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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哲兵先生《道与〈道德经〉的新诠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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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兴旺，国家之强盛，事业之发达，学术之创新，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识别与使用。故自古“人尽其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政治理想。考中华民族之传统社会，是以君权专制为核心形成的道统、政统、学统一体化的大一统政治模式，而“君主之利器”，必以周公旦、孔丘的儒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此政治模式之下，国家之统治阶层为“官”，被统治阶层是“民”，国家由家族组成，家崇父权，国崇君权，国是家的扩大，此所谓“国”、“家”一体，“家国同构”。“民”分“士农工商”，士大夫为“四民”之首，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担者，还是国家官员的人才库。秦汉以降，中华民族的道统、政统、学统呈现“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而“士气”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清末以来，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统、学统被打破，封建君权专制的政统也随之覆灭，中华民族的志士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奋起而救之。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仍以救亡运动为主调，力图打破旧儒学的君权专制、保守腐败之颓风，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新思想，最后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告终。20世纪中叶，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进而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乃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自阉式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突破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终于举起“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祖国的软实力，于是中国文化的新繁荣、新高潮正在兴起。
中华民族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历史性转变、飞速发展的新时期，由此反观我国的“文化”和“士气”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革新方面，略有三大思潮。一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欲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彻底取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批人都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者。在这些人眼里，现代化等于全球化，也就等于西化，等于美国化。他们挑起“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的讨论，否定中华民族曾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史，把中医、养生学、阴阳五行学说、气功等统统打成“伪科学”，甚至把汉字也打成“伪科学”，鼓吹汉字拉丁化。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如在中国得逞，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在“西化”的同时将被“分化”，同时实现日人岩里政男（李登辉）将中国分割为七大块的阴谋，这是近百年来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掠夺中国资源和文物的西方殖民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显然，近半个世纪以来那些自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行为，也是帮了台独分子、藏独分子、西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老殖民主义余孽的忙！我们面对台独分子在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面对西方老殖民主义余孽急于分裂中国和对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仇视和恐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鲜明的身份标识。在民族绝续存亡的关头，文化存，则国家存；文化亡，则国家亡。我们的老祖宗是伏羲、女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而不是任何西方人。我们炎黄子孙不能忘记近代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面前受屈辱的历史，不愿回到清末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应当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二是新儒学的思潮，这是中华民族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反思旧儒学的弊端，重新建构有时代精神的新儒学的创举。他们发现儒学并非无有现代性，而是在宪政体制下汲取了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后才能化腐臭为神奇。他们看到旧儒学和自由、民主、宪政、科学之间有一个“坎陷”，并力图超越这一“坎陷”。我们支持新儒家学派的学术创新，因为儒学思想早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如无创新则会成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因袭的重担。三是新道学的思潮，这就是我和宫哲兵教授重新诠释老子《道德经》的唯道论学说。如果说中国儒学是和平主义的“羊文明”，近世以来在西方征服世界的“狼文明”面前吃了败仗。道学文化则是飞腾变化的“龙文明”，“龙文明”和自由、民主、宪政、科学之间没有任何“坎陷”，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文明，最终会将人类引向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国界、没有战争的大同社会。
