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历史观。特别是治国论犹如一片原始森林。 

　　“道”是老子及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论是老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核心和逻辑起点。在这种情况下，对道的规定性和实质的把握，就必然成为正确理解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关键性环节。经过长期的初步的研究，笔者对老子“道”的规定性作了这样的概括：“道”是既超越又内在于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它的实质是天地万物最本质的共相，集中表现为矛盾法则或对立统一规律，对立面的协调、和谐或转化是其落脚点，自然无为是道的根本特性，真善美的统一是道在价值观上的集中体现。  

　　（一）老子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创始人 

　　对于哲学思想体系来说，本体论的建构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全部问题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据。那么，在中国哲学史上，是谁开创了本体论的先河呢？是老子。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内外哲学界普遍认为本体论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兴盛于欧洲，而中国哲学从来就没有本体论。是汤用彤先生率先提出，中国哲学至魏晋方将两汉以生成论与构成论为主流的宇宙论转到本体论方向，这就是王弼提出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既然王弼的“以无为本”是在注释《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时提出的，那么老子就应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创始人。但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历来被认为是宇宙生成论的命题，而要把它说成是本体论的命题就必须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王弼当年没有作出论证，后来也似乎未见论证者）。对于这个命题，笔者觉得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论证：既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以视为宇宙生成论的命题，那么就等于说天下万物是由“有”生的，而“有”是由“无”所生的。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世界上有的只是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有”只是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抽象，因而“有”并非现实的存在，它何以能生万物呢？再说，“有生于无”也只能是在“有无相生”的意义上来理解，否则就只能是有违常识的“无中生有”了，而“有无相生”的本质涵义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而并非有与无的相互产生。由此可以证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作为宇宙生成论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逻辑判断与事实判断不同，如果说没有“无”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天下万物，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来，“有”就可以视为天下万物借以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据，“无”就成了“有”借以存在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据，从而归根结底成了天下万物借以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据。而所谓形而上的根本依据也就是本体。这样一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与其说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本体论的命题了。  

　　说老子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创始者，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一是先秦其他学派如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伦理及政治问题，他们的论著虽富有实践理性精神，但明显欠缺于形上学的思考，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创立玄妙的本体论；二是《老子》中还有一些关于道本体的更为直接的论述，比如第四章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三十四章的“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三十九章的“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等，五十二章的“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等。这些都充分说明老子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创始人。由此亦证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创立并不晚于古希腊。 

　　（二）老子道本体论的现代诠释 

　　就世界范围来看，哲学本体论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客体至上论——主体至上论——“主—客”两极论——主体际论——交往实践观及其“主体——中介客体——主体”模式论。东西方的古代哲学大体都可归之于客体至上论，而交往实践观及其模式则是哲学本体论的最新发展。对后者，任平先生作了创造性的阐释。 

　　老子的道本体论与作为哲学本体论最新发展的交往实践观及其基本模式有无历史性的联系呢？是有的。我们知道，对于较为复杂的哲学思想来说，是可以而且应当结合新的实际作多角度、多层次诠释的，对于老子哲学这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就更应如此。比如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这一命题，既可按其顺向作宇宙生成论的诠释，又可按其逆向作本体论的一般诠释，还可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作本体论的特殊诠释。就后者而言，似可诠释为：“道生一”之“一”指主客体尚未分化、混而为一的阶段或状态；“一生二”之“二”指主客体已经分立，主体可以作用于客体的阶段，不过此时的主体尚未分化，因而还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只包括自己不包括“他者”的；“二生三”之“三”是指一分为二的主体和它们借以发生相互作用的客体，这种客体因为处于两主体之间，因此称为中介客体。这样一来，在作为本体的“道”中就有了“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的基本模式。不过，因为这一模式是蕴含在作为存在本体的道中的（“道”及其依次所“生”的一、二、三皆可视为作为初始状态的道在形而上范围内的延伸，因而在总体上仍然属于道的范畴，这从“三生万物”等同于“道生万物”可得以证明），所以它是形而上的，而非实体性的。 

