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德经》第32章）。在老子看来，道永远是无名无形的，“浑朴”即使小，天下却无人能支配它。身为王侯如果能掌握它，世间万物将会自然地顺从。天地间阴阳之气相合，就会降下甘露。治理人民不需要命令，就会自动各就其位。有了管理，就需要立名分。既然有了名分，就要知道它的界限。知道界限就不会失败。好比道被放之于天下，就像江河之流入大海。

    人们经常问，老子“道常无名”中的道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很多人会说，道没有名字，也没有具体的东西来形容它，就像老子所说的根本没有人能够支配它。记得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在追求道统，那究竟什么是道统呢?所谓的道统就是这些读书人心中一个美好的梦，这个梦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乌托郑”。我们知道，古代的读书人只有投身于政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追求他们心中的梦。为此，他们就要投靠于那些贵族和侯王。一旦投靠了，手中也就掌握了权力，就能更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抱负。

    老了曾经说，若是侯王能够遵循这个道，那么天下万物也就会非常自然地顺从，天地之间的各个方面也就会非常和谐，社会也就会非常稳定。看来权力越大，越好实现自己的梦呀。可是权力越大，为政者身上的责任也就越大，他们能保证道的实施吗？

    众所周知，在古代凡是做官的人，大多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他们理解这个道理自是不难。可是让普通民众来理解就有难度了。中国古代讲求文化教化，讲求礼乐。而这些都与教育有关。因此很多人都把教育的推广程度当做一个地方是否发展、是否教化到位的重要标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仕途坎坷，他在六十岁的时候被贬到海南。当时的海南还是一个基本上未开发的地方，长期与中原隔绝，基本上没有开化。那里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在人们眼里自然是一个不毛之地、蛮夷之地。苏轼到达海南后，并没有消沉，尽管与中原天涯海隔，他除了吟诗作赋之外，就在海南兴建学校，推行教育。他成立了海南历史上两座书院，开启了一代文教之风。海南真正有书院，就是始于苏轼谪居昌化时期。为了确保文治教化顺利进行，苏轼委托山长陈乾辅具体负责，并置买若干田亩，靠其产出收益供学校书院祭祀修葺使用，有效地解决了学校的维护费用问题。 

苏东坡刚刚被贬的时候，曾经在琼山府城住了十几天，据说他曾经让人开凿了两个泉眼。这主要是因为他到达海南琼州之后，发现这里的很多居民都在喝浑浊的河水。泉水，就指导乡民顺着地势开凿，一次，他在郡城的北部地底发现有果然挖出了两眼泉水。为此，各地前来取水的人络绎不绝，苏东坡给这两眼泉取名叫“洗心泉”和“浮栗泉”。苏东坡去瞻州之后，琼州郡守先后在双泉上建起“临清亭”、“濯缨亭”、“洄酌亭”。东坡北归，第二年于常州逝世，琼州士人闻讯后，就在双泉旁他读书的地方建起一座东坡书院，院中立东坡石像以为纪念，也称东坡祠。

正是因为苏东坡建立书院的努力，海南的文化传承一直在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众多书院兴起，文教兴盛，全岛共有书院60余座，各地名儒、学者云集，学子数量众多，这些都延续了孤岛海南的知识之火。

难道这么多遭贬官员到海南这片化外之地推行教化是朝廷的旨意吗？不是，是这些读书人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身的责任。他们认为有必要让这些身处边远之地的人接受中原的文治教化。古人云：“君如杼，民如水。杼方则水方，杆圆则水圆。”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君主就像盛水的容器一样，而人民则像水。容器是方的，那么水就是方的。容器是圆的，那么水就是圆的。这不正是要为政者注重教化，移风易俗，引导人民走向文明、富裕大道吗？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民风纯。也就是说，党风、政风对民风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所以领导干部的作风至关重要。领导干部的爱好、举止，能对民间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古人说“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单位，风气清正与否，源头其实在当地的领导干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