古云凡能立非常之功者，必能行非常之事；凡能行非常之事者，必非常之人！凡非常之人，必能特立独行，必有非常之思想，必有超越世俗的战略眼光。人有守成之才，有创业之才，而创业之才多有冒险性，很难求全责备。中华民族在“五四”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尚属有“士气”，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等人，皆能独挡一面，为中华民族的崛起立下不朽功勋。然而自1957年“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士气”大伤。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不问政治，追求时尚，考试成绩唯重外语。学术研究误入市场化、功利化之途，为评职称、评博士点、评科研项目等突击出书，托关系发表论文，形成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浮躁学风。学术史上的传世之作，多由学者在某一领域刻苦钻研，多年深思熟虑，从而激发出类似佛陀“大圆镜智”的学术境界，独力笔耕而成。能写出传世之作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触类旁通，学贯中西，有历史之眼光和超群之见地，学脉接续了先贤的智慧，方谓之“专家”和“大家”。而当今一些学者，本无国学功底，又缺少学术道德之修养，专以交游趋势为务，借用媒体自我妙作，大兵团作战炮制学术成果，故其学风、文风已不足道，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如此由“评委制”投票而评出的教授虽可谓之“知识分子”，却不能称为学界之“士”了。
然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历史毕竟要赋予本民族的有志之士以历史使命，召唤国家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振奋士气，完成时代的大业。21世纪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尽快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进而引领全人类奔向和谐、双赢的大同社会。我青年时代在杨石先老师的教诲下成长起来，而后受教于黄友谋、钱学森、陈国符、王明、张岱年诸师长，而这些师长都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国难当头的年代，在我的心灵中灌输了浓重的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在即将踏入21世纪之门时，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我为自己确定了五项学术任务：一是尽快完成钱学森老师嘱托的丹道和密宗的调研任务，将其修持法诀留传下来，写成《丹道法诀十二讲》，作为人体科学的研究成果。二是倾毕生学力创立新道学，写成《新道学引论》。三是重新修订《中华道教大辞典》。四是为陈国符老师完成《道藏源流考》再次修订的工程。五是申报全国性的一级社团“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开创道学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将自己来不及完成的学术理想托付给后人。本世纪初，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来访，得知他很认同我对新道学的观点，将拙著《道学通论》推荐给武大的研究生当作教材。随后几年，宫哲兵教授又在武汉发起和组织了几次大型研究新道学文化的学术会议，并提出“唯道论”的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这使我发现，宫哲兵教授是颇具学术战略眼光的开创型人才，他的学术经历使自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宫哲兵教授在“文革”结束后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毕业后却长期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擅长田野调查。那些年，他对“女书”的发现及对瑶族“千家峒”运动的研究轰动海内外，这显然和他的学术战略眼光有关。学术活动本身也有战略和战术之分，在选题和对未知领域的推求中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更需要辨识轻重真伪的智慧。至于宫哲兵教授到武汉大学宗教系任教后“首倡唯道论，力挺新道学”，更是显示了他在学术战略上的智慧。新道学的创立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时代赋予中国学术界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也是全人类文化革新的方向。宫哲兵教授以田野调查为功底，治学行事不拘一格，这在书斋中谋进取之路的学者眼中未免有点不规范，但他遇事颇有风力，敢想敢做，行文生动活泼，时出新意，读者从他的书中肯定会产生诸多遐想和启发。
而今时光又过去八年，我给自己提出的学术任务完成过半，这期间与宫哲兵教授交往弥深。我曾为调研丹道和密宗的法诀跋涉江湖、深入康藏、走访山林达26年之久，在这方面和宫哲兵教授调研“女书”的经历有共同语言，致使宫先生亦对丹道亲履而实践之。今年3月28日，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宫哲兵教授亦被推举为常务副会长，负责组建本会内部组织“道商企业家联合会”，于是他很快又开启了“道学文化产业化与道学管理思想和策略”的研究，有望取得崭新的学术成果。我深知新道学的创立决非一人之力所能独自完成，而是需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奋斗，这既需要严密扎实的逻辑推理，又需要对《道德经》等道学元典独开风气的新思维，特别是需要一批别开生面的学术著作打破死寂的学术气氛。宫哲兵教授的《道与〈道德经〉的新诠释》一书敢于打破禁区，从政治学的视角对《道德经》的文本进行诠释，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释义学认为，在对历史文本的释义中，历史并非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体，我们诠释历史文本同时也就参与了历史，历史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是一种涵盖一切的过程和关系。老子《道德经》具有无限诠释的可能性，老子的思想经久弥新。在新道家学者眼里，《道德经》不再是儒家眼中的隐士哲学、消极避世无所作为的哲学，而是一种积极变革、与时偕新的哲学。先师王明教授曾云“半部《道德经》可以‘革’天下”，这就是新道学的时代精神！读者能在面前这本书中领略宫哲兵教授那种齐国稷下“处士横议”的墨侠之遗风，岂不快哉！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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