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泛泛地说，道是道家的最高范畴、核心范畴，道家的思想是围绕道而展开的。这么说，没有错。不过，要是仔细考究，情况未必如此。仅就老、庄而言，老子重道，庄子则是重逍遥。至于魏晋玄学家，更是各有所重。再从道家之外的儒家来看，先秦儒学中，孔子重仁，孟子重仁义，荀子重礼；两宋理学中，程朱重理（天理）陆九渊重心，张载重气，各不相同。如此，新道家的建立，不必拘泥于“道”，为“道”所限。相反，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离开“道”，离开道家人物已经创造并使用过的各自的核心范畴，新道家才会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道家，呈现其独特气象，呈现其质的层面的“新”。

　　道家有许多十分重要，但是没有能够成为核心的范畴，如自然、无为、独化，甚至如天、心、性等，如果以这些范畴中的任何一个范畴为核心，来建构新道家哲学，来表达新道家关于人生、关于自然、关于宇宙的“看法”。我想，这种建构本身就包含着“新”，因为这种建构“抛开”了老子的道、庄子的逍遥，王弼的无等等。此外，新道家的建构也可以完全“放弃”道家已有的核心范畴或重要范畴，首先创造出新的道家范畴，然后依此为核心展开哲学的思考，进行新道家的建构。道家的发展、创新，如果仅仅从范畴的角度看，可以说就是核心范畴的“边缘化”，一些非核心范畴的“核心化”；就是新范畴的产生，旧的、已有的范畴的一定程度上的被冷落。

　　当然，不用“道”，甚至也不用道家已有的自然、无为等范畴为核心范畴来建构新道家是一种重要路径，这种路径为庄子、王弼等所使用。与此相似，在儒家那里，不用仁，甚至也不用礼为核心范畴来建构“新”儒家也是一种重要路径，这种路径为程朱、陆王等所使用。这并不是说，构建新道家就一定不能使用道家已有的核心范畴。如果立足于老子之“道”、庄子之“逍遥”、王弼之“无”等，能够对其作创造性的阐释，并能由此出发表达自己的特有的关于人生、关于自然等的看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新道家之“新”主要在于其由一系列范畴构造出来的新的体系和新的内容，范畴的选择不是最重要的。

二

　　关于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很多人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建构方法。透过那些表面的不同，有一点是相同的，或者说是共同的，那就是要走中哲、西哲、马哲融合、会通的道路（争论多局限于中哲、西哲、马哲三者谁为“体”谁为“用”、谁为“主”谁为“辅”等问题）。其实，这么讨论建构方法，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常识”，而且这个“常识”未必就正确。从表面上看，建构新哲学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古今中外的哲学资源，要吸收中哲、西哲、马哲的优秀成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需要争辩。所以，我说这是“常识”。可是，建构新哲学并非资源越多越好，同时，占有的资源多也不意味着就能建构出最好的新哲学，占有的资源少并不意味着建构出来的新哲学水平就差。所以，我说这“常识”未必就正确。

　　具体到新道家的建构，一种方法是，象魏晋玄学家那样，立足于道家，吸纳道家以外的思想，从而建构新道家。这种方法，宋明理学家用过，他们立足于儒家，吸纳儒家以外的思想，以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现代新儒家也用过，只不过现代新儒家所吸纳的儒家以外的思想多半是西哲而已。现在人们所谈的通过中哲、西哲、马哲的融合与会通来建构新哲学，实际也是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立足于道家，而不吸纳道家以外的任何思想以建构新道家。这种方法，在哲学史上很少有人用过。第一种方法，更多地借助于道家与道家以外的哲学的碰撞、交融来建构新道家，在此过程中特别重视外来资源作为体系建构的源头活水；第二种方法，主要借助于道家自身的资源，试图从道家内部开显出新的哲学，在此过程中重视的是对道家内部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开创性利用。当然，第一种方法与第二种方法的使用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说以某种方法建构新道家只是说以这种方法为主，绝不是说一定要排斥另外一种方法。

三

　　哲学也许有它的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也许是永恒不变的，也许是变化的。既使这样，新道家的建构未必一定要面对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必被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所困扰。没有哲学基本问题的新道家不可能因此就是遗憾的、残缺的，更不可能就不是哲学了。抽象地谈论哲学，我们总会说哲学有那么几块内容，可是，新道家不必面面俱到。关注其中的一点，建构出的新道家未必就比别的新哲学水平低。

　　新道家是一个一个新道家的建构者建构出来的。各个建构者所建构出的新道家彼此间不必相同、相似，而要各有其特色，呈现其个性，并通过这种个性展示新道家的丰富性以及新道家的蓬勃生机。历史上的道家人物各有个性，他们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任何一个道家人物，任何一个道家人物所建构出的道家哲学因此而有独特的魅力。在这一点上，儒家人物，儒家哲学远不比道家人物、道家哲学。有个性的儒家人物、儒家哲学，常被儒家自己视作“异端”而不被接纳。共性的东西太多，让我们在阅读、研究儒家哲学时会有刻板、枯燥的感觉。道家的这一个性化的特点，在新道家中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道家人物常常是孤独者、敏感者、狂傲者、脆弱者，道家人物常常是现实世界的强烈的批判者，这种批判的极端方式是精神上的离世独立、形体上的离群索居，给世人以“隐者”的错觉。其实，“隐者”并不是所谓的出世者，而是极度的入世者。“隐”，所表达的恰是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与反抗，而不是与现实“无关”。如果认为隐者就是出世者，那么，可以说，道家几乎没有真正的隐者。新道家的建构者应该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具有敏感而脆弱、孤独而狂傲的品格的人；新道家的建构者应该以批判、怀疑的目光面对世界，看待现实。失去了这些，或者说，不具备这些，新道家的建构者自身就失去了或不具备建构新道家的资格。虽然，这么说未免有些绝对化。

四

　　新道家之所以“新”，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新道家必须有传统的道家所没有的东西，必须面对而不是回避传统的道家所不曾面对或遭遇的问题。同时，新道家中“新”的东西、面对新问题的“思”，要么是从道家中生长出来的，要么是能够嫁接到道家中成为道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道家不能生长出来的东西或不能嫁接的东西生硬地加在道家身上，这种新道家的建构就不是成功的。因为它要么丢弃了道家中根本性的东西，突破了道家的底线，使新道家在质的意义上离开了道家，有名无实；要么是把新道家拼凑成没有体系而只有各部分内容的“拼盘”。

　　新道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应该具有这个时代的色彩，也就是说，它应该具有时代性。新道家的时代性是指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时代的精华，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华，与此同时，它也最大限度地挣脱了这个时代所设置的局限和障碍。因此，时代性对于新道家而言从来就不意味着是所谓局限性。只有被自己所处的时代彻底“俘虏”的哲学家，才会只看见自己所处的时代，而看不见“过去”与“未来”，才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感激涕零”，才会把自己的局限性自欺欺人地理解为时代的烙印。道家人物多数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叛逆者、挣脱者，在他们身上是很少有时代局限性的，而他们所建构的哲学也很少有时代局限性。新道家的建构者理应如此，而且，唯有如此，其建构出的新道家才能够既具有时代性，又超越了时代局限性。

不过，不排除有的新道家的建构者在建构新道家时故意疏离时代。在精神上、心灵上不受时代的浸染，本能地或自觉地超越现实，苦心孤悟道家的真谛而发明己意，或者，直接以道家的方式面向自然、面向人生、面向宇宙而思，由此构建出的新道家所显现的时代性可能是似有似无的。历史上，相比于儒家，道家人物更容易倾向于此，也更容易做到。新道家的建构者也应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