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广缙（1787—1858），字靖侯，鹿邑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与兄广绂同举于乡，二十五年（1820）进士及第，派习国书散馆，授编修。道光四年（1824）大考二等，记名侯升。（1826）六年、十三年（1833）两充会试同考，官补山东道监察御史，转掌江西道督理五城街道。历任御史、福建按察使、顺天府尹、四川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云南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等。
    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起，英国公使文翰多次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要求执行此前订立的允许英人进城密约，徐广缙严词驳回。文翰以武力相威胁，道光帝下谕，暂且允许英人入城。广州城内百姓强烈反对，徐广缙一面秘密下令水陆军官备战，一面上奏朝廷不能准许英人入城，否则会引起骚乱，一面照会英国公使，以反英人民斗争激烈为由拒绝英人入城。文翰鉴于广州城内人民齐心协力保卫，防御森严，英军在香港的兵力、财力不足，因而向各国商人宣布入城问题暂时搁置。
    1849年2月，英人入广州城“二年之限”到期，英国公使文翰要求履行约定。当时广州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反对英人入城，城厢民众组织团练壮丁十余万人，城内到处都贴有反洋揭帖。徐广缙照会文翰曰：“广东民情剽悍，迥殊他省，不许外夷进城，妇孺同声。”他暗中鼓动广州绅民，制造强烈反对英人入城的氛围。广州绅士许祥光在他的支持下，向文翰修书一封，口气强硬，表达了广州人民坚决反对英人入城的态度：“今贵使谬执前约，而不深思远虑。不过欲以贵国体面，夸耀于人，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耳。不知无端而召众怒，举足而蹈危机，是慕虚名而贾实祸，求荣反辱，智者必有所不为也。”
    哪知文翰对徐广缙及广州绅民的说辞根本不屑一顾，自己亲率三艘军舰，闯入广州内河，战争一触即发。道光帝认为，英人入城并无不可，“以表明天朝抚驭外夷，总以信义相待，然只准暂入，不准常住。”徐广缙却想与英人作最后一搏，他假传道光帝谕旨，向文翰发出照会：“本月初八日十二点钟，恭奉大皇帝谕旨，以本大臣由驿驰奏，‘贵国现议进城一节，谕以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齐心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誉黄，勉强晓谕。中国人不能拂百姓以顺夷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舒商力。更须严禁土匪，勿令乘机滋事，扰我居民。外国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矣。钦此’。可见本大臣等与贵公使面议之言，非固执己见，即远奉谕旨，亦不出引公论也。为此照会。”文翰收到徐广缙照会后，权衡再三，决定暂时放弃入城要求，照会徐广缙：“现经议定之后，再不辩论进城之事，”徐广缙“假传圣旨”的最后一搏居然成功。因英人放弃进入广州城要求，道光帝嘉奖徐广缙世袭子爵。
    1849年3月，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亚马勒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要求澳门应类比香港，裁撤海关，在广州设立葡萄牙领事馆，徐广缙断然拒绝葡人的无理要求。葡萄牙之所以此时打破和局，其如意算盘在于，当时清廷正与英人交涉广州“入城” 问题，无暇顾及澳门，想藉此趁火打劫，将澳门占为己有。徐广缙此时正与英人艰苦周旋，亦不愿开罪葡人，恐怕一旦与葡人发生争端，英国趁澳门之乱占据广州城。他再三权衡，决定“以商制夷”，在距广州城60里的黄埔另立码头，动员中国商人迁至新码头与洋人经商。亚马勒见不能达到目的，决定强行关闭中国海关。3月11日，亚马勒率领几十名葡萄牙士兵，推倒中方旗杆，驱除海关官员。武装关闭中国海关后，亚马勒唯恐中方报复，亲赴香港向英国借军舰一艘，马兵400名，作好防御准备。然新码头开设后，澳门货物交易量日渐减少，徐广缙“以商制夷”的策略初见成效。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起义，诏徐广缙署两湖总督，督办湖南军务。武昌之陷，逮问籍没入狱。咸丰三年（1853）11月，清帝下诏起用徐广缙，与按察史牛鉴率兵“会剿”归德、陈州一带捻军。晚亲兵事，声名几殒，然其前功不可没也。
    徐广缙著有《奏议古今体诗》若干卷，自订年谱藏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