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我好静而民白正”，也就是说，只要当官的能够清静，民心自然安定。从古至今，犯下滔天大罪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其实，治国者不用去管百姓，管好自己就行，只要统治者自己能消停，不妄为，老百姓自然会安分守己，各安其业，并达到天下大治。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雄心勃勃，想让自己的统治延续到千秋万世。于是，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动作：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并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驰道，使地方与中央的联系更加密切；为了禁锢百姓思想，“焚书坑儒”，废除百家之学，惟独崇尚法家，以吏为师；为了规范老百姓的行为，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强迫百姓服从国家意志。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举措不但没能使大秦帝国千秋万世地延续下去，反而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短命王朝。

相反，汉承秦制，却没有重蹈秦朝短命而亡的覆辙，其原因在于，汉初的几代帝王并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千古一帝”，他们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不干预百姓的生活，以安静代替妄动，天下得以太平。这一点，可以从汉文帝对待贾谊这件事上看出来。

汉文帝原是代王，周勃、陈平等人“除吕安刘”后，他被众大臣迎立为帝，是汉朝的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很推崇“黄老”之学，除了在教化百姓方面推行宽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外，在政治上也深得“黄老”之学的精髓，以静制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诸侯藩王。

当时，有位天才少年名叫贾谊，是洛阳人，很善于写文章，立论新颖，见解独到，大有纵横捭阖，无可辩驳之气势。他的《治安策》和《过秦论》都是流传百代的传世名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刚到二十岁，贾谊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不到一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这个人思想激进，才能杰出，身居高位后自然想有一番作为，汉文帝也采纳了他的不少意见，比如修改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改变秦朝旧法，分割诸侯封地等。但贾谊仍不满足，提出的建议越来越多，越来越激进，比如“削藩"等，就是要汉文帝采取足以震动天下的举措。如此一来，汉文帝就厌烦了贾谊那一套，逐渐疏远了他，不再听取他的意见，并把他调到长沙，出任长沙王太傅。一年多以后，汉文帝召回贾谊。贾谊以为皇上这么快就召回自己，肯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回到长安，前往宣室叩见汉文帝。出乎他意料的是，君臣见面后，汉文帝并没有问他这一年在长沙的情况，也不问他有什么治国良策，而是问他鬼神的原委，博学多才的贾谊讲述了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直到半夜时分，文帝听得十分入神，但就是不问治国之策。君臣二人的这次见面以谈鬼神开始，以谈鬼神结束。后来，唐朝诗人李商隐对此写诗为贾谊抱不平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之意是说汉文帝这么大老远把贾谊召回来，不问治国之事，居然去问那些荒诞不经的鬼神之事。其实他哪里知道，汉文帝召贾谊回来，是因为想念他这位天才，问之以鬼神之事，是因为不想让他谈国事。因为贾谊那一套动作太大，不但此时的汉帝国承受不了这样的震动，贾谊本人也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后来晁错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切。

汉文帝始终没有采纳贾谊“削藩"的建议，避免了诸侯们因狗急跳墙而引发的天下震荡。他继续推行好静无事的休养政策，引导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百业兴旺，五谷丰登，中国历史进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年代。

老子说“我无事而民白富”，也就是说，当官的只要不生事、不扰民，老百姓自然会富足。所以，不要搞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不扰民，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自然能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秦穆公死后，秦国经历了几代动乱，朝局动荡不安，直到秦献公继位，局势才有所好转。此时的秦国疲惫不堪，中原各国的会盟已经有好长时间不邀请秦国参加，秦国已经从大国的名册中被划掉。

为了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秦献公励精图治，发展军备，不断向中原各国挑战。但此举并没能让秦国富强起来，反而把秦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几乎到了国无可用之兵，民无可食之粮的地步，秦国愈加贫弱，直到秦孝公继位，才改变了这一现状。

由此可见，要想国家富强，统治者就不要四处生事，四处生事只会劳民伤财，使国家陷入困境。

隋炀帝在位时，为了美化东都洛阳的街道，每到冬季就要用锦缎制作成花朵和树叶挂在树上。为了制作这些花朵和树叶，大批的农民没有时间从事粮食生产，生活陷入困境。一天，波斯国的使节前来觐见隋炀帝，炀帝为了向外国人炫耀大隋帝国的富庶，把迎接和宴请这位使节的排场搞得富丽堂皇，好像天朝大国有用不完的钱、吃不完的粮食一样。但波斯使节并没有被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所蒙蔽，在隋炀帝自鸣得意的时候，他反问道：“既然贵国如此富庶，那么贵国的街道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衣不遮体的乞丐呢？”

这位波斯使节说得很有道理。唐太宗说过：“君舟也，民水也”。君主代表国家，是船，老百姓是水，只有百姓富足，才能水涨船高，使国家富足。如果到处都是乞丐，皇宫里就算堆满了金银珠宝，又如何有底气去炫耀国富民强呢？

所以，要想百姓富足，当官的就不要无事找事，到处生事，正如老子所说，“我无事而民自富”。汉文帝深谙此理，所以他没有采纳贾谊的“削藩”建议，因为当时的汉王朝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天下诸侯对抗，既然如此，又何必主动去挑起事端，让天下百姓经受战乱，

流离失所呢？老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就能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等到国家有了足够的实力，“削藩”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让老百姓富足、国家富强起来。因此，汉文帝在位期间从不生事，也不妄为，即使是兴修水利这样的大事，他也会选择在农闲时节进行，不会因此而影响老百姓的播种、耕耘和收割，误了农时。此外，他还节俭自律，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当他得知建造露台需要耗费百斤黄金时，就打消了建造的念头，因为百斤黄金是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力。文帝在位十多年，几乎没有干什么大事，看起来无所事事，但盛世的大门却朝他打开，百姓丰衣足食，西汉帝国蒸蒸日上。

一个人吃撑了没事，可以躺着，可以散步，但不要没事找事，没事找事往往会出事。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老百姓都安居乐业，领导者就不要去干扰他们，更不要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滥用民力，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要不做这些不切实际的事，老百姓自然能靠自己的劳动奔小康，行进在致富的道路上，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我无事而民自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