，因而不可能是亳州太清宫。其实，文学语言不同于史学语言。在诗人笔下和文学作品中，夸张的修辞手法随处可见，“郊”的范围可大可小。有些词语也有特定的环境，不能仅看字面意思。比如“天子脚下”总不能解释为皇帝脚下的方寸之地，整个京城都可以称为天子脚下；“皇帝身边”也不能就解释为皇帝周围1米安全感范围之内，整个皇宫甚至整个京城都可以称为“皇帝身边”；“荒郊野外”也不能解释成城市的郊区，而是比喻无人居住的野外。刘昌时任河南提学副使，其咏《太清宫》的立足点是河南鹿邑县城而非安徽亳州城。太清宫位于鹿邑城东十里，在刘昌眼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县城的近郊。
曲仁里就是曲涡间，也是老子出生地。涡阳没有曲仁里，就拿曹丕《临涡赋》“荫高树兮临曲涡”一句来说事，引经据典，把“曲涡”解释为“曲涡间”。其实，中国词汇内涵丰富，往往一字之差，含义就有天壤之别，又被宋真宗称为“涡曲神区”，是蜿蜒曲折的涡水中的一段，而“曲涡”则是指整个蜿蜒曲折的涡水，从河南扶沟源头到安徽怀远入淮口均可以成为“曲涡”。作为整个“曲涡”的一部分，“曲涡间”怎能等同于“曲涡”——这就如同“长江口”不能等同于“长江”一样。北魏时老子出生地既处在涡水之北，又处在涡水之西，而今涡阳天静宫之东压根就没有涡水流过，怎么可能会存在所谓的“曲涡间”呢？

涡阳说还拿《列子·仲尼》记载的陈大夫聘鲁，撇开老子推荐老聃弟子亢仓子（庚桑楚、庚桑子）为陈国圣人一事得出结论：“老聃肯定不是陈国人”。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一是因为“圣人”的含义有多种。“圣”字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下面一个“人”，上面是一个“耳”，意为听力好者为圣人；另一写法是下面一个“人”，上面是一个“耳”和一个“口”，意为听力好、口才好的是圣人。合起来就是耳聪目明者就为圣人，并非就是智慧最高者才算圣人。庚桑子“能以耳视而目听”，当然就是圣人。一个国家也并非只有一个圣人。二是因为老子与孔子的身份不同。老子任周室守藏史，是“京官”，可以视为是周室的人，而孔子任鲁国司寇，是地方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也是把老子作为周室的人看待的。如果陈大夫把老子作为陈国人推荐出来与孔子比试高低，鲁国人当然也不服气。但涡阳说还不死心，又根据《庄子·庚桑楚》中庚桑子与南荣趎的对话“子胡不南见老子”，断定陈大夫推荐圣人时，老子一定居沛，陈大夫应该知道其踪迹。但仔细阅读《庄子·庚桑楚》篇的每个字，即使《列子·仲尼》、《庄子·庚桑楚》所载都确有其事，即使这两个事在时间上确实衔接（这两个事件均没有具体时间记载），即使庚桑子居住的畏垒山就是鲁国的一座山（实际上并没有资料证明畏垒山就是鲁国的，这完全是涡阳说的猜测之词），也丝毫不能得出陈大夫推荐圣人之事发生在“老子居沛之时”，只能推定此事发生后的三年老子居沛——因为《庄子·庚桑楚》言之甚明，庚桑子推荐南荣趎见老子时，已在畏垒山隐居三年。因此，以这个事情来否定老子是陈国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涡阳说还认为老子姓老不姓李。其理由是“先秦诸子都是举其姓而称子。如孔丘——孔子、孟轲——孟子、墨翟——墨子、惠施——惠子、庄周——庄子、韩非——韩子、荀卿——荀子，无一例外。老子自当是以老为姓，断无可疑。”请问涡阳说者，按此逻辑推理，箕子应该姓“箕”才对，怎么会姓子名胥余；鬼谷子也应姓“鬼谷”才对，怎么会姓王名诩；微子应该姓“微”才对，怎么会姓子名开（启）呢？
八、无中生有
涡阳说、谯城说缺乏实物依据，就用指鹿为马、以无说有的办法来“考证”老子出生地相关物证。他们以自己假定的老子故里为原点，以当代涡河为轴建立坐标系，看到史料中老子故里有什么特征，就在今涡阳和谯城区境内找一个东西，张冠李戴，硬说是史书所载的物证。如涡阳说把武家河指为古谷水，把天静宫指为太清宫，把玄帝庙指为玄元皇帝庙，把尹孤堆指为尹喜墓，把丹城镇指为相县，把义门镇指为真源县城，把老子生地“曲涡间”指为亳州以东与涡水相接处，把明清时期屯田驻兵给养部队的九口井指为“九龙井”，把涡阳相老家的“相氏祖茔碑”指为“孔子问礼于老子”碑，把所谓的流星园的“老子□□”残碑指为“老子故里”碑，把残缺的“混元降□”碑指为“混元降生”碑；谯城说则把惠济河指为古谷水，把安溜镇指为苦县故城，把亳州城北的“三圣庙”指为亳州太清宫等等。乱点鸳鸯，玩弄史料。看起来“论据”是完善了，但其真实性却有问题。这些论据没有任何文献作为依据，只是向壁虚构的故事。老子出生地“太清宫”是唐朝皇帝册封的名称，是个神圣的称号，也是历史的产物。