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无为是老子关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思想，在老子看来，理想的圣人之治，应当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第3章）。亦即圣人治国，注重使百姓心胸开阔，生活安康，意志柔韧，体魄健强，使百姓没有伪诈的心智和争盗的欲念，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造作妄为。以顺从自然的态度去处理事务，天下就没有不走向大治的。老子治国之道的核心是“无为而治”，这一重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乃至于康乾盛世，都能见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影子。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肩负的政治责任，但在“造福一方”的过程中，是借鉴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精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还是片面追求政绩，只以GDP的高低论成败，结果则大相径庭。在勤政廉政实践中，只有牢记老子这位智慧老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57章）的谆谆告诫，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进而推动一方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1．清虚自守，无为而为

    对于得“道”的圣人来说，治理天下并不难，只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就行了。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无所不为。自古以来，凡是秉承无为的宗旨去治理国家的，国家无不大治。相反，违背无为之“道”，胡作非为的无不使天下陷于动荡不安的境地。汉初的高惠文景四帝采取“无为而治”的方略，结果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汉武帝好大喜功，四处征战，胆大妄为，结果西汉王朝元气大伤，开始由盛转衰。唐朝尊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最初也是“无为而治”，结果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局面；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像汉武帝一样好大喜功，四处征战，征西域、伐南诏、讨契丹，劳民伤财，藩镇拥兵白重，尾大不掉，终于酿就“安史之乱”。

纵观历朝历代，无不以开国之君主张“无为而治”、修养生息而使天下渐趋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又无不以国力强盛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好大喜功，为所欲为而由盛转衰。

所以，圣人深知这个道理，总是清虚自守，与民生息，无为而无不为。

不仅治国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治人治物都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天地万物都遵循着大道，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都有自己的特殊存在方式，犯不着人为去干涉它。狼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王者，如果你硬要把它捕捉来像猪羊一样养，那么它就不再是草原之王了。老鹰是长天之王，如果你将其关在笼子里，它们还会有那雄浑、不可一世的霸气威风吗？所以要想狼成为草原之王，就要让它在草原上去驰骋；要想老鹰成为长空之王，就要让它在天空中翱翔；要想老虎成为百兽之王，就要让它啸傲山林，声震林木；要想苍松成为凛凛君子，就要让它挺立悬崖，凌霜傲雪……一句话，万事万物，各依其性，顺其自然，“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道德经》第32章）

人都是有欲望的，可怕的是欲望的滋涨会蒙蔽理智。明明知道一亩地打八百斤就是高产，可偏偏要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非一亩地打出几千斤、几万斤，于是浮夸风、高指标盛行，亩产没有提高，粮食倒欠收了，接下来大家都勒紧裤带过日子，面露饥色，到处都是浮肿病。由此可见，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都必须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违背了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大道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看似无意，实则蕴含深意看似无眼，实则时刻关注着天地万物的一举一动。尽管它不对你说什么，但它早就制定好了条条框框，你犯了那一条，就自己去接受处罚去。

    所以任何人都要尊道悟道，像道那样无欲无求，心静如水，这样就能镇住那个蠢蠢欲动的欲望，复归于宁静淳朴。有了这份宁静质朴，欲望就无从滋生。无欲无求，身心平静，大家互不干涉，没有勾心斗角，各干各的事，种田的种田，经商的经商，做学问的做学问，各安其业，各得其所，天下自然就安宁太平了。

    可见，大道并不刻意做什么，却什么都能做成。治理国家与其不遵从“道”的大有作为，还不如遵从“道”的小有成就。秦皇汉武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是王朝败亡的祸根。只要帝王“无为”，老百姓就能有所作为，天下终将走向大治；帝王“有为"，老百姓则会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天下终将走向衰亡。

    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将王室的贵戚和辅佐他夺取天下的功臣分封为诸侯，功居第一的姜尚被分封到今天的山东北部，国号为齐，而周公的儿子伯禽被分封到山东南部，国号为鲁。

