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朋友三十多岁生了个儿子，一家子欢天喜地，从此大家都围着孩子转。孩子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名字是日后引领他在社会上拼杀的旗帜，起名当然更是重中之重。我的朋友提议叫“不争”，典出《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成功，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要成大功。但两家老人都不同意，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人人都在争，我们不争行吗？朋友只得放弃。这是争与不争之争。

其实，争与不争之争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

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宗都主要来自英国，同宗同文同源，文化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喜欢争，一个喜欢不争。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包括悉尼，在1990年代以前都没有夜市。企业和政府部门下班，所有的商店也都关门。周末，所有的商店也都休息。他们说，5点以后是“我的时间”，周末也是“我的时间”。所谓“我的时间”，是指工作以外的时间，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侍弄前院后院花草的时间，是到俱乐部喝啤酒玩老虎机、到海上冲浪、到山上滑雪、到郊外登山或打高尔夫的时间，这种时间神圣不可侵犯。但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和冲击，政府也感到必须走出世外桃源，因此搞了一些改革，主要是引入竞争机制。社会竞争忽然间激烈起来。澳大利亚人于是很不习惯，很不开心，说生活美国化了。他们不喜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说那不是生活，而是恶斗。

澳大利亚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是因为殖民者受了南太平洋岛民文化的影响。那里的土著千万年来都过着不争的生活。他们并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喜欢在大白天躺在树下，看天上的白云，听树上的鸟鸣。一人出海，打了一船鱼回来，全村人都来分享，至于明天吃什么，明天再说。他们感觉这样生活很幸福。

不争是因为没有争的必要。人口稀少，资源丰富，随随便便就可以填饱肚子，气候又暖，即使不穿衣服，也冻不死。“不饱不暖，谓之冻馁”。既饱且暖，无冻馁之苦，还争个什么劲儿呢？这是工业化以前的生活，工业化大潮之外的生活，也就是人们所称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我国在工业化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农耕历史。但是，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宗似乎并未享受过多少田园牧歌般不争的生活。争斗从来都是我国历史的主题。那是因为我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密度都很高，而资源却相对匮乏。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无法掉以轻心，也无法“温良恭俭让”。只有一碗粥，而饥肠辘辘的人却有二三十个，谁能喝上这碗粥，谁就能存活，否则就会死掉，求生的本能必然驱使人一拥而上。意识代代相传而形成文化基因，国人因此具有与生俱来的争抢意识，连不必争不必抢的场合都莫名其妙地争和抢。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但至少到90年代末，中国人在上飞机时还喜欢拥挤争抢。开始是争座位，发现座位原来不必争的时候，就争行李箱。那几年，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个机场，登机时一拥而上的绝对是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或瞪大了困惑的眼睛，或摇头耸肩，我的脸就会一下子感觉热烘烘的。新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座位不必抢，这都知道了，又因为国内物资丰富了，人们带的行李愈来愈少，连行李箱都不必争了。这样，我们的人也就幽雅文明起来了。

但这决不是说，国人已经放弃了争的文化了。文化有着令人惊叹的稳定性，不可能在一两代的时间里消失。文化的改变，不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努力。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主观上不求上进，一千年也改不了。为了证明国人尚未放弃争抢文化，再说个例子吧。一位在日本工作过将近二十年的老朋友最近对我抱怨，说北京大街上一片喇叭声，叫他心烦，他在东京开了多年车，连喇叭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说“我也是这样”。北京的驾车者如此喜欢用喇叭，在全世界都少见，用我老家农民的话说是“少见少有的”。何以见得？如果你有机会去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富汗这一类非旅游目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的人都不是这样的，更不要说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它比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都好。有那么两次，我在十字路口前等待绿灯的时候，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信号灯转绿以后没有及时启动，只听得后面轻轻地、短促地、温柔地响了一声喇叭。后面的那一位，一定是等了一小会儿，见我还没有觉悟才按了一下喇叭，因为很短很轻，听起来好像年轻情侣用胳膊轻轻一碰，说“该走了，亲爱的”。这是什么？这就叫尊重人。要是在北京，后面的司机早就怀着满腔仇恨，把喇叭按得震天响了，说不定还会甩出几句国骂。不必作全面考察，就到路上听听，看看，就不难断定，哪里文明，哪里野蛮。也许有爱国者会骂街：你瞎扯些什么？我五千年文明古国，难道是野蛮之地？这正是需要探讨的地方。

五千年文明并不假。我们所谓文明，主要是指典章制度的完备，以及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在这方面，我国的确有令人骄傲的地方。但是，物质的贫困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荒漠化和劣质化。那些曾经的政治文化中心，曾经的花柳繁华之地，曾经的道德昌明之地，一旦中心转移，物质变得非常匮乏之后，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也会急剧地衰退；而那些曾经的荒蛮之地，一旦经济腾飞，其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就会迅速上升。这种例子，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不难找到。古时候有些被今人当作文化的东西，其实既没有成为文化，也没有成为传统，比如儒家的仁义、道家的不争。古人提倡什么，恰恰说明当时缺乏什么。文化最早的定义是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作出的。按照他的说法，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体”。可见，只有当一种东西成为一个民族的习俗和习惯后，也就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之后，才能算“化”了，才可以被称作文化。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不用说，无论是儒家的仁义，还是道家的不争，都没有形成文化。

然而，人类历史证明，争是人类发展的需要，不争就会落后，如澳洲大陆及太平洋岛国居民的落后。那么，究竟是争还是不争？这要区别对待。有好的争与坏的争。好的争是有规矩的争，有道德的争。坏的争是没有规矩没有道德的争。坏的争就是恶性竞争，它不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我们要好的争，不要坏的争。（未羊）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