　　那么，蕴含于道本体中的“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的基本模式与存在于“道”外的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模式（此模式是老子治国论的基本图式即“体道悟道的明王圣君——作为治国的主要依据和杠杆的道——广大民众” 的抽象表达形式）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这样说，前者是后者在形而上领域的聚焦点，后者是前者在形而下范围内的展开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运用的范式。我们知道，老子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历史观特别是治国论犹如一片原始森林，作为社会历史领域普适性最强的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模式的“主体——中介客体——主体”，就好比这片原始森林中最高大的树木，而蕴含于道本体中的“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的形而上的基本模式就是这种参天大树借以出生和长成的种子。这种参天大树的全部基因和信息都包含在当初的树种之中了。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模式与老子道本体中所蕴含的“主体——中介客体——主体”模式的关系，如果作一形象比喻的话，可以这样说：当今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模式，是当初蕴含于老子道本体中的“火种”在穿越了2500多年的时间隧道之后，在新的时代所燃起的新的火焰。 

（三）老子道本体论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 

　　老子道本体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凸显和强调“无”的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作为本体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其中的“有”是指道具有作为本体的实质性内容，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无”亦有“似无而实有”的涵义，因而对于“有”可不特别提及；而作为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借以产生、存在、发展、变化和消亡根本依据的东西，必须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无限的能量，所以老子称之为“无”。而这里所说的“无”，具有两个最重要的涵义：一是否定性，就是要剥离道本体可能存在的一切具体的规定性，亦即要彻底否定道本体的有限性，以便实现其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在这个意义上说，否定性是道本体的本质特性，或者说道本体具有否定性的本质。二是具有空间上的无限性，时间上的永恒性，以及形而上的超越性。只有具备以上两种内涵，道本体才能具有无限的包容性、无限的能量和无限的生命力，才能胜任天地万物存在本体之使命。 

　　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纵观世界哲学发展史，高瞻远瞩地指出的，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作为万物之本的负概念——‘无’的范畴，这都表明人类认识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年轻学者朱晓鹏在评述老子的道本体时也说：“能够认识到存在本体的否定性本质并用否定性的方法来描述这种存在本体，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已经能够从无限性、普遍性的抽象思维高度来把握存在本体。” 

　　（四）老子道本体论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的道本体所具有的否定性、无限性、永恒性、超越性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方法有什么价值呢？它对于拓展人的思维空间、培育人的博大胸怀、增强人的辩证思维能力，对于深入研究宇观世界以及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现在，仅以道本体所具有的否定性本质所转化的否定性方法为例作一说明：否定性方法的创立之所以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要是因为它所表达的否定性认识在内涵上比一般的肯定性认识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灵活得多，它实际上是事物发展中矛盾转化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集中体现。许多重要科学定律的界定方式就是采取否定式的，如宇宙基本原理的表述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点是宇宙的中心；在东方宗教和哲学中，对作为至上者的终极实在也主要是从否定性方面而不是从肯定性方面来描述和领悟的，如印度教教义对“梵”的描述就是这样的，它说：“梵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至高无上，既超越是，又超越非。”道本体所具有的无限性、超越性的特点，也启示我们要学会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态和超越的精神追求去看待和处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得失，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诸如此类，可以说皆是对老子道本体所体现的原则和方法的体认与运用。 

　　本体论的建构对于哲学体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哲学，由于其特殊的思想使命需要它能够成为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人的认识领域）作出高度抽象和根本性阐述的逻辑一贯的思想体系。正因此，这样的思想体系就需要一个基础，即出发点、归宿点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中心，这就是本体，它的理论形态就是本体论，而本体论是哲学上的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老子之所以建构和推崇形上本体的道及其自然无为的本质特性，旨在为社会人生的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形而上的根本依据。对于一种哲学而言，如果没有本体论的建构，就缺乏形上学的思维，就无法超越经验事实和实践理性，就没有一个统摄整个哲学体系的东西，因而就难以做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论述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体论是哲学的灵魂，一种缺少本体论建构的哲学，就像是一座没有神像的寺庙。(董京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