明方震孺《天静宫重修碑》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虽然建庙时间与史不符，但最起码承认了天静宫自建设之初就一直谓为天静宫，并非叫作“老子庙”或“太清宫”。民国涡阳知县黄佩兰1924年编纂《涡阳县志》时，出于争老子故里的需要，以紫乱朱，把天静宫记为“俗称中太清宫”，挂上太清宫的招牌、贴上太清宫的标签，涡阳就会变成老子出生地吗？谯城说还把今鹿邑县城指为武平县城，以此向东推演，自然就把真源县移到了谯县境内，但却把把古代谯县辖境缩小到仅剩亳州城以内的方寸之地（唐宋时期谯县是亳州所辖7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县，《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宋初期，谯县领10乡，比鹿邑县、酇县分别多3个乡，比真源县、城父县分别多2个乡）。

涡阳说缺乏文字史料，就以编故事来弥补这一不足，以谎言来掩盖谎言。如涡阳坚持认为谷水就是武家河，但又没有谷水改名为武家河的历史依据，于是就编造出“相传武则天把谷水改成了武家河”的故事来。涡阳说想动摇苦县的老子故里地位，但史书无一例外地均记载苦县是老子出生地，于是就编造出一个东汉陈国苦县与沛国相县争夺老子生地的故事来，把汉桓帝第二次派人去苦县祠老子解读为“去苦县查证老子是否是苦县人”，诬说“老子生地之争从汉桓帝时起已颇激烈”，借左悺自杀这个历史事件大做文章，抛开《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的左悺罪行不讲，“猜想其中一条大概与他至苦县祠老子有关”，并虚构一个左悺“游说桓帝去苦县祠老子”，“在到苦县祠老子的当年就被‘查处’”的故事作为论据，企图把人们的思维引导到“苦县是假老子故里”的思路上来。但查遍史书也找不到左悺一条与其到苦县祠老子有关的罪行，更找不到左悺在老子故里这一问题上的造假动机。东汉时老子已经神化，连皇帝都要朝拜，谁敢在老子里籍上乱做文章？老子有灵，岂肯善罢甘休？一个宦官即使再有回天的本事，他也不敢、更不愿得罪老子！更为可笑的是涡阳说望文生义，把北宋皇帝陵“神寝龙岗”解释成涡阳，把“神寝”解释成老子的出生地，把“龙岗”解释成《隋书》中的临涣“龙冈”和今涡阳“龙山”，并编造出北宋大臣丁谓“易神寝龙岗”，把“先天太后之赞碑”错置在鹿邑太清宫的故事来，让所有阅读过《宋史·丁谓传》的学者大为震惊，不得不佩服涡阳说的虚构能力。
即便是无中生有也对不上号时，涡阳、谯城就转而指责史书被人抄错了、被人篡改了或是志书的作者造假了。近年来，持涡阳说的同志一会儿说司马迁的《史记》在唐朝时被人篡改了，一会儿又说郦道元的《水经注》被人抄错了；一会儿说东汉陈相边韶造假称“相县虚荒，今属苦”了，一会儿又说唐朝皇帝认祖归宗找错地方了。而对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舛错抵牾，疏谬尤甚”的《大明一统志》却视为圭臬，视清初江南省方志《江南通志》为官修正史，并把《江南通志》改名为《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让人找遍国内图书馆也找不到与此书名相同的史志。持谯城说的同志还诬说清康熙年间鹿邑知县吕士鵕假篡《鹿邑县志》、清乾隆年间鹿邑县知县许炎将古谷水改名惠济河了。实在是荒唐之极！
鹿邑、涡阳老子故里之争已经持续尽20年，涡阳一直“攻”，鹿邑一直“守”。凭心而论，司马迁的《史记》及苦县、谷阳、真源、仙源、卫真、鹿邑县的历史沿革已经可以清楚的说明老子里籍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再翻来覆去的重新考证。研究历史就必须尊重历史，如果都弃清晰的历史记载与不顾，转而从模棱两可的史料中旁侧敲击、寻找答案，必然致使本来清晰的问题变成千古之谜、本已定性的东西变成万年之惑——因为这些模棱两可的史料无论怎么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得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多种答案，让人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但最终还得依靠史书中那些最清晰的记载来解决问题。这样以来，所谓的考证工作只不过成为无聊文人自己挖洞又自己补洞的文字游戏，受到大家的一致鄙视。
最后，想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高超的论证技巧的确是考辩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技巧毕竟只是技巧，没有历史依据，再好的技巧也是徒劳无益、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