    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时，立下了这样的规矩：凡是有封地的诸侯，都要定期去天子所在的王城述职。姜尚治理齐国一年后，前往镐京向辅佐朝政的周公述职，周公问他齐国的治理情况，姜尚告诉周公，他在齐国行政，将当地的风俗和周朝的律法相结合，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习惯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治理方式，齐国基本实现了大治。两年后，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镐京述职，他用两年时间才改变了当地人的习俗，使他们的生活符合于周礼的要求，所以，到现在才能进京述职。

    在听完儿子的汇报之后，周公感慨地说，照这样发展下去，多年以后的鲁国必将受到齐国的欺凌，而齐国也必将为外姓所取代。历史证明周公的推测是正确的，多年以后，鲁国果然处处受制于齐国，而齐国也在春秋末年被田氏所取代。

    老子是周朝守藏室史，对齐鲁两国的兴衰非常熟悉。他提出了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无为而治”的主张，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大“道”从来不妄为、有意而为，它并不刻意去做什么，却没有什么做不成。所以，他认为，王侯应该用清静无为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不要过多干预老百姓的生活，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处理日常事务，这样，国家才能得到长治久安。

无数历史事例、很多王朝的衰落都是由君主的胡作非为所导致的。很多帝王好大喜功，热衷于有所作为，以便名留青史，结果使好端端的王朝败落了。汉武帝就是这样的帝王。刘邦建立汉朝后，对内奉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对外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和睦相处。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汉王朝终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即位后，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力，心里萌生了宣威天下的念头，他想像秦始皇那样，成为天下敬畏的旷世帝王。于是，他开启了征南越、攻匈奴、伐西南的战争，战争旷日持久，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再加上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原本丰实的国库被他挥霍一空。虽然他使西汉王朝的国威达到了顶峰，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面对外强中干的帝国状况，晚年的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向天下人检讨自己的过失。然而，汉帝国元气大伤，衰颓之势已不可逆，继位的昭帝、宣帝励精图治，无奈大厦将倾，回天无力，于是，外戚势力崛起，专断朝政，王纲失统，西汉王朝最终被王莽的新朝所取代。

汉武帝好歹还让西汉帝国苟延残喘了八九十年，而同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南征北伐统一天下，白魏晋以来历时数百年的大动荡局面终于结束。几百年的大动荡已经使中国社会满目疮痍，隋文帝决定迅速医治社会创伤，他勤俭治国，不干涉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就实现了天下大治，他开创的“开皇之治”可与后来的“贞观之治”媲美，国家财富丰饶，在开皇末年，人口也达到了五千多万。此时，大隋帝国的国力可与汉武帝初期的汉帝国比肩。然而，隋炀帝即位后，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力，也产生了做“秦皇汉武”的想法，他三次出兵高丽，前后动用了上百万军队，结果都大败而归，损失之巨，难以估算；在对突厥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钱财，也没有讨到丝毫便宜。他大兴土木，修建东都洛阳，在各地修建行宫；又动用上百万民力，开凿大运河，这是一项可与秦始皇修筑长城媲美的宏伟工程，耗费之巨，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又四处巡游，三次畅游江都，随行的船只绵延几十里，沿途的州县都要提供精美的食物。隋炀帝这种四处开花、四处耗费的做法，很快花光了“开皇之治”积累起来的财富，国力迅速衰落，更重要的是无休无止的征伐和徭役又使农民脱离生产，农业急遽萎缩，老百姓不堪重负，各地起义不断，地方实力派人物也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于是天下大乱，大隋帝国终于在战乱汹涌的浪潮中灰飞烟灭。

    隋炀帝身死国灭，为后世所不齿，推其致乱亡国之由，在于他自恃强大的国力，好大喜功，胡作非为，不是甘为天下苍生“受国之垢”，而是让天下百姓为他“受国不祥”，如此妄为，不亡国，实在没有天理。

    大道产生天地万物，却总是甘居卑处，静处柔弱。它从不对天地万物发号施令，而是让万物各依其性，各得其所，自由地生长发育。大干世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睦安宁的景象，这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帝王治理国家，应像大道统御天地万物那样，因势利导，以自己的“无为”去促成老百姓的“有为”。当然，“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有选择地做，做那些实实在在、不劳民伤财、能让老百姓感到舒心愉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