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75章）。也就是说人民遭受饥饿的茶毒，是因为统治者搜刮的赋税太多，因此陷于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于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欲望太多，因此难以治理。人民之所以不畏惧死，是因为统治者自己太奢侈，所以老百姓才冒死犯上。

    在这里，老子又在怨恨统治者的“有为”，从反面阐述“无为而治”的道理。老子质问，人民困苦饥饿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统治者们在寻求治国道理的时候都在追问这个问题，老子在那个年代就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这是统治者自身的原因，统治者摊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太多了，如此竭泽而渔的做法就导致了人民挨饿。豪强大族、达官贵胄们经常享乐挥霍，还大肆兼并土地，搞得富人田园千亩，普通老百姓则无立锥之地，又怎么能不挨饿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山川河流都是国家的，农民上山砍柴、到河里捕鱼都不允许，连田地都没有，统治者还经常催逼着交赋税，没有粮食，又怎么能过活呢？很多人只能吃树叶子、草根，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统治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即位之后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大兴土木，一方面营建了东都洛阳，另一方面又挖通了著名的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时，他委派大臣宇文恺负责，宇文恺为了迎合隋炀帝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的心理，把工程搞得特别大，建设用的材料均要全国最好的。为了筹办这些东西，竟然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据说很多石料木料都是运自南方，仅仅一根柱子就动用了上千人，很多木材都要到深山老林里去砍伐，人民苦不堪言。每月征发二百万人，日夜不停地施工，不少人累死在工地上。给隋炀帝建造赏玩的大花园，极尽奢华，整个园子绵延二百里，里面建造了山海湖泊，至于亭台楼阁、奇花异草比比皆是。隋炀帝急功近利，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又开凿大运河，征发了一百多万百姓施工。

    隋炀帝很喜欢巡游，他巡游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享乐，再一个就是摆威风。就在大运河刚刚完工后，隋炀帝就带着二十万人向南方出发了，上万条大船整装待发，他与皇后妃子乘坐四层楼高的大龙船，这些船上有宫室百间，装饰得金碧辉煌。紧跟在后面的是文武百官乘坐的上千条彩船，船只在运河上绵延二百余里。这还不够，隋炀帝竟然还征发了几万民工当纤夫。

    船只所到之处，隋炀帝还命令两岸的老百姓进贡吃的，沿途州县的官员就逼迫老百姓大办酒席。隋炀帝到了江都之后更是尽情享乐，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这样折腾了半年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东都洛阳。自从第一次巡游之后，隋炀帝就有了巡游瘾，每年都要出巡一次。据说他心血来潮要巡视北方，因为道路不畅，就征发人民开凿太行山，铺了一条道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一百多万人在二十天内修筑长城，就这样，他在几十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逛了一圈。可是北方没有宫殿居住呀，宇文恺就加班加点地为他建造了一座。

    隋炀帝的一系列造作妄为，早就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骄奢的心理反而越来越严重，竟然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他下令全国的军队全部到涿郡会合，派人在东莱督造战船，那些民工在官吏的监视之下日夜泡在水里，时间一久身体竟然都腐烂了，很多人都被折磨而死。

    隋炀帝又命令河南等地的百姓造五万辆大车，说是为了给兵士们送衣服、帷账等物。无数辆车浩浩荡荡地由南向北输送，不少人在路上饿死、累死，尸体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纷纷起来反抗，隋朝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隋炀帝还是陶醉在自己的巡游里面。

    隋炀帝过多地征发民力、剥削人民，造成了民不聊生，这印证了老子所说的话。据说，当隋末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的时候，发现仓库里的粮食都是满满的，这就是统治者“食税，太多的缘故呀。统治者见了老百姓挨饿，应当有怎样的想法呢?春秋时期，齐景公到宫外巡游的时候，看见道路旁边有一具尸体，就问晏子是怎么回事，晏子说这是饿死的。齐景公非常不解：“难道是因为我缺少恩德吗？”晏子说：“君王怎么能没有恩德呢？”齐景公更加不解了，就继续追问。晏子就说：“您的恩德已经遍及了后宫的水榭楼台，甚至那些玩物也给披上了装饰，您还营造内廷的种种玩赏之物，连后宫都泽被您的福祉，这些都是恩德的表现呀。不过，我还是想让君王的恩泽再推； 让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这样就不会有人饿死了。倘若不推广，那就是挥霍浪费，仓库里的粮食宁可烂掉也不给老百姓，那不是很危险吗？老百姓造反的原因不也是在这里吗？”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果然有所醒悟。

齐景公看到一位饿死的人有所醒悟，可是很多人未必能如此。为官者位高权重之后，便会不加节制，他们若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波及天下，不造作妄为，老百姓何来困苦挨饿?统治者何来自食恶果?这些事例真不能不令为政者仔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