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重视循道而行，抓住根本的作用，他在《道德经》第十六章指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种类纷繁众多，但是最终都要回归到其根本。回归到其根本就会安静下来，这就叫归复其命运。命运是不会改变的，名字叫做“永恒”。能识知这种永恒者，就是聪明的人。不能识知永恒之道，轻举妄动就会遭遇凶险！认识到永恒之道者是宽容的，宽容就会公平，公平就能做王者。王者顺于天，天顺于道。顺于道则能长久，就永远不会失败。

老子发现事物千变万化，但是最后终归要回到其根本上，举一个例子来说，树木长高了，最后还是脱离不了它的根，落叶归根就是这个道理。人们离家远走，年纪大了就会思念自己的家乡，很多人总是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白居易曾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赞美荒原之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根。这里面总是有一个不变的根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唯有把握住这个根本，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大禹治水的例子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大禹是上古三代著名的部落首领，他是鲧的儿子，传说出生于今天的宁夏、甘肃一带，后来跟随父亲迁徙到了河南登封附近，在尧当政的时候，他被封为夏伯，因此被称为夏禹，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

传说在尧当政的时候，黄河发大水，百姓遭灾，庄稼都被淹了，房子也毁了，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得四处迁徙。于是部落首领尧就召开了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办法，他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推荐大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当尧问有没有比鲧更好的人时，大家都说没有，先让他去试试。尧同意了。

鲧在治水的时候，想四处堵住洪水，不让它泛滥，可是越堵洪水越泛滥，这样九年过去了，洪水更加严重了，尧非常生气，就下令把鲧处死了。于是，又任命其子大禹前去治水，大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带领民众开凿龙门。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四川），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他又挖通了河流，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与老百姓一块劳动，戴着蓑笠，身体力行，甚至腿上的毛都磨掉了，艰苦的程度可见一斑。禹新婚仅仅几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大禹父子治水的成败案例就是告诉我们在具体的领导工作中要善于把握住事物的根本。

要说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人们常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想治好病就要进行慢慢调理。中医承载着几千年来古代劳动人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知识，具有悠久而深远的历史。

早在传说时代，就有神农尝百草的说法，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上，已经有了关于医疗卫生以及不少疾病的记载。望闻问切四诊法一直是几千年来延续的诊病方法，至于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更是中国人民独步天下的医疗方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生物学、历算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各门学问，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从而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中医学说注重整体观念，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还强调人与自然界密切相关。它充分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人们诊断与治疗；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生病。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及疾病的预防。

阴阳对立统一学说与老子的学说如出一辙，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医学成就里，很多人都是精通道学，精通老子的，道家讲求养生，要想养生怎么会不看其根本《道德经》呢？

当然了，老子在阐述自己的学说时，侧重点不在说养生，而是谈治国的道理，他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静。只要能够守静就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什么是守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别瞎折腾。唐初李世民即位之后，他意识到隋炀帝的暴政是导致其覆灭的根本原因，因而非常注意吸取历史经验，调整统治政策，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为此，他制定了“安百姓”“重人才”的治国思想，迅速采取了一些有利的政策。推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让人民休养生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耕作。继续推行科举制，笼络人才，选贤任能，国力逐渐强盛，创造了后世史家称羡的“贞观之治”。

在开国领袖中，毛泽东就是善于抓住事物根本的典范。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17年8月23日，时年24岁的毛泽东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提出了要注意把握“本原”或？“大本之原”。就是说对事物一定要抓住它的根本，根本抓住了，枝叶之事会迎刃而解。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根本方略，他认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政、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

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黎氏接到这封信后，大为感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泽东还在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写出了著名的《矛盾论》，指出，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历来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今天的党政领导干部，处理问题上更是要注意抓住事物的根本，更要在实践中多锻炼。